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斯坦纳的出生，似乎就注定了他的使命。4月23日，莎士比亚的诞辰与忌日，纳博科夫也在那天出生于圣彼得堡。斯坦纳并未辜负上帝的安排：在1964年，他写下纪念莎士比亚四百年的雄文；在1990年，在《纽约客》上向语言大师纳博科夫写下了精彩的献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语言的痴迷。对于乔治·斯坦纳来说，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翻译研究，甚至连回忆录也敏感于语词的历史变迁与观念思辨，都指向一个根本性主题，那就是语词：语言的多样性与语言的生命力。
就连斯坦纳撰写回忆录，都对语言近乎自虐般的苛刻，庄重肃穆的思辨似乎在刻意抑制回忆语言的轻浮表演，回溯于观念思潮的历史变迁，通过对语言的敏感来完成人生的审视。议题广阔和论述深邃的记忆文本，从语言的缝隙体现历史的节奏，缜密的思辨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对语言的尊崇让语词的意义繁殖能力蔚为壮观，对语言的随意是对人生意义的戕害毁弃。如同米沃什谈论“诗的见证”那样，斯坦纳的所有言说都在谈论“语词的见证”。
壹
语词的溃退
在斯坦纳看来，世界的极限就是语言的极限。人类作为语言动物，因语言而得拯救，赐予有限的生命以无穷的意义。在语言的演化进程中，人类创造出各种句式与时态，能够重建、否定、改变人类的时间维度，也能通过多样的文法衍生出恐惧与希望的呼吸空间。所以，巴别塔倒塌之后的多语状况，虽从交流成本来说，似乎加重了人际交流的困境，但多语情况下形成的经验丰富性和思想创造性，利用虚构的潜力和解放的文法，不同经验的语言所创造的想象力和诗意性，让人类从神言这种绝对律令中解放出来，进而拥抱不同的生命经验、命运叙事和未来建构。
然而，语言也面临着人类生存式的丛林法则，尤其是因为地缘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承诺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弱势语言遭遇了消亡的命运。一种语言的消亡，就是一个世界的消亡。尤其在二十世纪，在种族歧视、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之下，语言沙文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巅峰时刻，似乎在巴别塔轰塌后，人类对古老的同一语言的乡愁正在逐渐地复归，就像与上帝律令的神言相对的亚当式人言正在逐渐地进行还乡之旅。当然，即使在语言沙文主义取得压倒性地位的二十世纪，现代文学潮流依旧以多语为荣，不管是西方的文学大师还是东方的民国学人，都是自由穿梭于几度语言空间。
在语言彻底沦为工具的二十一世纪，比如语言学科的工具化，更能够鲜明地感受到语言沦为工具性奴隶，经济主导的世界观念让语言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功利化与实用化，为了减少交流成本而让语言成了彻底的消费工具。尽管语言的隔阂会造成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巨大损失，但语言的多样性的消亡同样减少了世界的丰富性，从而让人类越发趋于同样的社群方式和共同的社会伦理。歌德曾对语言面临的威胁作出这样的警示：“没有一个单语者真正了解自己的语言。”
当然，人类的精神活动并非仅仅只有语词语言是唯一母体，它还依靠图像、音符等语言来进行交流，乃至沉默也是人类精神活动方式之一。但在斯坦纳看来，自十七世纪以来，人类的精神生活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随着自然科学的逐步兴起与建立，数学分析取代语词描述，语言命题被符号运算所替换。
在学科分离之后，数理推算的理性思维逐步侵入人文学科，原本依靠语词描述的历史学也开始按照数理模式的必然性和预测性来进行书写，线性发展的理性思维成为历史学的主导，历史研究从不确定性走向了确定性的追求。这正像欧克肖特在1939年出版的《当代欧洲的社会教义和政治教义》中所批判的那样：自启蒙运动以来，社会思潮就不断地削弱了对实践判断的尊重，而采取一种技术理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待现实问题。技术理性信奉自然科学和数学科学所产生的分析推理技术及其方法论，从而蔓延到人文思想方面，它的诱惑性就在于能够克服历史存在的偶然性质，从而发现一条历史发展的主流叙事，一旦知识分子与权力结合起来，就可以在使用权力指导民众前进的道路上寻找到合理性，自以为掌握了政治、历史、哲学以及社会的发展规律。
最让乔治·斯坦纳感到不安的是，一直以来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致力于维护语言尊严的哲学，在笛卡尔将真理等同于数学证明后，在斯宾诺莎意欲将哲学语言变成数学语言后，哲学失去了纯真，越发变得像数理推论。
虽然随着社会发展，语词的数量不断增加，然而正如我们平日阅读或于互联网上所看到的那样，乔治·斯坦纳对对于语词疆域的紧缩提出了警示：重要的不是有多少词汇可用，而是多少语词得到实际利用。
由于诸多学科细化之后，数字符号替代了语词描述并且入侵人文学科，导致了诸多领域逃离语词，更有当代社会的信息符号或电子语言泛滥，日常交流并未随着语词的增加而增加语词的运用，反而像我们在微信聊天时大面积使用表情符号或图片对话。在斯坦纳看来，语词的世界正在萎缩与溃退，语言的品质正不断面临恶化，语言王国受到两方面威胁：一是来自语言外部的抛弃和挤压，二是来自语言内部的疲惫与堕落。
贰
语言的污染
语词的见证，就在于语词可以观览风俗盛衰、政教得失、时政和乖等，语言品质的变化与天下有道无道密切相关，因为语言是心灵的呈现，语言的污烂是精神生病的标志。人作为政治动物，语词赋予人以意义，语词的观念与社会的现实之间存在有机互动的隐秘关系。这正如乔治·奥威尔在《政治与英语》中所谈到的语言退化问题：政治的败坏与语言的退化，二者互为因果。身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的幸存者，乔治·斯坦纳自觉于自身的犹太身份，始终将人文主义与屠杀伤痛作为学术研究的考察对象，在对语词的溃退之外，还重点关注语词的污染问题。
1959年，家乔治·斯坦纳撰写了一篇引发众怒的《空洞的奇迹》，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德国学界依旧对乔治·斯坦纳不依不饶。在那篇文章一开头，斯坦纳就直斥战后德国新产生的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德国文学表面上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骨子里却是空洞无物、琐碎卑微和装腔作势，因为德语已经死了。维克多·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将纳粹语言称为监狱语言，禁锢着国民的思维方式，改变着国民的生活习性。
在极权肆虐时，虽有很多德语作家在流亡过程中取得了个人成就，但依旧无法挽救德语遗产的污染毁弃，词语在政治暴行和谎言压迫下必然丢失其人文意义。极权话语作为欺骗性的宣传工具，在全面覆盖之后，必将成为专门用于政治造假、文化造假、德行造假的工具，就像经历过极权蹂躏的克里玛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个世纪大多数人类的滔天罪行几乎都是在所有那些最含混的概念的名义下发生的。”斯坦纳认为，使用被污染的德语已让人不自觉成为纳粹的帮凶。
乔治·斯坦纳把第三帝国时期的政府要员之间流行的语言称作是“波茨坦风格”，它既混合了军事化的直白俗言，也融合了瓦格纳音乐里的浪漫主义雅言。在这个时期，德语在德国大学、政府部门、纳粹军队和纳粹法庭的合力驯化之下，变异成了“波茨坦风格”的纳粹帝国语言，而这种极权话语的方式被用来摧毁人之为“人”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兽性的主宰。德语写作不再冒险，不再主动，语言只是被言说而已，词语的本义也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梦魇般的意义。
在极权肆虐的时代，语词被污染后可以成为屠杀的帮凶；在“全副武装式的和平时期”，国家的语言情态与国家的现实状况成反比。北京作家毛喻原将极权意识形态污化语言的宣传策略比喻为输精管结扎：“它的语言产品就等于一只只避孕套，这是阻孕阴谋的双重保险。不过它要去阻止的并不是什么生理之孕、生育之孕，而是人的思想之孕与观念之孕。其目的是维护它肉体的战略，完成它反精神的大业。”
语词被政治污染后，要走出“黑暗的语言”殊非易事，即使与“新话”、“黑话”进行搏斗的作家也难以幸免。当纳粹荼毒语词后，在歌德写作的城市，在瓦格纳作曲的城市，一代代人在精心编织的谎言和仇恨的瘴气中成长起来。二战结束，虽然经历一场短暂的自我反思和道德审视，但德国人再次被谎言的语词所蛊惑与煽动，纳粹神话叙事依旧还在上演，宁愿相信死亡和暴行只是被同盟国的宣传和喜欢编造轰动事件的记者恶意夸大的，更主要的是相信必须遗忘才能够继续生活。在斯坦纳看来，整个时代的气息变成了“逃避、赤裸裸的谎言、靠死人的肥料养成的小胖子的现世不恭，以及年轻人神秘兮兮的追问”。玩世不恭地谈论时政，我们并不陌生。
语言被污化之后，必将造成社会对现实的麻痹和冷漠。从集中营活下来的意大利作家普利莫·莱维在《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一书中说：“接受言语的丧失，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它意味着彻底冷漠的来临。”政治强权下的审查机制导致语词书写的内在审查，让我们对一些词语越发生疏，不仅我们没能了解其真正的含义；对词汇真义尚不了解的情况下对词汇进行漫无目的或携带特殊目的的使用，本身就是对词汇的偏离与颠覆，使我们也成为推波助澜的凶手，成为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双重身份。在斯坦纳看来，若要拯救语词的受害，恢复语词的丰富性，诉诸于语词本身携带的见证功能，唯有赤裸裸的真实才能把谎言清洗。
叁
语言的贬值
1945年，乔治·奥威尔在国际笔会俱乐部参加纪念弥尔顿《论出版自由》三百周年的会议，有出席者抨击了限制文学作品中色情描写的有关法律与权力，并对文学作品中公开讨论色情问题的自由进行了座谈。次年，奥威尔写下了《对文学的阻碍》一文，为“道德自由”和“文学自由”辩护。在乔治·斯坦纳看来，尽管“道德自由”是为高尚理由，“文学自由”同样值得为之辩护，但真正拓展人类情感潜力的色情文学少之又少，反而因色情文学的泛滥成灾导致了作者在书写中忽视了对读者的尊重，剥夺了读者在文本阅读时的“想象的权利”。
更值得注意的是，乔治·斯坦纳看到了色情文学与极权主义之间的隐秘关系：色情文学中个体的非人化与极权国家中个体被逼迫变得赤裸裸与无名化之间，就像奥威尔所阐释的那样，伴随着极权统治下的“老大哥在看着你”，性生活也随之标准化，要么通过对放荡的特许，要么采取强制性的清规戒律；色情文学也因庸俗的惯例和空洞的野蛮，性爱描写的精确刻画与男女主角的物化书写，语词贫乏的色情文学已经成为语词的敌人，陈词滥调剥夺了读者的想象力，践踏了语词的尊严和读者的权利。对此，布罗茨基所说的那样，与自由相对的是陈词滥调，窥淫癖似的书写往往导致精神的贫乏。
在费主义盛行的我们时代，乔治·斯坦纳认为，语言品质的溃退与败坏，与社会民主也存在关系。民主化表达往往赐予一种幻象，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同质化的语言往往更能得到大众的拥护，这正如德国作家马库斯•梅森在《参与的恶梦》中所言：专栏红人之所以得到大众认可，并非因为他们有多少洞见，更多的是他们所写的东西恰恰是读者们共同所认可的观点而已，乔治·斯坦纳也如此认为，“在知识廉价的疯狂时代，在对伪文化谄媚和对价值纯粹冷漠的时代，为了迎合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的要求，今日的语言承担起了越来越媚俗的任务”。
并且，在消费文化喧嚣的“后文化时代”，一方面是古典文化素养的日益稀薄，导致经典作品的注疏条目不断增加，并且注释内容越来越基本化，原文与注释之间的篇幅越发失衡，作品的鲜活生命逐渐干涸，语词的尊严财富逐渐锐减；与经典作品被冷落相对的另一方面是消费文学的被热捧反观微博微信的文本传播便一目了然，越是廉价的言说，往往越能得到大众的传播。对于文学的民主化，乔治·斯坦纳显然冒犯了民主时代的“政治正确”，就像布罗茨基坚持认为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他一直呼吁重归古典文化素养，尤其在政治的民粹化、社会的娱乐化、生产的技术化使得语言不断贬值的文化通货膨胀时代：“书籍的泛滥本身就是对意义的颠覆。”
在当下互联网时代，话语表达越发民主化，甚至媒体不断采取取悦普通读者的倾向，言说门槛的降低成就热言时代的语词症候：言说过度而不知节制。民主化表达的政治正确观念和天鹅绒监狱的软硬兼施，使得行为举止与思维方式皆被泛滥空洞的语词所改变。所以，卡夫卡以寓言的形式告诫我们，在这个语词遭遇野蛮肆虐的时代，写作要么变得轻佻，要么归于沉默。语词被权力或消费剥夺了生命之后，社会就流行语言恋尸癖，这体现于当下人都在狂热使用泛滥成灾的流行语与官方语。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生命力的下降，导致道德和政治价值的廉价崩溃，抑或由于政治活力的下降，削弱了语言。”乔治·斯坦纳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其中的文化就像个充满八卦的风洞，我们说得太多，说得太轻松，有活力的语言变成了陈词滥调，语言筹码不断通货膨胀，文字的泛滥是对意义的颠覆，写作成了野蛮时代的轻佻之举，那么就放弃写作选择沉默来保持语言的尊严。同理，话语倘若轻佻，那就放弃言说，选择沉默，以保持语词的尊严：“如果我们在读的这本书不能让我们醒悟，就像用拳头敲打我们的头盖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它？”
当然，沉默自有其困境所在，野蛮越发肆虐，沉默极有可能成为帮凶，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横贯着道德的质问。同样有着极权践踏经验的茨维坦·托多洛夫认为，“话语的目的是推行善并渴望建立真。”但是，在乔治·斯坦纳看来，“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文学研究能够丰富或稳定道德认知，或者具有人性化的力量，我们没有证据表明，文学批评真的使人更加仁慈。更糟糕的是，有大量确凿的反证。”在意识形态的冲突下，许多知识分子对非人化的社会建构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成为精神领袖或青年导师，乃至投笔从戎直接参与实践。布罗茨基在诺贝尔奖演说中也谈到，文学爱好者完全可能一边宣读政治文章，一边屠杀同胞，死于独裁者之手的牺牲者名单的长度甚至远远超过他们的阅读书单。
对此，斯坦纳告诫说，物理学和生物化学中的伟大发现可能保持中立，保持中立的人文主义有时候要么是迂腐的骗局，要么是走向非人性化的序曲。因为，在美学反应的培养和个人非人化的潜力之间，存在着秘密的间离关系，在严峻的事实面前往往存在着情感的冒险。乔治·斯坦纳的担心，正如这些年在中国互联网上的争论，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理性、中立、客观，并将这些性格的群体冠以讽刺意义的“理中客”：“不该迷信客观的神话”，很有可能是“走向非人性化的序曲”。
肆
批评的尊严
即使人文素养并不一定能够阻止灵魂的堕落，但乔治·斯坦纳与布罗茨基的相同之处在于，依旧呼吁人文素养的自我培植：一方面，他呼吁比较研究，吸收不同的文明文化，不断拓展生活的轮廓，以促进人文思考与道路寻找；另一方面，他呼吁人文研究的“现实关联性”，从而避免“投入书写语词的情感，投入遥远文本细节的情感，投入逝去已久诗人生活中的情感，钝化我们对真正现实和需要的感觉。”
乔治·斯坦纳高度推崇利维斯的文学批评，因为他讲文学批评视作“重要的社会知识行为”，从文学作品出发，朝外延伸到遥远的“道德和政治”争论的空间，为时代精神的重塑竭尽全力；文学批评是技术、道德、社会价值的展览者和捍卫者，借助文学批评与现实的关联性，能够重塑具有人文活力的社会秩序。与其他文学批评家不同的是，乔治·斯坦纳反对文学理论。在他看来，人文学科中只有“叙事”而无“理论”，文学理论是科学占据主流之后，人文学科为了反击数理学科而发展起来的“自我欺骗”，文学批评是直觉的叙事，而理论是人类失去感知耐心的堕落表现，不仅简化了语词的丰富性，它还剥夺了文学鉴赏和阐释功能的独特尊严。
在文学批评的重要性方面，斯坦纳重视人文感受力和语言的美学伦理，强调人文艺术感受力是对人间事务理性判断的先决条件。布罗茨基曾提出“美学是伦理学之母”：“一个个体的美学经验越丰富，他的趣味越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越准确，他也就越自由，尽管他有可能越不幸。”斯坦纳重回“老式批评”，拒绝将文学视为封闭体系的科学研究，而是注重审美形式的人文研究，主张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强调人文批评在重塑时代精神方面的道德价值，他将文学批评的研究任务定义为“帮助我们作为健全的读者阅读”，“掀开感知之门，用巨大的力量给我们的信念结构带来影响”，“重造自己受到震撼的信念居所”，同时“借助某种进行密切交流的原始本能，试图将自己体验的文学作品的品质和力量传递给他人，希望他们敞开心扉”，共同交流“最真实的洞见”。
然而，文学批评极有可能是一门猎取名声的捷径，故而需要警惕“批评的喧嚣”，以免陷入“批评谋杀批评”的境地。作为“二手生活”的文学批评家，一方面需要注意道德层面的困境，即批评需要抵制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强烈诱惑，坚守批评的谦卑与敬畏；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知识层面的困境，必须建立在更广的知识范围之上，作出独特的自我评价。由于语词的流行与文学的热捧容易受到政治正确的民主观念所蛊惑，让普通读者以为流行的文本是值得尊重的文本，很有可能恰恰相反，越是在微信朋友圈被转发往往越没有阅读的价值。
所以，在斯坦纳看来，文学批评家应该有自身的偏好，应该担任文学等级制度或秩序的立法者、维护者，而非取悦普罗大众民主观念里的政治正确。故而，在文学批评里，“绝不妥协的必要态度是动人的力量”。批评家若放弃批评的价值，便无法区分何谓艺术、何谓谄媚，极有可能对社会的全面堕落推波助澜，不能仅仅囿于纯粹文本研究之下的自我辩解式“道德安慰”，更不能放弃道德追问，从而让自己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对社会现实进行道德冷漠和道德盲视。
作为中欧精神传统的继承人，乔治·斯坦纳立足于废墟之境，不断追问语词贬值和文学批评的社会责任，尤其是他身为犹太幸存者，对非人道行为有着本能的敏感反应，而语言的健康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因为每一门语言都具有独特的时间意识、空间意识和梦幻意识。所以，在文学批评里，尤其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乔治·斯坦纳不断敏感于复活语词的丰富性，因为日常生活的话语方式总是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改变。
无论是极权奴役时代还是民主消费时代，任何时期的语言问题都是值得注意的社会问题，正如培根告诫的那样：“人们自以为他们的心灵在操纵语言，可是往往适得其反，是语言在统治他们的心灵。”或许，当我们时刻警惕着陈词滥调，注重着语言意义，给予语言以自由，不断地警惕着自身的话语方式是否属于被污化或被消费时，我们才能更好地重塑一种语言。毕竟，语言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系统，它并非仅仅拥有精英的努力就可一蹴而就，他还需要大众共同体的协力合作，更涉及了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层面的通力合作，才能建立一套更好的话语系统，拥有自由的审美伦理，进而抵制奴役的诱惑，让自由获得更多的可能。
2015年9月7日刊于《经济观察报》39、40版
（据微信公众号“手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