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我为什么要在朋友圈谈政治？

案：此文由智合推后，流布甚广。我注意到，有些朋友非常喜欢文中一句话：“关心政治的目的，不在权力，而在自由。”这出自我的一篇旧文，标题即“为了自由，我们才关心政治”。不过这篇文章由演讲稿改成，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现翻出，附于正文之后。

我为什么要在朋友圈谈政治？

“撕裂”作为中国的关键词，绝非始于今日。孙立平曾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定性为“断裂社会”，他的专著《断裂》与《失衡》，当年读来，便觉触目惊心，现在看去，愈发佩服他的先见之明。这两本书，不止写实，兼具预言色彩。如今，中国社会正徘徊于断裂与失衡的阴影之下，愈陷愈深，无以自拔。

明确了这一点，再来说朋友圈的撕裂，可知这不过是断裂现实的一种投影，只是表象，而非本原。被撕裂的友谊背后，隐藏了断裂的观念、断裂的利益、断裂的阶级、断裂的体制与断裂的社会，后者才是病源。由此而论，朋友圈的撕裂不是一个社交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审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关于阅兵、范玮琪晒孩子等所激起的纷争，当作如是观。

针对惨痛的现状，有人提出对策：千万别和朋友谈政治，千万别在朋友圈谈政治。按照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只谈家事，不谈国事，只谈风月，不谈政治，便可换来朋友圈的安宁与友谊的长青。事实上，这是典型的鸵鸟主义，以反政治、回避政治的方式，来应付政治问题。结果，问题非但没有化解，反而加剧。朋友圈风平浪静之下，则是人心渐渐隔阂，友情渐渐淡漠，其撕裂的本质，并未改变分毫。

这里可分作两种情形。

第一种：你的朋友喜欢谈政治，你也喜欢谈政治，然而你们的政治观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为了避免冲突，你选择退让，归于缄默。

第二种：你的朋友圈都不关心政治，唯独你喜欢谈政治，你的议论打碎了他们用育儿、炒股、旅游、养生与心灵鸡汤编织的美梦，令他们不胜其烦，为了朋友圈的和谐，你选择退让，归于缄默。

先说第二种情形。拒绝关心政治，在一些人眼里，是一种自由，不过，既为自由，则当发生在自由的语境之下，在一个泛政治化的国度，自由被严重压缩、摧残，几无立锥之地，不去关心政治，哪里还是自由呢，分明是犬儒。所谓政治冷漠，正是犬儒主义的一大症状。退一步讲，即使“我不关心政治是一种自由”勉强能够成立，别忘了这后面还有一句：关心政治则是一种责任。有人说过，专制最邪恶的地方，不是令人遗忘了自由，而是令人遗忘了责任。

这么说，并非要强迫朋友圈都去关心政治，只是善意提醒：也许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却在关心你；政治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副业。

这就是为什么，在政治冷漠如寒冰一般的朋友圈，我们要坚持谈论政治。如你所见，从生到死，我们都无法摆脱政治的桎梏，无法漠视政治的存在（在中国，甚至出生之前，便要接受政治约束：准生证）。我们不去关心政治，政治就会消逝么，不去议论政治，政治就会安详么？非但不会，它对我们的限制与压迫，反而变本加厉。须知，对权力者来讲，无疑更希望其治下的子民都不关心政治，温良恭俭让如沉默的羔羊，而非希望子民都来过问政治，你一言我一语，你一手我一脚，那样它将如芒在背，寸步难行。

关心政治的目的，不在权力，而在自由。这一点必须弄清楚。我喜欢约瑟夫·布罗茨基那句话：“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为止。”（布罗茨基还有一个相应的论断：为了避免文学用人民的语言说话，人民应该用文学的语言说话。）同理，我们必须关心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关心我们为止。

再说第一种情形。相比第二种，这不存在政治冷漠的问题。你和你的朋友，恰因热爱政治，才会发生争执：你是右派，他是左派，你反毛，他崇毛，你认为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他认为爱国高于一切，感谢国家先于感谢爸妈……当你退出争论，绝口不谈政治，这能改变什么呢？朋友圈安宁了，你的朋友自觉胜利了，然而扪心自问，你并不能认同他的政治观，你担心伤害对方的感情而放弃争论，当你放弃争论，却发现伤害了自己的感情，你们的友谊，不会因此而增进，却有可能受损，因为你的心底已经生出了芥蒂。

其实政治争论并不可怕，只要双方能够恪守规则，如《罗伯特议事规则》与哈维尔制定的八条《对话守则》；只要双方能够坚守求同存异的底线：反对的目的不在立异而在求同，争执的目的不在打败对方而在寻求共识。这样的争论，以规则与共识为保障，有百利而无一害，怎么会伤感情、坏和气？

所以说，第一种情形的症结，不在谈不谈政治，而在怎样谈政治。介于公共与私人之间的朋友圈，与我们的公共生活一样，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塑造议事规则。就当下而言，规则比观点更重要。

古往今来，不乏政见分歧而私交至笃的朋友。他们何以如此呢，我以为答案正隐藏梁启超致杨度的信中：“吾人政见不同，今后不妨各行其是，既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公私分明，恰是议事规则之一。

说到这里，再谈两句友道。我以为朋友之间，第一贵在直，第二贵在恕。所谓直，即直言：对于朋友所陷入的误区，如政治冷漠，不能吝于批评、沉默到底，那样就成了“损者三友”；所谓恕，即包容，朋友圈正适用那句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你要容忍朋友不谈政治，正如朋友要容忍你谈政治，你要容忍朋友爱国，正如朋友要容忍你不爱国（当然容忍精神有其底线，毫无底线的容忍则成纵容、绥靖、姑息养奸，我的底线在于，可以接受朋友的政治冷漠，却无法接受对义和团、法西斯与“文革”的颂扬）。倘能做到这两点，不管朋友圈怎么争论，争到天昏地暗，斗转星移，终将免于撕裂。反之，若不能直，朋友圈将充满违心之言甚至谎言，若不能恕，朋友圈将只剩下一种立场、一种观点、一种声音，这样的朋友圈，注定是一个虚伪、单调而封闭的空间。

2015年9月8日

供智合（zhihedongfang）

 

【附】

为了自由，我们才关心政治！

 重庆青年、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在网上发表“负面言论和信息”被劳教两年，其罪证之一，竟是一件背后印有“不自由、毋宁死”的T恤衫。据《南都周刊》（2012年第40期）报道，他的女朋友，以前只看八卦，从不关心政治话题，连“彭水诗案”（其主角秦中飞与任建宇遭遇相仿）都不晓得，但是现在她不得不关心，因为政治已经找上了门，躲避不掉，只能勇敢面对。

任建宇的女友，让我想起一位大学同学，这厮虽就读法学院，却立志要当作家。他写玄幻小说、哲理小说，极少涉及现实。每当我们一帮狐朋狗友议论国事，他便躺在我缭乱的床上，高呼“我不谈政治”，随手从床头的书堆抽出一本书，掩在脸上，以示清高。不幸的是，他用来遮脸的那本书，是刘军宁《保守主义》，我的启蒙书之一，名副其实的政治读物；更不幸的是，这厮的作家梦，在大学择业之际便告幻灭，他考入了长三角地区一家中级人民法院，一进单位，所分配的部门，不是审判庭，而是政治部，一个曾经绝口不谈政治的人，沦落到每天和政治打交道的苦境。

这两个案例有什么意思呢，世事无常，造化弄人？我只想说明一点。诸君应该都听过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假如把“枷锁”换成“政治”，此言能否成立？早在卢梭之前，亚里士多德说道：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其本意是说，人不能脱离城邦，城邦作为自然的产物，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而存在，城邦是整体，个人是部分，脱离了城邦这一整体，个人便不能自足，用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话讲：城邦之外非神即兽。政治动物之“政治”，与城邦关系极深。后世的诠释，大多偏离了本意。我虽然不太欣赏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譬如城邦先于个人，却十分认同他的论断：人不可能脱离城邦（国家）而存在，尤其在现代国家，公民的生死，都必须与政治发生关系，出生，要上户口，你不上，便是黑户，死亡，要受火化，你不从，便被罚款。户籍制度，殡葬制度，哪个不是政治？在此，我们需要修改卢梭的那句格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政治之中。也许人生而不自由呢，他却必须在政治之中。

从文本回到现实，我想起另一句话，它曾登上一本杂志的封面：也许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在关心你。

既然我们身处政治之中，既然政治对我们的关心无处不在，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对它漠不关心呢？公平起见，我们应该关心政治才是，我们对政治的关心，应该数倍于政治对我们的关心。布罗茨基说过：“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为止。”依葫芦画瓢：我们必须关心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关心我们为止。

这里需要辨析政治的定义。什么是政治？千百年来，政治在中国，一直被妖魔化。这当一分为二：其一，是野蛮化，政治就是要杀头、要血流成河，譬如2012年底，莫言到瑞典领受诺贝尔文学奖，“建议大家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教人打架的政治”，请注意，他用“教人打架”来修饰政治，可见对政治的野蛮印象；其二，是肮脏化，政治就是阴谋，就是勾心斗角，就是烛影斧声，吴稚晖说过一句粗俗的名言，可以反映一些国人对政治的态度：“政治就像女人的陰道，再脏也有人搞。”——吴老先生虽是文人出身，却以政治终老，为国民党四老之一，他的一大爱好，即爱骂人，出口成脏（鲁迅的打油诗《言辞争执歌》，有“吴老头子老益壮，放屁放屁来相嚷”之句写他），这恰巧与他论政治的名言相映成趣。

政治真是如此吗？恐怕不见得。我们并不否认政治有阴暗、残酷的一面，同时我们更不能否认政治有阳光、日常的一面。过于注重前一面，使政治被妖魔化，我们自然会恐惧政治；因为恐惧，视线受阻，则无法看见后一面。这便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妖魔化政治令人恐惧政治，恐惧政治反过来加剧了对政治的妖魔化。

要打破这种妖魔化，打破对政治的恐惧，我们就必须看到政治的另一副面孔，或者说，我们就必须转换观察政治的视野。政治不仅在宫廷，还在民间；政治不仅在市政府，还在菜市场；政治不仅在夜幕之下，还在艳阳之下；政治不仅是恐怖片，还可以是肥皂剧；政治不仅是新闻联播，还可以是中国好声音；政治不是权贵的专利，而是百姓的日用；政治并非不可企及，它正游走于你我身边。

当我们拓宽了政治的边境，当我们降低了视线，以平常心观察政治，政治便恢复了其世俗、日常的面目，从宫闱走向广场，从文本走向生活，从神龛走向人间。与此同时，我们关心政治、谈政治的方式，从单一化走向了多元化。再拿莫言说事。他与政治的暧昧关系，备受国人争议，《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曾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瑞典著名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他说：文本具有一种间接的政治含义。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是：作家参与政治，并非要像公共知识分子发表政论，上书中央，他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小说、诗歌、评论……）实现对政治的介入，如莫言的小说《蛙》，即在反思计划生育国策。同理，我们这些普通人，所谓草民、屁民，参与政治，不是要去竞选人大代表，不是要上街抗议，那需要资本，需要勇气，我们在大学办一份杂志，组织一场讲座，何尝不是对政治的参与，对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落实与捍卫？

2012年12月，我读到一组数据，调查对象是80后、90后大学生。超过一半的大学生表示“对与政治有关的事情感兴趣”；分别有63.4%的在校大学生和60.7%的毕业生表示“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66.8%的在校大学生和65.3%的毕业生表示“我觉得自己有资格评价政府行为”。

再说一个故事。这一回，故事的主角叫胡适。1917年，胡适留美归国，为了专心学问，曾宣布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不曾想，才过一年，他便违背誓约。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来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尽管胡适认为，“在某种意识上说，这张小报的发行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这不过是他一厢情愿或者自我安慰的说法。且看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胡适共发表了四篇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孙文学说>的内容及其评论》、《合肥是谁》、《孔教精义》，哪一篇不是在谈政治呢？

1920年8月1日，胡适、蒋梦麟、陶履恭、王徵、张祖慰、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袂发布《争自由的宣言》——该宣言由胡适执笔：

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
也许，任建宇的女友，与我的大学同学，读到第一句，便心有戚戚焉。近百年过去，我们还在原地打转。这甚至构成了人类的永恒困境。

胡适这番话，却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为了自由，我们才关心政治！

 2012年10月25日
（据羽戈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