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涌:江平与他的时代—读《出没风波里》

江平

十余年前,年轻的民法学者聚会时,谈及为谢怀栻先生写一部传记,但之后,相谈者或忙碌于课题,或陶醉于升迁,或沉湎于其它,无人勉力为之。随人物仙逝,这已是一项不可能的工作了。即使勉强补救,写成的将不过是一个干枯的履历表而已,法学家生命中澄澄闪光的瞬间与玄奥已无法还原。

感谢陈夏红,他历时数年,勤勉笔耕,贡献了两本江平先生的传记。《沉浮与枯荣》于2010年出版。今年初,他又付梓第二部作品《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

我认识江平先生已经二十年,但他于我依然是一个谜。他是一个开朗有趣的老头,谈笑风生,和蔼可亲,不像经历了大苦大悲。其实,除非相濡以沫的亲人,后人仅凭日常的交往,无以体验他的人生境遇。唯一的途径应是阅读传记,《沉浮与枯荣》是江平先生的自述,而《出没风波里》则是多人视角的叙述,书中有六十多人的口述,充满海量的细节与真切的描写。说实话,其中最令我感怀的是江平先生的爱情悲剧,尤其黄道秀教授的一段凄美的记述:

丝尔大姐长叹一声,幽幽地说:“只有绝情,过去才能死,未来才能生。我愿在他心中背负无情无义的罪名,这是我今生唯一能为他做的事了。”

我读得惊心动魄,掩卷之后,我在想:“江平先生是一个宽厚的人,他对政治上迫害他的人都宽宏大量,但对前妻暮年在病床上的求见,为何拒绝?”在夏红的书中,除一句“人已陌,情已绝”外,也找不到答案。

尼古拉·莱西在写《哈特传:噩梦与高贵之梦》时,也写哈特的感情历程,她有哈特的日记作为参考,写不下去时,她就向读者交代说:“很不幸,那段时间的日记没能保存下来。”不知道江平先生是否有日记?夏红是否得到了他的日记?

英国文学巨人约翰逊建议包斯威尔即时写日记,因为“人的心智很微妙,之后写,也许就捕捉不到当时的意境了”,包斯威尔在约翰逊身边21年,1791年写出了绝唱《约翰逊传》。如果夏红再长20岁,与包斯威尔有同样的机缘与雄心,近在咫尺地观察与感受江平先生,也许能实现他的传记理想:“既是文学的,也是史学的,更是法学的”。

江平先生说:“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这不是谦逊,而是心痛。他失去了20年的黄金时光,民商法研究自然没有域外学者精细,但台湾大学王泽鉴先生衷心地仰慕他,因为技术可以习得,而独特精神的生成永远是神秘的谜团。

江平先生说:“我是一个法学教育家”。虽然他不及哈特(H.L.A. Hart),哈特的博士生后来个个是英国乃至世界知识界的精英,嫡系孙子辈学生卡梅隆都当上了英国首相,但江平先生拼一己之力,集卅年之功,将中国政法大学建设成自由精神的营地,薪火相传。

近十年,江平先生已经成为中国批判性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领袖与旗帜,他确实不是一个狭隘意义上的法学家,他是“一个法律活动家”,力量超出书斋,改变着社会,推动着法治。

传记的价值并非为一个人树碑留名,而是留下一个精神世界,作为法律人共同的传统,所以,人物的传记本身就是一项学术事业,例如狄尔泰写《施莱尔马赫传》,他说:“一个思想家的一生就是一个小宇宙,反映着思想家生活的时代——一个大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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