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泽:母亲开始维权,是对我的终极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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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手续办完了,我们回家吧。”收拾完资料,我准备扶起母亲。

“我不回去。我还要……“

“你给我留个手机号。”徐行长同时说话,母亲后面的话被打断。但我的确清楚听到“我不回去”这斩钉截铁的四个字,欣慰的暖流瞬间充满了我的大脑。

从开始给行长留手机号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试图解释这种“欣慰感”,随后,有关这几年的某些回忆,也都占据了我今天的全部剩余时间。

(一)污名化维权者,使维权者得不到亲友的认可

在我第一次坐牢回家之前,地方国保已经做好充分工作。等我回到家,亲友面亲里疏。我侧面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各种流言已经先入为主:某位亲人说,警察告诉他我被抓的原因是我在外企工作的德国老板是间谍;某位女性朋友甚至要与我绝交,称我是“最邪恶的坏人”;村里老一辈的邻居说我是“反党反革命”……

因为之前不想让家人担心,所以我从未给父母解释我的工作性质,而此时无论如何解释也无法让我这些被党化教育同化至深(父亲这边三爹是党员,母亲这边舅舅全家老师、校长、团长、镇长,姨家军人、镇长)的家人理解。记得当时,姐夫想要与姐姐离婚,姐姐为此经常埋怨我。后来听母亲说,曾有一次村民竟公开骂她养了个大学生儿子是劳改犯。

污名化的同时,他们还直接间接恐吓我的家人,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告知我父母随时准备抓我。有一天,父亲慌慌张张地冲进来,把我使劲拽下楼说:“快跑,他们要来抓你了,几辆警车都追在我后面,快跑,往田地里跑!……”我第一次感受到父爱如山,幸福到落泪。在我第三次出狱警告国保之后,村里才恢复了往日我在家每天听不到警车鸣叫的宁静。

(二)孤立维权者家庭,引发破窗效应

“大学生儿子是劳改犯”的流言流行之后,我听某些村民说,村支书曾私下要求大家孤立我家,我堂弟也被告知不要与我来往,某位镇长亲戚意外碰面之后绕道而走,村民语言欺负我母亲的情况频频出现。父亲受“舆论”影响,无心再经营维修铺,甚至有流氓威胁要赶他走,家里也多次失窃,鸡不时丢失,过年的时候菜园里的蒜苗被人偷拔的一株不剩……父亲过世当天,也有人乘乱顺手牵羊。

(三)父亲过世后,破窗效应恶化

两个月来,我一直忙于照顾母亲、修缮房屋、处理父亲后事。经过长期努力,2015年10月20日,各种手续终于办完,拿到公证书,公证为我母亲继承父亲遗产。房屋也基本修缮完毕。心里略有轻松,但依然感觉很多事情要做还没做。

21日去农行取我父亲的存款,银行通知须我母亲本人过来。22日上午母亲过来之后,银行各种插队情况,时间大大延误,等排到我们时已经是中午11点多,5号窗口工作人员某女甲说我们的只能下午两点半再处理。下午开始处理时,又以之前银行卡曾口头挂失而我们不知密码为由,要我们重新办卡,交挂失手续费10元。我即时打客服电话询问和投诉,客服跟甲沟通后明确告诉我,无须补卡手续,可以直接重置密码。甲却说客服业务不熟,非要坚持办补卡手续。我们相持不下,银行主任某男乙趁我不在时,粗暴拉扯我姐和母亲离开,我收到姐姐的电话紧急赶到,正见乙用力拉扯5号窗口边的母亲。然后我拒绝在补卡手续上签字,银行报警,一位便衣打电话一边叫人过来一边说:“他还说要看我证件他妈的”,我警告他不要骂人。母亲因突如其来的场面哭了起来,我和我母亲被强制传唤,押到派出所。我姐要求索回父亲的银行卡、公证书和母亲的身份证,银行也不予归还。

23日,因为母亲很害怕,我安排她休息一天,并给她做维权的思想工作,请求她坚持办手续时不补卡只重置密码的底线,母亲还是很担心,劝我“不要太犟、胳膊拧不过大腿”,而我心意已决,我不想让母亲一直在恐惧中生活下去。我的意见也得到同城公民朋友的认同,他们认为办新卡十元手续费是小事,但客服都说不需要,显然是银行柜台没事找事,何况居然对我老母亲粗暴动手,二来在我家目前境况下,如果我被欺负而不抗争,以后必然被地方小视,闲言碎语传到村里,会导致下一步的破窗效应,所以他们建议我这次必须还击。

24日,我们母子还是像前天那样合理合法取款,看情形应该不会再对母亲动手和报警了,只是收到一个自称是前公安现开保安公司的刘姓男子的威胁,说我们出门后不会再让我们进来。我问母亲,怕吗?母亲说还是有一点害怕。

25日,银行依然坚称客服的答复是错误的,自己是正确的,不予办理。并对我们轮番劝退、离间。诸如对我母亲说,儿子在外面跟坏人在一起学坏了干坏事,儿子怎么怎么不对,父亲的死,肯定跟我们其他三位家庭成员与父亲不和有关,儿子女儿是不是每月给你生活费,他们是想背着你偷偷把钱取走;对我姐姐说,女儿都不给母亲买双好鞋子穿……

(四)参与地方维权,让家人穿越恐惧,是阻止破窗效应的必经途径

26日,我们每天坚持早上来,晚上离开,母亲渐渐不再害怕。银行态度也有变化,不仅不再说我们坏话,还对我妈称赞起我来,甚至给我的小外甥买零食吃。中午,自称徐行长的人过来告知,可以不用补卡直接重置密码取款了。

“妈,手续办完了,我们回家吧。”我收拾完一摞资料,准备扶起母亲。

“我不回去。我还要讨个说法,”母亲接着说……

(五)母亲开始维护权益,是对我最终极的认可

下午,我在外面翻看父亲的账户流水单,上面一行行都是公民朋友在我入狱时给父亲转款的记录。父亲在死之前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流水单是可以通过银行打印出来的,只知道在接到公民朋友们的转款电话之后一个个把名字、数额记在日记本上。料理父亲后事之时,我翻看父亲的日记本,在我第一次入狱之后,日记文字大量增加,记录着每日打听到的儿子情况、公民和律师朋友电话内容,以及儿子出狱回家后的心情……看着这些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们的名单,再抬头看看坐在里面“讨说法”的母亲,我想我可以解释我的“欣慰感”了。

在我给行长留电话号码完毕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母亲这样做的目的,只是试图结束这艰难的破窗效应,只是一个母亲对这个因为我而破碎的家庭的最本能的维护。

我眼镜下方的视线不知不觉间开始模糊了……

宋泽

2015年10月26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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