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笑蜀:公民運動與中國轉型(上)

專訪笑蜀:公民運動與中國轉型(上)

採訪人: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陳宜中

【原編者按】笑蜀,中國大陸知名政治評論員,本周憑借為FT中文網撰寫的評論文章《習近平的第三條道路》獲2015年亞洲出版業協會(SOPA)“最佳評論獎”。本文為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陳宜中2014年11月5日為笑蜀所做訪談,詳細回顧了笑蜀對中國社會政治發聲15年的經歷,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環境。文章首發於台灣《思想季刊》2015年第一期,FT中文網獲得授權全文刊發。本文為訪談上篇,重點談及笑蜀作為知識分子和媒體人的經歷及其對維穩體制的認識。

一、早期經歷

笑蜀:我是1962年生於四川儀隴。父母都是鄉村教師。當時鄉村教師分兩種,一種公辦,一種民辦。我父母都是公辦,在儀隴的邊遠山村教書。我們縣以前是紅四方面軍的根據地,即所謂“老區”,現在仍很窮,仍是國家級貧困縣。像吉普賽部落一樣,我父母不斷遷徙,這個村子教兩年,那個村子教兩年,我也跟著流浪,至少住過三個村莊。從小跟農村的孩子一起玩大。

陳宜中(以下簡稱“陳”):從反右到文革,您家裡受到哪些影響?

笑蜀:我父母都是地主子女,文革中受批鬥。我到入學年齡,隔壁的民辦老師招生不肯收我,就因為我的家庭出身。

陳:您父母都是老師,也教您嗎?

笑蜀:哪顧得上?我爸遠在外鄉,又一直挨批。媽媽一個人帶我們五個孩子,還要一個人教復式班(按:不同年級合組而成一個班)的所有課程,根本忙不過來。我打小就是野蠻生長。文革期間無書可讀,我只好讀報紙雜志。我父親每周或半個月回家一次,帶的禮品都是《解放軍文藝》一類的讀物,我拿到就高興得不得了。

所以我的政治啟蒙蠻早。最早印象是1971年9月林彪案發生,當時是逐級傳達,從中央傳達到鄉村小學,已經是10月了。當時鄉小(按:村小的上級是鄉小)叫我媽媽去開會,但沒事先告知主題。媽媽剛好生病,就叫我去。我把會議內容回家復述給媽媽聽,說林彪叛逃摔死在溫都爾汗,媽媽嚇壞了,一巴掌打過來,以為我亂說。那時起我就慢慢對政治有了關心。

陳:您1980年去廣州中山大學讀歷史,歷史系是您的第一志願嗎?

笑蜀:當時我考分不低,心高氣傲,第一志願就填了北大,中大是第二志願。歷史系也是第二志願。我從小就想當作家,專業第一志願是中文系。結果取的都是第二志願,即中山大學歷史系。

陳:能否談談您的大學時代?

笑蜀:我剛進大學時,西單民主牆運動和以全國高校為中心的民刊運動,已接近尾聲。很多高校都有自己辦的民間刊物,有些是文學性的,也有很多政論性的。中山大學的刊物《紅豆》我看過好幾期,是學生寫、學生編,還可以拿到市區去賣,那時比較自由。我體驗到思想解放最後的一股春風,也算是一種熏陶吧。但我進校不久就開始查禁了,我曾經在學校食堂的牆上看到禁止民刊的官方通告。

那時我是文學青年,對讀歷史系是不滿意的。只喜歡文學,中國文學、西方文學都讀,尤其是讀詩。到了大三,當局要清除精神污染。清污重點是圍剿白樺的電影《苦戀》(又名《太陽與人》),但這部電影恰恰引起我的共鳴。清污讓我非常憤怒,我曾氣得在《解放軍報》批《苦戀》的文章上到處畫叉叉。我不再滿足於文學,從大三開始讀了很多社會政治類的書籍,尤其是蘇聯和東歐持不同政見者的讀物。到了大四,因為想分到好一點的工作,我下了一番功夫寫畢業論文,題目是陳炯明與孫中山的關系,後來發表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的特輯“近代中國人物”上。應屆畢業生能在權威學術刊物上發論文,對我是個極大的鼓勵。從此我轉向史學,走上了研究中國現代史的道路。

陳:畢業後您被分配到武漢醫學院,教什麽專業?

笑蜀:我去了武漢醫學院馬列課部(後來改名社會科學部),教中共黨史。我教的黨史是完全反著來的,跟官方說法針鋒相對。但八十年代思想很解放,寬容度較高。再加上我名校畢業,又有論文在權威刊物發表,1987年還和大學指導教授合作出版了專書。這在那時不多見,所以我多少有些恃才傲物,講課隨心所欲。這種狀況持續到1989年。

陳:六四之後呢?

笑蜀:學潮之前,我身邊已經聚集了一批思想開放的活躍學生,價值理念相當接近。後來他們成了學潮骨乾,我也跟他們一起上街、貼大字報。這在其他文科學校很平常,但在武漢醫學院這種工農兵當道的學校,像我這樣的老師就很少有。六四後學校搞“雙清“(清理、清查),全校只有兩個靶子,一個是黨員,一個非黨員就是我。1989年成了我的轉折點,一下子摔下來,幾乎掉進十八層地獄。

陳:清理跟清查有何不同?

笑蜀:清理黨員,清查黨外。校方對我內查外調,費時一年,還把我的學生找來揭發我,結果除了大字報和上街,沒別的東西。但總之是不讓我上課了,把我調去數據室當數據員。我那時很倔、很傲,不服從安排,不去數據室上班,就在家帶孩子。每個月只領很低的起薪,生活非常艱苦。

課部主任看不過去,他有愛才之心,想用我。但用我要有理由啊。1990年全國反和平演變,中宣部跟教育部聯合,擬了大概幾百個反自由化的課題,向全國高校的政治課老師招標。凡是願意投標的,願意沖鋒陷陣反自由化的,文章優先發表,職稱、工資、獎金都破格,助教提講師,講師提副教授,副教授提教授。課部主任跟我說:”這是你將功補罪的機會,你領幾個課題回去寫兩篇文章,我來給你安排發表,我就可以給上面交代,說這個同志改邪歸正了。這樣你就可以上課了,職稱、工資所有問題都可以一攬子解決。”但我一看到那些課題,心頭就升起一股火,極其憤怒。

為什麽憤怒?我是教中共黨史的。我一看就知道,那幾百個課題好多都是在批判中共自己當初的主張。說話不算話,翻臉不認人,太過分了。

二、歷史的先聲

陳:您後來編的《歷史的先聲》流傳很廣。如果沒有這本書,人們大概不會註意到中共當年反國民黨的說詞,一再訴諸普世標準的民主、自由、人權。

笑蜀:當時不像現在,現在有不同看法,可以寫成文章,網上總有發表空間。當時沒地方發,只能憋肚子里,憋得很難受,怎麽辦呢?我就有了編《歷史的先聲》的腹案,就是要跟“反和平演變”對著乾。

我就開始泡圖書館,翻舊報紙。舊報紙不能復印,只能鋼筆抄。這個過程跟挖金子、挖礦差不多,找到一篇文章就好像發現一顆礦石,可以興奮半天,就這樣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陳:您挖掘的是哪個時期的中共言論?出處有哪些?

笑蜀:主要是1940-46年全面內戰爆發前中共機關報的言論。以《新華日報》為主,包括《解放日報》。比例大概是《新華日報》占70%,《解放日報》占20%,還有10%來自毛選、鄧選、周恩來選集、劉少奇選集等公開出版物。選擇的標準是最能代表中共中央的,也就是中國共產黨當時最權威的聲音。

這個聲音是什麽呢?實際上就是中共作為反對黨,向全國人民許下的政治承諾,即如果中共全國執政,將會如何施政?施政主題就是民主、自由、人權,並以此為據,全面批判國民黨如何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這就是《歷史的先聲》的主要內容。最初的書名叫“為自由鳴炮”。

陳:“為自由鳴炮”有典故嗎?

笑蜀:這來源於八十年代武漢的一份前沿刊物《青年論壇》,其中一篇文章就叫《為自由鳴炮》,是胡耀邦兒子胡德平寫的,我印象很深。

書在1992-93年編完,好多年找不到出版社。最後因為吳思、梁曉燕、徐曉、甘琦等人的幫助,曲曲折折,終於在1999年9月以獻禮“建國五十周年”的名義,由汕頭大學出版社出版。新書名是上海學者朱學勤取的。

陳:很快就被查禁了?

笑蜀:不到半年就被禁了。2000年2月,中宣部部長在例行的全國出版工作吹風會上,舉著《歷史的先聲》說:這本書別有用心,用我黨的文獻攻擊我黨,代表同我黨鬥爭的新方式。隨後下達全國禁書令。汕頭大學出版社後來被整頓,總編輯、社長都被調職。在北京,則是派國安去萬聖書園反復查抄這書。

陳:何以查禁之後,此書反而不斷流傳?

笑蜀:事前我已料到會被查禁。所以,我提前在當時影響最大的時政BBS,即《人民日報》強國論壇,把內容都上傳了。2000年封殺時,大多數文章都已經在網上傳閱,愈封殺就愈流行。

陳:您九十年代還寫了另一本書《劉文彩真相》。劉文彩的重要性何在?

笑蜀:劉文彩是四川大邑縣的一個大地主,被中共定性為三千年地主階級的總代表。中共享他來論證所謂土地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合法性,證明三千年地主階級的所謂罪惡,說地主階級怎麽壞,看劉文彩就知道了,所以農民應該跟著共產黨造反,等等。

我個人一直懷疑這案子是假的,但沒有直接的證據。直到1993年,有人告訴我,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有很多當年的檔案。我是做歷史學的嘛,一聽興趣就來了。那個陳列館最早叫階級鬥爭展覽館。1958年毛澤東有個著名講話,即“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會後回到四川,第一時間就抓了劉文彩這個典型,搞了這個展覽館,來拍毛澤東的馬屁。六十年代尤其文革期間,全中國知名度最高的就兩個人,一個是毛澤東,他是神;一個是劉文彩,他是鬼。鬼的存在是為了論證神的偉大。

得知陳列館有很多檔案後,我就決定去那裡做研究。

陳:劉文彩1949年就死了,何以1964年之後才變成眾矢之的?這跟新民主主義的關系何在?

笑蜀:劉文彩1949年10月就去世了,當時解放軍還沒進成都。他在1960年代變成一個靶子,是為了服務於毛澤東的核心理念,即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文革之後,很多其他案子都平反了,這個案子就是不能平反,為什麽?既然已經把劉文彩說成三千年地主階級總代表,一旦平反劉文彩,就等於否定了三千年地主階級的所謂罪惡。正因為如此,《劉文彩真相》很快也享受了《歷史的先聲》的待遇,全國查禁。跟上次一樣,這次也是中宣部部長在出版工作吹風會上,舉著《劉文彩真相》跟與會者說:你們有沒有人認為新民主主義搞錯了?他說,這本書的要害,就是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合法性。

陳:這書的主要內容是什麽?

笑蜀:我在劉文彩莊園住了將近一個月,啥都不乾,就是看檔。重要檔案盡量復制、謄寫,隨後就在劉文彩的家鄉大邑縣安仁鎮,採訪當地人,包括劉文彩當年的隨從、醫生、教師、長工等等。在檔案研究和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我回去寫出了《劉文彩真相》,以還原他的故事,揭示宣傳部門的整個造假流程。1999年11月陝西師大出版社出版,2000年春遭全國查禁。

陳:您離開武漢醫學院跟這有關系嗎?

笑蜀:當然。六四之後我被停課七年,直到1996年恢復上課,待遇也慢慢恢復了,職稱也評了。但這兩本書一齣版,我又變成黑名單上的人,學校就扛不住了。2001年底我不得不辦了離職手續,去北京的《中國改革》雜志上班,半路出家進了媒體。

我一進北京,就被北京國保盯上。接下來的三年當中,國保國安騷擾不斷。當時互聯網開始繁榮,我在網上比較活躍,再加上北京是個大圈子,跟敏感人士的接觸也令我更被敏感。雜志社受到壓力,也扛不住了。2005年2月趙紫陽去世後,我因在觀天茶舍發表悼念文章,被國保鎖定。趙紫陽追悼會前夜,我被他們軟禁了五天五夜。五天之後,國保把我押上回武漢的火車,不許我再回北京,我就沒法到《中國改革》雜志上班了。

《南方周末》的朋友同情我,悄悄給我辦入職手續。2005年5月我重回廣州,到《南方周末》上班,這是我的另一個轉折點。我在《南方周末》做評論員將近六年,直到2011年3月被迫離開。

三、維權與維穩

笑蜀:入職《南方周末》是我真正告別書齋,介入中國現實尤其介入維權運動的一個起點。維權運動從2003年孫志剛事件開始發端,但真正進入高潮是在我踏進《南方周末》的前後。那時許志永在北京組建了“公盟”即“公民聯盟”,目的就是維權。同時還有山東臨沂的陳光誠事件、廣州番禺的太石村事件。維權運動的三大標志性事件都集中在2005年,這年簡直就是維權運動的元年。

維權運動的興起有個社會背景,就是中國的社會矛盾到了高發期。從2005年開始,每年都有超過十萬起的群體性事件。

陳:最後一次公佈的數字是十八萬起。

笑蜀:這幾年乾脆就不公佈了,說明局勢更不樂觀。

社會利益結構的全面失衡跟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同步的。鄧小平南巡之後,開啟了中國的市場化進程。市場化的頭幾年,應該說是蜜月時代,全民都多少享受到市場化的紅利。1992-93年,是知識分子下海的高峰期,國企乾部乃至很多黨政乾部也競相下海,他們多數都發了財。當時的社會矛盾比較少,一直延續到1999年中國加入WTO,有將近十年的緩和期。

陳:但1990年代末,國企工人大量下崗,還出現所謂的三農問題。

笑蜀:這樣說吧,在全民共享市場化紅利的頭幾年,社會矛盾少。在這個前提下,朱鎔基把市場化改革集中到兩個方向:一個是融入全球化進程,加入世貿組織;另一個是國企改革。國企改革導致幾千萬工人下崗,當然是個矛盾,但剛剛說的市場化紅利太厚實了,相當程度緩解了下崗問題。幾千萬國企工人下崗放在今天不可想象,但當時沒大事,沒引起大的社會動盪,因為市場化提供了大量的就業空間,把這幾千萬工人多數都消化了。

世紀之交的三農問題,源頭是分稅制,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按照那個財稅結構,愈是下級政府,公共財政的分配愈少。當時土地財政還沒起來,鄉鎮一級政府主要靠搜刮農民來創收,搭著農業稅的便車向農民收費。農業稅是國家收的,實際只占農民負擔的30%不到;另外70%是鄉鎮政府搭便車的攤派,不攤派它們就沒法生存。大概是那麽一個情況。農民當然怨聲載道。但2003年胡溫免除農業稅以後,這問題基本解決了,或至少大幅緩解了。

陳:在市場化的前十年,政權跟知識分子的關系又如何?

笑蜀:2002-03年以前,政權跟知識分子的關系也比較緩和。因為經濟高速發展,有的是紅利,可以用來收編知識分子,尤其是體制內的高校知識分子。一直到2002年前後,連許志永、滕彪、陳光誠這幾位維權先驅,也都得過獎,都上過中央電視台,這在今天不可想象。他們選擇在維權的路上走,一開始多少也是因為他們相信有空間。胡溫剛上任時,表現出勵精圖治的姿態,包括讓政治局學習憲法,給了自由派知識分子一些希望。但胡溫頂不住黨內壓力,很快就有了學古巴、學朝鮮的表態。

陳:到了2005年,對體制內政治改革的期盼已經大致落空了?

笑蜀:最明顯的轉折是青島會議。青島會議是曹思源主辦的,參與者包括朱厚澤、吳敬璉、茅於軾,聚集自由派大老討論憲法問題。這個會議馬上被打成敵對勢力策劃的顛覆活動,形勢急轉直下,政權跟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關系愈發對立。於是,維權運動開始拐彎,逐漸走到了政權的對立面。政權把維權當成假想敵,誰如果堅持繼續維權,就等於跟政權唱反調。我正是在這個時候進入《南方周末》。

陳:您在《南方周末》寫評論和社評,跟維權運動的連結何在?

笑蜀:《南方周末》是民間第一大報,維權是它的關註範疇之一。本來我去之前《南方周末》並沒有固定的社評欄目。但因為現實問題提供了大量豐富的題材,而單純的報導又無法滿足讀者的需求,評論界的黃金時代就隨著維權時代到來了。在這之前,《南方周末》最受歡迎的題材是調查性報導。但2002年張君案報導和2003年孫志剛事件報導遭到重挫,調查性報導變得敏感而且越來越受壓制。調查性報導漸漸沉寂之後,評論就成了中國市場化媒體最受歡迎的欄目。

我剛好躬逢其盛。《南方周末》的評論先擴張成兩個版,後擴張到四個版。除了擴版,社評欄目也固定了下來。我的主要任務就是編社評、寫社評(叫“方舟評論”),主要針對現實中的公共問題。

陳:可否再回到“維權時代”的政經社會背景?

笑蜀:我剛剛講1990年代是和緩期,盡管也有矛盾沖突。為什麽在2002-03年之後,中國進入了社會矛盾沖突的高發期,而且愈演愈烈?我認為背後的決定性因素是社會利益結構的改變。

自1999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就開始強化一種嶄新的權力和利益結構,簡單說就是寡頭利益結構。這個利益結構當然不是突然出現的,但它在江朱早期比較低調、收斂。在江後期逐漸得到鞏固,到胡溫上臺以後,變得不可收拾。核心家族控制一切,完全放開了手腳,真正把中國變成了他們分肥的大蛋糕。各重要產業的上游像能源、金融諸如此類,都被他們壟斷。他們往往把國企尤其央企當成他們的白手套,這些國企尤其央企都是被他們圈占的,本質上都是私有的,是他們洗錢的杠桿。所謂“國進民退”,背後充滿了這種貓膩。愈是利潤空間大的產業,愈是被寡頭集團壟斷。整個中國進入了寡頭資本主義的狂歡期。

陳:“國進民退”這個詞最早出現在2008年?

笑蜀:這詞早就有了,但2008年以後才流行。這年遇到金融風暴,就有了四萬億,實際上四萬億都是分給大家族的,分給被他們圈占的國企尤其央企。

陳:“國進民退”肥了國企尤其央企。但在“國進”的表象下,蛋糕大都被寡頭分食,這是您的意思嗎?

笑蜀:當然。華能公司名義上是央企,但實際上是家族控制的,這是最經典的例子。他們把中國的江河湖海幾乎全霸占了,尤其西南地區,梯級水電站都修到了西藏高原。幾乎每一滴地表水都裝進了他們的管道,為他們發電賺錢,導致原有地表乾枯,生態急遽惡化。太子黨控制金融更是時尚,國家開發銀行就一度由陳雲兒子陳元控制。薄熙來在重慶,為什麽市政建設那麽漂亮?因為他有錢啊,錢從哪來?薄熙來跟溫家寶關系很緊張,很難從國務院拿到錢,就通過大家族之間的交易,從陳元控制的國開行弄來很多億。這些都是寡頭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實例。寡頭控制各大產業的上游,把民營企業的命根子都掐住了,民企就只能從事各大產業的下游,而下游附加值最低,實際上都血汗化了,都是給上游的寡頭打工。我把這種寡頭主宰的所謂市場化,叫做“下半身的市場化”。

陳:在寡頭資本主義的格局下,還產生了哪些社會矛盾?

笑蜀:這個話題談不完。但比方說,民營企業被擠壓到最低谷,國企尤其央企的就業容量又很小,這就導致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難。同時又高校擴招,應屆大學畢業生越來越多。尤其二本三本的大學畢業生,往往畢業即失業,相當比例變成了蟻族。再比方說,進城農民工的二代三代,既不願意回家鄉種田,在城市也找不到自己的歸屬,又不願像父輩那樣吃苦耐勞、接受低工資高強度的勞動,於是多數變成游戲廳里的浪盪少年。

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公司化了。連中央政府的各部門都公司化,地方政府更是如此。地方政府及其各部門,變成了總公司、分公司、子公司等等,權力就是他們最重要的資本,都用權力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都成了利益主體。政府與民爭利的情況層出不窮,矛盾沖突大都由此而來。

我剛剛談到的城市矛盾,一個是大學生蟻族,另一個是集中在城市的農民工二代。他們是未來可能的社會大動盪的火種。相對來說,農村地區還是相對平靜的,尤其免了農業稅之後,加上有限的農村福利政策,例如低保、醫保。雖然福利很少,但在中國歷史上,農民從沒得到過福利,現在有了一點點,農民就很容易滿足。但在城鎮郊區,農戶拆遷的沖突就比較多,這大概占農村群體性事件的七成左右。

陳:中共應付維權的主要手段就是維穩,您如何界定維穩?

笑蜀:維穩是維權的對立物。中國沒有法治,沒辦法通過法治渠道解決利益結構失衡導致的社會沖突,於是就訴諸高壓維穩。實質上是得罪不起權貴寡頭,就只好得罪老百姓。比如說拆遷,很多地方法院都接到政法委的文件,或是同級黨委的文件,說這些糾紛法院不得受理。法院在社會矛盾沖突面前乾脆關門,司法救濟走不通,總得靠其他辦法來解決,那就靠維穩。

維穩手段大致有兩種:一是利益贖買;一是暴力維穩。用他們的話講就是,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如果你只是利益要求,而且要求不高,那就用利益來擺平你。如果不能用人民幣解決,或如果要求太高,當局不願滿足,那就不是人民內部矛盾,就動用不受法律約束的暴力維穩。

另一種情況是利益要求變成了權利要求,這當局絕不許可,一定壓制到底。你可以跟我要錢、要物質賠償,但不能說這是你的權利。誰講權利誰就是刁民,甚至是政權的敵人,就要用專政的辦法,也就是暴力維穩來對付你。

陳:所謂的維穩體制從何時形成?

笑蜀:當中國進入維權高潮之後,同時也進入了維穩時代。維權高潮發生在2005年。來年2006年周永康接任中央政法委書記,中國就開始形成一個龐大的維穩利益集團。

今天眾所皆知的一個現象是,中國的維穩經費年年高漲,從2010年開始超過軍費。某種程度上,天價維穩成本就是維穩集團的部門利益。他們需要製造越來越多的矛盾沖突和敵人,來證明維穩和維穩集團的重要性,以便從不斷高漲的經濟紅利當中分到更多蛋糕。說白了是借敵自重,最後的結果就是矛盾越來越多,敵人越來越多,同時維穩的利益越來越大,維穩部門的權力也越來越大,包括控制輿論。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陳:在何種情況下,利益要求會發展為顯性的民權或權利要求?

笑蜀:維權意識通常有一個變化過程,就是從初級階段到比較高級階段的變遷。剛開始大多是出於直接的利益沖突,當事人原本可能並沒有權利意識,也沒想到自己會變成維權人士。如果利益沒有受到剝奪或直接的侵犯,基本不會鬧事。維權剛開始都是被動的。比方說,重慶釘子戶為什麽要跑到樓頂上揮舞國旗抗議?因為他的房子馬上要強拆了,否則他不至於這樣。如果你不拆我的房子,或拆遷補償能讓我滿意,那我就算了,這是剛開始。這是老一代的要求,主要都是利益取向。有些能夠用人民幣擺平,有些用人民幣擺不平,擺不平的怎麽辦呢?案主就上訪。由於地方法院通常不受理,就去找更上級的政府,還不行就一路上訪到中央。

這麽一來,上訪的隊伍就如滾雪球愈滾愈大,這是維穩的第二層對象。維穩的第一層對象大都是徵地拆遷的直接受害人,或環境污染的直接受害人,這些人通常先去找地方政府。維穩的第二層對象是那些沒被擺平的、不服氣的,要去找上級政府討公道或打官司的。於是,全國出現了規模越來越大的上訪潮。極盛時期,北京有十多萬上訪的訪民,國家信訪局門口每天大排長龍。後來中央政府覺得煩了,便要求地方政府就地解決,而且建立了一個量化的登記制度。哪個省、哪個市、哪個縣,到北京上訪的人多了,就一票否決,地方官就不提拔了,嚴重的甚至直接免職。這逼到地方官員紛紛“截訪”,就是用暴力剝奪訪民自由,不讓去上級政府或北京上訪。如果有漏網之魚到了北京,地方官員會想方設法在訪民進入信訪局之前,及時攔截或綁回去。這是第三層維穩。

所有這些維穩對象,剛開始都是利益要求。但當類似沖突多了,尤其訪民之間交流多了,發現這是普遍現象之後,很多訪民就開始自身轉型。從原來的利益要求,慢慢就導致了權利要求的萌芽。他們開始意識到北京跟省里、跟基層政府其實一樣黑,甚至更黑。意識到這並不是哪級官員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是權利得不到保障的問題。部分老訪民慢慢覺醒,甚至向民主人士轉化。

陳:年輕一代的權利意識要更強?

笑蜀:新生代的權利要求比起上一代,進步太多了。就拿年輕工人來說,他們不僅僅要求相對公平的薪資,而且要求更人性化的工作環境。比方說,富士康工人跳樓並不是因為收入問題,他們的收入相比同類企業嚴格說不算差,但不能忍受那樣的工作環境,認為不人性化,太孤獨太壓抑,就跳樓了。再比方說,最近一年多來在廣東和湖南很多地方,工潮迭起。這些工潮最重要的要求跟過去不同,不是工資不高的問題,而是爭取穩定的、普遍的社會保險。在廣東和湖南,只要有工潮就有維權律師介入協助。維權運動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正不斷納入新興的權利要求。

(原载2015年6月11日FT中文网。本文作者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研究員,台灣《思想季刊》編委。研究興趣在當代政治哲學以及社會主義思想史。本文責編 霍默靜 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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