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卧云：自由因稀罕而珍贵

一

“如果有希望的话，”温斯顿在日记本上写道，“它就一定在群众身上。”

温斯顿是大洋国真理部的职员，他的工作就是篡改(官方称为修改)报纸上的报道，使过去的“事实”符合现在的需要。在这个国家，最高领袖老大哥的话就是真理，他也是党的化身。老大哥的形象出现在无处不在的电子屏幕上。这种电子屏幕除了发布经官方审核、由官方发布的信息，也用来监视国民的一言一行。温斯顿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感到窒息。他需要自由，需要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而官方已经规定，二加二等于五。

秘密地、有组织地反抗在严密监控下的社会是毫无可能的，温斯顿于是把反抗的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不仅因为群众占了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而且他们不需要经过长时间和秘密组织就能行动起来，温斯顿想，他们只要起来挣扎一下，就像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就足以把苍蝇赶跑。

然而，群众让他很失望。一次，他正走在街上听到愤怒的人群的咆哮声。他的心开始碰碰直跳!群众革命终于爆发了!伟大的历史性时刻来临了!他迅速赶往出事地点，发现原来是一群家庭妇女围着卖铁锅的摊贩正在争抢铁锅。他认识到，这就是群众，他们就像阿根廷平原上牛群一样自由生活，管理他们只需要简单的几条规定和一种初级的爱国主义就够了。甚至不需要向他们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

彩票是群众唯一真正关心的事，是他们的人生乐趣。彩票每星期开一次奖。群众虽然只能中一些末奖，因为所谓奖金基本上都是虚构的，中大奖的人是不存在的，但仍然让他们兴趣盎然，有许多人专门靠卖中奖秘笈、预测中奖号码、兜售吉利信物为生。在充斥着思想警察的大洋国，他们，群众，被允许享有思想自由。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思想。群众有什么意见和没有什么意见，对大洋国都是无关紧要的。

二

英国小说家奥威尔1948年发表的《一九八四》所创造的大洋国是苏联的翻版。苏联创造了一种新人类，这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无产阶级”被包括在“人民群众”之中。无产阶级的概念虽然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但作为实体则是俄国的革命者创造出来的，当工人阶级被灌输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思想后他们就成了一个崭新的、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人群众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具有在大工业生产中形成的组织性，最重要的是他们很容易接受革命者的无产阶级思想，成为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现成的理想工具。显然，思想灌输只能对受教育程度低、以文盲居多的俄国工人阶级才会产生效力，而对知识分子——他们有自己的世界观——则没有大多作用。对他们需要进行思想改造。

1922年，俄国新政权在取得了内战胜利、稳定了国内局势后，把一个由作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构成的群体驱逐出境，他们被认为是没有希望转向共产主义信仰的人。这些人中就有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他出身贵族，青年时期就放弃了贵族社会的偏见和利益，并被共产主义学说所吸引，参加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后来他转向了唯心主义。他把自己与共产主义的对立归结为两个原则上的对立，精神自由原则和个性原则，俄国革命中所暴露出来的消灭自由、否定个性与他对精神价值的追求格格不入，他永远不能成为某种“正统思想”的拥护者，在他看来，人的精神不依赖于社会和国家，不依赖于外在环境。他在1918年组织了“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试图继承俄罗斯文化中的自由因素。他随后在1920年、1922年两次被捕，他没有像大部分被捕者那样自我毁谤，而是坚持原来的立场。在被逐出苏联之前他受到警告，如果再在苏联境内出现将被枪决。

这位俄国哲学家理解和捍卫的自由是自由的最高境界。自由是一个含义复杂的词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被人们使用。自由可分为不同层次的自由。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自由是相对于监狱而言的自由，一个被关进监狱的人就叫做失去了自由，这一自由被称之为人身自由，也是最基本的自由，也是群众所拥抱的自由。在另外一个通常的意义上，自由与奴役相对立，把自由作为反抗暴政的思想武器，美国革命者亨利在议会演讲时发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呐喊就是向暴政的宣战，暴政对人们的奴役就是把国家变成一所巨大的监狱，在这里，不但人们的行为受到监控，人们的言论和思想也受到监控。在第三个意义上，自由是探索真知和真理的自由，我认为这也是自由的最高境界，即别尔嘉耶夫所秉承的苏格拉底、经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以来的西方自由传统，称之为灵魂的自由或心灵的自由更为恰当。它是只有少数人才会去拥抱的自由。苏格拉底坦然面对死亡，是因为他把死亡当作灵魂最终逃脱肉体的枷锁、获得完全独立和自由的绝佳机会，他认为，只有彻底获得了自由的灵魂才能更好地发现真理。

与人身自由相比，后两类自由属于心灵自由，而第三类自由是高级心灵的产物，它不仅与物质利益没有联系，而且与我们的现实世界没有联系，也就是说，这种自由不仅不能当饭吃，甚至与人类的衣食住行毫无关系。这类自由才是最重要的自由。一般的心灵难以理解这种纯粹自由对一些人的极端重要性，其重要的程度乃至可以付出生命和需要付出生命。大洋国的群众对心灵的自由是无法理解的，它的官员也难以理解。比如，某位深陷囵圄的官员在走出监狱时会由衷感叹：“终于重获自由了!”他根本不知道他其实从未获得过自由。当他权力在握之时，他拥有凌驾绝大多数人的自由，但他是权力和欲望的奴隶。奴隶在这里不是使用比喻的意义，而是他们真实的奴隶身份。他们受他们的上司奴役，也同时受权力集体的奴役。他们不敢流露自己的真实思想，更不要说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了。他们都知道，他们每个人的权力都属于组织和权力集体，一旦被组织和权力集体所抛弃，他们就什么也不是，所以他们必须用“我们”发言。对他们而言，具有自由而独立的人格需要付出很大代价。

三

奴役人民的人不是把人数上占多数的群众作为重点奴役对象，而是把真正追求自由的少数作为奴役和重点监控的人群，正如柏拉图所言，在僭主统治下的独裁国家，最优秀的部分处于屈辱和不幸的奴隶地位。同苏维埃俄国为了巩固政权驱逐作家和学者一样，秦始皇以焚书坑儒向天下知识分子发出了警告，以刹住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蓬勃发展的自由讨论和辩论风气。自比秦始皇的毛泽东在夺取天下后把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羞辱性改造当成稳固权力基础的根本性措施。

中国王朝的文武百官跪拜制度可谓是独具匠心的仪式。太阳升起时，皇帝高高在上地接受被认为是全国最优秀的人的跪拜。对于皇帝，它既是为了经常提醒臣子忠心事主的义务，更是为了从心智上使他们时时处于屈从地位。对于跪拜者和其他人，它则使人感到沐浴皇恩、令人称羡的无上荣耀。奴役即幸福，皇帝即神明，权力即真理。皇朝专制精心地把中国人引导到对权力的醉心追求上，引导到对权力的极度崇敬上。当满朝官员匍匐在地上觐见皇帝时，他们的灵魂也是匍匐在地上的。千百年来，直到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引进以前，国人只知道有权力，不知道有自由，只知道有皇帝，不知道有真理，只知道感官的享乐，不知道有精神的快乐。追求真理的自由对他们来说太空洞了，太没有意义了，太不可思议了。人们皓首穷经不是为了探求，而仅仅只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服务朝廷，加入到百官早朝跪拜的行列。控制社会最关键的措施就是要控制社会中最优秀的部分，而控制人最关键的措施的就是要控制人的心灵。

控制社会中最优秀的部分，最好的办法就是俘获和矮化他们的心灵，可以给他们巨大的权力，但不能让他们拥有高级和自由的心灵，控制权力的僵尸没有什么困难，但要控制一个高级和自由的心灵将面临极大挑战。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使一颗自由的心灵臣服。清王朝的丧钟不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敲响的，而是在1905年取消科举制时敲响的，它意味着朝廷失去了控制读书人最成熟和最好的办法，但短期内又找不到新的和有效的控制方法，结果必定导致大批优秀的人才脱离了体制，进入自由选择的天地。从此，中国多了一个叫知识分子的阶层，他们以生产知识为业。黄兴、宋教仁、蔡锷、章太炎这些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正在为科举考试而废寝忘食地奋斗，却干起了革命。在20世纪初的革命风潮影响下，原本是体制内成员、担任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也组织起了光复会，成为革命元勋。状元张骞主动脱离仕途，到家乡南通去创办实业，最后做了立宪派的领袖，走到了反对朝廷的最前列。

四

以生产知识为业者最容易成为自由的热爱着，他们的工作性质本质上就是精神探索，而精神探索是不受任何权威和权力约束的，对任何权力和权威都持怀疑和反抗的姿态。以知识为业，就是以探索为业。探索的精神不承认权威，它时刻处于对权威的质疑状态。自由不只是精神探索的条件，自由本身就具有最重要的精神价值。精神与权力相对立，权力要服从上司，要听从命令，但精神不承认任何上司的存在，不服从任何外来的命令。精神从来就是与自由结盟。没有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不能算是真实意义上的以知识为业的探索者，而只是权力的掮客，打着知识的幌子替权势卖命。

精神天然地反对任何权力的约束。探索真理是它的天职。离开了探索，精神就不成其为精神，人也就没有精神可言。自由之精神构成了对权力的极大威胁，是一种将权力瓦解于无形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发轫于苏联的极权主义为了驯服人们的精神不择手段，软硬兼施，实际上它把驯服国民的思想当作最重大的政治工程。金正恩以残忍和十分夸张的方式对高层要员的杀戮，目的是在国内制造恐怖的气氛。他已经深陷恐惧之中。他的恐惧不是源于被他杀戮和清洗的权臣，而是源于他能够感觉到、却看不见摸不着的要挣脱金王朝控制的思想幽灵。这个思想幽灵的危险性比某个或几个企图反叛的高级官员要大得多，他要用用出其不意的杀戮来消除出其不意的危险。

在一个必须赞同“二加二等于五”的社会，一个人的精神自由或叫心灵自由不仅可能会被外部的权力所摧毁，也随时会被自己内在的力量所摧毁，被自己的欲望所摧毁，也被自己的奴性所摧毁。坚持精神探索不会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对自由具有最强烈要求的人也不会是大多数。但力量并不取决于人数。想想哥白尼和布鲁诺吧，在茫茫人潮中他们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当哥白尼宣布不是地球而是太阳是宇宙中心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他开启了现代科学的新时代。宗教裁判所可以消灭布鲁诺，但它不能消灭哥白尼的科学真理和阻止其科学真理的传播。哥白尼、牛顿、爱迪生改造世界的力量，超过了所有帝王将相的力量的总和。

科学家的力量不是其人的力量，而是他们所揭示的真理的力量。科学家的力量说到底是科学的力量，真理的力量。

人数不是决定性力量。人数的多寡在某个特定时段和特定环境中可能具有决定意义，但在历史中从来不具有决定意义。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事实远远不能衡量其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无论在政治上，在科技上，在军事上，它都无法与一些比它在人口上少得多的国家相提并论。它与它们的最大不同是，它的人民没有自由，它们的人民有自由。自由制造繁荣，没有自由的繁荣不是真实的繁荣，不真实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

推动社会前进的精英不是掌权者，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具有高级心灵、矢志不移地坚持自由探索的人。自由的力量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自由探索所获得的科学真理能最大程度地改变世界，它能穿透重重制度藩篱和思想迷雾，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使再不可一世的权力都不值一提。其二，自由作为价值观念能最大程度地契合普通大众的心理需求，一个自由的心灵能点燃和照亮千百万人的心灵，帮助它们挣脱奴役的枷锁。一些人赞叹新加坡的家长式领导人李光耀的非凡智慧和功绩，但他很少能影响人的心灵，相比之下，曼德拉对世界的影响是许多个李光耀都不能望其项背的。其三，自由价值观与平等价值观能够在更高的程度上合二为一。对于知识精英和高级的心灵，看重自由的价值，对于大众和普通的心灵，偏重平等的价值。自由的价值越来越被普通大众所接受并加以珍视，因为没有自由的平等不会有真正的平等。即使在最没有自由的艰难时代，只要有人，哪怕是一个人还在坚持探索真理，它就会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

来源：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