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前，年轻的民法学者聚会时，谈及为谢怀栻先生写一部传记，但之后，相谈者或忙碌于课题，或陶醉于升迁，或沉湎于其它，无人勉力为之。随人物仙逝，这已是一项不可能的工作了。即使勉强补救，写成的将不过是一个干枯的履历表而已，法学家生命中澄澄闪光的瞬间与玄奥已无法还原。
感谢陈夏红，他历时数年，勤勉笔耕，贡献了两本江平先生的传记。《沉浮与枯荣》于2010年出版。今年初，他又付梓第二部作品《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
我认识江平先生已经二十年，但他于我依然是一个谜。他是一个开朗有趣的老头，谈笑风生，和蔼可亲，不像经历了大苦大悲。其实，除非相濡以沫的亲人，后人仅凭日常的交往，无以体验他的人生境遇。唯一的途径应是阅读传记，《沉浮与枯荣》是江平先生的自述，而《出没风波里》则是多人视角的叙述，书中有六十多人的口述，充满海量的细节与真切的描写。说实话，其中最令我感怀的是江平先生的爱情悲剧，尤其黄道秀教授的一段凄美的记述：
丝尔大姐长叹一声，幽幽地说：“只有绝情，过去才能死，未来才能生。我愿在他心中背负无情无义的罪名，这是我今生唯一能为他做的事了。”
我读得惊心动魄，掩卷之后，我在想：“江平先生是一个宽厚的人，他对政治上迫害他的人都宽宏大量，但对前妻暮年在病床上的求见，为何拒绝?”在夏红的书中，除一句“人已陌，情已绝”外，也找不到答案。
尼古拉·莱西在写《哈特传：噩梦与高贵之梦》时，也写哈特的感情历程，她有哈特的日记作为参考，写不下去时，她就向读者交代说：“很不幸,那段时间的日记没能保存下来。”不知道江平先生是否有日记？夏红是否得到了他的日记？
英国文学巨人约翰逊建议包斯威尔即时写日记，因为“人的心智很微妙，之后写，也许就捕捉不到当时的意境了”，包斯威尔在约翰逊身边21年，1791年写出了绝唱《约翰逊传》。如果夏红再长20岁，与包斯威尔有同样的机缘与雄心，近在咫尺地观察与感受江平先生，也许能实现他的传记理想：“既是文学的，也是史学的，更是法学的”。
江平先生说：“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这不是谦逊，而是心痛。他失去了20年的黄金时光，民商法研究自然没有域外学者精细，但台湾大学王泽鉴先生衷心地仰慕他，因为技术可以习得，而独特精神的生成永远是神秘的谜团。
江平先生说：“我是一个法学教育家”。虽然他不及哈特（H.L.A. Hart），哈特的博士生后来个个是英国乃至世界知识界的精英，嫡系孙子辈学生卡梅隆都当上了英国首相，但江平先生拼一己之力，集卅年之功，将中国政法大学建设成自由精神的营地，薪火相传。
近十年，江平先生已经成为中国批判性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领袖与旗帜，他确实不是一个狭隘意义上的法学家，他是“一个法律活动家”，力量超出书斋，改变着社会，推动着法治。
传记的价值并非为一个人树碑留名，而是留下一个精神世界，作为法律人共同的传统，所以，人物的传记本身就是一项学术事业，例如狄尔泰写《施莱尔马赫传》，他说：“一个思想家的一生就是一个小宇宙，反映着思想家生活的时代——一个大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