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存在是一种寻求意义的求证，人的意义在于其尊严、自由和得到本然与应然的光彩。这种对于自然属性的超越体现着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证据，也是人的生命主动存在于客观世界的动力。人有认知能力，人不甘于停留在精神拘捕的囚笼状态，他的全部意义在于看到生命的希望，并坚定地前行。生命不会静止，更不会回逆，因为时间不可能停留，历史也不会逆转，即便在深沉的黑夜，也必须有积极的作为。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生命作为一种自然的存在本无所谓意义，正是其不熄的希望之光使其意义得以确认。对于每一个生命个体来说，他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希望，也没有任何合法性的依据成为其自甘消极的借口。
没有人能够预言出历史发展的细节，但历史的大势总会滚滚向前。这是历史对生命的鼓舞与对希望的肯定，以此排除了某种历史逆流的决定性作用。在历史发展之途中，总有一些短暂的返祖现象，但这不意味着它能逆转历史的车轮。因此在逆流中观察到的历史回转迹象是靠不住的，因它不符合生命向前的总体要求。人是爱与自由的集合，因本身作为绝对价值成为一切社会模式的起点，在现代性已经普遍降临的今天，没有力量能够否定这一事实。怀疑主义认为的历史没有真实，存在的都是一些话语中的创造和颠覆，但是我们活在真实的当下，有机会辨别历史抛来的各种目光。之所以消极或悲观主义的历史预言不能确立在当下，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受到人类知识整体进步的强烈影响。也就是说，天气无法脱离整体的气候而存在，在一个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时代，任何区域都已经无法做到绝对的画地为牢。
不论新幽灵多么任性，但它已经无法真正捕获现代人的灵魂，虽然广阔的民间社会并不了解其中政治动作的利害动机。三十年市场经济的洗礼虽然造成诸多公义坎陷，但其最大的收获是人们对经济人身份的认领。这意味着个人价值、财产权和具体收益评估对义务伦理的代替，每个人对于意识形态的消费实际进行了个人效用的计算。由于市场交易和商业伦理的淘洗，任何乌托邦式的飘渺愿景已经无法抗衡实际的成本——收益关怀，经济现实主义本身再也无法让位于乌托邦的幽灵徘徊。这时候不要总以知识分子的道德洁辩来指责民间社会的急功近利，而正是这样的“见利忘义”才让人们从天堂回到了充满坎坷的大地。布满荆棘的大地是一种真实。由于不完全的市场可能造成诸多现实问题，但这种问题已经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其问题本身也回到了人性的真实状态。其实，权利是市场经济的直接产品，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的基础依托，个人没有财产占有权的情况下，权利实际上就是一句空话。当每个人把空洞的政治乌托邦兴趣转向财产关怀之时，这本身就是一种务实的政治要求，也是有实际作用的政治参与，并不是只有发表宪政言论，或者游行对抗主义才是参与政治。对于个人切近的直接利益的关切，意味着对于常态化收益分享机制和体制建构的要求，其本身就是对乌托邦意识形态的排除。
公共知识分子总是指责大众层面对于公共空间的淡漠，其实这种淡漠是对过去乌托邦政治逃离之后的生活回归，在货币化衡量一切的时代总是进步于政治觉悟的评价。甚至不讨论责任伦理或者拒绝国家主义的荣誉激励，其本身已经抽离了极权主义的社会动员基础。在任何时代都不要指望每个人对政治体制发出深刻追问，或者以形式化的政治参与声张价值，而要看到他们到底在与什么合作。个人生计的急切关怀和权利维护是现实政治权力的巨大压力，它在任何时候都远胜于引经据典的学术空耗，抵牾幽灵主义的崇拜由此产生的临时性物质主义极端恰恰是人的基本精神的要求。财产与权利在消费主义时代会带来真实状态中的无数烦恼，它已经全面代替了乌托邦时代天堂承诺中的兴奋。沃尔斯说：“在每一个现实的人身上，求生的意愿也就是求快乐的意愿。”当无数人在矛盾越来越复杂的现实中寻求快乐而不得，其本身就会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力量，因为已经很少有人甘愿沉浸在痛苦的人生而为了未来伟大的天堂。现实政治结构不可能做到利益均沾，巨大的阶层反差会成为社会心理的痛苦之源，个人已不会服从什么义务责任的集体主义奉献。可以说，市场时代的货币化价值取向完成了现代人的权利启蒙，一旦完成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即便是新幽灵的狂风暴雨也已经难以动摇。
曾经对乌托邦热烈拥抱的是知识分子，对其带来的现实绝望到万念俱灰的也是知识分子，对其改良主义承诺抱有幻想的还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无疑有着缜密的逻辑能力和广博的知识储备，但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很容易放大幻觉，又很容易心大于死。19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的确有一定的瓦解旧意识形态的作用，但正如霍姆斯所提醒的，“知识分子的伟大，与了不起的人类整体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尤其在目前的境况下，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我说的并不是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身份的转换，如果那样将会承担更大的代价。“被圣化的构想”是知识分子曾经为人类犯下的的巨大错误，至今仍然在祸害人类的部分区域，极权主义还在借用它的批判武器作用。1990年代以来，一些知识分子并未从“被圣化的构想”中回到人类经验，而是加入了另一场权力同构，当在今天被抛弃之后又陷入了悲观和迷茫。别尔嘉耶夫在他那个时代同样发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问题，因在那时思想的独立，精神创造的自由，都遭到了那个时代强大运动的否弃，知识分子失去了智性和思想上的指导作用。知识分子作为思想的代表，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应该完成生命过程的律令，为历史的进步服务。有的知识分子对当前社会的失望还在于公众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只是基于个人效用的消费叙事，个人化维权和利己的政治参与是机会主义的避重就轻和利害估算，所以就认为公众也是大维稳格局的参与者。这种思维方式还是囿于整全改进方案的局限，未能深刻领会波普尔所说的社会改造的“零星工程”，也只有共产主义之类是一个设计周全的天堂般的道德方案。托马斯·索维尔在批评知识分子脱离社会现实时说，无论在经济、法律或者其他领域，对于体系性演进的依赖，都立足于这个受到限制的构想——悲观构想。悲观构想会认为，任何个体的知识和视野都有严重的局限性，无论该个体与其他个体相比可能会是多么的知识渊博和才华横溢。从极多数人中汲取相当知识和经验所形成的体系性演变，经常包含着那些人从世代相继的经验中所进化的生成的传统。与知识分子的知识相比，体系性过程更值得信赖。因此，在任何情况下，社会只能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操守失望，而知识分子没有对社会失望的理由。
之所以一遇到政治的冰河期知识分子就集体沉默，或者在鲜活“事件”中集体缺席，并不是他们失去了介入生活的兴趣，而是失去了介入现实的能力。一些知识分子的长项只是锦上添花，而无法在风雪中保持自己的火光，哪怕是浅浅的萤火。总是幻想以帝师般的能量使顶层幡然醒悟，然后接受一种议谏方案，最后让社会转型的奇迹从自己的手上诞生。怪不得阿伦特曾经深刻地指出，期待奇迹，期待“无限不可能性”发生在自行其是的历史或政治过程中，乃是纯粹的迷信，虽然这样的迷信从未绝迹。这同样也是法治优先于民主论者所期待的奇迹，他们认为只要法治一到，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甚至以法治的形式和程序倒逼权力核心做出改革的让步。这里且不论幽闭性政治权力运作的深不可测，单就法治本身来说，它不可能在一个非民主政治框架中实施，因为权力最为担心的是它的资源控制范围和号召能力。所有民主国家的近代法治都是以形式理性、建构主义倾向的国家法秩序来展现自身的，但也并不意味着只要建立了国家法秩序，就会自然而然地型塑相应的法治秩序。它的基础是公民能力与公民经验对于法治内涵的认领，其保障框架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民主宪政的先在结构，只有如此，才能促进自主自律秩序和公民性社会资本的生成。这种奇迹性迷恋和偏好并不是民间社会日攻一卒的具体努力，而往往以政治学价值或以其美德的名义流于激情滔滔。
当前的维权叙事和利己动机并非能够全面左右国家议题，甚至可能没有进一步倒逼社会转型的机会，但其中最大的意义在于信心的鼓励、权利的唤醒和横向联结能力的训练。在这种具体的行动叙事中，知识分子无法成为行动者的导师，相反的是行动者在一步步改变知识分子的逻辑情结，因为历史是实践者的鲜血在推动进步。正如阿伦特指出的，“从哲学上来说，行动是人类对出生状况的回应”。对于行动叙事来说，他们从来不会丧失希望与前行的勇气，也不会遭遇精神意义上的冰河期，这也正是从黑夜走向黎明的基础条件。知识分子不要总想获得对大众的领导权，也不要再幻想让大众为你的社会转型的整全方案进行试验，如果想真正介入历史的转折点就必须放弃对于权力的任何幻想，由此而升起对于历史进步及其民间社会的希望。让民间社会的希望冲刷已经板结的知识体系，让他们的温度融化你精神的冰河期判断，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改变旧有的一统江湖的话语权依赖。否则，只能回到书斋进行自己的学术考古活动，或者在花鸟鱼虫间消费些政治八卦和官场演义。
在行动意义上，民间社会恰恰是知识分子的老师，正如毛泽东当年对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批判，因为一些知识分子的情绪气泡并不是对先在秩序的否定，而是对现实秩序无法为其提供话语主导权而心生怨言。实践证明，这种情绪气泡是靠不住的，不仅容易一捅就破，甚至稍加引诱也就就地融化。但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意义虚无，而是说必须有一次对自身的反思，和对民间社会的重新认知。这时也并不是要让知识分子放弃原有的身份而加入民间维权行动，而是要求关怀现实问题及社会转型的知识分子必须保持自身的良知，起码不再助纣为虐。知识分子或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该是永远站在灰色地带的呐喊者，应该始终坚守人类良知，为底层及其弱者提供辩护，哪怕是民间社会的原始正义行为。朱里安·本达认为，“知识分子的信仰统治世俗世界并不好，但是，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信仰说教，或者知识分子投身于实际的热情，一点也不知羞耻，假如赤裸裸地并且一点儿也不想超越政治世俗的热情上升到另一境界，那样的状况，远比知识分子的信仰统治世俗世界应该感到可怕”。历史给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最好的有效作为的机会，灰色地带越大，越需要有人在黑暗中发出公义的声张。他必须深刻地融入这个社会，洞察到人类的命运，义无反顾地向社会说出真理。他必须是“价值中立”的前倾者，始终站在民间社会这一边而恶猜公权，拒绝调和。只有如此，才能与旧秩序有个彻底的切割，也才能导向真正的光明之途，告别因长期专制压抑而成的精神侏儒。
在走向黎明的途中，如果还是以“学术理性”和“价值中立”的名义与旧秩序藕断丝连，就无法承担知识分子的使命，必然被民间社会所抛弃。这个时代，不缺少汗牛充栋的学术训练和专业技能，缺少的是知识分子秉持的良知和勇气，缺少的是前进途中永不停息的对于旧世界的审判。如果我们无法绕开历史境遇和旧秩序的阻挠，那就必须迎风而上，任何点滴的精神硬度都是对它的消解和抗击。尤金·韦伯说：“所有艰难度过的坏年头，都是给予你经验和教训的好年头。”不仅如此，历史大势如黎明一样，它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这是不需要理论论证和学术空耗的，只需要把握好自己的角色。每个人都渴望拥有尊严，都渴望拥有自由，也都渴望有清新的空气和干净的水，这千万个同一种愿望本身就是摧毁旧秩序的力量，这就是民间社会的芸芸众生潜在地问鼎政治，也是每个人发自生命基本要求的迫切的权利主张。
2015年10月5日
转自：独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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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春和：从黑夜导向黎明
生命的存在是一种寻求意义的求证，人的意义在于其尊严、自由和得到本然与应然的光彩。这种对于自然属性的超越体现着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证据，也是人的生命主动存在于客观世界的动力。人有认知能力，人不甘于停留在精神拘捕的囚笼状态，他的全部意义在于看到生命的希望，并坚定地前行。生命不会静止，更不会回逆，因为时间不可能停留，历史也不会逆转，即便在深沉的黑夜，也必须有积极的作为。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生命作为一种自然的存在本无所谓意义，正是其不熄的希望之光使其意义得以确认。对于每一个生命个体来说，他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希望，也没有任何合法性的依据成为其自甘消极的借口。
没有人能够预言出历史发展的细节，但历史的大势总会滚滚向前。这是历史对生命的鼓舞与对希望的肯定，以此排除了某种历史逆流的决定性作用。在历史发展之途中，总有一些短暂的返祖现象，但这不意味着它能逆转历史的车轮。因此在逆流中观察到的历史回转迹象是靠不住的，因它不符合生命向前的总体要求。人是爱与自由的集合，因本身作为绝对价值成为一切社会模式的起点，在现代性已经普遍降临的今天，没有力量能够否定这一事实。怀疑主义认为的历史没有真实，存在的都是一些话语中的创造和颠覆，但是我们活在真实的当下，有机会辨别历史抛来的各种目光。之所以消极或悲观主义的历史预言不能确立在当下，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受到人类知识整体进步的强烈影响。也就是说，天气无法脱离整体的气候而存在，在一个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时代，任何区域都已经无法做到绝对的画地为牢。
不论新幽灵多么任性，但它已经无法真正捕获现代人的灵魂，虽然广阔的民间社会并不了解其中政治动作的利害动机。三十年市场经济的洗礼虽然造成诸多公义坎陷，但其最大的收获是人们对经济人身份的认领。这意味着个人价值、财产权和具体收益评估对义务伦理的代替，每个人对于意识形态的消费实际进行了个人效用的计算。由于市场交易和商业伦理的淘洗，任何乌托邦式的飘渺愿景已经无法抗衡实际的成本——收益关怀，经济现实主义本身再也无法让位于乌托邦的幽灵徘徊。这时候不要总以知识分子的道德洁辩来指责民间社会的急功近利，而正是这样的“见利忘义”才让人们从天堂回到了充满坎坷的大地。布满荆棘的大地是一种真实。由于不完全的市场可能造成诸多现实问题，但这种问题已经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其问题本身也回到了人性的真实状态。其实，权利是市场经济的直接产品，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的基础依托，个人没有财产占有权的情况下，权利实际上就是一句空话。当每个人把空洞的政治乌托邦兴趣转向财产关怀之时，这本身就是一种务实的政治要求，也是有实际作用的政治参与，并不是只有发表宪政言论，或者游行对抗主义才是参与政治。对于个人切近的直接利益的关切，意味着对于常态化收益分享机制和体制建构的要求，其本身就是对乌托邦意识形态的排除。
公共知识分子总是指责大众层面对于公共空间的淡漠，其实这种淡漠是对过去乌托邦政治逃离之后的生活回归，在货币化衡量一切的时代总是进步于政治觉悟的评价。甚至不讨论责任伦理或者拒绝国家主义的荣誉激励，其本身已经抽离了极权主义的社会动员基础。在任何时代都不要指望每个人对政治体制发出深刻追问，或者以形式化的政治参与声张价值，而要看到他们到底在与什么合作。个人生计的急切关怀和权利维护是现实政治权力的巨大压力，它在任何时候都远胜于引经据典的学术空耗，抵牾幽灵主义的崇拜由此产生的临时性物质主义极端恰恰是人的基本精神的要求。财产与权利在消费主义时代会带来真实状态中的无数烦恼，它已经全面代替了乌托邦时代天堂承诺中的兴奋。沃尔斯说：“在每一个现实的人身上，求生的意愿也就是求快乐的意愿。”当无数人在矛盾越来越复杂的现实中寻求快乐而不得，其本身就会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力量，因为已经很少有人甘愿沉浸在痛苦的人生而为了未来伟大的天堂。现实政治结构不可能做到利益均沾，巨大的阶层反差会成为社会心理的痛苦之源，个人已不会服从什么义务责任的集体主义奉献。可以说，市场时代的货币化价值取向完成了现代人的权利启蒙，一旦完成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即便是新幽灵的狂风暴雨也已经难以动摇。
曾经对乌托邦热烈拥抱的是知识分子，对其带来的现实绝望到万念俱灰的也是知识分子，对其改良主义承诺抱有幻想的还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无疑有着缜密的逻辑能力和广博的知识储备，但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很容易放大幻觉，又很容易心大于死。19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的确有一定的瓦解旧意识形态的作用，但正如霍姆斯所提醒的，“知识分子的伟大，与了不起的人类整体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尤其在目前的境况下，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我说的并不是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身份的转换，如果那样将会承担更大的代价。“被圣化的构想”是知识分子曾经为人类犯下的的巨大错误，至今仍然在祸害人类的部分区域，极权主义还在借用它的批判武器作用。1990年代以来，一些知识分子并未从“被圣化的构想”中回到人类经验，而是加入了另一场权力同构，当在今天被抛弃之后又陷入了悲观和迷茫。别尔嘉耶夫在他那个时代同样发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问题，因在那时思想的独立，精神创造的自由，都遭到了那个时代强大运动的否弃，知识分子失去了智性和思想上的指导作用。知识分子作为思想的代表，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应该完成生命过程的律令，为历史的进步服务。有的知识分子对当前社会的失望还在于公众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只是基于个人效用的消费叙事，个人化维权和利己的政治参与是机会主义的避重就轻和利害估算，所以就认为公众也是大维稳格局的参与者。这种思维方式还是囿于整全改进方案的局限，未能深刻领会波普尔所说的社会改造的“零星工程”，也只有共产主义之类是一个设计周全的天堂般的道德方案。托马斯·索维尔在批评知识分子脱离社会现实时说，无论在经济、法律或者其他领域，对于体系性演进的依赖，都立足于这个受到限制的构想——悲观构想。悲观构想会认为，任何个体的知识和视野都有严重的局限性，无论该个体与其他个体相比可能会是多么的知识渊博和才华横溢。从极多数人中汲取相当知识和经验所形成的体系性演变，经常包含着那些人从世代相继的经验中所进化的生成的传统。与知识分子的知识相比，体系性过程更值得信赖。因此，在任何情况下，社会只能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操守失望，而知识分子没有对社会失望的理由。
之所以一遇到政治的冰河期知识分子就集体沉默，或者在鲜活“事件”中集体缺席，并不是他们失去了介入生活的兴趣，而是失去了介入现实的能力。一些知识分子的长项只是锦上添花，而无法在风雪中保持自己的火光，哪怕是浅浅的萤火。总是幻想以帝师般的能量使顶层幡然醒悟，然后接受一种议谏方案，最后让社会转型的奇迹从自己的手上诞生。怪不得阿伦特曾经深刻地指出，期待奇迹，期待“无限不可能性”发生在自行其是的历史或政治过程中，乃是纯粹的迷信，虽然这样的迷信从未绝迹。这同样也是法治优先于民主论者所期待的奇迹，他们认为只要法治一到，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甚至以法治的形式和程序倒逼权力核心做出改革的让步。这里且不论幽闭性政治权力运作的深不可测，单就法治本身来说，它不可能在一个非民主政治框架中实施，因为权力最为担心的是它的资源控制范围和号召能力。所有民主国家的近代法治都是以形式理性、建构主义倾向的国家法秩序来展现自身的，但也并不意味着只要建立了国家法秩序，就会自然而然地型塑相应的法治秩序。它的基础是公民能力与公民经验对于法治内涵的认领，其保障框架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民主宪政的先在结构，只有如此，才能促进自主自律秩序和公民性社会资本的生成。这种奇迹性迷恋和偏好并不是民间社会日攻一卒的具体努力，而往往以政治学价值或以其美德的名义流于激情滔滔。
当前的维权叙事和利己动机并非能够全面左右国家议题，甚至可能没有进一步倒逼社会转型的机会，但其中最大的意义在于信心的鼓励、权利的唤醒和横向联结能力的训练。在这种具体的行动叙事中，知识分子无法成为行动者的导师，相反的是行动者在一步步改变知识分子的逻辑情结，因为历史是实践者的鲜血在推动进步。正如阿伦特指出的，“从哲学上来说，行动是人类对出生状况的回应”。对于行动叙事来说，他们从来不会丧失希望与前行的勇气，也不会遭遇精神意义上的冰河期，这也正是从黑夜走向黎明的基础条件。知识分子不要总想获得对大众的领导权，也不要再幻想让大众为你的社会转型的整全方案进行试验，如果想真正介入历史的转折点就必须放弃对于权力的任何幻想，由此而升起对于历史进步及其民间社会的希望。让民间社会的希望冲刷已经板结的知识体系，让他们的温度融化你精神的冰河期判断，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改变旧有的一统江湖的话语权依赖。否则，只能回到书斋进行自己的学术考古活动，或者在花鸟鱼虫间消费些政治八卦和官场演义。
在行动意义上，民间社会恰恰是知识分子的老师，正如毛泽东当年对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批判，因为一些知识分子的情绪气泡并不是对先在秩序的否定，而是对现实秩序无法为其提供话语主导权而心生怨言。实践证明，这种情绪气泡是靠不住的，不仅容易一捅就破，甚至稍加引诱也就就地融化。但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意义虚无，而是说必须有一次对自身的反思，和对民间社会的重新认知。这时也并不是要让知识分子放弃原有的身份而加入民间维权行动，而是要求关怀现实问题及社会转型的知识分子必须保持自身的良知，起码不再助纣为虐。知识分子或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该是永远站在灰色地带的呐喊者，应该始终坚守人类良知，为底层及其弱者提供辩护，哪怕是民间社会的原始正义行为。朱里安·本达认为，“知识分子的信仰统治世俗世界并不好，但是，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信仰说教，或者知识分子投身于实际的热情，一点也不知羞耻，假如赤裸裸地并且一点儿也不想超越政治世俗的热情上升到另一境界，那样的状况，远比知识分子的信仰统治世俗世界应该感到可怕”。历史给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最好的有效作为的机会，灰色地带越大，越需要有人在黑暗中发出公义的声张。他必须深刻地融入这个社会，洞察到人类的命运，义无反顾地向社会说出真理。他必须是“价值中立”的前倾者，始终站在民间社会这一边而恶猜公权，拒绝调和。只有如此，才能与旧秩序有个彻底的切割，也才能导向真正的光明之途，告别因长期专制压抑而成的精神侏儒。
在走向黎明的途中，如果还是以“学术理性”和“价值中立”的名义与旧秩序藕断丝连，就无法承担知识分子的使命，必然被民间社会所抛弃。这个时代，不缺少汗牛充栋的学术训练和专业技能，缺少的是知识分子秉持的良知和勇气，缺少的是前进途中永不停息的对于旧世界的审判。如果我们无法绕开历史境遇和旧秩序的阻挠，那就必须迎风而上，任何点滴的精神硬度都是对它的消解和抗击。尤金·韦伯说：“所有艰难度过的坏年头，都是给予你经验和教训的好年头。”不仅如此，历史大势如黎明一样，它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这是不需要理论论证和学术空耗的，只需要把握好自己的角色。每个人都渴望拥有尊严，都渴望拥有自由，也都渴望有清新的空气和干净的水，这千万个同一种愿望本身就是摧毁旧秩序的力量，这就是民间社会的芸芸众生潜在地问鼎政治，也是每个人发自生命基本要求的迫切的权利主张。
2015年10月5日
转自：独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