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亚洲公民“新”在哪？

在雅加达开会讨论“新亚洲公民”。公民“新”在哪儿？人们比以前更少恐惧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更有能力进行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这一方面是缘于社会本身在进步，另一方面，互联网所起的助推作用也功不可没。

公民很大程度上“新”在他们现在可以利用IT技术对公共政策发言、为自己坚信的事业聚集力量、通过大规模协作完成共同性的工作以及在整个社会中展开互助。我们把从事这些活动的公民称为“数字公民”。成为数字公民必须满足两个要件：一是其必须具备广泛的技能、知识以及能够轻易地进入网络；二是有意愿在网上参与社会建设、政治进程以及对平等的经济机会的追求。

这样的要件很自然地会把很多地方的民众排除在外，比如那些没有受过教育和不存在可行的上网方式的人。这在亚洲并不罕见：有许多人仍然不能阅读和写作；有些地方连电力都不能保证，上网不过是空想。这也表明，不断扩大数字公民在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是亚洲国家政府的要务之一。

“新亚洲公民”中的“亚洲”也不简单。亚洲的互联网人口约占30亿世界互联网人口的一半，但这一人口非常异质化。亚洲或许是世界上最为多样化的地区，不仅种族众多，文化各异，宗教并存，而且政体上的差别也十分巨大。这里有民主国家、威权国家，也有看似民主的非自由国家。每个国家对互联网的反应各不相同。例如，朝鲜构成光谱的一端，严格限制民众上网。中国和越南则采取妥协策略，对网络入口和内容都有所限制，但同时希望通过发展IT促进经济。光谱的另一端则有韩国和日本这样高度联网、内容自由的国家。还有缅甸这样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例子。

对刚刚诞生的新亚洲公民而言，数字文化中充满了挑战。一方面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先行者都在利用新技术促进社会转变，特别是少数群体第一次获得机会挑战主流话语，为自身争取权益；另一方面网上充斥仇恨言辞和排外情绪，理性的公共讨论和建设性的批评甚为少见，达成共识也更加不易。加上互联网的超地理特性对族群认同形成压力，如何进行有意义的参与、对话，如何加强多元化的共存，都是新亚洲公民的头疼问题。

亚洲地区日益增强的网络联系会产生很多益处：更多的信息入口和信息流动，经济机会的浮现，以及社会的包容性发展。这种网络联系的增强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智能手机的便宜化，很多人第一次上网的体验来自于手机而不是电脑。该特征反映了明显的经济机会：身处穷乡僻壤的人们可以通过创造性的移动应用获取关键信息。例如，在印度尼西亚，渔民可以通过手机查询潮汐信息以及浮游生物的移动，从而更好地发现捕鱼地点。

最终，亚洲未来的面貌终将由不断扩大的新亚洲公民所决定。关键性的问题是：亚洲人如何才能充分实现互联网的潜力，将世界的这一部分变成更宽容、更文明、更安全的地方？对此问题能够给出最好答案的必属亚洲的年轻人。
年轻人在亚洲人口中占有主导性比例，通过互联网，他们将更容易发现群体归属感，也能够对人生作出更智慧的决定。虽然人们对线上联系的增强是否会导致线下世界的疏离尚存争议，事实是，选择决定一切。如果年轻人想要在网上进行高质量的对话，互联网为此提供了大量的可能性。它也可以帮助年轻人找到志同道合者，而一旦人们为特定的共同兴趣所维系，变化就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