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23：30时许，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官方通报读起来依旧是不紧不慢情绪稳定：“接报后，市、区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公安机关对死亡原因展开调查，有关善后工作有序开展。”
媒体谨慎地打出“疑似集体自杀”的大标题，4名儿童1男3女，最大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5岁——实在难以相信、也无法想象，懵懵懂懂还不大能体会世界喜怒哀乐的儿童，究竟是怎样的悲伤及绝望，会让他们选择集体自杀？
媒体确实需要避免先入为主将悲剧本身悲情化。可资参考的是，在2014年第9期的《中国公共卫生》期刊上，由当时的贵州省卫生厅科学技术基金项目资助的一项对贵州省14岁及以下的留守儿童的自杀意念与父母出外打工类型关系的研究显示，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发生率为12.88%，高于非留守儿童的9.40%。但该研究同时也指出，这二者的自杀意念发生率均低于对青少年自杀意念的调查结果。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可能与该调查对象大部分为贵州省农村地区，且绝大部分地区为山区，交通和经济水平较低，儿童对外面世界了解较少，生活欲望比较低容易得到满足有关。
4名儿童农药中毒死亡，是意外还是集体自杀，尚待官方给出能让人服膺的调查报告；当然贵州省卫生厅科学技术基金项目的学术研究结论，也有待更进一步的在现实中予以查证。只是，毕节这4名留守儿童悲剧勾起了舆论的某些记忆，毕节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得以再次呈现于世人面前：冻饿、性侵，难以想象的破旧以及茫然的眼神……
这时人们更是想起，2012年11月16日，同样在毕节七星关区，5名男孩在冷雨夜躲进垃圾箱生火取暖，结果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最大的也是13岁，最小的9岁。
好事者翻出了2012年11月毕节5名男孩垃圾箱内死亡事件发生后的报道：
“针对１１月１６日贵州毕节七星关区５名男孩垃圾箱内死亡事件，毕节市将立即对全市范围内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
毕节市市长陈昌旭２０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对这起事件的发生非常痛心、十分惋惜、深感内疚，这起事件暴露出毕节在社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毕节市委、市政府一定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采取具体措施，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如同某些报纸不大合适看合订本一样，这样的旧闻新读，咀嚼起来，人们总能发现这其中的黑色幽默和荒诞。
除了悲伤，除了煽情，我们还能说些什么？灾难总是突如其来，然而，正如之前长江“东方之星”沉船事件我们已经看到的：有人负责送命，有人负责煽情，有人负责悲伤，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井然有序。
值得玩味的是，笔者在今年第一期的《今传媒》杂志上看到一篇对《人民日报》关于留守儿童报道的研究中称，从2003年到2012年整整10年间，《人民日报》共有299篇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文章，2006年和2007年达到顶峰分别有58篇和59篇，真可谓是高度重视！但该研究同时发现，《人民日报》的报道叙事基本上带有模式化倾向：即某人或某机构在某地为留守儿童做了什么；或者，某地留守儿童有了什么。也就是说，报道关注的是为留守儿童做了什么，而不是关注留守儿童本身。这样，在报道中基本上也就看不到多少留守儿童声音的表达。他们只是作为一个也许是必要的配角，衬托着那些自上而下的阳光和雨露的高大和光辉。
或许可以理解，《人民日报》是为了营造全党全社会重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氛围，但事实上，真正想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并非是毫无头绪束手无策。研究者的共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对策，有赖于政策制度的改变：一是户籍制度的改变，让留守儿童和外出打工的父母一起生活，让他们能够享受与城市儿童一样的国民待遇；另外的反向思路是，加强农村建设，让农民无需离乡就能有生存的希望及发展的机会，从而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
只是，现实又是如何？
报告文学《伤村：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忧思录》中写到的：“我们曾亲眼看到，一个城里的孩子向农村的孩子炫耀嘴里的‘麦当劳’汉堡，一个站在店里，一个站在店外，中国隔着玻璃。那个农村孩子一直盯着城里孩子满是油腻的嘴，直到最后哭出来。”
城乡之间的二元壁垒，那些貌似温情脉脉的口号和关怀，如同麦当劳店内外隔着的那一道玻璃一样，对留守儿童来说，坚硬且冰冷、遥不可及无法逾越。
他们活在人们无法想象的世界中。去年广东省高考作文题《胶片与数码时代》，我就认为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作文题，如同今年陕西高考作文题要写父亲在高速路上开车打电话一样，对许多贫困山区的孩子来说，胶片与数码、高速路、开车等，对他们来说，都只能在想象的世界中才能存在。正如曾去过贵州的朋友彭远文说，他们的贫穷，你无法想象。也许应该再加上一句：他们的绝望，你无法想象。
在社会贫穷的时候，他们是首先被剥夺的群体；在社会富裕的时候，他们是唯一被剥夺的群体。只有当悲剧发生的时候，人们才会想起这个已经被抛弃的群体，甚至尽管有人会残忍希望，借助这些悲剧期待高层能听到他们的悲歌。只是非常遗憾，这些悲剧看起来更像是盛世之下的乌托邦陪调——2012年11月毕节5名男孩垃圾箱内死亡事件，换来了市长信誓旦旦的“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可是就是换不来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一对一帮扶措施的落实，更换不来“疑似集体自杀”的4名儿童鲜活的生命。
转自：有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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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少鑫：留守儿童之死——盛世画皮下的芒刺
6月9日23：30时许，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官方通报读起来依旧是不紧不慢情绪稳定：“接报后，市、区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公安机关对死亡原因展开调查，有关善后工作有序开展。”
媒体谨慎地打出“疑似集体自杀”的大标题，4名儿童1男3女，最大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5岁——实在难以相信、也无法想象，懵懵懂懂还不大能体会世界喜怒哀乐的儿童，究竟是怎样的悲伤及绝望，会让他们选择集体自杀？
媒体确实需要避免先入为主将悲剧本身悲情化。可资参考的是，在2014年第9期的《中国公共卫生》期刊上，由当时的贵州省卫生厅科学技术基金项目资助的一项对贵州省14岁及以下的留守儿童的自杀意念与父母出外打工类型关系的研究显示，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发生率为12.88%，高于非留守儿童的9.40%。但该研究同时也指出，这二者的自杀意念发生率均低于对青少年自杀意念的调查结果。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可能与该调查对象大部分为贵州省农村地区，且绝大部分地区为山区，交通和经济水平较低，儿童对外面世界了解较少，生活欲望比较低容易得到满足有关。
4名儿童农药中毒死亡，是意外还是集体自杀，尚待官方给出能让人服膺的调查报告；当然贵州省卫生厅科学技术基金项目的学术研究结论，也有待更进一步的在现实中予以查证。只是，毕节这4名留守儿童悲剧勾起了舆论的某些记忆，毕节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得以再次呈现于世人面前：冻饿、性侵，难以想象的破旧以及茫然的眼神……
这时人们更是想起，2012年11月16日，同样在毕节七星关区，5名男孩在冷雨夜躲进垃圾箱生火取暖，结果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最大的也是13岁，最小的9岁。
好事者翻出了2012年11月毕节5名男孩垃圾箱内死亡事件发生后的报道：
“针对１１月１６日贵州毕节七星关区５名男孩垃圾箱内死亡事件，毕节市将立即对全市范围内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
毕节市市长陈昌旭２０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对这起事件的发生非常痛心、十分惋惜、深感内疚，这起事件暴露出毕节在社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毕节市委、市政府一定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采取具体措施，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如同某些报纸不大合适看合订本一样，这样的旧闻新读，咀嚼起来，人们总能发现这其中的黑色幽默和荒诞。
除了悲伤，除了煽情，我们还能说些什么？灾难总是突如其来，然而，正如之前长江“东方之星”沉船事件我们已经看到的：有人负责送命，有人负责煽情，有人负责悲伤，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井然有序。
值得玩味的是，笔者在今年第一期的《今传媒》杂志上看到一篇对《人民日报》关于留守儿童报道的研究中称，从2003年到2012年整整10年间，《人民日报》共有299篇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文章，2006年和2007年达到顶峰分别有58篇和59篇，真可谓是高度重视！但该研究同时发现，《人民日报》的报道叙事基本上带有模式化倾向：即某人或某机构在某地为留守儿童做了什么；或者，某地留守儿童有了什么。也就是说，报道关注的是为留守儿童做了什么，而不是关注留守儿童本身。这样，在报道中基本上也就看不到多少留守儿童声音的表达。他们只是作为一个也许是必要的配角，衬托着那些自上而下的阳光和雨露的高大和光辉。
或许可以理解，《人民日报》是为了营造全党全社会重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氛围，但事实上，真正想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并非是毫无头绪束手无策。研究者的共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对策，有赖于政策制度的改变：一是户籍制度的改变，让留守儿童和外出打工的父母一起生活，让他们能够享受与城市儿童一样的国民待遇；另外的反向思路是，加强农村建设，让农民无需离乡就能有生存的希望及发展的机会，从而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
只是，现实又是如何？
报告文学《伤村：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忧思录》中写到的：“我们曾亲眼看到，一个城里的孩子向农村的孩子炫耀嘴里的‘麦当劳’汉堡，一个站在店里，一个站在店外，中国隔着玻璃。那个农村孩子一直盯着城里孩子满是油腻的嘴，直到最后哭出来。”
城乡之间的二元壁垒，那些貌似温情脉脉的口号和关怀，如同麦当劳店内外隔着的那一道玻璃一样，对留守儿童来说，坚硬且冰冷、遥不可及无法逾越。
他们活在人们无法想象的世界中。去年广东省高考作文题《胶片与数码时代》，我就认为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作文题，如同今年陕西高考作文题要写父亲在高速路上开车打电话一样，对许多贫困山区的孩子来说，胶片与数码、高速路、开车等，对他们来说，都只能在想象的世界中才能存在。正如曾去过贵州的朋友彭远文说，他们的贫穷，你无法想象。也许应该再加上一句：他们的绝望，你无法想象。
在社会贫穷的时候，他们是首先被剥夺的群体；在社会富裕的时候，他们是唯一被剥夺的群体。只有当悲剧发生的时候，人们才会想起这个已经被抛弃的群体，甚至尽管有人会残忍希望，借助这些悲剧期待高层能听到他们的悲歌。只是非常遗憾，这些悲剧看起来更像是盛世之下的乌托邦陪调——2012年11月毕节5名男孩垃圾箱内死亡事件，换来了市长信誓旦旦的“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可是就是换不来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一对一帮扶措施的落实，更换不来“疑似集体自杀”的4名儿童鲜活的生命。
转自：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