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的重大变迁被称之为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转型始于改革开放以来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基本涵义当然包括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制度性变革，特别是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与走向宪政民主的政治转型。转型社会学的主旨在于从文明比较研究的视野关注社会转型，透过转型过程中的种种社会事实，发现并揭示其中的社会结构关系、社会运作的机制和逻辑，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实践者的行动与力量，为理解文明及其转型提供洞见。
一、从文明的视野理解社会转型
孙立平曾指出，一种文明，只要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无论它最终的命运如何，都会对人类的智慧构成严峻的挑战：这种文明是怎样产生的？它从文化到制度是怎样运作的？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它又将向何处去？
不同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明形式。我们曾经经历了这一文明的“初级阶段”，即“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或简称“社会主义”阶段。尽管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正在发生转型，但我们现在依然处于这个文明的影响之下。作为社会研究者，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特的、拥有最多人口的、对世界格局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及其大转型。这个社会生成于前现代即传统的农业社会，经历了极为独特的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而今天又处在探索发展之路的重大转型过程中。勿庸讳言，对中国共产主义这个相当独特的文明，我们少有对其内在的结构和精密微妙的运作机制的解析，更缺少从整体文明层面上的反思。
“文明”（civilization）这一概念通常被理解为宏大的、形态完整并且发展到相当高水平的文化与社会。有人可能不同意将“共产主义文明”用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认为这一段历史时间不够长，而原属“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大都在半个世纪内就发生了解体、重构或者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先就有关文化与文明的概念进行解析。将“文明”与“文化”对应地看，是因为二者在实际使用中处于不同的“级别”。“文明”通常是指社会与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状态，是相对于“原始”、“蒙昧”、“野蛮”状态的人类社会进化的产物。然而，我们同时也应看到，文明是一个过程（the process），是动态的和相对性的概念；特别是这一相对性体现为不同的社会、文化对于“文明”与“野蛮”的分殊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将自己定义为文明人和文明的中心是诸多文化中的常见现象。因而，我们若从社会人类学的文化概念的角度来理解“文明”，就不难体会到，这一明显褒义性的概念其实如同许多文化概念一样，也是社会认知和文化定义的结果，表达了潜意识中的自我肯定和自我认同。
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一书的开篇即指出：与社会长期朝着某一方向“发展”相伴，人的行为和经验，个人情感以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所有行为的构成也会朝着某一个方向变化。对这种变化的解释往往是：自己所处的国家的人比以前“文明”了，其他国家的人“不文明”，甚至比自己国家的人“野蛮”。在这本探讨“文明人所特有的行为方式”的书中，埃利亚斯目光犀利地一语道破：文明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识。它包括了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他们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于“原始”阶段的人们。他还特别指出，在英、法两国，“文明”一词集中地表现了这两个民族对于西方国家进步乃至人类进步所起作用的一种骄傲。而“有教养的”一词与文明概念非常接近，它是文明的最高形式。
埃利亚斯对“文明”与“文化”概念的社会起源的论述，更清楚地表明“文明”概念在人们的使用中和由使用而显示的认知意义，那就是对自己所属的文明赋予宏大、高级、美好、理性和独特的优势意义。而若从一种中性、现实意义上理解文明，它不仅应包括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思想文化传统，更指人们每日践行的生活方式和实际的社会运作逻辑。
以中性的“文明”概念来看待共产主义文明，首先，不难了解，社会主义中国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而那个农业文明古国恐怕没有人不承认是与其他几大文明并列的中华文明。而所谓“新社会”不是原有文明的中断，更不是退回到“原始”或“蒙昧”时代。就此而言，称“共产主义”为“文明”并无褒贬之意。其次，从文明的具体因素，即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以后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来看，发展与现代化的主题始终是强烈追求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更是成为了最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目标。虽然其间经历了人为因素造成的停滞、衰退阶段，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毕竟极大地超过中华帝国时期，甚至也超过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而中国在高科技和军事技术方面的进步同样引人注目。此外，在所谓“精神文明”包括文化、艺术，特别是意识形态和埃利亚斯所说的“世界观”方面，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产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恐怕都不能不认为是属于“文明”的范畴，尽管这一精神文化领域的成绩不时地成为政治的附属品。
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程及其所建立的政体与意识形态，堪称最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为实现共产主义进行奋斗曾经是对人类大同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在中国那曾经是有着最辉煌前景和最美好期待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级阶段，是最有抱负、最具学识和智慧的精英开创的道路，也是吸引最多的人为之牺牲和奉献的事业。然而，乌托邦的理想和实践带来的结果却是人类和人道的巨大灾难。为什么美好的初衷却导致整个社会的悲剧？理想的乌托邦如何成为罪恶的渊薮？这正是需要我们深入探究、给予回答的重大问题，那毕竟是支配了我们民族超过半个世纪之久而今日依然没有寿终正寝的制度与意识形态。
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还是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来看，超过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历史都应该是一种“文明”的历史。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文明相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独特性。如果说现代社会科学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探究，并由此构成了古典和现代社会学的基本理论问题，那么对于共产主义文明的研究，则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富饶之地。历史地看，我们关注今天的社会转型，就不能不关注转型前的社会即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能不关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的传统社会。前现代的农业社会是共产主义文明产生的土壤，也是今日社会转型的基础和条件。传统社会、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这三者交织叠加在一起，错综复杂，但却构成我们学术灵感和思想、理论的丰厚资源。
这样一种文明中有着太多等待破解的谜团——它极为强大的动员裹胁势能，它改造和重建人们精神世界的能力，它促使人们放弃自我和自由服膺于统一思想和意志的力量，它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宰制的实践过程和机制、逻辑与技术，以及普通人生存其中的社会与文化实践。不了解这一切，就无从理解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解释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个体的学术人，我们都曾经有限地经历了那一幕历史，我们有责任记录和解析它，并且让下一代了解它、记住它。建立在暴力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共产主义革命，既摧毁和断绝了传统，又有意或无意地从传统中获得武器和资源为己所用。而这种基于实用主义的方式所导致的不仅是传统的毁灭、现实的灾难，也带来整个民族精神世界的错乱与堕落。面对这样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独特逻辑和制度，我们将在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意义上，将“社会学的想象力”概括为三个主要维度：在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进行穿梭的贯通能力；穿透历史与现实的洞察能力；对文明的独特逻辑和微妙运作进行解析的能力。
综上所述，只有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式来对待，才能揭示其中的许多奥秘及其内在的机制与逻辑。破解这些谜题是我们的使命，一个好的社会研究者应该是最具社会学想象力的人——以充满智慧的心智品质承担解释、说明人类处境，启示人的觉醒的责任。正是在此意义上，从事学术事业的内在冲动——求知的好奇、破题的乐趣、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将融为一体。记录普通生命的历程，书写未被书写的历史，改变以往仅从精英角度对社会变革的关注和分析，从底层的视角、为沉默的大多数关注和破解文明及其转型。从事这一研究，我们需要良知和记忆，需要洞穿历史与现实的眼光，需要深沉的悲悯之心和浑厚的智慧。如此才能从平凡琐碎中构建出大气磅礴、从细语微言中发掘出洪钟大吕，生产出有意义的知识。
二、转型社会学的新议程
当我们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理解为文明转折的含义时，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独特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过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而这种意义上的学术资源，只有历史上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与演变才能与之相比。
中国社会学自1980年代初恢复以来，经历了大致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从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占据研究者的主要视野：现代化问题、婚姻家庭变迁、乡镇企业、劳动力流动、城乡关系等，都是热门一时的研究领域。与强烈的现实关怀对应的是理论资源的相对缺乏和学术不够规范，而且这一时期研究者借鉴较多的是来自美国的社会学理论。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在国际学术交流、引进重要的理论和学术规范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日益成长为能够提出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并参与学术对话的重要力量；但与此同时，部分研究却日渐丧失对中国社会本质与特性的感觉，不能紧扣时代脉搏和社会现实。正是在这一学术传统和现实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两方面根本性的学术追求：面对中国社会的真实、紧迫和重大的问题；建设性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我们必须在社会现实与学术思想两面开攻。这两方面的努力集中体现为转型社会学的提出和研究实践，它包含着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深入思考，而且体现着创构理论的雄心与深厚的社会关怀。如果对转型社会学的理论脉络和思考做一个简要的概括，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探讨社会结构变迁的比较研究的思路。
面对原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同政治与社会取向的研究者做出了不同的理论反应。在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告历史的终结之后，以塞勒尼（Ivan Szelenyi）、伊亚尔（Gil Eyal）和唐斯利（Eleanor Townsley）等具有匈牙利背景的社会研究者，通过对苏东社会剧变的探索，试图讲述这些国家如何建造资本主义的故事，并由此提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理论，即布达佩斯学派。这一以新古典社会学作为理论标榜的研究，强调的是“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即比较资本主义研究。而其“市场转型理论”则是在面对一种与传统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欧地区是一种在市场机制引入之前不存在私人所有者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技术-知识精英采纳了一种新的、独特的转型策略——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在了解国际转型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社会转型研究面对着不同的历史遗产与制度背景，较之于上述转型研究，其视角转换和特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从资本主义的比较研究到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面对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所指称的“第二次大转变”的挑战，金（Lawrence P. King）、塞勒尼等社会学家试图提出“资本主义类型学”的范畴，把转向市场经济的前苏联、中、东欧和东亚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分门别类地纳入这个朝向资本主义运动的理论框架之中。与上述思路不尽相同的是，中国的转型社会学基于对制度背景的清醒认识和比较研究的脉络，从政体的断裂与延续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市场转型的独特过程和逻辑。苏东的市场转型是与政体的断裂关联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在大规模的市场转型发生之前，政体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就为名正言顺的、大规模的、以国家立法形式进行的市场转型提供了可能性。与苏东转型的这一特点非常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是在基本社会体制框架（特别是政治制度）和主导意识形态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渐进式”改革。这一独特过程所推动的“社会转变”可具体概括为如下特点：（1）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2）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3）主导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
这样一种比较视角下的社会转型研究与前述布达佩斯学派资本主义比较研究的区别之一在于比较焦点的不同：其更为关注的是权力与市场两种因素的组合模式及其对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关注社会转向何种资本主义。
从关注精英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命运。塞勒尼等人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特点之一是以关注精英的自上而下视角为主，这取决于他们对中欧“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特性的基本判断——“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是由一个宽泛界定的知识阶层来倡导的，该阶层致力于资产阶级社会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事业”。
与对苏东的转型研究相比，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有着明确的“底层视角”。从多年来最为着力的研究可以看到，农民、失业下岗工人、新失业群体、流动农村劳动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贫困人口等在权力结构中的弱势群体一直是研究的主要对象。与中国社会中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体相对应的是以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社会下层，他们几乎构成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个群体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弱势，而且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也是弱势的。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是能发出的声音却十分微弱甚或全然无声。这个弱势群体不同于通常所说的贫困人口，他们主要是社会转型的产物，而且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群体性和集中性。
如果将目前正在发生的这样一种社会变革看作是与波兰尼（Karl Polany）所说的“大转变”具有同样意义的社会变迁的话，不涉及普通人在这一过程中的状态和作用，对转型的理解就不会是全面的。市场转型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转变的过程，是涉及到全体社会成员的过程，而不只是涉及社会精英的过程。对于底层社会的研究，无疑将会丰富对市场转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变迁的复杂性的理解。中国的转型社会学并不仅仅强调“自下而上”的视角，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将“日常生活”看作是“上”“下”两种力量互动的舞台，看到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例如，在对中国市场转型过程的研究中，如何看待改革的利益与代价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谁是改革的动力？谁获取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谁承担着改革最沉重的代价？巨大的社会不公正是如何出现的？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过程是社会分层还是阶级形成？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仅仅有向上看或向下看的眼光所能够看清的。
从新古典主义社会学到公共社会学。塞勒尼等人关于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抱负就是建立一个向资本主义过渡（transition to capitalism）的新理论。这一称为“新古典社会学”（neoclassical sociology）的理论对古典社会学与经济理论和后资本主义理论传统都有所借鉴，但又都与之不同，其核心目标是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在一个并不存在握有恒产的资本家的经济体制中出现。塞勒尼等人敏锐地意识到，共产主义的衰落是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正如新古典经济学随着福利国家的陨落而兴起一样，共产主义的衰落为启动新的研究纲领提供了机会”。
如果说塞勒尼等学者是韦伯传统的继承者，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和推进者。应该说“新古典社会学”与“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Sociological Marxism）构成研究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的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前者对正在来临的市场社会抱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似乎就是走了一条弯路，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走向资本主义，尽管是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后者则对市场社会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抱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其基本立场仍为试图超越资本主义。
面对中国社会的艰难转型，不仅需要从社会结构视角分析其过程、困境以及趋势，同时还需要打通学术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屏障，使社会学能够在担当其学术使命的同时担当社会使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社会学（public sociology）。公共社会学的倡导者布洛维曾指出，一种批判而带有能动性的社会学应当是“一种关于公众、为了公众的社会学”（A Sociology about the public, for the public），应当透过讨论重要的议题，例如全球化、国际冲突、社会不平等来触动广大民众。他认为现在的我们比过去的任一时刻都需要的公众社会学，不只是认知世界上的重要议题，同时要召唤社会学的觉醒。公共社会学的提出与米尔斯倡导的“社会科学的政治使命与社会使命”，与阿伦特（Hannah Arendt）主张的“积极生活与政治实践”，可谓一脉相承。其所强调的“实践”，在于唤醒公民的政治意识，以行动和语言这两种人类所有能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就公共生活领域中的公共事务进行言说，彼此之间相互进行交谈，最后达成共识。面对已经横扫世界的第三波市场化浪潮和中国社会面临的转型陷阱，我们认同并努力推进布洛维所倡导的公共社会学，并认为公共社会学的任务在于通过参与社会实践完成建设和保卫公民社会的使命。
三、解析共产主义文明的过程、机制、逻辑和技术
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须在文明转型的意义上进行：中国之社会转型与世界意义上的社会转型不同，具体而言，全球化过程中的转型是资本主义文明的转型或者是非资本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过程；而中国的社会转型则是共产主义文明的转变与持续共存，是形成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权贵结合的国家主义的过程。经历千年帝制、百年革命及超过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始终未曾彻底摆脱专制的桎梏，或者不妨说出自文化基因的沉疴痼疾始终未愈：权力高度集中且不受限制，政治与意识形态大一统，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没有保证，公民社会没有空间。在这样的土壤中，宪政民主着实难以扎根和生长。
有鉴于此，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应该以中国转型为主线，在国际比较视野中全面深入地对中国改革与转型过程进行梳理和反思。作为引导转型社会学研究纲领性的重大课题可以有纵横两个维度，每个维度中又包含若干重要议题。
（一）转型社会学首先要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和特性
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起始、过程和困境构成今日念兹在兹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转型之路，为何别人走通了，我们走到今天却走不下去了？反思中国转型过程本身，包括反思改革理论，改革与转型的关系，转型的宏观过程与不同社会的制度比较，“转型陷阱”的形成，等等。我们必须意识到，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自其开端就只有“不改不行了”的共识，而缺少清楚的价值理念和基本方向的共识，而时至今日价值目标依然不清楚的改革已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这意味着，意涵不清楚，什么都可以称作改革；谁都可以藉改革之名谋权、夺利甚至作恶。
孙立平近日指出：改革开放的时代已经结束。客观地说，改革现在确实已经走到了尽头，尽管改革的任务其实没有完成。这体现在改革已经成为一个不能有效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种种问题的理念。仔细分析，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提出改革，是有一个隐含的价值目标的，这就是效率。这些年改革的实践，贯穿的就是这样一个目标。但这个价值目标是有问题的：第一，效率应当是社会的诸目标之一，其主要应该体现在经济领域；当把效率作为整个社会目标的时候，也就摧毁了其他目标的价值；第二，当把效率作为唯一目标的时候，改革也就只能限于经济领域，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根本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应当也只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重新思考中国改革，探讨转型过程本身存在的悖论和困境，以下问题是无法绕开的。
中国从传统社会到共产主义与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与逻辑。由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构成的社会结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框架，三者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是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内容，并产生对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三层社会结构形成于帝国体制（system of empire）的建立（以秦统一为标志），拥有统治权的是皇帝，执掌实际治理权的是职业官僚，而身处民间的仕绅-地主则依靠所拥有的非正式影响力发挥作用，三层结构遂得以定型。在其后的分化演变中，民间统治精英的衰落与解体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帝制的结束，而其更深一层的影响则绵延相当之久：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失去了原有的有效性，基层社会整合发生困难；在政治解体的同时伴随着社会解体；革命与造反频繁；激进主义成为文化意识形态中的主旋律。更重要的是，在此后近一百年时间里，中国一直缺乏能定型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力量，其最终的结果是以整合危机表现出来的总体性危机（total crisis）。在国共两党为解决总体性危机的角逐中，中共夺取并掌握了在中国大陆的政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作为对总体性危机反应的总体性社会（total society）。
从结构性特点来看，传统中国有社群，有基于血缘、地缘或业缘等关系的共同体而缺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以公共领域为基础产生的、外在且独立于国家的、具有高度自主性和自治的社会。“公民社会”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自1949年以后，中国建立起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高度合一的总体性社会，即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国家对经济和各种社会资源的分配和运作实行全面控制和垄断。经济与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政治高度意识形态化；过去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变为“国家-人民”的二层结构。在这样的体制下，我们很难看到计划外的经济活动和自主的社会生活的存在，社会被国家严重挤压而难以存活。
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一局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为经济自主提供了契机，使得经济逐渐从国家的全面掌控中被释放出来，开始尝试着按照市场的原则运行。一般而言，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是体制或制度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经济-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这主要体现为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在社会学中主要指的就是分层结构及利益群体结构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过程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或转型的过程产生重要影响。通常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可以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的自主发育提供契机，但后两者并不会自然来临，而必须是经不同社会力量的斗争、博弈而产生。中国的转型困境恰恰发生于此：权力的强大，权力市场经济的形成，社会力量的弱小，是导致社会结构失衡的内在原因。在整个1990年代体制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定型下来的力量左右着体制变革，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形成了。
转型悖论与转型陷阱的形成。孙立平概括了中国社会面临的几大转型悖论，并认为改革和转型的最大悖论是改革推动者与改革对象是同一个主体。显然，改革主体将自身作为改革对象，即使断其一指也难上加难，遑论断腕。加之权力独大，缺少制衡和监督，因而“顶层设计”、“反腐新政”都不免成为空谈误国。
挣不脱悖论的怪圈，是“转型隐阱”形成的缘由。所谓“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了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尽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这个转型过程既是中国过去30年社会变革的主线，也是过去3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来源。然而，过去我们看待这个转型过程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这个过程有一个起点就是计划经济或权力支配一切的体制，还有一个终点就是市场经济以及民主和法治，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到终点的转变过程。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在转型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由改革或转型过程本身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过程的发生；在转型中形成的那些“过渡性制度因素”，也会在这些利益集团的主导下，随时可能定型化。
“转型陷阱”的概念提示我们，中国社会现在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不是改革受挫，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现在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文明。探讨转型陷阱形成的逻辑，特别是寻找出路，是历史与未来赋予我们的使命。
社会公正与转型正义的问题。在渐近式改革过程中逐渐坐大的特殊利益集团迫切需要维护现有利益格局并使之定型化，由此导致转型过程中定型下来的权力-市场混合性体制形成自洽逻辑与路径依赖，进而中国社会的改革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局。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也从根本上扭曲了改革的性质：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已经受制于现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而普通民众则因利益不断受损而对改革充满疑虑。
困局和陷阱的根源在于改革过程中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失衡，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之恶”和“资本之恶”，特别是二者的结合与效果的叠加。资本和权力如果不置于社会的监控之下，就会成为一种失控甚至作恶的力量。这会直接导致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一些基础和结构在腐败、烂掉。看上去光鲜亮丽、花团锦簇，却掩盖不住内里溃烂的病态。
中国改革过程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效率不能成为政治与权力合法性的基础，社会的公平正义才是基础。在今天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必须将公平正义作为未来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价值取向，以人民福祉为终极关切。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应成为改革新思路或改革再出发的基本内涵。
以公平正义为基础的改革应该从发育权利、抑制权力、规范利益集团、建设法治社会着手。在当下中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要义就是破除改革以来业已形成的权贵体制，而破除权贵体制的关键是限制权力。分权思想和基于此的权力制衡思路具有普世意义，长久以来，宪政民主、公平正义和社会福利这些关键问题一直都是人类思考的重要议题。破除不公正的经济社会秩序，应该肯定平等作为普世价值。权利平等是指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都能够合法地存在，都能公平地享有生存资源和基本权利，能够有大致平等的机会，同时也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其中最重要的：一是所有公民享有基本的权利，包括言论、思想、信仰自由和结社、集会、政治参与的权利；二是在各种资源的分配上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机会，不因出身、背景不同而受到不同待遇。法治是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很显然，中国当下的问题并不仅是法律、法规不健全的问题，也不仅是法律执行难的问题，而是政府能否在法治框架下运转的根本性问题。
转型正义还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所谓“历史共业”。“历史共业”是指那些“在历史和现实上，大家都以为是为了道德要求而去投身各种运动，事实上却创造了极大的扭曲和压迫，形成历史上的罪恶”，对此，需要共同反思悲剧的恶果和内在原因；对过往的罪错有所警觉、有所悔悟，彻底正视民族文化的病源，而加以更新转化。应该说，有法治精神，有共同的承担和反思，才能与历史债务切割，走出冤冤相报的循环。“历史共业”强调执政者要有历史承担，人民才能有共同承担，有纠正罪错的诚意和行动才会有谅解和宽容。同时必须意识到，拖延越久，债务越重，回头越难。以勇气和魄力正视历史，承认罪错，补偿受难者，彻底反思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以制度保证悲剧不再重演，才能卸下历史的重负，走向光明的未来。
制度、文化、人性的互构互动关系。在社会生态不断恶化、矛盾冲突日趋尖锐、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的当今中国，追究作恶的缘由、寻求改良的道路是学者与公众共同面对的难题。在“黑砖窑”事件、“钓鱼执法”事件、“老人倒地无人扶”事件、“偷车杀死婴儿”事件、食品安全危机等接踵而至时，人们惊呼“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人们亦难免发问：人性堕落、道德沦陷何以至此？
在回答上述问题时常见的思路是将恶行归咎于“道德滑坡”、世风日下；再进一步则要么归于市场经济带来的自私冷漠、人性堕落，要么归于文化传统的弊端所致。而一旦涉及制度原因通常就会有人反驳说制度也是由人制定的，或者制度也有其文化土壤。如此制度、文化、人性就陷入一种循环，究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拎不清楚。
就社会现实而言，各类所谓的“道德问题”并不是道德本身能够承受之重。道德滑坡的基本背景是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因而仅从道德层面谴责公众无德是避重就轻，要求民众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美德也无济于事。不难发现，见危不援、见死不救的行为常常只是人们在挣扎和权衡之后做出的自认为理性的选择。道理并不复杂，在一个惩罚善良、制裁正义的制度逻辑下，如何期待每个普通社会成员有高尚的精神？如何指望老百姓的道德水准天天向上？又如何要求公众在一些情境下冷眼旁观、沉默不语，而在另一些情境中挺身而出、见义勇为？
就此最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制度、文化与人性的互动与互构关系，若三者陷入恶性互动与恶性循环，必是“极权的恶”与“平庸的恶”形成相互建构的恶性互动，造成政治溃败、社会溃败、道德沦丧、价值崩解、信任无存，导致整个民族精神的衰败和沦陷。显然，三者虽是互动互构的关系，但破解恶性循环还须从制度入手，好制度造就好德行、善人性，道德的自觉基于自由。我们需要探讨如何以公平正义为基础，建立一个能够激励人性中的善、抑制平庸之恶，使社会成员能够免于在警惕、怀疑和恐惧中生活的制度。简而言之，重构道德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才是解决之道。
极权体制与威权体制：对中国国家性质的理解。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与现实，特别是认清中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是把握转型过程与趋势的前提条件。许多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之所以难以由表及里，透彻地洞察其发生的机制和逻辑，就在于对政体的基本性质及其实际运作逻辑缺少理解和判断。
就通常意义而言，极权主义意味着由一个政党以及控制这一政党的人对国家及人民实施专制性统治。极权之意在于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改造与控制，创造一种全面的生活观念和统一的国家与社会。这一概念首先被用于描述20世纪两种不同的政体：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纳粹统治下的德国。而威权主义指的是以绝对权威的方式来实现领导者统治权的体制，其领导人无疑要有绝对的政治控制权，因而属于一种寡头政治。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具有这种威权主义的特征：（1）领导人以一种近乎独裁的方式进行统治；（2）这些领导人致力于促进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我们看来，一个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不仅在于其如何产生、如何确立以及合法性的来源，而且要看这一制度的实际运作。具体而言要看其安排下是否有自由的市场经济存在，是否有自主的公民社会的空间，以及国家是否对私人生活进行全面的渗透和控制。对比研究其他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和特性是必要的，这方面依然有许多问题需要下功夫予以厘清和阐明。
（二）转型社会学的社会结构分析与社会运动视角
通常，基本的社会结构是指主体的构成与联盟关系。社会转型的基本涵义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即不同的社会主体、阶层或社会力量、利益集团之间关系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结构关系是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结构关系的转变也是社会转型的基本内涵。
孙立平将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几个基本趋势归纳为：（1）结构定型；（2）精英联盟；（3）寡头统治；（4）赢者通吃。[19]正是如此趋势和特点造成四个结构性关系，即劳资关系、城乡关系、族群关系和官民关系，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空前紧张。其中，尤其是官民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已经到了视如仇雠、剑拔弩张的程度，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也因此而起。
国家-市场-社会关系及其演变，构成转型研究的核心内容。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学议题就是公民的培育和公民社会的成长，即通过公民参与和社会建设来限制权力，规制资本，遏止已经发生的社会溃败，形成良性的社会生态。在社会建设过程中，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概念，波兰尼的“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概念，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 H. Marshall）所提出的人们要求享受文明生活的标准实际上可以被看作“要求分享社会遗产的权利；进而就是要求成为社会的完全成员（full member）的权利即成为公民的权利”，更是与公民社会的成长密切相关，他所表达的那种作为成员身份的人类平等被赋予了一种正式权利的意涵，即公民权或公民身份（citizenship）。公民权包括三个基本组成要素，即民事权（civil rights）、政治权（political rights）、社会权（social rights）。
在中国当前权力与资本联手形成的失衡结构中，公民社会不会从天而降，我们不能等待一个好社会自然来临。公平正义的社会是公民的觉醒特别是公民的行动创造出来的。因此，对社会行动的关注和社会运动视角的研究就尤为必要，社会的自组织、自治和有组织行动则是重中之重。
探讨社会运动与公共领域的形成、公民社会的发育，需要与以往的群众运动划清界限。真正的社会运动是主动参与的，而不是被动员、被卷入、被裹胁的；参与者是行动主体，是独立自由的人，而不是工具或者精密的机器；沉默不是真正的参与。阿伦特意义上孤立的、原子式个人所构成的大众，是孤独无助、缺少社会关系、没有特定的目标、政治上冷漠、不关心公共事务的，正是这类大众构成了极权主义的土壤。
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体制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而非权力自身；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是在社会力量的逼迫下产生的；公平正义的规则是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形成的；公民社会是在公民的参与行动中生产出来的。走出停滞状态、恢复社会活力只能从公民的自觉和公民的行动开始。
在社会结构分析与社会运动视野中，研究必须放在公民的成长和公民社会的形成上，以下几个议题是至关重要的。
劳工研究——世界工厂的“中国特色”。工人阶级的消退与再形成是伴随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社会事实”，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人到今天已然成为劳工主体的农民工，社会学研究有必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特别是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之时，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工人阶级也正在形成，其构成主要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农民变成工人的“农民工”；另一部分是原有国企工人转变而成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人。而作为农民工第二代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更是以其相对于父辈的鲜明的特点而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些特点折射出“新生代”作为制度范畴，与乡村、城市、国家、资本所具有不同的关系，这也决定了他们在行为、表达、动机和观念方面的特征。
在劳工研究中，“劳动过程”、“工厂政体”、“专制与霸权”等分析性概念都可运用于“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过程。而当代农民工对资本与权力双重压迫和剥夺的抗争也必然成为工人争取劳工三权——团结权、集体谈判权与集体行动权、并藉此改变失衡的劳资关系和“中国制造”发展模式的动力机制。这一转变除了能为农民工赋权、使之在有组织的抗争过程中从“自在的阶级”转变成“自为的阶级，也是产业转型与升级和中国经济可持续性的需要。如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工在成为“企业公民”与“社区公民”的过程中形成中国的新工人阶级，也是社会转型的应有之义。而这一转型的进程将表明：中国工人阶级不再只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而将成为一个有能力自觉地干预历史进程的力量。
都市运动与社会自治。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全面展开，中国城市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居住革命”。一时间，“居住改变中国，民主从社区开始”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伴随着住房商品化、单位居住逐渐被社区居住替代的住房制度改革过程，围绕着占据人们生活比重最大的居住利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社会分化与利益博弈日渐浮现并趋于显著，而这一利益博弈和社会抗争过程鲜明地体现着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市场、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居住，这一私人生活空间不仅由于居住者的身份政治而具有了政治内涵，而且因为利益的保护和利益诉求的表达而导致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公共生活的形成。
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与社会环境中，维权的“机会结构”和行动空间颇难出现。维权的集体行动者们面临着“双重的不可能性”：一方面是原子化的、孤独的、脆弱的个体；另一方面是高度强制性和细密化的结构压力。在如此结构性性制约下，行动就有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其能动性体现在不断地触碰、试探结构的边界，在狭窄的缝隙中扩大空间，在厚实的压迫中开辟缝隙。与此同时，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性也是在抗争实践中生成的，不同的抗争主体其主体意识的形成具有独特性。我们需将业主维权运动提升到公民运动的高度来进行分析和研究，“从产权走向公民权”这一重要理论命题的政治意义显而易见。针对业主维权运动的深入研究或许可以将其纳入到“公民的形成”、“中产阶级的形成”和“社会的形成”三个系列框架之中。
对业主组织和社区自治的研究表明，公民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三条道路的选择，即市场化（marketization）、政府合作化（incorporation）和独立化社会，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可以说，每一个社会组织都或多或少面临着三条道路的选择。业委会的产生和行动、业申委等业主联合组织的困境和坚持，虽然一直面临着存在的合法性、其与作为政府下派组织的居委会、作为市场组织的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的关系、业主的认同等多方面困境，但毕竟作为新型社会组织的实践已经开始，而有社会组织、有公共生活的公民才是真正的公民。这些社区精英们开始从启蒙意识和社区自治理念形成过渡到指导维权与基层民主的实践，他们意识到了行动的重要性，也意识到对于普通业主来说，一个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进入运作过程，也是毫无意义的。
对城市中产阶层的研究，除了作为有房阶级的业主群体，还有十分重要的企业家群体。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与自由主义理念是内在相通的，毕竟在发达国家中，中产阶层是最重要的经济-社会主体，也是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而在中国转型过程中，中产阶层形成、持续和认同的困境非常显著。企业家如何通过自组织而形成公民社会，企业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进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完整结构如何形成，这也是转型社会学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
维稳年代的官民关系。官民矛盾和冲突最鲜明地体现了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巨大张力。维稳之所以成为制造不稳定因素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有的维稳思路往往是以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为前提的，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越是强调社会稳定、强化维稳工作，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就越是不能容忍民众的利益表达；民众越是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原已失衡的利益格局就越是倾斜，尤其是底层群体受到的损害也就越大；利益格局越是倾斜，利益矛盾和冲突也就越尖锐，不满情绪也就越强烈；由于正当的利益要求受到压制，一些群体或个人就只能采用体制外方式、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方式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于是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而社会矛盾越是激烈，政府就越是要加强维稳工作，从而形成一种越维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僵硬维稳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目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绝大多数是因为弱势群体权利受损同时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而造成的。社会矛盾冲突事件呈现的上升趋势，其根源并不在于利益矛盾数量的突然增多以至于无法应付，而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无法及时调整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存在本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一个正常健全的体制要有容纳、归置这类现象的渠道和方式，这就是制度化规则和规范的建立。破除阶级斗争式维稳思维和“社会恐惧症”，认清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探索均衡利益关系、拓宽表达渠道、化解社会矛盾之路，是我们重建社会信任、和谐社会关系、实现长治久安的治本之道。
错综复杂的族群关系及其演变。在各地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中，不少与地域族群有关，它们到底是族群矛盾还是城乡、劳资、官民矛盾是需要加以分析厘清的。近年来层出不穷却又不断被掩盖的民族、宗教冲突，如藏族、维族等紧张加剧的族群关系，究竟缘起何在？它们是何种性质的冲突？它们与极权式的治理逻辑的关系等，得到的关注和研究甚少。这些也都应该纳入社会转型研究的视野。
在对公民社会建设的研究中，我们特别要警惕“变形记”的发生，即权力机构挤占社会空间，吸纳社会资源，但却并不能生产出自组织的公民社会，以及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活。不难预期，由权力主导的社会建设必将导致总体性权力的重建，并进而生产出我们并不陌生的总体性社会。
概言之，转型社会学的研究需要有贯穿历史与现实的眼光，也需具有面对未来社会问题前瞻性。可以预期，失业下岗、征地拆迁、欠薪等问题很可能都是阶段性的问题；而劳资关系、官民关系和环境危机等则相对是恒久性的问题。社会危机的引爆点有可能是经济性的，如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因税源狭窄而增加税收造成广泛的抗税运动，也有可能是社会层面的，如严峻的环境危机导致环境运动爆发、社会极度不公正造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政治矛盾以族群冲突形式显现等；但这些最后都会通过政治危机表现出来。在一个缺少社会中间层，国家直接面对民众，同时社会信任瓦解、文化传统断裂、价值理念缺失的社会中，冲突和危机在所难免。
四、数字化时代的社会学方法论
（一）面向社会转型的实践社会学
面对快速变迁的全球化世界，置身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是提出“要命”而“有趣”的问题并回答这些问题。这里所谓“要命”指的是那些真实、紧迫而重大的社会问题；而“有趣”则指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学术潜力且能够生产科学知识的问题。简言之，面对“转型陷阱”和“社会溃败”的严峻态势我们依然而且迫切地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
进入转型过程的实践层面，意味着不能仅仅停留在制度、组织、要素、行动者等结构性特征上。在近年的研究中我们一直在倡导一种实践的社会学，它所强调的是，要面对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要将一种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即社会因素的实际运作过程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对于过去人们主要从静态角度关注的现象，如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网等，实践社会学意味着要从实际运作过程的角度重新加以关注。面向实践的社会学，是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也就是说，社会事实的常态，是处于实践的状态中。
面对社会转型的重大问题，社会研究的基础在于米尔斯所说的“如今，举凡重大问题的一切真实解答都必须仰赖人类觉醒的层次”。他曾强烈质疑和批评当时美国社会学的一些倾向：把社会科学当成一套科层技术，以“方法论的”傲慢禁制社会探讨，把大量精力耗费在调查方法与技巧上，谨守着严苛而呆板的机械程序；作品中充斥着蒙昧的概念，或者只关心一些和公共议题无关的枝节问题，琐碎而无味。这些禁制、蒙昧与琐碎造成了当今社会科学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有没有社会学的想象力，是洞悉事实、去除蒙昧与遮掩真相、制造迷思之间的差别。
面对社会结构转型过程，研究者能够看到什么？注重什么？他们眼中有着怎样一幅社会图景？首先就体现了是否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在面临社会结构的断裂与失衡、社会不公正所导致的矛盾凸显、权力失控、总体性精英形成、机会结构锁闭、社会生态恶化等社会诸象之时，主流的社会学界，要么无视这些问题，专心致志地营造自己的宏大理论；要么是用一种过密化的专业分工方式将问题本身零碎化、去政治化；更有沦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指斥的名为“科学研究”实为“社会巫术”[28] 的社会调查存在。在研究实际中，缺乏社会学想象力的平庸之作、应景之作甚至奉旨之作亦非绝无仅有。
（二）将事件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
在了解“新古典社会学”的精英视角和“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视角对于研究社会转型独特贡献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探索一种超越“行动者/社会结构”的研究路径和策略，这就是实践社会学的提出和“过程-事件分析”的倡导。概括地说，这一取向是以对中国社会的经验性研究为基础，提出一种“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所强调的是，通过对转型中的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的关注，来实现对社会转型的新的理解。这种路径在方法上更加重视深度的个案研究，或者说更为强调从关注结构到关注过程的转变。
选择具有影响力和趋势性的重要事件进行分析，是要通过事件看到整个社会的结构及其改变，也就是它们如何体现转型的过程与社会后果。研究并非就事论事，而是要从具体事件看到其背后的宏观背景与结构变迁。与经典社会学研究用统计数据为基础做推断性分析相比，对社会事件的分析是以过程-事件为基础的逻辑分析，即打通个体经验、具体现象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动态过程所能揭示的机制、逻辑、技术和趋势。探讨事件所体现的大趋势，是以思想的力度和逻辑的力量洞察社会万象。
事件研究体现了社会科学定性研究的本质属性：不限于描述某些现象、分析其因果和相关关系、证明某事物的代表性、普遍性，而重在揭示现象背后的机制和逻辑，并呈现这些机制和逻辑的普遍意义。以2011年发生在广东中山的“小悦悦事件”为例，我们并不是简单地由此“见死不救”的现象得出中国的民众已然普遍地道德堕落的结论，而是要深入分析造成见死不救的机制和逻辑，说明一种惩罚善良、制裁正义的机制如何导致人们的胆怯、冷漠和麻木以及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
（三）新媒体时代的“田野工作”
在数字化信息时代，新媒体的使用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尤其如此。新媒体既然已经成为主要的资讯来源、交流互动平台、重要表达渠道、主体性创造空间，即社会学意义上的完整的公共领域和社会生活空间，那么，新媒体信息当然应该而且必须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田野”资料来源。以作为新媒体代表的微博为例，其“微动力”的“微力无穷”——能够解决那么多以其他方式难以解决的问题，为何不能作为获取社会学研究的实证材料的来源呢？就此意义而言，只要是人们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呈现的地方，只要是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地方，都应该而且可以成为“田野”。
网络信息作为社会学实证研究材料的运用，首先源自于社会学所面对的社会事实本身发生了变化。数码时代的信息分享和分析模式恰如凯文?凯利（Kevin Kelly）所指出的：21世纪人类思维方式将以“去中心化”模式取代20世纪的高度中心化的“原子模式”，互联网的万维（World Wide Web）模式就是“去中心”或者“多中心”特点的突出体现，其基本内涵就是超文本协议——大型分布式动态文本，信息可以零成本地传递和扩散，即“以去中心化的方法并借助最少的规则来完成”，电脑网络正是在此意义上使人类脱离控制（Out of Control）。这一“脱控”过程将使信息、知识不再仅仅是某作者所独有产权的事物，而是共有的公共知识资源。
概言之，以信息为基础的社会将从根本上不同于以物质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分享和知识生产必将以崭新的形式，改变以至颠覆人类以往的成见和理念，也将带来学术研究方法论和方法的与时俱进。社会生活的去中心化和去权威化，会从虚拟空间延伸到现实公共空间，形成对权力中心的监督与“颠覆”。面对这样的社会事实，传统社会学方法在即时性与多元性等方面的欠缺使得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成为必须。在国际上，分析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也已经开始把大量的网络资料纳入自己的研究数据中。对于以事件为中心的研究视角来说，新媒体资料有着更为独特和更深层次的意义。当然，对网络资料的大量使用也要求我们更自觉地进行反思式的研究，对于所使用资料的有限性和可能的偏差做出清醒的衡量，在此基础上做出逻辑的判断。网络资料的可信度、权威性、选择性、匿名性以及资料的互证性、直接性与间接性关系等也都是有待探讨的重要问题。
总之，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特、拥有最多人口而且对世界格局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又正处于它的大转变时期，正在艰难地探索着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路。这样一个社会和这样一个时代为学术提供了发展和创新的重要资源和机遇，也成为研究者重要的灵感来源和知识富矿。我们要建设的是有能力面对真实社会生活和社会转型的社会学，而不仅是书斋里或概念中的社会学。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趋势，社会学应该也必须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