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云阁:那些野草的声音(2)——由赵常青先生出狱所想到的

20多年过去了,许多像赵常青这样的仁人志士,不计得失成败,付出巨大牺牲,不信春风唤不回,一次次以小兵力攻打坚城,既体现出了理想与人性的光辉,也反映出了民间社会在上述思路支配下的阶段性悲剧处境。事实上,在赵常青先生等人入狱之后,专政打压更有上升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已有数以百计的人士被抓被判,最新针对维权律师的大肆打压,更加令人触目惊心,20多年来,体制的刚性面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清晰,也因此,一个看上去残酷的问题已经摆在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面前:要是这个体制就是不变,又该如何?要是这个体制就是刚性的,我们何以自处?这一问题,既是即将出狱的赵常青必然会面对的,也摆在所有有志于自由民主的人士的面前。

赵常青1

2015年10月16日,赵常青先生再一次,也是第四次走出了监狱。1989年6月,因参与89学运,赵常青被羁押在秦城监狱三个月;1997年,因在陕西汉中尝试参与人大代表竞选,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2002年,再因起草致中共十六大公开信,提出平反“六四”等要求,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三次入狱,并未磨灭赵常青追求民主宪政的志向,出狱后,他继续从事人权活动,是《零八宪章》第一批签署人。后来到北京,介入各种公民维权抗争活动:如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许志永、王荔蕻、吴淦(屠夫)、赵常青等人在街头举牌庆祝,被处以8天行政拘留;2011年中,在打压“茉莉花运动”时期的肃杀氛围中,赵常青毅然担负起了召集同道定期餐聚的责任,在酷寒中守望相助,这也成为后来新公民同城饭醉的先声之一。最终,因积极参与新公民运动,2013年4月初,赵常青第四次被抓捕,后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刑两年半。

与赵常青先生接触过的人,大都对他有相似的印象:乐观、平和,而又充满活力,在经历多次牢狱之后,赵常青先生依旧保持着这样的风采。2013年1月底,同城饭醉的约定时间,我也来到了赵常青先生召集的饭局,不过,或许是嗅到了什么风声的缘故,赵常青当天的行程并不顺利,来到饭局地点和大家打招呼的时候,楼下就守候着国保警察,于是,他只好起身离去,随国保警察的车回家。不料,一个多小时后,他却又突然出现在饭局上。大概是回家之后,国保警察一撤,他又急忙打车回来了。当天,赵常青依旧担任主持,提出的讨论题目是习近平在中纪委的讲话,由于内有“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等语,加上十八大刚过,不少人似乎从中看到了新上台的习近平亲和改革,甚至亲和宪政的可能。这个讲话在网络上讨论得颇为热烈,热切寄望者有之,泼冷水者有之,观望者也有之,很自然的,饭局上的讨论也依旧很热烈而分歧。还记得过了几天之后,赵常青先生就将当天的讨论整理了出来,发表在了网络上。

那一段时间,因为家事原因常回老家,很少出席常青召集的饭局,就算如此,也很容易就发现,饭局上的话题并不是常青最为关切的东西,同城饭醉这个形式或者平台,才是常青更为看重的。饭后,他拉着我来到一旁,一再表示,饭醉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也是一次机会,希望我以及更多的人投入进来,加以推动。说起来,自从2003年张大军先生召集关天半月谈,形成定期餐聚的形式以来,各种饭醉确实是同道交流的主要方式,也确实促进了不少事情的进展,同道同城聚会,既能够联络感情,一旦出事又可以守望相助,还能够探讨思想、时局,分析维权、上访中的诸多技术细节,常青对此充满热情,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就在两年多以前,以推特为平台,在艾未未等人的推动下,各种饭醉活动也相当热闹,却在打压“茉莉花运动”的寒潮中逐渐冷却,也因此,定期饭醉究竟能走多远,始终充满着疑问,甚至,主持召集人的风险,也不能不加以考虑,因此,常青的乐观虽然令我印象深刻,却并没有能够打动我,相反,我也委婉地向常青表达了我的担忧,以及对于其个人安全的担忧。

然后就是西单四君子的被捕,随后,丁家喜、赵常青、孙含会、王永红、李蔚等人也先后入狱,2013年7月15日,许志永先生也被抓捕,习时代针对民间社会新一轮的打压由此全面展开。了解常青的人都明白,对他来说,这不过是求仁得仁,也是早已经注定的又一个驿站。20多年来,赵常青先生秉持公开、理性、温和的一贯理念,独立参选、写公开信、推动同城饭醉,介入维权抗争,从事的都是这些温和得不能再温和,公开得不能再公开的举动,在经历这么多次挫折甚至苦难之后,他依旧继续坚持这样的乐观,坚信努力就能带来改变,而无比地藐视统治者的顽固。

其实,赵常青作为在校大学生,广场上的外高联秘书长,亲身经历了北京所发生的一切,以及随后的恐怖肃杀气氛,并非不了解专政的残酷与顽固,也因此,他的乐观、温和、积极,并非出自幼稚和一厢情愿,而是来自其深思熟虑后的主动选择,尽管结局显得相当的残酷和无奈。作为同龄人,我与常青实际上有着相似的心路历程,也因此更加理解和钦佩常青的选择,只是,在常青出狱的当下,我也不由得有了更多的思虑。

1989年残酷镇压,曾经带来普遍的幻灭,在随后那一段日子里,恐怕没有多少人再相信与这个政权公开互动会有怎样的收获,秘密组织、地下活动,成为当时许多人士的优先选择,如北京胡石根等人的自由民主党及其外围组织,兰州刘文胜、四川丁茅等人的社会民主党,等等,都是如此。不过,在当时的专政氛围下,秘密组织和地下活动并没有多少存活的空间,上述努力在1992年前后均遭到沉重打击。

另一方面,1992年后,在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邓小平南巡,重启市场化改革,并加强对外开放,在人权等敏感问题上对西方展开了一系列的动作,如海外流放部分政治犯、废除反革命罪死刑、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等,国内也因经济浪潮而出现了一定的社会松动,凡此种种,1989年惨剧带来的体制顽固刚性的假定,也悄然出现了松动,民间思潮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如关于这个体制是刚性还是柔性的“天问”,以及告别革命的论调的出现,等等,指针开始偏向假定体制存在柔性、可变的一面。

一方面如前所述,秘密组织和地下活动在当时的专政条件下并无多少存活的空间,更遑论扩大,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是一条看不到希望的死路,强大的专政,难以从外部聚集起力量加以战胜,另一方面,体制又似乎出现了松动乃至转变的迹象,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之下,自由化群体逐渐形成了某种主流认知,那就是将努力的目标放在体制的转变之上,这一根本性的思路转变,从那时起主宰了民间社会思潮,直到今天。

具体而言,从秦永敏于1993年提出《和平宪章》、稍晚陈子明提出建设性反对派,到1998年的公开组党浪潮,再到21世纪后的维权运动、以《零八宪章》为顶峰的网络联名运动,直到最近的新公民运动,等等,贯穿其中的主线,无不以促进体制的可能转变为目标,而试图以自身努力,加以推进,赵常青先生近20年来的坎坷人生,正是这一努力的最典型代表,真可谓百折其犹未悔。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秘密地下的努力固然遭到了沉重打击,公开的推动也依旧难逃专政的镇压,一波接一波,无数人付出了自由、健康、家庭。。。的惨重代价,无论是何种形式,又无论是何种表达,所遭遇到的,无一例外,都是专政的无情压制和打击,20多年来,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并未能带来体制在专政力度上的任何改变,相反,因为经济成果带来的丰厚资源,专政打击反倒显得更加细致周全,更加游刃有余。即使是从民间力量积累的角度,上述努力也成为了某种怪圈:稍有力量积累,就随即消耗一空,每一次试图推动体制转变的努力,都变成了民间力量的一次消耗。

20多年过去了,许多像赵常青这样的仁人志士,不计得失成败,付出巨大牺牲,不信春风唤不回,一次次以小兵力攻打坚城,既体现出了理想与人性的光辉,也反映出了民间社会在上述思路支配下的阶段性悲剧处境。事实上,在赵常青先生等人入狱之后,专政打压更有上升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已有数以百计的人士被抓被判,最新针对维权律师的大肆打压,更加令人触目惊心,20多年来,体制的刚性面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清晰,也因此,一个看上去残酷的问题已经摆在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面前:要是这个体制就是不变,又该如何?要是这个体制就是刚性的,我们何以自处?这一问题,既是即将出狱的赵常青必然会面对的,也摆在所有有志于自由民主的人士的面前。

2015年10月14日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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