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认识暴民这个词，应该是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发生了美丽岛事件，施明德在第一波的搜捕中逃脱。当时刚学会翻报纸的我问母亲为什么要抓这个人？他们不愿意回答我。我听电视讲施一干人是「暴力分子」，后来施明德落网了，那张纱布包着下巴的照片果然看起来就像江洋大盗。我当时没想过，那是因为我脑中的形象语言，已经被电视「塑型」了。
第二次在报纸上看到暴民这个词是在我高中的时候，520农民大游行。彼时没有网络没有三台以外的新闻，我的学校外，济南路从下午开始就塞满不可思议的人潮。下课后我没有直接回家，徘徊在立法院、新公园，我目睹数名警察把人拖到巷子里围殴，那一幕震撼我至今。隔天报纸全面性地说那是一群暴民，而不是一群农民。我开始对自己盲目信任媒体的信念感到动摇。
第三次是我大学时在诚品的地下室看了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纪录片影展，其中一部反中油后劲污染的影片，当地居民取水沟的水竟能用火柴点燃。我至今仍记得居民对采访者说：如果你住这种地方你要做暴民否？
这么多年来，不是从服贸议题开始，土地被剥削、农民被剥削、弱势群体被剥削时，都有很多人被迫当「暴民」。暴民不是一种身份，是一种阶级。剥削者不会成为暴民。
而此刻，你要做「暴民」否？
昨天我上完课后，午夜前回到台北，随即到现场。试着一遍一遍地走、观看，让心底的一些疑问撞击，直到天光。我得承认对这个议题的理解不够，但以阅读与观看，在这个夜晚，我试着为我的学生们绘制一幅思考地图。因为，做为一个被害者跟抗议者，得要准备的工作不同。抗议者往往比宰制者受到更多思维与行为上的挑战。
正如你现在已经知道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的一环。ECFA的架构你可以轻易在网络上找到不同的评价。往根追索，马英九主政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架构？合理推测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兴起有关系。中国经济体的神话近年来已成国际话题，它究竟是实话还是谎言？你可以顺着这个问题，找到一系列的著作与文章阅读。
回到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身上。服贸是ECFA的「早期收获清单」(Early Harvest)之一，什么是早收清单呢？以自由贸易协议（Free Trade Agreement）模式签订 ECFA 这类「双边免关税协议」，会有在一定年限内逐渐消除双方关税的规则。所谓「早收清单」就是「实时降税清单」，或者是「第一波降税清单」。顺着这个议题，我建议你还能去了解WTO这个组织的意义，以及它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当然，你务必得再去理解「反WTO」阵营的理由。有些人认为，WTO是强国在经济上剥削第三世界的手段，说不定是你会因此从根厌弃唯有完全的利伯维尔场，才是挽救台湾经济唯一路向的说法。你可以去思考「自由经济」与ECFA之间的差异性，并且将其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经验之上：中国之于台湾，跟其他的国际贸易关系是否等同？与中国的贸易协议，能够单纯用经济的角度思维吗？
是的，你一定得涉及政治。因为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太复杂了。倾中情怀的政党，会说服你接受某些政策，反之则要你反对所有政策。民主政治是人类文化史上很年轻的制度，多数时候人们遵循的部落政治、宗教政治、皇室政治、独裁政治……，但民主政治也是相对缺点较少的政治制度。我认为政治学也是人类学、文化的一部分，从内政上来看，我们可以从议会政治的角度思考台湾的政党为什么无力为民众的权益把关，可以思考台湾未来产业结构的布局，当然也可以检视人性。你也可以更深入讨论具争议性的议题，你心目中或想要的台湾的政治定位是什么？
而当你的理念在代议会里处于弱势，却很可能是较前卫、较正确的观点时，除了固定的选举时间以外，要如何运用力量，让这个理念有重新被审视、注目标机会？这是为什么弱势团体权益受损时，常被逼着走上街头，以取得议题被关注的原因。
民主政治的基础是法治，从法律思维的路向往前走，ECFA或服贸协议的法律位阶究竟为何？它在签订之前需不需要先被广泛讨论？进入国会后，它应不应该被实质逐条审查？它适用于国际法吗？
只是非法律人的我还是要提醒你，法律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圣经，法律往往也会是有权势者操弄的刀斧，这也是你得要学习理解、警觉的部分。
媒体处理这事件的态度，也会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深度。也许你认为，台湾的媒体被诟病已久，不少媒体人对议题的素养，早已不如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但媒体绝对是可以实践改革的管道，也是一个民主社会中最重要的神经。无论你做何种行动，都会警觉到媒体随时在侧。这次反服贸黑箱的学生与群众，为什么发展出所谓「有秩序、理性」的非暴力抗议，很显然跟媒体全面监控的新时代有关。我们知道媒体会拍摄，所以行为上也会有新架构，因为行动者心中隐隐也想透过媒体影响另一群人。
透过媒体，抗议者也得思考，「暴力」是由谁定义的？正如我上头举的后劲居民的例子，当你的家庭住在一个连水沟水都会着火的地方，并且完全被漠视，暴力反抗以求被关注，难道不是被暴力对待者最无奈、悲哀的反映吗？
最后你可以回到自身的生活，用你敏锐的直觉、思考去理解生活，从而保持对这些议题的敏感度。让我举几个例子，来思考两岸交流后，我们生活渐渐改变的微小状况。
我有一半的生活时间在以观光业、农业为主的花莲，自从陆客开放观光后，花莲的观光业正在产生质变。首先，几乎在每家饭店的旁边，都开设了贩卖红珊瑚、玉石的商店。红珊瑚是海域的珍贵生态，早年曾被滥采，后来逐渐萎缩。至2008年止，仅剩两台渔船领有采集红珊瑚的证件。没想到渔业署在当年又开放了六十艘。原本渔业署说明会逐年管制递减，今年渔业署再次公告修正「渔船兼营珊瑚渔业管理办法」，未来能采集红珊瑚的渔船，不但可以继承，并在血亲、配偶间移转权利，毁损还可再造建新船；同时，捕获量从三公吨增加到六公吨，容许的作业面积也增加了。我认为，这是肇因于陆客太爱购买红珊瑚的缘故，他们用金钱，打开了我们的法令。
而更令人感伤的是，为了吸引陆客进店，花莲街上充斥着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的立像。如果你此刻搭车到花莲，你还会在火车站的立柱上看到简体字、中国式句法：「花莲水平最高的酒店」。对于一个有敌意的政治体，为了赚钱而将对方的领导人立像摆在门口，蔚为城市景观，你认为这是一件美好的事吗？
再举一个例子，众所周知，任何文字出版进入中国都得经过「审查」。我曾替妮可‧克劳斯(Nicole Krauss)的《大宅》撰写过中文版的序文，到中国出版时，序文里一句「参加农民反圈地活动的空档」硬是被挑了出来，询问是否能够「删除」？一回与诗人陈黎聊天，他说他翻译的辛波丝卡诗选，在中国出版被修改了多处。我们签订协议的对象，不是纽西兰、不是日本、不是丹麦，而是这样一个言论设限，榨取式制度的国家。
有些人认为开放竞争是好事，赚钱是好事，但面对中国这个强势、复杂、诡谲的竞争者与消费者，我们很可能赔上的是长期经济健康、生态环境与尊严。谨慎对我们来说不是坏事。
在我片面的观察里，我想说的是，并不是你得具备上述眼光或知识才能参与抗争，而是在抗争过程里，你得试着去接受这些多元信息，在迷惘中做出一时的决定。但请保持怀疑，保持接受新看法的情绪，有时也要挑战自己。我对你们在服贸这个议题上的关心与付出感到佩服，但台湾做为一个对内的宰制型社会、对外失去国际发声权的国家已久，我多么希望你们也能在更多被边缘化的议题上，勇于做「暴民」。当然，如我上面所述，是有思考力、有选择性、有行动力的「暴民」。请记得，当你们做这样的决定时，受到各种的抗力与诬蔑，也绝不会少。
过去的年轻人运动，很多人在时势改变后，成为这个宰制体制的参与者、掌权者。你们此刻的朋友里，可能有一些人也会，这是必然的事。那些不知为何说你们很棒的声音跟说你们是暴民的声音一样可怕。我希望等到你们年华老去，请记得以同样的宽容、鼓励，与对等讨论的心态，对待你们的下一代，不要变成一个轻易说他人是「暴民」，拒绝倾听与丧失行动力的大人。
这段时间，如果你们要留在台北，请寄封电子邮件给我，如果能写信告诉我你此刻的心情与心得，那就太好了。我也会不定时到现场了解状况，如果碰到，让我们点个头就好。国家陷入这样的状况，领导者让人失望至此，这不是值得击掌开心的事。
我们以哀悼者的心情参与，以挖矿工的态度开采自己的心灵，以候鸟的意志坚持下去。这是我今天写给你们的信。
吴明益 / 2014-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