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就是如此残酷，眼下走到任何建筑工地，你都能看到并不少见的两鬓斑白的农民工。按照主流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想象，他们是应该回乡养老（不是还有责任田和儿女吗），又或是早应变为城市人口了吗（刘易斯拐点论、现代化理论）？但是，根据UCLA荣休历史学教授黄宗智先生（Philip C. C. Huang）在《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中的研究，欧美主流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把美国模式直接视为了“普世定律”。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实大多数由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并没有进入现代部门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工人，而是落入了许多位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部门。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领域。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定义，非正规经济是指“缺乏就业保障、福利和法律保护的劳工”。而非正规经济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又是与全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自19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密切相关。按照大卫·哈维在《后现代状况》中的解释，1970至1980年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战后建立的“凯恩斯—福特主义”走向了“灵活积累”的新阶段。灵活积累，采用所谓的“结构调整”为手段，造成了高度的结构性失业、工资福利的削减、传统工会力量的削弱等后果。其中，所谓“弹性工作模式”的管理学倡导，更是推动了劳动力市场严重减压劳动力成本，从“常规就业”转向了全面依赖“临时工”或“转包劳动服务”。因此，“穷忙人员”（working poor）大量涌现，他们区别于传统国家法规管理和福利保障下的就业人员。这一套玩意儿，后来在1980年代获得了撒切尔、里根的强势推动，同时有着美国全球军事力量的撑腰，被推广到了欧美及亚非拉的许多地区和国家，迫使全球普通劳动者掉入了所谓“灵活就业”的劳动转型陷阱。
罗成：上亿老年农民工养老谁来管？
“被吃掉/是肉存在的唯一价值/因此当我一片接一片地/吃掉自己身上的肉时/我实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
——许立志：《存在与价值》
渐渐，就老了……
2010年初访台湾，接待方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在市内的一个酒家进行接风宴请，当时在桌旁轮番穿梭的服务员让我很是惊讶：居然全是50多岁的阿姨和大叔。尽管经过化妆修饰，但仍然掩不住眉间鬓角的岁月印痕。交谈方知，台湾社会已经相当老龄化了。那时还颇为感慨，广州大小酒楼的服务员多以“靓仔”、“靓女”相称。物换星移，伴随近年来大陆城市“用工荒”的出现，粤地许多酒楼餐厅等服务行业从业者的年龄渐长，使人很多时候不得不改口称呼“服务员”。称呼的小变化，折射的却是大问题。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2012年减少了345万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长期依靠的人口优势开始趋于消失，一个传说中的老龄化社会正在成为现实。养老问题，作为中国社会改革进程中的新难题，渐渐浮出了历史的地表。
可疑的热情
无疑，这些年从地方到中央的“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官方的或民间的调查研究机构，都开始向养老问题投注了相当多的目光，各种养老服务、养老产业、养老项目的呼声、倡议、规划叠彩纷呈，大家仿佛又为本已显放缓增速的中国经济重新发掘出了一颗能够维持加速度的能量块。但是，主流社会对于养老问题的如此关注和热情，让人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
2015年5月25日晚，河南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发生火灾，造成38位老人死亡的惨剧。鲁山县民政局表示，该养老院使用易燃的彩钢房作为宿舍严重违规，大火正是从一处铁皮房子开始蔓延的。这一惨剧发生后，专家们立刻得出如许结论：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养老服务行业标准，大力引进民营资本和专业化团队，鼓励用市场化的方法和手段来解决养老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但是，我们不禁要问：该养老院本来不就是一个市场化的结果吗？入住老人多来自普通乃至困难家庭，负责人遵循市场原则压低成本，在基础设施、陪护人员、安全防护方面便尽可能凑合，最终发生了悲剧。如果按照事后专家所说，引进资本，提高标准，理念确实“看上去很美”，但具体落实到鲁山县的老人们，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一高度市场化、资本化的养老成本，却是一个大大的疑问。
作为“消费者”的养老想象
这一事件及其讨论，其实已经相当程度呈现出了当前中国社会关于养老问题的主流观念症候，即仍然是在按照发展主义乃至消费主义的思路去理解养老问题。对于许多官员、商人、专家来说，养老就是一个经济问题：目前中国式养老的不足，仅仅在于现有的服务质量不够高、创意不够多、设施不够先进、项目不够丰富。养老，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念成了一门生意经。对于官员来说，是拉动GDP的新动力；对于商人来说，是投资运营回报的新产业；对于专家来说，是实践市场理念的新领域。当然，也只有当养老再次成为投资、消费、盈利的目标对象后，老年人群体才能重新获得社会的重视。按照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在著作《工作、消费、新穷人》中的解释，现代社会经历了从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的转变，生产社会崇尚工作伦理，而消费社会崇尚消费美学，人们在消费社会中的自我建构与身份认同，不再与是否工作劳动相关，更多靠的是消费的品位与能力。鉴于此，在生产社会中，老年人若身体健康还能含饴弄孙，尽一点家庭再生产的微薄之力，否则在现代性“生产—发展”逻辑当中真真只是“废弃的生命”（Wasted Lives）。但是，消费社会的降临，伴随“拉动内需”、“促进消费”成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老年人获得了“消费者”身份意义上的“再生”，诸如保健、房产、保险、项目都打着养老的旗号纷至沓来。说到底，并不是老人更受尊重了，而是现代社会迈入了商品拜物教的更深阶段，生命政治接管了养老正是一面新的祭旗。
但这里的真问题在于，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所有关于养老消费的话语建构和理念设想，都必须基于老龄群体有此消费信心，而此消费信心又必须基于现实的消费能力。否则，要么流于空谈，要么便是对真实中国社会里大多数普通劳动人民养老状况的有意漠视。近日，清华大学李强教授依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研究得出结论，当前中国社会整体结构呈现为“土字型”，底层社会仍然较大，中产阶层在全社会占比仍然较小。因此我们要问：面对如此这般的社会结构，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养老理念能接上中国式养老的真实地气吗？政府的养老政策及其措施若不能直面底层普通劳动者群体，除了再多造一些大而无当的形象工程，又有何真切的现实意义？
中国式养老的现实是什么？鲁山县康乐园的老人们大多生活普通乃至困窘，对于他们而言，首要问题不是标准低、服务差，而是钱不够。哪怕政府规范了标准，引入了资本，结果很可能是老人们根本就无力享受如此高大上的养老服务，最终会被排斥在经过市场化、标准化的所谓专业养老服务之外，这就是现实。中国式养老服务，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是：为谁服务？所有的政策是紧紧围绕“土字型”结构中的中上流阶层服务，还是首先要顾及“土字型”底层普通劳动者的养老诉求。否则，后者在这个消费社会中，很容易被视为“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consumer）而遭到完全的拒斥乃至遗忘。
作为“劳动者”的养老现实
其实，活生生的遗忘正发生在我们身边。据澎湃新闻报道，当下，高龄农民工“靠吃肉维持体力”的现象，已相当普遍。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以1980年出生为界，第一次区分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建筑业的比重仅占14.5%，而老一代农民工却占到了29.5%。原来在“吃肉”的现象背后，是万般辛酸的事实：那么多的老一代农民工二十年如一日地仍然在工地上挥汗如雨。假若没有肉吃，就会没有体力，就难以担负起繁重的劳动任务。2014年坠亡的年轻打工诗人许立志曾写过一首《存在与价值》：“被吃掉/是肉存在的唯一价值/因此当我一片接一片地/吃掉自己身上的肉时/我实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简直就是吃肉硬扛的高龄农民建筑工的现实写照。人们常说，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但是在打工者的笔下，文学只需做到源于生活真实，就足以戳破消费社会的谎言虚伪。
或许有人会疑惑：真有那么多高龄农民工吗？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出于人们现实感的隔膜。2015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报告显示，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继续下降，农民工平均年龄由35.5岁上升到了38.3岁。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41-50岁的占26.4%。这么说来，全国农民工总数是2.73亿，50岁以上的超过4600万人，41到50岁的超过7200万，两部分合计接近1.2亿。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仅仅40岁以上的农民工就占了近10%，这个群体多数都是伴随着九十年代的市场化大潮而进城务工的，直至如今。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眼下走到任何建筑工地，你都能看到并不少见的两鬓斑白的农民工。按照主流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想象，他们是应该回乡养老（不是还有责任田和儿女吗），又或是早应变为城市人口了吗（刘易斯拐点论、现代化理论）？但是，根据UCLA荣休历史学教授黄宗智先生（Philip C. C. Huang）在《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中的研究，欧美主流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把美国模式直接视为了“普世定律”。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实大多数由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并没有进入现代部门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工人，而是落入了许多位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部门。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领域。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定义，非正规经济是指“缺乏就业保障、福利和法律保护的劳工”。而非正规经济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又是与全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自19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密切相关。按照大卫·哈维在《后现代状况》中的解释，1970至1980年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战后建立的“凯恩斯—福特主义”走向了“灵活积累”的新阶段。灵活积累，采用所谓的“结构调整”为手段，造成了高度的结构性失业、工资福利的削减、传统工会力量的削弱等后果。其中，所谓“弹性工作模式”的管理学倡导，更是推动了劳动力市场严重减压劳动力成本，从“常规就业”转向了全面依赖“临时工”或“转包劳动服务”。因此，“穷忙人员”（working poor）大量涌现，他们区别于传统国家法规管理和福利保障下的就业人员。这一套玩意儿，后来在1980年代获得了撒切尔、里根的强势推动，同时有着美国全球军事力量的撑腰，被推广到了欧美及亚非拉的许多地区和国家，迫使全球普通劳动者掉入了所谓“灵活就业”的劳动转型陷阱。
就中国而言，2.73亿的农民工大多数正是在从事这样的一些低报酬、没福利、无保护的“穷忙”工作或“转包”工作。无论血汗工厂还是建筑工地，无论保安大哥还是保洁阿姨，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仅占38%，参与养老保险的仅占16.7%。因此，当许多老一代农民工为中国城市建设贡献了二十年后，突然发现原来没有购买过社保，无法在城市退休，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又仅仅只有每月80元的杯水车薪，就算家里有几亩责任田，但“上有老、下有小”而人多地少、种田不赚钱的状况，迫使众多高龄农民工不得不留在每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里，继续奋斗到终究将扛不动钢筋、挑不动砖瓦的那一天。
“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
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曾对梁惠王说过：“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数口之家可以无饥”，“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黎民不饥不寒”，能做到这样几点，天下也就大治了。但我们今天的现实却是，鬓发斑白者仍然辛劳于重体力工地，年逾五十者食肉却非享受，而是为了获得足以进行再生产的体力。这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不是因为他们不够付出，而实在是因为整个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向他们索取太多而回报太少。所有的消费社会养老想象在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底层劳动群体时，都应当意识到自己的虚弱和苍白。说甚么养老产业、养老服务、养老项目，如果首先不搞清楚为了谁，终究都是排斥多数、空谈高调的自私臆想。如何调整、落实养老保险政策，使之能够惠及每一位曾为中国经济洒过汗、出过力的普通劳动者，这才是中国式养老问题的现实感所在。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作者：罗成（中山大学中文系）
转自：劳工互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