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受同情到自主抗争：环卫工人的沉默与爆发

从被同情到自主抗争，环卫工人的集体反抗看似是一场自身生存权的保卫战，但从它与社会的互动中不难意识到，这是一场直面社会不公的战斗。中国在高唱效率的发展路上走过了三十多年，被忽略的社会公平逐渐被主流话语重新拾起，底层工人的抗争无疑是社会重构过程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正能量

那些被抛弃的、沉默的人们，酝酿着改变一切的力量。——题记

为环卫工人送温暖的行动越发的五花八门，尤其近段时间，“请环卫工人吃饭”的口号被多个城市的饭店打响，并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进入公众视野，由此引发社会对环卫工人群体的关注，媒体借此或深或浅地挖掘与曝光环卫工人艰难的生活状况与恶劣的工作条件。也能够看到，某些记者深入送温暖活动的现场，跟踪环卫工人，进行深入观察，揭露个别行动的虚假性，并指出这些环卫工人的处境并无法通过这些渠道获得根本的改善。不论深浅，这些有关环卫工的报道都成功地博得了社会的同情与叹息。

生活在城市化高速发展时代的人们，习惯了迅速扩宽的街道与整洁便民的公共设施，而环卫工人不体面的生活显得与一切格格不入，他们的命运轻易地勾起城市的良心，商家、政府的公益口号打得响亮，仿佛几次大张旗鼓的送温暖活动就真正地温暖了环卫工人的心，也成功地呼吁了社会对这个弱势群体的关注。是的，这么多年来环卫工人就是这样被塑造成默默付出、忍辱负重的形象，被动地接受着社会的同情与帮助。

然而，温暖行动进行了这么多年，环卫工人还是环卫工人，他们既没有变成老板奔小康，也没有因为社会同情而过得更加轻松一些。忍受低廉的工资与过长的工时，难逃暴烈的太阳与呛人的灰尘，他们即使只是想要一个歇脚的地方，休息站却在物业公司与市政部门的拖延下迟迟建不起来。说到底，所谓的城市良心无非是发展受益者的意淫，而环卫工人仍然挣扎在城市生活的最低线。

那么，当我们讨论环卫工人的生存处境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

2012年7月，宁波镇海19名环卫工由于工作13年没签合同保险、没休息，集体将雇主告上法庭以维权。（2012年07月20日，《现代金报》报道）

2013年1月，广州荔湾环卫工由于月薪仅千元屡次发起抗议，并罢工上访求加薪。（2013年1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

2013年12月，珠江新城200余名环卫工维权与公司达成协议。（2013年12月28日，《信息时报》报道）

2014年4月，百名禅城环卫工罢工求涨薪1000元。（2014年4月22日，《南方都市报》报道）

2014年8月，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为合同变更与就业安置问题发起有力而持续的罢工与谈判，在社会力量的帮助下维权获得成功。

显然，环卫工人早就知晓了自己的命运——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被施善者编织到童话故事里，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早意识到社会同情的局限，要改变不公的处境，非自己不可靠。

环卫工的弱势形象是被那些善良的他者塑造的，那么他们在新近新闻中出现的强势形象无疑撞击了公众的认知，而这令人刮目相看的改变，来源于他们的自发组织力量。从这个过程同时可以窥见社会对环卫工人的态度产生的转变。以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事件为典型，面对工人的自主诉求，社会各界从插手围观走向近距离支持，大学生、公益律师以及劳工机构对工人深度关注，并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援，加之上级工会以及相关行政部门的支持，最终推助工人维权一步步走向成功。

为何环卫工人的自发行动能够获得各界的行动支持？

环卫工人是被社会经济发展抛弃的一群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中，国家与资本媾和，社会精英阶层迅速形成并制造了不平等的的机制，使得工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工人群体在经济急速增长时却无法享受到改革的成果。随着社会力量失衡的加剧，环卫工人所受到的不公越发成为社会成员的共同体验。如果说公众对环卫工人的同情只是隔岸观火，那么社会力量对工人行动的直接支援便意味着社会不公之火已经威胁着、或已经烧到了更多人的身上。

新自由主义制造了不公的社会制度，面对资本的阴谋，底层工人首当其冲。环卫工人的苦难博得了社会的同情，他们对不公体制的集体性冲击激起了公众对社会失衡的反思，而他们抗争的胜利则意味着不平等的机制被突破的可能性——这也许正是沉默的大多数所期待的。

从被同情到自主抗争，环卫工人的集体反抗看似是一场自身生存权的保卫战，但从它与社会的互动中不难意识到，这是一场直面社会不公的战斗。中国在高唱效率的发展路上走过了三十多年，被忽略的社会公平逐渐被主流话语重新拾起，底层工人的抗争无疑是社会重构过程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正能量。

2015-06-16 林深 破土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