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我为什么要在朋友圈谈政治?

案:此文由智合推后,流布甚广。我注意到,有些朋友非常喜欢文中一句话:“关心政治的目的,不在权力,而在自由。”这出自我的一篇旧文,标题即“为了自由,我们才关心政治”。不过这篇文章由演讲稿改成,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现翻出,附于正文之后。

我为什么要在朋友圈谈政治?

“撕裂”作为中国的关键词,绝非始于今日。孙立平曾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定性为“断裂社会”,他的专著《断裂》与《失衡》,当年读来,便觉触目惊心,现在看去,愈发佩服他的先见之明。这两本书,不止写实,兼具预言色彩。如今,中国社会正徘徊于断裂与失衡的阴影之下,愈陷愈深,无以自拔。

明确了这一点,再来说朋友圈的撕裂,可知这不过是断裂现实的一种投影,只是表象,而非本原。被撕裂的友谊背后,隐藏了断裂的观念、断裂的利益、断裂的阶级、断裂的体制与断裂的社会,后者才是病源。由此而论,朋友圈的撕裂不是一个社交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审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关于阅兵、范玮琪晒孩子等所激起的纷争,当作如是观。

针对惨痛的现状,有人提出对策:千万别和朋友谈政治,千万别在朋友圈谈政治。按照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只谈家事,不谈国事,只谈风月,不谈政治,便可换来朋友圈的安宁与友谊的长青。事实上,这是典型的鸵鸟主义,以反政治、回避政治的方式,来应付政治问题。结果,问题非但没有化解,反而加剧。朋友圈风平浪静之下,则是人心渐渐隔阂,友情渐渐淡漠,其撕裂的本质,并未改变分毫。

这里可分作两种情形。

第一种:你的朋友喜欢谈政治,你也喜欢谈政治,然而你们的政治观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为了避免冲突,你选择退让,归于缄默。

第二种:你的朋友圈都不关心政治,唯独你喜欢谈政治,你的议论打碎了他们用育儿、炒股、旅游、养生与心灵鸡汤编织的美梦,令他们不胜其烦,为了朋友圈的和谐,你选择退让,归于缄默。

先说第二种情形。拒绝关心政治,在一些人眼里,是一种自由,不过,既为自由,则当发生在自由的语境之下,在一个泛政治化的国度,自由被严重压缩、摧残,几无立锥之地,不去关心政治,哪里还是自由呢,分明是犬儒。所谓政治冷漠,正是犬儒主义的一大症状。退一步讲,即使“我不关心政治是一种自由”勉强能够成立,别忘了这后面还有一句:关心政治则是一种责任。有人说过,专制最邪恶的地方,不是令人遗忘了自由,而是令人遗忘了责任。

这么说,并非要强迫朋友圈都去关心政治,只是善意提醒:也许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却在关心你;政治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副业。

这就是为什么,在政治冷漠如寒冰一般的朋友圈,我们要坚持谈论政治。如你所见,从生到死,我们都无法摆脱政治的桎梏,无法漠视政治的存在(在中国,甚至出生之前,便要接受政治约束:准生证)。我们不去关心政治,政治就会消逝么,不去议论政治,政治就会安详么?非但不会,它对我们的限制与压迫,反而变本加厉。须知,对权力者来讲,无疑更希望其治下的子民都不关心政治,温良恭俭让如沉默的羔羊,而非希望子民都来过问政治,你一言我一语,你一手我一脚,那样它将如芒在背,寸步难行。


关心政治的目的,不在权力,而在自由。这一点必须弄清楚。我喜欢
约瑟夫·布罗茨基那句话:“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为止。”(布罗茨基还有一个相应的论断:为了避免文学用人民的语言说话,人民应该用文学的语言说话。)同理,我们必须关心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关心我们为止。

再说第一种情形。相比第二种,这不存在政治冷漠的问题。你和你的朋友,恰因热爱政治,才会发生争执:你是右派,他是左派,你反毛,他崇毛,你认为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他认为爱国高于一切,感谢国家先于感谢爸妈……当你退出争论,绝口不谈政治,这能改变什么呢?朋友圈安宁了,你的朋友自觉胜利了,然而扪心自问,你并不能认同他的政治观,你担心伤害对方的感情而放弃争论,当你放弃争论,却发现伤害了自己的感情,你们的友谊,不会因此而增进,却有可能受损,因为你的心底已经生出了芥蒂。

其实政治争论并不可怕,只要双方能够恪守规则,如《罗伯特议事规则》与哈维尔制定的八条《对话守则》;只要双方能够坚守求同存异的底线:反对的目的不在立异而在求同,争执的目的不在打败对方而在寻求共识。这样的争论,以规则与共识为保障,有百利而无一害,怎么会伤感情、坏和气?

所以说,第一种情形的症结,不在谈不谈政治,而在怎样谈政治。介于公共与私人之间的朋友圈,与我们的公共生活一样,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塑造议事规则。就当下而言,规则比观点更重要。

古往今来,不乏政见分歧而私交至笃的朋友。他们何以如此呢,我以为答案正隐藏梁启超致杨度的信中:“吾人政见不同,今后不妨各行其是,既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公私分明,恰是议事规则之一。

说到这里,再谈两句友道。我以为朋友之间,第一贵在直,第二贵在恕。所谓直,即直言:对于朋友所陷入的误区,如政治冷漠,不能吝于批评、沉默到底,那样就成了“损者三友”;所谓恕,即包容,朋友圈正适用那句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你要容忍朋友不谈政治,正如朋友要容忍你谈政治,你要容忍朋友爱国,正如朋友要容忍你不爱国(当然容忍精神有其底线,毫无底线的容忍则成纵容、绥靖、姑息养奸,我的底线在于,可以接受朋友的政治冷漠,却无法接受对义和团、法西斯与“文革”的颂扬)。倘能做到这两点,不管朋友圈怎么争论,争到天昏地暗,斗转星移,终将免于撕裂。反之,若不能直,朋友圈将充满违心之言甚至谎言,若不能恕,朋友圈将只剩下一种立场、一种观点、一种声音,这样的朋友圈,注定是一个虚伪、单调而封闭的空间。

2015年9月8日

供智合(zhihedongfang)

 

【附】

为了自由,我们才关心政治!

 重庆青年、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在网上发表“负面言论和信息”被劳教两年,其罪证之一,竟是一件背后印有“不自由、毋宁死”的T恤衫。据《南都周刊》(2012年第40期)报道,他的女朋友,以前只看八卦,从不关心政治话题,连“彭水诗案”(其主角秦中飞与任建宇遭遇相仿)都不晓得,但是现在她不得不关心,因为政治已经找上了门,躲避不掉,只能勇敢面对。

任建宇的女友,让我想起一位大学同学,这厮虽就读法学院,却立志要当作家。他写玄幻小说、哲理小说,极少涉及现实。每当我们一帮狐朋狗友议论国事,他便躺在我缭乱的床上,高呼“我不谈政治”,随手从床头的书堆抽出一本书,掩在脸上,以示清高。不幸的是,他用来遮脸的那本书,是刘军宁《保守主义》,我的启蒙书之一,名副其实的政治读物;更不幸的是,这厮的作家梦,在大学择业之际便告幻灭,他考入了长三角地区一家中级人民法院,一进单位,所分配的部门,不是审判庭,而是政治部,一个曾经绝口不谈政治的人,沦落到每天和政治打交道的苦境。

这两个案例有什么意思呢,世事无常,造化弄人?我只想说明一点。诸君应该都听过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假如把“枷锁”换成“政治”,此言能否成立?早在卢梭之前,亚里士多德说道: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其本意是说,人不能脱离城邦,城邦作为自然的产物,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而存在,城邦是整体,个人是部分,脱离了城邦这一整体,个人便不能自足,用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话讲:城邦之外非神即兽。政治动物之“政治”,与城邦关系极深。后世的诠释,大多偏离了本意。我虽然不太欣赏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譬如城邦先于个人,却十分认同他的论断:人不可能脱离城邦(国家)而存在,尤其在现代国家,公民的生死,都必须与政治发生关系,出生,要上户口,你不上,便是黑户,死亡,要受火化,你不从,便被罚款。户籍制度,殡葬制度,哪个不是政治?在此,我们需要修改卢梭的那句格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政治之中。也许人生而不自由呢,他却必须在政治之中。

从文本回到现实,我想起另一句话,它曾登上一本杂志的封面:也许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在关心你。

既然我们身处政治之中,既然政治对我们的关心无处不在,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对它漠不关心呢?公平起见,我们应该关心政治才是,我们对政治的关心,应该数倍于政治对我们的关心。布罗茨基说过:“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为止。”依葫芦画瓢:我们必须关心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关心我们为止。

这里需要辨析政治的定义。什么是政治?千百年来,政治在中国,一直被妖魔化。这当一分为二:其一,是野蛮化,政治就是要杀头、要血流成河,譬如2012年底,莫言到瑞典领受诺贝尔文学奖,“建议大家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教人打架的政治”,请注意,他用“教人打架”来修饰政治,可见对政治的野蛮印象;其二,是肮脏化,政治就是阴谋,就是勾心斗角,就是烛影斧声,吴稚晖说过一句粗俗的名言,可以反映一些国人对政治的态度:“政治就像女人的陰道,再脏也有人搞。”——吴老先生虽是文人出身,却以政治终老,为国民党四老之一,他的一大爱好,即爱骂人,出口成脏(鲁迅的打油诗《言辞争执歌》,有“吴老头子老益壮,放屁放屁来相嚷”之句写他),这恰巧与他论政治的名言相映成趣。

政治真是如此吗?恐怕不见得。我们并不否认政治有阴暗、残酷的一面,同时我们更不能否认政治有阳光、日常的一面。过于注重前一面,使政治被妖魔化,我们自然会恐惧政治;因为恐惧,视线受阻,则无法看见后一面。这便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妖魔化政治令人恐惧政治,恐惧政治反过来加剧了对政治的妖魔化。

要打破这种妖魔化,打破对政治的恐惧,我们就必须看到政治的另一副面孔,或者说,我们就必须转换观察政治的视野。政治不仅在宫廷,还在民间;政治不仅在市政府,还在菜市场;政治不仅在夜幕之下,还在艳阳之下;政治不仅是恐怖片,还可以是肥皂剧;政治不仅是新闻联播,还可以是中国好声音;政治不是权贵的专利,而是百姓的日用;政治并非不可企及,它正游走于你我身边。

当我们拓宽了政治的边境,当我们降低了视线,以平常心观察政治,政治便恢复了其世俗、日常的面目,从宫闱走向广场,从文本走向生活,从神龛走向人间。与此同时,我们关心政治、谈政治的方式,从单一化走向了多元化。再拿莫言说事。他与政治的暧昧关系,备受国人争议,《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曾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瑞典著名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他说:文本具有一种间接的政治含义。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是:作家参与政治,并非要像公共知识分子发表政论,上书中央,他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小说、诗歌、评论……)实现对政治的介入,如莫言的小说《蛙》,即在反思计划生育国策。同理,我们这些普通人,所谓草民、屁民,参与政治,不是要去竞选人大代表,不是要上街抗议,那需要资本,需要勇气,我们在大学办一份杂志,组织一场讲座,何尝不是对政治的参与,对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落实与捍卫?

2012年12月,我读到一组数据,调查对象是80后、90后大学生。超过一半的大学生表示“对与政治有关的事情感兴趣”;分别有63.4%的在校大学生和60.7%的毕业生表示“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66.8%的在校大学生和65.3%的毕业生表示“我觉得自己有资格评价政府行为”。

再说一个故事。这一回,故事的主角叫胡适。1917年,胡适留美归国,为了专心学问,曾宣布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不曾想,才过一年,他便违背誓约。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来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尽管胡适认为,“在某种意识上说,这张小报的发行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这不过是他一厢情愿或者自我安慰的说法。且看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胡适共发表了四篇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孙文学说>的内容及其评论》、《合肥是谁》、《孔教精义》,哪一篇不是在谈政治呢?

1920年8月1日,胡适、蒋梦麟、陶履恭、王徵、张祖慰、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袂发布《争自由的宣言》——该宣言由胡适执笔:

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
也许,任建宇的女友,与我的大学同学,读到第一句,便心有戚戚焉。近百年过去,我们还在原地打转。这甚至构成了人类的永恒困境。

胡适这番话,却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为了自由,我们才关心政治!

 2012年10月25日
(据羽戈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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