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手续办完了，我们回家吧。”收拾完资料，我准备扶起母亲。
“我不回去。我还要……“
“你给我留个手机号。”徐行长同时说话，母亲后面的话被打断。但我的确清楚听到“我不回去”这斩钉截铁的四个字，欣慰的暖流瞬间充满了我的大脑。
从开始给行长留手机号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试图解释这种“欣慰感”，随后，有关这几年的某些回忆，也都占据了我今天的全部剩余时间。
（一）污名化维权者，使维权者得不到亲友的认可
在我第一次坐牢回家之前，地方国保已经做好充分工作。等我回到家，亲友面亲里疏。我侧面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各种流言已经先入为主：某位亲人说，警察告诉他我被抓的原因是我在外企工作的德国老板是间谍；某位女性朋友甚至要与我绝交，称我是“最邪恶的坏人”；村里老一辈的邻居说我是“反党反革命”……
因为之前不想让家人担心，所以我从未给父母解释我的工作性质，而此时无论如何解释也无法让我这些被党化教育同化至深（父亲这边三爹是党员，母亲这边舅舅全家老师、校长、团长、镇长，姨家军人、镇长）的家人理解。记得当时，姐夫想要与姐姐离婚，姐姐为此经常埋怨我。后来听母亲说，曾有一次村民竟公开骂她养了个大学生儿子是劳改犯。
污名化的同时，他们还直接间接恐吓我的家人，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告知我父母随时准备抓我。有一天，父亲慌慌张张地冲进来，把我使劲拽下楼说：“快跑，他们要来抓你了，几辆警车都追在我后面，快跑，往田地里跑！……”我第一次感受到父爱如山，幸福到落泪。在我第三次出狱警告国保之后，村里才恢复了往日我在家每天听不到警车鸣叫的宁静。
（二）孤立维权者家庭，引发破窗效应
“大学生儿子是劳改犯”的流言流行之后，我听某些村民说，村支书曾私下要求大家孤立我家，我堂弟也被告知不要与我来往，某位镇长亲戚意外碰面之后绕道而走，村民语言欺负我母亲的情况频频出现。父亲受“舆论”影响，无心再经营维修铺，甚至有流氓威胁要赶他走，家里也多次失窃，鸡不时丢失，过年的时候菜园里的蒜苗被人偷拔的一株不剩……父亲过世当天，也有人乘乱顺手牵羊。
（三）父亲过世后，破窗效应恶化
两个月来，我一直忙于照顾母亲、修缮房屋、处理父亲后事。经过长期努力，2015年10月20日，各种手续终于办完，拿到公证书，公证为我母亲继承父亲遗产。房屋也基本修缮完毕。心里略有轻松，但依然感觉很多事情要做还没做。
21日去农行取我父亲的存款，银行通知须我母亲本人过来。22日上午母亲过来之后，银行各种插队情况，时间大大延误，等排到我们时已经是中午11点多，5号窗口工作人员某女甲说我们的只能下午两点半再处理。下午开始处理时，又以之前银行卡曾口头挂失而我们不知密码为由，要我们重新办卡，交挂失手续费10元。我即时打客服电话询问和投诉，客服跟甲沟通后明确告诉我，无须补卡手续，可以直接重置密码。甲却说客服业务不熟，非要坚持办补卡手续。我们相持不下，银行主任某男乙趁我不在时，粗暴拉扯我姐和母亲离开，我收到姐姐的电话紧急赶到，正见乙用力拉扯5号窗口边的母亲。然后我拒绝在补卡手续上签字，银行报警，一位便衣打电话一边叫人过来一边说：“他还说要看我证件他妈的”，我警告他不要骂人。母亲因突如其来的场面哭了起来，我和我母亲被强制传唤，押到派出所。我姐要求索回父亲的银行卡、公证书和母亲的身份证，银行也不予归还。
23日，因为母亲很害怕，我安排她休息一天，并给她做维权的思想工作，请求她坚持办手续时不补卡只重置密码的底线，母亲还是很担心，劝我“不要太犟、胳膊拧不过大腿”，而我心意已决，我不想让母亲一直在恐惧中生活下去。我的意见也得到同城公民朋友的认同，他们认为办新卡十元手续费是小事，但客服都说不需要，显然是银行柜台没事找事，何况居然对我老母亲粗暴动手，二来在我家目前境况下，如果我被欺负而不抗争，以后必然被地方小视，闲言碎语传到村里，会导致下一步的破窗效应，所以他们建议我这次必须还击。
24日，我们母子还是像前天那样合理合法取款，看情形应该不会再对母亲动手和报警了，只是收到一个自称是前公安现开保安公司的刘姓男子的威胁，说我们出门后不会再让我们进来。我问母亲，怕吗？母亲说还是有一点害怕。
25日，银行依然坚称客服的答复是错误的，自己是正确的，不予办理。并对我们轮番劝退、离间。诸如对我母亲说，儿子在外面跟坏人在一起学坏了干坏事，儿子怎么怎么不对，父亲的死，肯定跟我们其他三位家庭成员与父亲不和有关，儿子女儿是不是每月给你生活费，他们是想背着你偷偷把钱取走；对我姐姐说，女儿都不给母亲买双好鞋子穿……
（四）参与地方维权，让家人穿越恐惧，是阻止破窗效应的必经途径
26日，我们每天坚持早上来，晚上离开，母亲渐渐不再害怕。银行态度也有变化，不仅不再说我们坏话，还对我妈称赞起我来，甚至给我的小外甥买零食吃。中午，自称徐行长的人过来告知，可以不用补卡直接重置密码取款了。
“妈，手续办完了，我们回家吧。”我收拾完一摞资料，准备扶起母亲。
“我不回去。我还要讨个说法，”母亲接着说……
（五）母亲开始维护权益，是对我最终极的认可
下午，我在外面翻看父亲的账户流水单，上面一行行都是公民朋友在我入狱时给父亲转款的记录。父亲在死之前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流水单是可以通过银行打印出来的，只知道在接到公民朋友们的转款电话之后一个个把名字、数额记在日记本上。料理父亲后事之时，我翻看父亲的日记本，在我第一次入狱之后，日记文字大量增加，记录着每日打听到的儿子情况、公民和律师朋友电话内容，以及儿子出狱回家后的心情……看着这些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们的名单，再抬头看看坐在里面“讨说法”的母亲，我想我可以解释我的“欣慰感”了。
在我给行长留电话号码完毕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母亲这样做的目的，只是试图结束这艰难的破窗效应，只是一个母亲对这个因为我而破碎的家庭的最本能的维护。
我眼镜下方的视线不知不觉间开始模糊了……
宋泽
2015年10月26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