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李和平的时候，他业已成名，但因为封杀与屏蔽，国内报章鲜见关于他的报道，倒是海外媒体和江湖上流传了他的许多事迹，如：为信仰群体的经典辩护；荣获欧洲某著名人权奖；对法律的钻研与执着。所以，我说他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初次见到和平，大概是参加2008年北京律师直选的一次例会。他坐在参会人员的最后，衣着齐整，不苟言笑，手里拿着一个小笔记本，不时用笔在上面记些什么。我那次没有和他说话。
以后又陆续参加了各种专题的研讨会，有时会见到和平。每次他都是那种正襟危坐的架势，我不知道该和他说些什么，又觉得他似乎很难打交道。直到有一次，会议茶歇，他过来和我打招呼，说他看过我的文章，觉得写得很好。我们就此才算相互认识了。
不知缘于何种契机，与和平交往日多，逐渐熟悉起来。我曾希望目睹他维权的风采，但他却已萌生退意。他多次向我表示，希望从维权前线退后一些，给自己和家人更多的活动空间——北京警方对他多年的监控打压让他身心疲惫，家人也生活在恐惧之中，他说自己的妻子在最艰难的那段日子，每次听到敲门声就浑身战栗。我没有亲身体会，那时还以为他言词夸张，直到这次和平被强迫失踪以后，看到他妻子王峭岭女士的几封公开信，我才真切认识到了专制体制植入人们内心的恐惧和伤害的程度。
从维权前线退后一步的和平，果然不再代理重大敏感案件，也很少深入介入维权事件，但他的影响还在——无论对于警方，还是对于民间。警方虽然减少了对他和他的家人的监控与骚扰，但依然对他实施着严格的监控措施，这几年来，他数次在机场边检处被拦截阻挡。律师和公民群体则对他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尊敬与信任，经常会向他求助或求教。
虽无法出境，但监控相对降低还是给了和平某些活动空间。面对中国各地警方严重的刑讯逼供，他和一些律师开始关注酷刑，组织律师学习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编写了禁止酷刑手册，指导公民和律师在遇到酷刑侵犯时如何应对，很多律师通过他而相互结识。
在这段时间，和平反思、总结自己的维权经历和心境，他对上帝的信奉更加虔诚，在爱与宽恕中寻求到自己内心的平和。家人对他的维权工作曾不理解，他为此生气，但对《圣经》的深入学习之后，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卑微渺小，认识到自己参与维权不过是奉主之名，弘扬上帝的大恩，于是他释然了。他甚至尝试着去宽恕那些曾经监控和侵害他的警察们，为此他专门研究了西方国家的警察制度，希望通过制度设计来保障中国警察的权益，建立制止他们作恶的机制。
让和平一直难以释怀的是当年与他创办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她们积极配合警方和司法局对和平和他的维权团队——包括江天勇、黎雄兵等律师进行打压。在这一轮残酷打压中，和平被开除出合伙人，江天勇被注销律师执照，黎雄兵等人各奔东西。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随即改名为北京市高文律师事务所。作恶者们擦干脸上的血迹，摇身一变成为某些所谓关注中国人权的外国使馆的座上宾。
和平虽保留了执业律师的身份，但高文律师事务所却在给他开具的文书上设置障碍，制造麻烦，使他无法正常代理案件，所以从2009年以后的几年中，他几乎没有业务收入。一年多前，在朋友的帮助下，他租了一处公寓，作为工作室，和其他律师合作介入一些案子，才逐渐有了一些收益。因为和平好客，他的工作室很快成为律师见面聚会的场所，偶尔过去，见他那里常常是高朋满座。
和平的思维奔放，跳跃中不乏缜密，追求极致中不乏理性。和他共事，有时会感觉他带着你走向不可预知的未来，让你心怀忐忑；与他交谈，他又会让你发现事情会多个分析角度和处理方式，让你脑洞大开。和平钻研好学，手不释卷，他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认真读书。有时我觉得他颇具诗人潜质，而他有时确实就像个诗人。他说上大学的时候，和同学去黄河边游玩，看到奔腾的河水，他被感染着心潮澎湃，立刻就要脱了衣服下去游泳，但被同学紧紧拉住了。我说，幸亏了你的同学，我们才可能认识到现在的你。和平华发早生，我说服他和我一样不再染发，他竟然还诗意盎然地概括出一句广告语：“真相，从头开始！”李和平总是会让我们平常灰暗的生活充满色彩。
在我印象中，没有见过和平生气，也想象不出他生气的样子，他似乎总在笑，他似乎认为一切都正常，凡事皆有存在的道理，我给他概括为“和平凡事皆称道”。或许这是他历经磨难打压，又有了对基督教虔诚信仰和深刻理解之后所自然形成的宽容平和。
7月10日，和平再次遭遇强迫失踪——连同他的助理高月和赵威，连同他的弟弟李春富律师。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发生在他周围的这一切，但我相信和平“爱里没有惧怕”，他一定能平和面对，也盼望他早日回到他深爱的家人身边！
2015年9月30日改就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7期 2015年10月2日—2015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