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犇犇：被盛世吞没的公益人

又有两位朋友进去了，总觉得该说些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他们都是公益人，在这行业干了近十年，参与过反对乙肝歧视、残障歧视、性别歧视等。

传统的公益如救灾扶贫助学等，多是直接捐款捐物，反歧视公益工作不同，它是通过为某个群体争取平等的机会，从而改善这个群体的处境。前者着重福利，后者注重权利，前者授人以鱼，后者授人以渔。

也许这会让一些官员觉得没面子，让一些部门觉得计划被打乱。

 比如，他们在争取到国务院关于禁止乙肝歧视的规定后，如果还有用人单位敢于拒录乙肝携带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或国企，那他们会直接举报这家单位，并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

如果有学校因为学生是残疾人便不予录取或要求其休学，或者相关部门以“没有先例”为由拒绝提供合理便利，他们会帮当事人联系媒体，会请律师帮忙提起公益诉讼；

关键词：盲人报名高考被拒

如果有哪个公共场所的无障碍设施名不副实，不能使用，给残障朋友带来不便，他们会陪这些朋友去做行为艺术，并向媒体提供新闻线索；

关键词：郑州火车站无障碍通道上锁

他们会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申请公开相关规定的制定依据，申请公开某项规定的落实情况，比如让众多残障人士拿不到资格证的教师资格体检标准，再比如城市的无障碍环境建设规划；

关键词：教师资格体检标准残障歧视

他们会给人大代表写信，将社群的主要诉求变成代表建议和委员提案，在两会期间提交；

关键词：疫苗杨占青

上述工作，有些是他们做的，有些是机构的同事做的。这个机构叫郑州亿人平，他们的名字叫郭彬和杨占青，都曾出任过机构负责人，但都已离职四五年，到其他公益机构任职。

而就在三周前，他们半夜被郑州警方从广东带回，一人是从妻儿刚已安睡的家中，一人是从医院中孩子的病床前，涉嫌罪名是“非法经营”，相关罪证是“反歧视通讯”。

他们被带回郑州后，律师去看守所要求会见，被告知“查无此人”，办案警员也拒绝透露被关押地点。连续三天，两人都处于被失踪状态，在律师多方奔波下才找到他们。

前两天有家属去郑州二七区检察院，讲述案情并控告办案人员涉嫌渎职，连接待的检察官都觉得不可思议，“就这点小事，还派人去广东，不可能吧”，“已过追诉失效了吧”？

亲友郑州寻人

是啊，如果按照刑法中对非法经营罪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印制并发放《反歧视通讯》有扰乱市场秩序吗？这些资料都是免费赠阅，无一毛钱的获利，和非法经营扯得上哪门子关系？又有哪家公益机构或者商业机构没有印制过宣传资料？

即便按照1998年最高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本解释第1条至第10条规定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225条第3款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印制并发放《反歧视通讯》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吗？其中内容绝大多数是公开见诸各大媒体的报道，发放之后也未见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发生，当时该机构也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为何在六七年之后郑州警方却以此为名将人收监？况且，如果说之前行为有罪，那岂不是说相关监管部门有失职、渎职之嫌？

亲友郑州寻人

尽管从法理上很难说得过去，但他们还是这样干了。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去年5月底，因给公祭赵公而被刑拘的于世文辩护，郑州亿人平法人代表常伯阳律师便被警方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刑拘，报捕时罪名变更为“寻衅滋事”，检察院批捕时又变为“非法经营”，但他们在全国各地跑了几个月，一无所获，只好灰溜溜的放人，名为“取保候审”，实为“无罪释放”。

一年之后，他们又拿《反歧视通讯》说事，估计是受到北京传知行案的启发。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曾致力于做民间智库，他们做出租车行业调研、搞底层农民工访谈、编公民税权手册、办双周学术讲座等，带动起民间自由研究的氛围。但从去年10月份起，传知行多位负责人被刑拘，今年北京警方对其主要负责人郭玉闪的罪名也是“非法经营”，罪证便是他们印制的“传知行学术通讯”。尽管后来被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但这一办案思路，原封不动地搬到了郑州。

可能会有人问，何苦来着，为何警方非和这些好人好事过不去？问题在于，这些对社会是好事，但对某些人来说，未必是好事。尽管他们的单位名称都带着人民字眼，墙上也都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但试想，好事让你干了，名声让你落了，那谁还会尊敬他们、信任他们？在我们这儿，做好事不是权利，而是权力。他们做，别人不能做；他们不做，别人就更不能做。

可能会有人想，可能这和这些公益机构都受到境外资金的资助有关，背后难免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只能说，这就太不了解这些公益机构的运作方式和日常处境了。一，公益机构获得基金会支持，不管是境内还是境外，都要报项目计划和资金预算，项目设计的主动权、执行权是在公益机构手中，公益机构决定做什么事情之后再寻求不同的资助方，并不是境外势力指使公益机构干什么事，而是公益机构想做一些事情，像学术研究、社群权益之类，往往很难得到境内基金会的支持。要知道，境内基金会多数着力于如教育扶贫灾害等传统公益慈善领域，对研究权益倡导少有涉及，让政府购买服务更不可能，政府购买服务绝大多数聚焦在社工社区慈善服务工作，现在能让干其它领域的工作就已经感恩戴德了，因此这些机构才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求境外公益基金会的支持。

二，相关部门往往和公益机构保持着密切“沟通”。比如，时不时坐在一起喝喝茶啦，吃吃饭啦，有什么项目申请和工作计划做下备份啦……可以说，这些公益机构的一举一动无不在有关部门的掌控之中，这些公益机构也不会想着隐瞒什么，目的就是让有关部门放心，希望这种良性的沟通能换来公益环境的不断改善。应该说，这种做法不是没有效果，北京传知行2005年成立，郑州亿人平2007年注册，都已经存在了近十年，此前虽偶尔会有一些人来找麻烦，查查水表看看账本之类，但基本工作还是能开展的。

但就从去年开始，双方私下形成的这种默契被打破。几年前还让做的事情甚至受到政府褒奖的事情现在不仅不让做，还将之前的公益之举套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直接关门、抓人。这两家机构只是其中的代表，就连纯粹是靠社会捐资维持的立人乡村图书馆，不到半年的时间，22家分馆也全被关停；在相对开明的广东，劳工机构负责人在办公室被殴打，昨天还有消息曝出一直默默捍卫女工权益的公益机构向阳花也要被关停；去年莫名其妙被刑拘的还有资深公益人寇延丁、原自然之友总干事薛野、犀照公益法律平台负责人柳建树、著有《半生为人》的财新女编辑徐晓……

公民社会的空间正在被迅速压缩。在中国，因为特殊的体制，不同类型的公益机构事实上构成了公民社会的主体，他们多数放弃明确的政治立场，只是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为不同群体的权益代言。自9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机构在蓬勃成长，逐渐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媒体资源和学术资源，并具备了影响相关政策制定的能力。比如，郑州亿人平等机构在废止乙肝歧视规定、推动盲人高考落实上就起到重大作用，冯骥才担任主席的民协则推动了古村落保护政策的出台，自然之友等环保机构成功的扩大了环保公益诉讼的主体……

这些工作是民间社会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的一部分，当局看到了这一点，也误判了这一点，担心这些羽翼渐丰的公益机构会构成威胁，担心他们与境外势力合作制造不稳定因素。尽管这些公益机构一再通过各种做法、各种姿态表明自己并无屠龙之心，亦无参政意愿，但还是要先下手为强。为此，不惜网罗罪名，制造恐怖，让整个社会从后极权时代向极权时代回归。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曾指出，“百代皆行秦政制”（毛泽东语），两千年来，中国专制王朝的权力过于强大。如果公民个体想要保障自己权益，就只能与小共同体联合，共同抵抗大共同体权力的侵袭。否则，只会是一盘散沙，会被大共同体任意践踏。公益机构如今就扮演着小共同体的角色，像海绵一样为公民减压，也像弹簧一样给公民蓄势，但也因此遭到大共同体也即国家机器的嫉恨。

在以法律为名的打压之下，有些公益人会服软，会认命，但并不是所有公益机构都愿意逆来顺受，默默等死。郑州亿人平即是如此，去年常伯阳律师被批捕后郑州三看外边的自发声援行动一波接着一波；女权五姐妹也是如此，妇女节前夕她们被刑拘后更是引发国际范围的声援；就连此前在各分馆被关停时一直沉默的立人图书馆，也在最后一家分馆被关停后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其他公益机构如爱思青年、向阳花等也会第一时间通报消息……

发声起到了效果，当局碰到了钉子。不管是郑州十君子，还是女权五姐妹，在里边的待遇都比多数嫌犯要好，后来也多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这当然要感谢那些勇于站出来声援的社群。像这次郭彬和杨占青被刑拘后，他们之前援助过的残障社群为其发声，他们之前代言过的疫苗受害者家长也为其捐款，有不少人还是实名。想起去年有残障朋友因受郑州亿人平援助被调查时的回应，“我不管他们是受谁的资助，至少我找工作被歧视的时候是他们站出来帮我，帮我打赢了官司。你们干啥去了？现在反过来还调查他们。”

我不知道这样的闹剧什么时候会结束，但知道，如果没有人抗议，没有人声援，那这样的闹剧不仅不会结束，这样莫须有的罪名也会落到更多公益机构头上。当做好人的下场变成是坐监狱，没有人敢再对坏人说个不字，我们就将永远活在天朝制造的盛世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