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才是谣言的制造者

当信息自由越来越成为传播过程中群体的规范内容时，对信息传播的阻碍也就越来越成为反规范的内容，反规范的宣传效果也就越来越差。当局在言论自由方面的阻碍越强烈，它得到的信任也就越低；当局对某事的传播越阻止，它得到的回应也就越不利。

李普曼认为，人的行为是对信息环境的反应，反应的结果并不作用于这个拟态的信息环境，而是作用于反应发生的现实环境。人们对于当局的质疑，并不作用于这种质疑的来源——在信息环境中对于当局的不信任，而是强烈地作用于现实——对当局的反对，其表现就是各种谣言和暴力。

人们的判断和决定，并不取决于一时的宣传和传播，而是更多取决于他们的“政治既有倾向”。在中国，个体对于民间事件的判断和倾向，很明显地受到他们对于当局的既有看法的影响。用理中客批判这种影响是无意义的，当局在每个事件上的舆论失败，都在确证着一件事：人们对当局的既有倾向表达越来越强烈。

对于“某事”的确证，属于技术范畴；对于“某类事”的判断，属于理性范畴。用技术的确证来要求人们对于各类事件的判断与之相符，这是对人们一贯理性的挑战。在当前的中国，乃至在全人类的历史当中，“对政府的不信任”，就是最高理性的表现。

“一贯的理性”无助于人们在某一具体事件中得到确切的结果，它只是表明，在判断的过程中，这一事件的确切结果被部分忽略了。“确切结果”与“类型判断”结果越背离，说明人们对于类型的认知越强烈。在特定情况下，人们对于当局的罪恶认知强烈到足以反对确切结果的程度。

谣言是另一种真相。它真正表达的不是语义本身，而是对此语义内容的期望、判断、情感等。批判谣言的语义真实性是容易的，但是如果看不到它背后的内容，尤其是与当前政治相关的谣言，那就只不过是在维稳。

比如谣言范例“网上传闻有人被爆震弹炸死，肠子都炸出来了”，这在语义上很容易被揭穿，因为爆震弹不会造成这样的伤害结果。它想表达的意思是：当局的镇压群体运动时是不择手段的、没有底线的，它的残暴超乎人们的想象。

那么为什么谣言制造者不这么说呢？有几个可能的原因：1.他想引起更多的关注；2.他在想象一个残酷的场面来说服自己和他人；3.言论和信息是不自由的。无论是哪一种原因，单纯否定谣言本身都不足以消除这些原因，也就不可能消除谣言的存在。

自由、开放的信息环境，依然无法杜绝、制止谣言，更不用说专制、封闭的信息环境了。专制对自由的压迫越强烈，人们出于对专制的厌恶和痛恨，被迫使用谣言的动机也就越强烈，谣言也就越丰富离奇。

只有自由开放的信息环境，才能让人们具备对谣言充分的辨识力，才能使谣言的边际价值无限趋近于零，才能使造谣者无利可图、受众无人相信和传播。所以，专制才是谣言的制造者。

转自星推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