信任之於人際關係，政治反對之於民主國家，如同制動裝置之於汽車，一輛正在高速行駛的汽車若制動裝置失效，很可能會導致非常嚴重的危險後果，甚至車毀人亡。
缺乏信任的人際關係，無法避免被爾虞我詐、相互猜疑所替代，更加難以長久和可持續的合作共謀事業。信任是個人對他人一貫的思想言行所持的理性態度，把利害攸關之事置於他人失信、失誤或失敗的風險之中。很多網友信任行為藝術大師屠夫吳淦先生，源於他在參與公共事務時一貫展現的抗爭姿態和堅定信念，還有基於道義對某些事件中關鍵線索提供者的隱私保護，所以網友們願意給予屠夫支持，願意為他提供必要協助。
信任在人際關係中承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憑藉共同訴求，通過誠實、能力和道義等要素作為紐帶連結每個獨立個體，構成一種相互依賴的網狀人際關係「信任關係至少為兩人所有，因為無人能獨自生存」，即信任網絡。長期支持並願意協助屠夫吳淦的網友們和屠夫吳淦之間便形成了一個相對鬆散的信任網絡，屠夫在這個信任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極其接近卡理斯瑪型領袖，幾乎完全倚重成員間的誠實、能力和道義等資源，因為強制和資本這兩個能夠有效強化信任網絡的手段在當下社會情境中並不適用。
信任網絡中的成員彼此交往、相互扶助、一起參與重大而長期的集體性事業「依賴互聯網傳播擴散資訊和動員民眾以及線下參與聲援圍觀對抗執政當局」。因為個人局限性及事業可能面臨風險，所以才尋求信任網絡的支持。屠夫吳淦在參與公共事務時能夠獲得信任網絡成員「眾多網友」的支持和協助，以致近些年來彰顯抗爭姿態的社會運動接二連三。雖然屠夫吳淦於今年5月19日在江西南昌被當局拘留，後遭批捕並被非法羈押至今，但也不能以此否定信任網絡的作用和抗爭的意義。隨著當局對抗爭行動者的打壓加劇，社會抗爭逐漸步入冰河時期。
同樣，一個缺乏政治反對的國家，必定不是民主國家。政治反對是民主國家的首要條件，抗爭是政治反對的理性表達，任何一個國家如果缺乏有效反對「反對黨派或公民社會，極權國家反對黨派先於公民社會」的聲音和力量約束、監督、制衡執政當局，那麼執政當局便可以肆無忌憚無視法律、為所欲為踐踏人權，直至社會被國家這台暴力機器完全吞噬、遭受無情摧殘，悲哀的民眾在高壓統治下或苟且偷生或惶恐不安，最終滑向極權主義的深淵。布爾什維克時期的蘇聯和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所發生的人道災難還不夠慘烈嗎？
對於致力政治反對的人士而言，享有廣泛、平等參與公共政治的權利，對執政當局進行有拘束力的協商或集體控制而免遭其專斷行為之侵害，在極權國家便是一項重大而長期又彌足珍貴且具風險的集體性事業，這項事業能夠有效保障人權、整體提升社會文明、推動社會進步。
因為極權主義並不相信包括自己的任何人，曾經的核心骨幹與成員也難逃淪為階下囚的厄運，遑論對手和敵人，從劉少奇到四人幫再到周永康、徐才厚、薄熙來等人還不能夠說明問題嗎；
它試圖全面控制和支配社會，不遺餘力的打壓有一定能力的NGO組織負責人和異議人士，今年「709大抓捕」事件中對王宇、李和平、謝陽等眾多人權律師和望雲和尚、考拉趙威等抗爭者任意拘捕和超期羈押，並剝奪親屬和辯護律師的會見權利，透過官方喉舌大肆詆毀抹黑和道德污名化他們；
它竭力分化、瓦解促使社會單元彼此顧念的關係，以挑撥離間、搬弄是非等卑鄙手段破壞父子、夫妻、兄弟姊妹、同鄉情誼等血緣和地緣關係，我的朋友任銘先生就是因為國保從中使壞導致他與妻子離婚；
它的言語說詞謊話連篇、前後不一，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曾經赫然刊登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養老政策的變化從「政府來養老」到「政府幫養老」到「養老不能靠政府」再到「推遲退休自己養老」成為眾所週知又令人嗤之以鼻的笑料。
極權主義覬覦並強制掠奪任何可資利用的社會資源，以滿足與日俱增的貪婪慾望，從遍佈各地的暴力血腥強拆事件中便可見一斑；
它將掠奪到的資源當作收買維穩力量的資本，不斷擴充警察和城管等維穩力量和職能，如此形成惡性循環，對敢於反抗者冠以尋釁滋事、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口袋罪名逮捕關押，我的好朋友張聖雨和謝文飛於去年十月三日在廣州增城街頭公開舉牌聲援香港民眾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活動，均遭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拘捕，被超期羈押至今仍未獲自由；
它用法律將法律應當捍衛的摧毀，用暴行為應當被摧毀的提供保護。
所以所有熱衷公共事務、志願投身公民社會、期許能夠依法治國的人士如不認清極權主義本質，不明確政治反對立場，不體現抗爭姿態，心存僥倖的刻意迴避既有社會現實，不但是缺少勇氣和擔當的自欺欺人，而且是智識的匱乏和道德的墮落。一切公共事務皆是政治，去政治化並不能紓解在公共事務中遭遇執政當局所施加的壓力，極權主義邊界明晰，不可能存在中間道路，它統治下的每個人都是它潛在的敵人，正如納粹的集中營，你沒被關押進去只是還沒被輪到而已，但它已經預先為每一個人都排好了隊，你也可能隨時被它隨機挑選。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終結極權主義統治才是前述人士迫在眉睫的共同訴求，如果沒有卓越團結的政治反對力量，所謂公民社會或法治社會不過只是鏡花水月、空中樓閣。拋開理念差異和路徑選擇歧見等隔絕，憑藉政治反對為共同訴求構建一張堅實而穩定的信任網絡，才是對抗極權主義統治的理性選擇。
欧彪峰
2015年11月8日
參考：查爾斯·蒂利《信任與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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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彪峰：信任網絡與政治反對
信任之於人際關係，政治反對之於民主國家，如同制動裝置之於汽車，一輛正在高速行駛的汽車若制動裝置失效，很可能會導致非常嚴重的危險後果，甚至車毀人亡。
缺乏信任的人際關係，無法避免被爾虞我詐、相互猜疑所替代，更加難以長久和可持續的合作共謀事業。信任是個人對他人一貫的思想言行所持的理性態度，把利害攸關之事置於他人失信、失誤或失敗的風險之中。很多網友信任行為藝術大師屠夫吳淦先生，源於他在參與公共事務時一貫展現的抗爭姿態和堅定信念，還有基於道義對某些事件中關鍵線索提供者的隱私保護，所以網友們願意給予屠夫支持，願意為他提供必要協助。
信任在人際關係中承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憑藉共同訴求，通過誠實、能力和道義等要素作為紐帶連結每個獨立個體，構成一種相互依賴的網狀人際關係「信任關係至少為兩人所有，因為無人能獨自生存」，即信任網絡。長期支持並願意協助屠夫吳淦的網友們和屠夫吳淦之間便形成了一個相對鬆散的信任網絡，屠夫在這個信任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極其接近卡理斯瑪型領袖，幾乎完全倚重成員間的誠實、能力和道義等資源，因為強制和資本這兩個能夠有效強化信任網絡的手段在當下社會情境中並不適用。
信任網絡中的成員彼此交往、相互扶助、一起參與重大而長期的集體性事業「依賴互聯網傳播擴散資訊和動員民眾以及線下參與聲援圍觀對抗執政當局」。因為個人局限性及事業可能面臨風險，所以才尋求信任網絡的支持。屠夫吳淦在參與公共事務時能夠獲得信任網絡成員「眾多網友」的支持和協助，以致近些年來彰顯抗爭姿態的社會運動接二連三。雖然屠夫吳淦於今年5月19日在江西南昌被當局拘留，後遭批捕並被非法羈押至今，但也不能以此否定信任網絡的作用和抗爭的意義。隨著當局對抗爭行動者的打壓加劇，社會抗爭逐漸步入冰河時期。
同樣，一個缺乏政治反對的國家，必定不是民主國家。政治反對是民主國家的首要條件，抗爭是政治反對的理性表達，任何一個國家如果缺乏有效反對「反對黨派或公民社會，極權國家反對黨派先於公民社會」的聲音和力量約束、監督、制衡執政當局，那麼執政當局便可以肆無忌憚無視法律、為所欲為踐踏人權，直至社會被國家這台暴力機器完全吞噬、遭受無情摧殘，悲哀的民眾在高壓統治下或苟且偷生或惶恐不安，最終滑向極權主義的深淵。布爾什維克時期的蘇聯和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所發生的人道災難還不夠慘烈嗎？
對於致力政治反對的人士而言，享有廣泛、平等參與公共政治的權利，對執政當局進行有拘束力的協商或集體控制而免遭其專斷行為之侵害，在極權國家便是一項重大而長期又彌足珍貴且具風險的集體性事業，這項事業能夠有效保障人權、整體提升社會文明、推動社會進步。
因為極權主義並不相信包括自己的任何人，曾經的核心骨幹與成員也難逃淪為階下囚的厄運，遑論對手和敵人，從劉少奇到四人幫再到周永康、徐才厚、薄熙來等人還不能夠說明問題嗎；
它試圖全面控制和支配社會，不遺餘力的打壓有一定能力的NGO組織負責人和異議人士，今年「709大抓捕」事件中對王宇、李和平、謝陽等眾多人權律師和望雲和尚、考拉趙威等抗爭者任意拘捕和超期羈押，並剝奪親屬和辯護律師的會見權利，透過官方喉舌大肆詆毀抹黑和道德污名化他們；
它竭力分化、瓦解促使社會單元彼此顧念的關係，以挑撥離間、搬弄是非等卑鄙手段破壞父子、夫妻、兄弟姊妹、同鄉情誼等血緣和地緣關係，我的朋友任銘先生就是因為國保從中使壞導致他與妻子離婚；
它的言語說詞謊話連篇、前後不一，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曾經赫然刊登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養老政策的變化從「政府來養老」到「政府幫養老」到「養老不能靠政府」再到「推遲退休自己養老」成為眾所週知又令人嗤之以鼻的笑料。
極權主義覬覦並強制掠奪任何可資利用的社會資源，以滿足與日俱增的貪婪慾望，從遍佈各地的暴力血腥強拆事件中便可見一斑；
它將掠奪到的資源當作收買維穩力量的資本，不斷擴充警察和城管等維穩力量和職能，如此形成惡性循環，對敢於反抗者冠以尋釁滋事、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口袋罪名逮捕關押，我的好朋友張聖雨和謝文飛於去年十月三日在廣州增城街頭公開舉牌聲援香港民眾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活動，均遭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拘捕，被超期羈押至今仍未獲自由；
它用法律將法律應當捍衛的摧毀，用暴行為應當被摧毀的提供保護。
所以所有熱衷公共事務、志願投身公民社會、期許能夠依法治國的人士如不認清極權主義本質，不明確政治反對立場，不體現抗爭姿態，心存僥倖的刻意迴避既有社會現實，不但是缺少勇氣和擔當的自欺欺人，而且是智識的匱乏和道德的墮落。一切公共事務皆是政治，去政治化並不能紓解在公共事務中遭遇執政當局所施加的壓力，極權主義邊界明晰，不可能存在中間道路，它統治下的每個人都是它潛在的敵人，正如納粹的集中營，你沒被關押進去只是還沒被輪到而已，但它已經預先為每一個人都排好了隊，你也可能隨時被它隨機挑選。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終結極權主義統治才是前述人士迫在眉睫的共同訴求，如果沒有卓越團結的政治反對力量，所謂公民社會或法治社會不過只是鏡花水月、空中樓閣。拋開理念差異和路徑選擇歧見等隔絕，憑藉政治反對為共同訴求構建一張堅實而穩定的信任網絡，才是對抗極權主義統治的理性選擇。
欧彪峰
2015年11月8日
參考：查爾斯·蒂利《信任與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