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背景下，为所谓“中国模式”唱赞歌的大有人在。但在中国奇迹的背后，却难掩公众的不幸福感甚至日增的愤怒情绪，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让和谐社会的愿景显得扑朔迷离。
如果GDP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中国在全球经济惨淡的情况下确实足以“笑傲江湖”。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1959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开幕式上，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与赫鲁晓夫之间展开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尼克松巧妙地把辩论的焦点转移到了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上，而不是武器上，最终被认为赢得了辩论，在国内威望大增。当然，此后几十年美苏经济对比的戏剧性演变确实佐证了尼克松的观点。
苏联悲剧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借鉴。首先，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提升人民的幸福程度，而非盲目追求经济规模。脱离民生的经济发展，不仅会失去民众支持，也会因为民众收入有限造成消费需求难以提振，最终陷入投资驱动的泥沼。其次，GDP的结构很重要，苏联当时虽然是世界第二强国，但把资源过度投向军事和工业领域，而导弹对公众的日常生活而言显然不如茶叶蛋重要。再次，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经济竞赛是长跑，暂时的领先有时只是透支的先兆而已。正如克鲁格曼在经典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1994）中所揭示的：苏联通过投入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来促进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边际报酬递减的约束。克鲁格曼也尖锐地预测了“东亚奇迹”的不可持续：“太平洋周边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异乎寻常地动员资源进行经济建设已经得到了回报，这些回报正是最乏味、普通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的。如果说亚洲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无非就是延期享受、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乐。”
如果我们以足够清醒的态度审视“中国模式”，就不难发现中国的经济奇迹并没有创造例外，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复高储蓄、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甚至在错误方向上走得更远。
剖析中国经济的本质，乃定位于“世界工厂”。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从7％猛增至14％左右。中国制造之所以能迅速攻城略地，基本上靠的是低成本竞争力。低成本竞争本身未必是坏事，不过考虑到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不是像丰田汽车那样来自管理效率，而是建立在被扭曲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等生产要素价格之上，情况就不容乐观了。
简而言之，中国目前的GDP奇迹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员工权益（尤其是农民工）、污染环境和透支未来资源的方式实现的。由于缺乏必要的职业防护，很多农民工患上了“尘肺病”等职业病。自然资源不仅属于当代人，也属于子孙后代，但由于子孙后代在当下并没有投票权，无法阻止资源被过度开采，留给他们只有废弃的矿山、污染的河流。甘肃舟曲县只用了半个世纪就从“陇上小江南”沦为泥石流多发区。从1952年8月舟曲林业局成立到1990年，舟曲县累计采伐森林189.75万亩，森林面积每年以5万亩（30平方千米）的速度削减。由于环保部门有法不依，中国成了污染环境的乐园。根据测算，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据报道，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湘江，到2015年需要为治理投入3000亿元）；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受到酸雨侵袭，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了16个。更有甚者，全世界电子垃圾80%被运到亚洲，而其中的很大部分又被运到中国，对汕头等地的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
《暸望周刊》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估计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来自跨期效应，即经济收益在当期，污染成本爆发在远期。我们只是暂时生活在生活条件改善的幻觉中，一旦污染造成的后果集中爆发，公众对经济增长的认同感就会消失。
生产要素价格被低估的增长模式之所以能长期存在，与强势政府是分不开的。从中央到地方，“保增长”被视为主要的政绩指标，结果出现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体制架构，政府以“经济建设”而非“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这种体制的关键点在于：第一，政府控制了大量经济资源，包括央企（很多都处于垄断地位）、地方国有企业、高额税收等，尤其是近年来突出的土地出让金。第二，政府的开支几乎不受制约。在财政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财政民主流于空谈。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资源投入到快速创造GDP的领域和各种形象工程（如机场、地铁、运动会）。投资2000亿的三峡工程尚且经过了人大表决，而每年投资近万亿的高铁居然没有经过人大表决程序。第三，政府拥有强大的间接获得资源的能力，例如银行负利率、IPO审批制、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以及在电信、石油等行业的垄断优势。2010年，仅中石油、中石化两家公司的利润就超过民营企业500强的利润总和。政府控制资源的超级能力，虽然使得庞大的经济建设机器能够开足马力，但是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首先，在政治经济一体化模式下，政府拥有雄厚经济资源，而投资又缺乏制约，加上国企的体制性缺陷，这使得投资冲动难以遏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经济刺激的旗号下出现投资失控，2009和2010年新增银行贷款18万亿，过度膨胀导致铁道部和地方融资平台陷入债务困境。这使得中央政策陷入进退两难境地：紧缩可能导致债务危机爆发，继续贷款可导致银行风险失控。
第二，政经一体化模式更大的问题是对法治的破坏。好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法治的市场经济。但在现阶段，由于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主要职能，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司法独立难以维系。为了GDP政绩，地方政府通常对污染问题视而不见甚至充当保护伞。1998年到2002年，中国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387起，只有25起被追究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2003年到2007年中国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90多起，被追究违法犯罪的仅12起；2004年环保部直接处理的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有14起，但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只有四川沱江水污染事件一起。
在众多的环境污染、征地、拆迁事件中，由于地方政府是纠纷的当事方，公众不信任司法判决，或诉诸群体性事件，或进京上访。可以说，不改变现行的“政经一体化体制”，食品安全、环境等污染危机和群体性事件只会愈演愈烈。
如果充分考虑高昂的环境污染成本，中国的GDP实际上并没有增长。换言之，经济陷入了“零和游戏”的状态：少数人主要通过损害多数人利益而致富，其方式包括：用负利率掠夺存款人（即通货膨胀税），用污染环境掠夺公众，用IPO掠夺股民，用房地产掠夺“房奴”，用央企垄断掠夺民营企业和民众，用高税收掠夺纳税人，用资源过度开发掠夺子孙。
但是这样的零和游戏不可能一直玩下去。被掠夺者迟早会醒悟。要避免葬送改革开放30年来之不易的成果，我们就必须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正视“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2012年，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即将登场。中国未来十年的局势，将取决于领导层对“中国模式”的认知。诚然，强势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是前一阶段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特征，也被认为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但是，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昨天的成功要素已成为今天的问题，“大政府”导致了国富民穷的经济失衡，使得经济缺乏法制保障，进而导致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腐败与不公等问题日趋恶化。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11年达沃斯天津论坛演讲时说：“要坚持依法治国，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要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政治改革是绕不过去的核心命题。中央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的主线，都表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说，管理的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对一个国家而言，履行承诺、落实政策才是改革的关键。
转自：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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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
2011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背景下，为所谓“中国模式”唱赞歌的大有人在。但在中国奇迹的背后，却难掩公众的不幸福感甚至日增的愤怒情绪，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让和谐社会的愿景显得扑朔迷离。
如果GDP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中国在全球经济惨淡的情况下确实足以“笑傲江湖”。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1959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开幕式上，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与赫鲁晓夫之间展开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尼克松巧妙地把辩论的焦点转移到了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上，而不是武器上，最终被认为赢得了辩论，在国内威望大增。当然，此后几十年美苏经济对比的戏剧性演变确实佐证了尼克松的观点。
苏联悲剧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借鉴。首先，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提升人民的幸福程度，而非盲目追求经济规模。脱离民生的经济发展，不仅会失去民众支持，也会因为民众收入有限造成消费需求难以提振，最终陷入投资驱动的泥沼。其次，GDP的结构很重要，苏联当时虽然是世界第二强国，但把资源过度投向军事和工业领域，而导弹对公众的日常生活而言显然不如茶叶蛋重要。再次，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经济竞赛是长跑，暂时的领先有时只是透支的先兆而已。正如克鲁格曼在经典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1994）中所揭示的：苏联通过投入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来促进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边际报酬递减的约束。克鲁格曼也尖锐地预测了“东亚奇迹”的不可持续：“太平洋周边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异乎寻常地动员资源进行经济建设已经得到了回报，这些回报正是最乏味、普通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的。如果说亚洲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无非就是延期享受、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乐。”
如果我们以足够清醒的态度审视“中国模式”，就不难发现中国的经济奇迹并没有创造例外，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复高储蓄、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甚至在错误方向上走得更远。
剖析中国经济的本质，乃定位于“世界工厂”。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从7％猛增至14％左右。中国制造之所以能迅速攻城略地，基本上靠的是低成本竞争力。低成本竞争本身未必是坏事，不过考虑到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不是像丰田汽车那样来自管理效率，而是建立在被扭曲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等生产要素价格之上，情况就不容乐观了。
简而言之，中国目前的GDP奇迹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员工权益（尤其是农民工）、污染环境和透支未来资源的方式实现的。由于缺乏必要的职业防护，很多农民工患上了“尘肺病”等职业病。自然资源不仅属于当代人，也属于子孙后代，但由于子孙后代在当下并没有投票权，无法阻止资源被过度开采，留给他们只有废弃的矿山、污染的河流。甘肃舟曲县只用了半个世纪就从“陇上小江南”沦为泥石流多发区。从1952年8月舟曲林业局成立到1990年，舟曲县累计采伐森林189.75万亩，森林面积每年以5万亩（30平方千米）的速度削减。由于环保部门有法不依，中国成了污染环境的乐园。根据测算，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据报道，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湘江，到2015年需要为治理投入3000亿元）；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受到酸雨侵袭，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了16个。更有甚者，全世界电子垃圾80%被运到亚洲，而其中的很大部分又被运到中国，对汕头等地的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
《暸望周刊》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估计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来自跨期效应，即经济收益在当期，污染成本爆发在远期。我们只是暂时生活在生活条件改善的幻觉中，一旦污染造成的后果集中爆发，公众对经济增长的认同感就会消失。
生产要素价格被低估的增长模式之所以能长期存在，与强势政府是分不开的。从中央到地方，“保增长”被视为主要的政绩指标，结果出现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体制架构，政府以“经济建设”而非“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这种体制的关键点在于：第一，政府控制了大量经济资源，包括央企（很多都处于垄断地位）、地方国有企业、高额税收等，尤其是近年来突出的土地出让金。第二，政府的开支几乎不受制约。在财政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财政民主流于空谈。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资源投入到快速创造GDP的领域和各种形象工程（如机场、地铁、运动会）。投资2000亿的三峡工程尚且经过了人大表决，而每年投资近万亿的高铁居然没有经过人大表决程序。第三，政府拥有强大的间接获得资源的能力，例如银行负利率、IPO审批制、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以及在电信、石油等行业的垄断优势。2010年，仅中石油、中石化两家公司的利润就超过民营企业500强的利润总和。政府控制资源的超级能力，虽然使得庞大的经济建设机器能够开足马力，但是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首先，在政治经济一体化模式下，政府拥有雄厚经济资源，而投资又缺乏制约，加上国企的体制性缺陷，这使得投资冲动难以遏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经济刺激的旗号下出现投资失控，2009和2010年新增银行贷款18万亿，过度膨胀导致铁道部和地方融资平台陷入债务困境。这使得中央政策陷入进退两难境地：紧缩可能导致债务危机爆发，继续贷款可导致银行风险失控。
第二，政经一体化模式更大的问题是对法治的破坏。好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法治的市场经济。但在现阶段，由于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主要职能，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司法独立难以维系。为了GDP政绩，地方政府通常对污染问题视而不见甚至充当保护伞。1998年到2002年，中国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387起，只有25起被追究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2003年到2007年中国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90多起，被追究违法犯罪的仅12起；2004年环保部直接处理的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有14起，但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只有四川沱江水污染事件一起。
在众多的环境污染、征地、拆迁事件中，由于地方政府是纠纷的当事方，公众不信任司法判决，或诉诸群体性事件，或进京上访。可以说，不改变现行的“政经一体化体制”，食品安全、环境等污染危机和群体性事件只会愈演愈烈。
如果充分考虑高昂的环境污染成本，中国的GDP实际上并没有增长。换言之，经济陷入了“零和游戏”的状态：少数人主要通过损害多数人利益而致富，其方式包括：用负利率掠夺存款人（即通货膨胀税），用污染环境掠夺公众，用IPO掠夺股民，用房地产掠夺“房奴”，用央企垄断掠夺民营企业和民众，用高税收掠夺纳税人，用资源过度开发掠夺子孙。
但是这样的零和游戏不可能一直玩下去。被掠夺者迟早会醒悟。要避免葬送改革开放30年来之不易的成果，我们就必须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正视“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2012年，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即将登场。中国未来十年的局势，将取决于领导层对“中国模式”的认知。诚然，强势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是前一阶段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特征，也被认为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但是，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昨天的成功要素已成为今天的问题，“大政府”导致了国富民穷的经济失衡，使得经济缺乏法制保障，进而导致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腐败与不公等问题日趋恶化。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11年达沃斯天津论坛演讲时说：“要坚持依法治国，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要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政治改革是绕不过去的核心命题。中央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的主线，都表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说，管理的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对一个国家而言，履行承诺、落实政策才是改革的关键。
转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