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启蒙在路上——纪念《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从1916年9月起改名为《新青年》。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不经意间，《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新文化运动也走过了一百多年的路程。

一百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纯粹的农业文明，终于接纳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并且几乎与世界同步建构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文明。这都是了不起的进步。然而，回望国中，如果说我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话，就是一百年后，我们在物质文明获得如此迅猛发展的时候，不是感恩世界，而且对世界抱有深深的责怪，以为世界诸大国在过往一百多年中，基本上都对不住中国。中国人在思想观念上与世界的距离，似乎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大。

说到这里，不由自主想起了李泽厚先生。

三十年前，新文化运动七十周年时，李泽厚“先知”般警告不应重蹈“救亡压倒启蒙”的覆辙。他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篇经典标出四个要点：

1、陈独秀1916年提出“最后觉悟之觉悟”，反对传统，呼喊启蒙。个性解放与政治批判携手同行，相互促进，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页。

4、封建主义并未消除，它在社会主义装束下带来种种祸害，令人重新呼喊五四。重要的是转换性的创造。

李泽厚强调，他之所以说“又一次”（《中国现代思想史论》，29页），是因为类似“救亡压倒启蒙”的故事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戊戌前，王照曾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改革，康有为回答说，局势严重，来不及了。

辛亥前，严复在伦敦遇到孙中山。严劝孙先办教育，孙的回答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万年太久，来不及了。

结果怎样呢？

戊戌变法仅仅进行了一百天，公认的结果是除了一个“京师大学堂”勉强保留下来了，其他的新法无不随着变法失败而收回。大清帝国不仅依然如故，而且迅即衍生出极端排外的义和团战争，先前几十年中国人的奋斗，近乎一切归零，重新开始。

在孙中山这些“先知先觉”推动下，辛亥革命发生了，但由于缺少一个思想启蒙的环节，辛亥革命赶走了一个有形的皇帝，却没有祛除人们思想上那个无形的皇帝，所以几年之后，帝制复辟。由此，陈独秀提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吾人最后之觉悟》）

李泽厚用历史事实揭示了启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压倒一切的前置意义，没有现代思想启蒙，中国不可能走出传统，步入现代。陈独秀以过来者的身份强调启蒙的意义、正当、合理、迫切，中国人如果没有伦理层面最后觉悟，即便接纳西洋新学术，即便建构了西洋式新政治，中国依然在现代之外。伦理的觉悟，就是中国人的最后觉醒，就是中国最需要的所谓“现代性”。

没有伦理层面的最后觉醒，中国很难走上现代化坦途。中国即便在物质、技术，甚至政治制度上追上了西方，但只要遇到挫折，依然会在第一时间向后转，做出常态社会很少出现的反常举措。后来被普遍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在1919年五四爱国游行后迅即指出，五四爱国游行，是国人对巴黎和会将要通过的决议施加民间外交的压力，表达国人对山东问题的关切。这是正当的，也是应该的。但是，这种表达一旦过度，衍生出“火烧赵家楼”之类的事件，表面上是“爱国急公”的行为，然而从效果、后果上看，这种行为则是对启蒙的反动，是对现代社会秩序的破坏。“ 这个毛病不去掉，绝不能运用现在的政治制度，更不会运用未来社会改革后的制度。质而言之，就是不会作现在同以后的人类的生活。不会作这种生活，不待什么强邻的侵略，我们自己就不能在现在世界上未来世界上存在。”（《论学生事件》）

细绎梁漱溟的意思，他所说的道理非常简单，不管是谁，都不能超越社会规范，逾越伦理秩序，爱国主义适当表达，是现代社会可以接受的举动，但如果以“爱国”名义逾越法律，实际上就是将爱国主义堕落到了规避政治责任的避难所，是对现代社会秩序的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救亡不是一般意义上压倒了启蒙，救亡简直就是中断了近代以来开启的思想启蒙运动。所谓五四爱国运动，可能正像胡适晚年所批评的那样，相对于思想启蒙，这简直就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政治性的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

从政治史视角进行评估，狭义的五四爱国运动完成了两项伟大的政治收获，第一便是在全国舆论的谴责下，中国政府将那三位比较亲日的高级外交官撤职了。当然，从更久远的历史事实看，这几个外交官多少都有点委屈，历史事实似乎并不那么简单。这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不少。第二，由于全国学生，甚至已有市民、工人的加入，特别是中国在巴黎留学生的强烈反对，从而使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屈从于民意，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利弊得失当然还可以继续研究，但毫无疑问的是，狭义的五四爱国运动为后世中国开启了多向度的路径。

一个普遍性的说法是，中国的政治家受到五四运动的启发，他们明显觉察到两股不容忽视的潜在力量，第一，观念可以转变为武器。武器的批判可以替换批判的武器。从此后，宣传，夸大性的忽悠成为中国政治的常态，在野的势力，弱势一方，往往最会用动人的言辞诱惑民众。第二，学生、群众，都是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所以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活中，确实发生过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生运动。然而当这些历史事实基本呈现在研究者面前时，比较尴尬的一个悖论不由自主的得出：究竟是“学生运动”，还是“运动学生”？吕芳上先生《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第四章第一节《谁有青年谁有将来》说：

五四之后的几年，影响于学运发展的，大约有几个明显的因素：第一是新思潮的涌入，第二是政治运动的兴起，第三是政治党派及其意识形态的运作。大体上可以这么说，五四运动把“新学生”的形象塑立起来，但因成功太易、基础太弱、责任太重，加上新思潮涌来太骤，学生旧道德打破，新道德犹未建立，学生在政治运动与社会运动方面，摇摆不定，社会所见是破坏大于建设。接着政治运动的兴起，学生在大时代的呼唤下，逐步投身并加重政治的活动和兴趣，学生大有忘却了学校为何如地，学生为何如人的感觉。同时，求学的兴味与决心自然也因而减退，及至新兴政党，挟其思想学说侵入学界，新旧道德的营垒遂完全打破，学界与政界难脱关系，学潮政潮互为激荡。

五四后很长时间，中国教育界失去了前行的方向，刚刚开始不过二十年的新教育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从表面上看，中国教育的堕落是因为外患日深，其实更仔细的分梳，可以发现主要是因为政治家的操控。政治家不是履行职责用外交、军事的手段去化解危机，而是利用一切机会，渲染外患，以救亡压制启蒙，以爱国为幌子实现各自的政治理想，而这些政治理想，说到底就是话语权、政治权力的争夺。

在二十世纪很长时间，看到这种现象的人不是少数，但人们普遍将这个后果归罪于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老派学者邓之诚1934年4月19日日记写道：

蒋中正曾言“五四”以后为亡国学风，意即在胡适诸人也。

蒋介石或许看到了问题症结所在，五四后学风确实被无休止的政治所绑架，大学不再单纯为知识传授的场所，不再单纯是思想的市场、学术的平台及孵化器，大学，甚至极端时代的中小学，都成为政党、政治家争夺的地方。不过，蒋介石此言是否在指责胡适诸人，可能还有讨论的空间。

至少，胡适对五四后中国教育过度政治化也持反对立场。他与蒋梦麟在五四游行一周年时联名发表一篇文章，他们在肯定五四带给中国一些新气象的同时，更认为学生运动实际上是“变态社会”的结果，是政治家不负责任的结果，“社会若能保持一种水平线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鼓吹和设施，制度上的评判和革新，都应该由成年的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代人（学生时代之男女），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社会也用不着他们来做学校生活之外的活动。但是我们现在不幸生在这个变态的社会里，没有这种常态社会中人应该有的福气；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这是变态的社会里一种不可免的现象。”（《我们对于学生的期望》）

从大历史视角说，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一方面开启学生介入现实政治的先河，尽管先前的中国不止一次出现过学生干政事件，但这一次学生运动确实开启一个全新时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将“五四运动”作为新旧民主主义分水岭，并不全无道理。只是如果从中国现代化进程视角观察，这场学生运动又确实阻断了近代以来的思想启蒙。

近代中国的历史主体只有一个，这就是蒋廷黻不止一次所提示，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能否与世界一致：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的愈早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中国近代史》“总论”）

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要想利用科学和机械，要想废除传统的家族、家乡观念，重构一个近代民族国家，必须接受新文化运动初期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也即陈独秀所归纳的“赛先生”（science）与“德先生”（democracy）：“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陈独秀的这个断语从后来观点看，确实存在武断、绝对的毛病，孔教、礼法、旧伦理、旧政治、旧文学，并不都是阻碍中国进步的因素。二十世纪中国、东亚诸多国家、地区的发展、进步，当然并不像新儒家所说的那样为儒家思想的结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儒家伦理与社会进步并不存在直接窒碍、冲突。然而从中国启蒙历史看，要想为古老且非常优秀过的中国文明注入现代因素，排斥了民主、科学，却万万不能。传统可以实现创造性转化，古为今用，但古典中国从未有过的现代意识依然需要启蒙，即便到了中国经济重回世界第二的今天，中国知识人依然应该随时提醒自己启蒙依然在路上，中国现代化之路依然遥远、漫长。唐德刚先生说：“我们东方文明在人类历史上，也曾撑过半边天，汉家自有法度。只不幸这种旧法度在鸦片战后，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已不能继续存在。冲激于历史三峡之中，随波逐流，它就非转型不可了。”（《晚清七十年·自序》）

历史学无法准确预测未来节点，但历史给人启示，给人智慧，中国要想冲出“历史三峡”，启蒙是一条无法绕开的路。当我们隆重纪念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时，一定要铭记新文化运动的初衷，不负初心，坚韧前行。随时默诵陈独秀的告诫，将希望寄托在“新青年”一代，期望青年“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迁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敬告青年》）

来源：马勇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