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过去了，许多像赵常青这样的仁人志士，不计得失成败，付出巨大牺牲，不信春风唤不回，一次次以小兵力攻打坚城，既体现出了理想与人性的光辉，也反映出了民间社会在上述思路支配下的阶段性悲剧处境。事实上，在赵常青先生等人入狱之后，专政打压更有上升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已有数以百计的人士被抓被判，最新针对维权律师的大肆打压，更加令人触目惊心，20多年来，体制的刚性面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清晰，也因此，一个看上去残酷的问题已经摆在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面前：要是这个体制就是不变，又该如何？要是这个体制就是刚性的，我们何以自处？这一问题，既是即将出狱的赵常青必然会面对的，也摆在所有有志于自由民主的人士的面前。
2015年10月16日，赵常青先生再一次，也是第四次走出了监狱。1989年6月，因参与89学运，赵常青被羁押在秦城监狱三个月；1997年，因在陕西汉中尝试参与人大代表竞选，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2002年，再因起草致中共十六大公开信，提出平反“六四”等要求，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三次入狱，并未磨灭赵常青追求民主宪政的志向，出狱后，他继续从事人权活动，是《零八宪章》第一批签署人。后来到北京，介入各种公民维权抗争活动：如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许志永、王荔蕻、吴淦（屠夫）、赵常青等人在街头举牌庆祝，被处以8天行政拘留；2011年中，在打压“茉莉花运动”时期的肃杀氛围中，赵常青毅然担负起了召集同道定期餐聚的责任，在酷寒中守望相助，这也成为后来新公民同城饭醉的先声之一。最终，因积极参与新公民运动，2013年4月初，赵常青第四次被抓捕，后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刑两年半。
与赵常青先生接触过的人，大都对他有相似的印象：乐观、平和，而又充满活力，在经历多次牢狱之后，赵常青先生依旧保持着这样的风采。2013年1月底，同城饭醉的约定时间，我也来到了赵常青先生召集的饭局，不过，或许是嗅到了什么风声的缘故，赵常青当天的行程并不顺利，来到饭局地点和大家打招呼的时候，楼下就守候着国保警察，于是，他只好起身离去，随国保警察的车回家。不料，一个多小时后，他却又突然出现在饭局上。大概是回家之后，国保警察一撤，他又急忙打车回来了。当天，赵常青依旧担任主持，提出的讨论题目是习近平在中纪委的讲话，由于内有“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等语，加上十八大刚过，不少人似乎从中看到了新上台的习近平亲和改革，甚至亲和宪政的可能。这个讲话在网络上讨论得颇为热烈，热切寄望者有之，泼冷水者有之，观望者也有之，很自然的，饭局上的讨论也依旧很热烈而分歧。还记得过了几天之后，赵常青先生就将当天的讨论整理了出来，发表在了网络上。
那一段时间，因为家事原因常回老家，很少出席常青召集的饭局，就算如此，也很容易就发现，饭局上的话题并不是常青最为关切的东西，同城饭醉这个形式或者平台，才是常青更为看重的。饭后，他拉着我来到一旁，一再表示，饭醉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也是一次机会，希望我以及更多的人投入进来，加以推动。说起来，自从2003年张大军先生召集关天半月谈，形成定期餐聚的形式以来，各种饭醉确实是同道交流的主要方式，也确实促进了不少事情的进展，同道同城聚会，既能够联络感情，一旦出事又可以守望相助，还能够探讨思想、时局，分析维权、上访中的诸多技术细节，常青对此充满热情，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就在两年多以前，以推特为平台，在艾未未等人的推动下，各种饭醉活动也相当热闹，却在打压“茉莉花运动”的寒潮中逐渐冷却，也因此，定期饭醉究竟能走多远，始终充满着疑问，甚至，主持召集人的风险，也不能不加以考虑，因此，常青的乐观虽然令我印象深刻，却并没有能够打动我，相反，我也委婉地向常青表达了我的担忧，以及对于其个人安全的担忧。
然后就是西单四君子的被捕，随后，丁家喜、赵常青、孙含会、王永红、李蔚等人也先后入狱，2013年7月15日，许志永先生也被抓捕，习时代针对民间社会新一轮的打压由此全面展开。了解常青的人都明白，对他来说，这不过是求仁得仁，也是早已经注定的又一个驿站。20多年来，赵常青先生秉持公开、理性、温和的一贯理念，独立参选、写公开信、推动同城饭醉，介入维权抗争，从事的都是这些温和得不能再温和，公开得不能再公开的举动，在经历这么多次挫折甚至苦难之后，他依旧继续坚持这样的乐观，坚信努力就能带来改变，而无比地藐视统治者的顽固。
其实，赵常青作为在校大学生，广场上的外高联秘书长，亲身经历了北京所发生的一切，以及随后的恐怖肃杀气氛，并非不了解专政的残酷与顽固，也因此，他的乐观、温和、积极，并非出自幼稚和一厢情愿，而是来自其深思熟虑后的主动选择，尽管结局显得相当的残酷和无奈。作为同龄人，我与常青实际上有着相似的心路历程，也因此更加理解和钦佩常青的选择，只是，在常青出狱的当下，我也不由得有了更多的思虑。
1989年残酷镇压，曾经带来普遍的幻灭，在随后那一段日子里，恐怕没有多少人再相信与这个政权公开互动会有怎样的收获，秘密组织、地下活动，成为当时许多人士的优先选择，如北京胡石根等人的自由民主党及其外围组织，兰州刘文胜、四川丁茅等人的社会民主党，等等，都是如此。不过，在当时的专政氛围下，秘密组织和地下活动并没有多少存活的空间，上述努力在1992年前后均遭到沉重打击。
另一方面，1992年后，在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邓小平南巡，重启市场化改革，并加强对外开放，在人权等敏感问题上对西方展开了一系列的动作，如海外流放部分政治犯、废除反革命罪死刑、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等，国内也因经济浪潮而出现了一定的社会松动，凡此种种，1989年惨剧带来的体制顽固刚性的假定，也悄然出现了松动，民间思潮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如关于这个体制是刚性还是柔性的“天问”，以及告别革命的论调的出现，等等，指针开始偏向假定体制存在柔性、可变的一面。
一方面如前所述，秘密组织和地下活动在当时的专政条件下并无多少存活的空间，更遑论扩大，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是一条看不到希望的死路，强大的专政，难以从外部聚集起力量加以战胜，另一方面，体制又似乎出现了松动乃至转变的迹象，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之下，自由化群体逐渐形成了某种主流认知，那就是将努力的目标放在体制的转变之上，这一根本性的思路转变，从那时起主宰了民间社会思潮，直到今天。
具体而言，从秦永敏于1993年提出《和平宪章》、稍晚陈子明提出建设性反对派，到1998年的公开组党浪潮，再到21世纪后的维权运动、以《零八宪章》为顶峰的网络联名运动，直到最近的新公民运动，等等，贯穿其中的主线，无不以促进体制的可能转变为目标，而试图以自身努力，加以推进，赵常青先生近20年来的坎坷人生，正是这一努力的最典型代表，真可谓百折其犹未悔。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秘密地下的努力固然遭到了沉重打击，公开的推动也依旧难逃专政的镇压，一波接一波，无数人付出了自由、健康、家庭。。。的惨重代价，无论是何种形式，又无论是何种表达，所遭遇到的，无一例外，都是专政的无情压制和打击，20多年来，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并未能带来体制在专政力度上的任何改变，相反，因为经济成果带来的丰厚资源，专政打击反倒显得更加细致周全，更加游刃有余。即使是从民间力量积累的角度，上述努力也成为了某种怪圈：稍有力量积累，就随即消耗一空，每一次试图推动体制转变的努力，都变成了民间力量的一次消耗。
20多年过去了，许多像赵常青这样的仁人志士，不计得失成败，付出巨大牺牲，不信春风唤不回，一次次以小兵力攻打坚城，既体现出了理想与人性的光辉，也反映出了民间社会在上述思路支配下的阶段性悲剧处境。事实上，在赵常青先生等人入狱之后，专政打压更有上升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已有数以百计的人士被抓被判，最新针对维权律师的大肆打压，更加令人触目惊心，20多年来，体制的刚性面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清晰，也因此，一个看上去残酷的问题已经摆在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面前：要是这个体制就是不变，又该如何？要是这个体制就是刚性的，我们何以自处？这一问题，既是即将出狱的赵常青必然会面对的，也摆在所有有志于自由民主的人士的面前。
2015年10月14日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