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琼:流水线的工友

劳工 维权

我来广东第二年,在一个盒带厂的流水线做装配工,拉线有六十几个人,分属几个不同群体,云南工友十四个,湖北工友十六个,河南工友十四个,四个四川人,其他人分布较散,贵州人、重庆人、陕西人等。她们从不同地方,来到这个有些遥远、陌生、嘈杂的地方打工。在这个叫黄麻岭的村庄,遍布几十个这样的工厂,毛织厂、工艺品厂、陶瓷厂、电子厂、模具厂、玩具厂、盒带厂……她们身份不一,说带口音的普通话。我所在的拉线同样如此,大家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故事,她们来这里打工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云南女工。她们2002年初冬过来。

随着DVD、VCD等的普及,老式录像盒带已显疲态,订单越来越少,大部分订单是廉价的墨西哥单,单价较高的法国或者日本订单少了,工厂工资发放也不准时,有时拖上两个月或者更长。工厂换了新的生产主管,一位三十岁还没有结婚的女子,员工背后叫她变态的老处女。新主管上任,不断强调拉速与产量,她对原来的拉线进行了改造,原来每条流水线的标配是四十名员工,现在拉线拉长,工位标配重新配制,每条拉线员工六十五个,拉线每天的产量绩效标准,由原来一万八千个,增到四万个。无法完成规定的绩效产量,新主管就延长了劳动时间,原来标准的八小时工作制改为每天两班倒,一班十一个小时,中午吃饭时间由原来一小时减至半小时。以前两小时休息十分钟,也被这名主管减掉了。很多员工受不了,纷纷离职,去了樟木头或者大朗同行业。

大批员工辞职,工厂空缺工人数量急剧增多。加之长期拖欠工资,工厂在这个工业区的名声并不好,尽管人事主任经常被装配主任或者注塑主管催促其招工,但却招不到什么人。人事主任四处招人,去内地联系技校,与内地劳动部门联系,效果都不明显。而且,即便能招到工人,以工厂简单的流水线装配工位、低工资、发放工资不及时等现状,招来了也留不住。他必须想办法招聘成批工人,最后他在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一些边远的山区招来一批工人。

云南员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工厂的。我对这群云南女工有极深的记忆,她们来自云南的山区,很穷的山区。

从云南山区到广州,先坐一天蜿蜒不断的山路的汽车,有时更长,才能到城市转上火车,颠簸数天来到东莞不知名的工业区。中间转来转去的盘缠路费对当时中国内陆贫困的乡村农民来说,是一笔不小数目。对一个内陆乡村没有文化、没有技能、没有关系的贫穷农民来说,五百块或者六百块路费是他们这辈子的本钱,很多人连这个本钱都拿不出,就算有,也不可能冒然拿出。我问过数个云南工友,回答是他们那里出来打工的人少,摸不清方向,也不知要往哪里走。他们从出生就生活在大山中,祖祖辈辈靠大山生活,他们那里很穷,没有通路,到市里需转很多趟车,走很长的山路,来回需要两天时间。他们听说过广东,也听说有人在广东打工,但那些人很少回去。

云南工人来之前,装配主管想到云南那批员工家贫,临近冬天,长途跋山涉水到广东不容易。号召员工捐些衣服鞋子到人事部。十几天后,工厂来了大批云南员工,五六百人,每条拉线分十几个,年龄大的三十五六岁,小的估计只有十五六岁,有的甚至更小。他们由工厂派车接过来,到工厂后,公司给他们发放了棉被等。其他地方来的员工,没有这种待遇,我进厂时,要交一百五十块押金,计工衣费、饭卡费等等。

我记得这群云南女工刚来工厂时的胆怯,她们对现代工业流水线的陌生,她们黝黑的面孔,有些微黄卷曲的头发,她们在拉线上慢半拍的动作。她们不敢与我们交流,她们有自己的群体,与我们有隔阂。后来,我跟其中几位相处得非常好。她们告诉我,她们那里自己出来打工的几乎没有,虽然想过,但不知道如何走,她们没有胆量去没有一个熟人的异乡。由于穷,很多人根本凑不齐路费。她们中有一个女孩家里给她凑了三百块钱,说如果受不了,就回家,女孩在她们那群人里算最富裕的人。

多年后,再次碰到曾经的云南工友,她们告诉我,她们那里大部分人都出来了。她们不再是刚出来时的那个形象,她们已经习惯了都市,习惯了城市生活,她们像很多在这边的女工一样,有悲伤,有喜悦,有愤怒,有不幸,有幸福……虽然那个工厂在一年后,被大火烧得精光,她们大部分都失业。但一年多的打工生活,让她们彻底改变了。她们没有回家,而是选择到工业区工厂找新的工作。

湖北女工。她们大部分在1996、1997、1998年进厂,有的更早。

湖北女工来厂时间比较久,她们是熟练工人,有很多人升职为管理层,工程部的主管、品质部的主任、装配部主任等,这个工厂有百分之六十管理层来自湖北,还有一个是工厂的副总。湖北女工优越感十分强,她们抱团,四处有熟人,有关系照应,她们欺侮流水线上其他地方的员工。其他地方女工要么不愿跟她们交往,要么成为她们的跟班。我在车间做装配工,后来升到助理拉长,每天开早会时点名,记录拉线员工的出勤等,对她们比较熟悉。

第一批湖北工人来自黄岗,人数很少,大部分是男工。那批进来的人大部分成长为工厂管理层,主任、主管等。我从她们老乡那儿听到他们的故事。第一批黄岗工人是1992年来的,有二十几个人,他们是工厂的第一批员工。他们如何找到工厂的我不知道,有人说是劳动局介绍,有的说学校介绍,也有人说他们自己找来的。工程部副主管就是这批进工厂的,他上过大专,毕业分配到肉联公司的肉管站。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大地上存在肉联公司、粮管站等奇怪机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这些机构的职能慢慢消失了,但编制照样在,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无处安排,一些人就被分配到这样的机构或者单位,成为国家包分配工作的一种形式。工程部副主管大专毕业分配到肉联站,无班可上,直接成为下岗工人,自谋出路,来到南方。当时大批的大学生与公职人员纷纷下海,工程部副主管是潮流中的一员。工程部副主管在这里找到工作后,写信给高中同学,初中同学,让他们来这边打工。那时工厂只有一栋厂房,三条流水线。

工厂生意好,订单多,不断招工,工厂的湖北人越来越多。我前工位的李芳也是湖北黄岗人,1996年来,她表姐在这儿上班,表姐写信说工厂招工,招工的人是她们县的老乡,能介绍进厂。她从武汉坐火车到广州,从广州坐汽车到这里,一起来的有八个人,同村。

质检员祁丽丽技校毕业后,学校安排大巴直接送到工厂门口,统一介绍进厂。她们这批是技校生,有文化,只有一部分被分配到流水线做装配工,四十几个中,不少人是质检员、文员、助拉等初级管理员。她说工厂有个师兄在PM C部,师兄跟老师联系得多,师兄介绍一批校友进了这个厂,她是其中一个,湖北随州人。我所在拉线的拉长也是湖北人,湖北黄陂人,跟家里人一起来这边,他也是职高毕业。他那批人中,只有他和他弟弟是职高毕业,他弟弟到了库务部,做库务文员,他到拉线做见习助拉,升到助拉,生产助拉,拉长,他说他是介绍来的,交了八百块介绍费,女工便宜些,只需五百块。

河南女工。她们2000年左右到工厂。

十四个河南女工来的地方不同,主要来自信阳与周口,分批过来。周口工友跟我说得多的是工厂的人事主任,他是周口人,1998年进厂,大专生。我进厂,面试的人是他,瘦瘦的,一米七四左右,带一副黑框近视眼镜,说话声音小,不像河南工友有很重的口音。人事主任长着好孩子好学生模样,话不多,总低着头,一副办公室脸,遇见谁都没有笑容,拒人千里之外。在工厂碰见,他也很少跟老乡打招呼。周口女工很多通过周口职业介绍所到这个工厂打工,而信阳女工则通过乡邻介绍来的居多。

河南工友进工厂比湖北工友迟,管理阶层少,职位较低,在车间成为助拉、品管、机修学徒等,办公室除像人事主任那样从人才市场招过来的管理层外,成群过来的没有人升到那个职位。河南女工比湖北女工团结,说话偏北方口音,粗重、大嗓门、带一股干燥而凶猛的气息。河南女工在拉线岗位有两三年的工作经验,大部分是熟练员工,说话声音大,在拉线上,气势盖过湖北女工,湖北女工不及河南女工团结,湖北各处的口音不一样,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说话有差别,聚群时常常在大湖北下分出不同口音的地域圈子。河南女工口音没有差别,没有像湖北人细分出各种地域不同的圈子,她们只有河南圈子,在拉线上,河南女工与湖北女工有磨擦,往往河南女工占上风。

周口工友中有个老乡在这个镇开了一家职业介绍所,后来那个人的生意扩大了,介绍到我们工厂的员工越来越多,河南工友告诉我,他们收中介费很贵,一千多,相当于两个月工资。有个工友告诉我,开职业介绍所的老乡回到老家,提着烟去村长家,借用村上广播说广东工厂要招一批工人,18岁到28岁,要有身份证、流动人口证、计划生育证,三证要办好才能去。她告诉我,很多女孩没有十八岁,还是跟过来了,有的甚至更小,办身份证时,将年龄报大一岁或者两岁,有的干脆拿别人的身份证过来。我问她为什么出来打工,她告诉我,大家都出来了,年轻人都出来了,在家里没有人玩。大家都出来,你不出来,留在家里帮父母种庄稼,会被人笑。没有人愿意呆在家里种庄稼,地里太阳晒人。她觉得在这里上班辛苦些,天天上十二小时,出现不良品,还要加班,一个月只有转班时才休息,她还是想出来,可以见见世面。

四个四川工友,分别是我、刘忠梅、陈明亮、王德财。陈明亮与王德财是男工,一个在拉头拉运盒子,从仓务部用拖车将半成品拖过来,纯体力活。王德财在拉尾,用包装机将装配好的成品包装好,包装需在热烘机里过塑包装,热烘机很热,王德财每天大汗淋漓。两个人从事的是整个拉线上最苦最累最脏的活,他们都是四川人。来自湖北和河南的男工被做管理的老乡安排操作超声波或者螺丝机等不那么累的机器。超声波有可能砸到手,我被超声波机打掉过整个指甲盖。拉线上操作六台超声波机器的男工都被打掉过指甲盖,这几个工位的工资比其他工种高一点点。

四川人大部分自己出来找工作。四川人多地少,有外出打工的传统,80年代初期,甚至更早,很多四川男人或者女人外出务工。四川人勤劳,吃得苦,霸得蛮,受得累,外出不怕找不到活。记得很小,80年代,我的父亲去过新疆摘棉花,挖煤;我的表姐,初中没毕业,便选择去了新疆石油工地上煮饭。这些年,我接触的四川人中,很少碰到通过职业介绍所介绍过来的。我跟四川老乡交流,大部分人是老乡带过来的,或者自己找来的。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职介所要一千多块介绍费,这些钱够我在这边找两个月工,我们吃得苦,会做事,还怕找不到工作。找工作也是一种经验,对以后换工厂再找工作有好处。四川人常常这样盘算数目不菲的职介费。我遇到一些四川男工,有的找了三四个月都没找到合适工作,有的找工作时被黑工厂骗,进了不正规工厂,损失更多,大家还是不会通过职介所掏钱介绍工作,更相信自己,宁愿沿工业区一个厂一个厂去问去找。刘忠梅跟老乡一起出来,因为是女工,当时的工厂需要大量女工,刘忠梅看上去很精明,手指头灵活,很容易就招进了工厂。

生活中我们被一双无形的手推动,我们要追求美好生活,我们要离开村庄到城里。城市在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在城里我们会找到高工资工作,有机会发财。每个地方都流传着某某来广东发财的故事,这些励志传说对乡村的我们产生了巨大效应。很多一无所有的人在这里白手起家,拥有不菲身价,尽管他们与我们无关,但我们仍愿去闯闯。

作者:郑小琼,诗人,著有《女工记》等。

来源:南都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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