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便听闻广州市第一看守所门禁森严，管理出奇严格。虽然我不反对他们这样严格管理，但对他们为了所谓严格管理而随意对辩护人的会见权利加以限制，并设置各种苛刻条件对律师的会见进行约束，我还是颇有微词。
2015年7月2日早上8：40分钟左右，吴魁明（另案辩护人）开车一起穿过市区来到看守所。由于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早有耳闻的看守所，我心里还是有点忐忑。更由于袁朝阳被指控罪名特殊，我更加心里没底。
来到看守所门外，我们递上律师证穿过了第一道大门，来到传达室窗口外。我说明来意，窗口的女警察要我登记。登记完后正准备进入第二道门，被窗口的女警察叫回去了。说要押我的身份证才能够进去，会见完后再还给我。我颇感意外，我在全国各地看守所也去了不少，要押身份证还是第一次。我正想和她理论，但我见人心切，不想为这么一件事情耽误了预定行程。由于我身份证放在吴魁明车上的行李袋中，只好又回去取了身份证交上去。交了身份证后，窗口的女警察递给我一个门禁卡。刷卡后进入第二道门，穿过一个小院。进入第三道门来到存包处，吴魁明提醒我最好把手机存上，免得他们找茬。我想今天的手机也没多大用处，正事要紧。存好手机后来到会见前台办理会见手续，我把委托手续交给前台的警察，他们接过去后，说要我等一下，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这个案子特殊，需要的时间会长点。
前台的男警察拿了我的手续去请示他们的上级。过了大约十来分钟，我的会见手续还没办好，我有点急了。追问他为何还没办好，他支吾半天，没有正面回答我，只说是正在办，他一边说一边翻看着我的手续。当翻到授权委托书，他的眼睛落在授权日期栏上，他好像找到了拒绝我的理由。说这份委托书委托日期是2014年11月26日，而袁朝阳最近刚解除了他前面律师的委托。他认为我拿这份委托书会见是不合法的，我问他为何不合法，有没有相关依据，他支吾半天答不上来，反过来问我拿这份委托书会见有什么依据，我只好耐心地给他们普法。我说这份委托书是袁朝阳预留的委托书，这种预留委托书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不能够以法律没有规定加以剥夺。相反，你们作为公权力，一切行为都必须有法律授权，你们今天拿不出当事人不能够预留委托书的依据，你们就是滥用权力。
该警察正在想怎么反驳我时，旁边的女警察插话说袁朝阳此前的委托已经解除了，必须有新的委托，我接过话茬：你们凭什么说袁朝阳此前的委托被解除了，他解除的是前任辩护人的委托，而我此前还未介入辩护，凭什么说把我的委托也解除了。双方就这样你来我往争执了近十分钟。正在这时，从里面办公室出来一位警官，我估摸着他可能是所长。我迎上去把我和前台民警的争执跟他反映了，并强调如果今天不能够依法给我解决，我会向他们上级控告，同时会把我今天的遭遇对外公布。该所长耐心听我讲完了之后对我说，放心，我这就要他们给你办。
办完会见手续后，我来到了第四道铁门门口。旁边一位警察迎上来，很友好地跟我打招呼，并随同我一起推开笨重的铁门，进入会见室走廊。他告诉我还要到里面办一个提押手续，我开始以为该警察只是顺路随同，出来后我仔细想想他可能是安排监视我的。办完提押手续后，我来到会见室等候袁朝阳。
又过了几分钟，袁朝阳被看守所民警带到了会见室，他一进来就主动和我打招呼。虽然被关押了一年多，可我从他脸上看不到普通刑事犯罪嫌疑人的憔悴和落魄。由于天气很热，他要求警察把空调开上，警察告诉我开关在会见室外墙上，我照办。
接下来我们开始了交流，他说话有点谨慎，并不时地往左边墙上探望。我开始未能解其意，后来他告诉我墙上可能装了录音设备，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发现墙上果然有一个小探头。这种探头在各个看守所均有，但一般是录像不带录音功能，我不确定是否会被监听，但我告诉他不用担心，他们的案子明显是政治迫害，这已经成为有良知人的共识，也为全世界所知。我们的会见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们随后谈到了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他说他以前曾经在一个出版社工作，可因为追求民主和自由被单位开除，但他从未后悔过，他今天也不会后悔。面对当局的无耻，他做好了面对最坏结果的准备。他希望我给他作无罪辩护，要把他们的经历写在法庭的记录中，让世人明白他们抗争的价值和意义。他也希望他的家人能够理解他，他同时向我咨询如果法庭太过无理，他们是不是需要再次解除我们的委托。我告诉他解除委托是当事人权利，他可根据情况作出决定，我会尊重他们的意见。会见一直到10:50结束，从9：23分开始，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
会见结束了，在他离开会见室时，他很高兴地跟我再见，我微笑着目送他离开。他虽然被囚禁了身体，可他的思想仍然是自由的。在我看来，他比那些虽然没有被囚禁却自觉从思想上自我阉割的人更自由。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他们已经比我们走的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