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哈耶克发表了他的传世之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决战正酣之时，出版了这本书。在战争胜利初见曙光的背景下，警告不要在胜利之后走向奴役，确实是非常有远见卓识之举。可惜的是哈耶克的警告并没有唤起大众的警觉，依然有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选择了错误的道路，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今天我们来纪念哈耶克，再次发出警告，能不能防止下一次的错误，还是没有把握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纪念哈耶克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这七十年中，虽然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接下来的朝鲜战争，国共内战，美越之战，都是伤亡上百万的大战。再以后大大小小的战争不断，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发生的暴政，导致在和平时期近亿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这更是直接和不听哈耶克的警告有关。有了这么多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比七十年前聪明多了，全球再有几亿人口选择计划经济道路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误导人的理论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尽管大规模返回计划经济的事情不大可能，但是在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不断遭遇挫折，导致思想混乱，不知所宗，这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现实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的道路，是通过混合市场和计划的双轨制方式取得成功的。由于双轨制，老的制度和新的市场同时存在。计划经济时城市人口都是既得利益者，因为他们享受低价商品的供应，如果立刻取消计划供应，会遭到强烈抵制。双轨制在转变为市场制度中没有人受损，改革的阻力较小。这和苏联一步转入市场经济的休克疗法不同。苏联的道路导致居民强烈不满，经济倒退，人民生活下降，长达约十年之久。由于经济方面的成功，中国人相当自负，认为找到了通往富裕的普遍规则，可称之为北京模式，堪与华盛顿共识相抗衡。的确，中国至今并没有完全放弃哈耶克所反对的计划经济，还有五年规划，大量资源的配置控制在政府手中，比如土地基本上是国有的，大约三分之一的产出是国有制的企业提供的。这些现象是不是说哈耶克的主张现在已经不适用了？这是我们纪念《通往奴役之路》发表七十周年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执行了一条计划经济之路，在当时有远超过一半的人都同意计划经济的道路，认为这条道路能更快地使中国富强起来。那时候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的产出很低，国家很穷，大家都认为中国要走工业化之路。1953至1957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按这个设想制定的。工业化就是用机器设备装备各行各业。为了有更多的机器，就要先加强重工业，它是生产机器的行业。这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思路。在执行中发现为了使工业化更快一些，重工业事先加强自己，这样可以快上加快。结果，重工业自我服务的工业化路线，导致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国人民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而是相反，弄到了吃不饱穿不暖的极度贫困状态，而且重工业受拖累于商业和农业的严重不相匹配，它本身也没有实现快速发展。当时只有极少数的经济学家反对突出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马寅初就认为不协同发展农业和商业，工业也不可能得到发展。但国家计委的人讥笑马寅初提倡的是“团团转经济学”，他们否认经济各部门的相互依赖性，认为突出一门，单刀独进能够成功。
当时还认为，为了工业化需要最初的投资。资金从哪里来？只有节衣缩食一条路，把降低生活水平所节约的钱用于工业化的初始资金，听起来也是很合理的。所以解放后的三十年一直是“先生产，后生活”。人口从1950年的5.3亿增加到1978年的9.6亿，可是新建的住房极少，住得拥挤不堪。不但很少吃到肉，连起码的粮食都严重不足。这条计划经济之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彻底失败的。相反，改革后既没有提倡工业化，也没有节衣缩食，我们讲的是市场化，结果是生活节节提高，工业化也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1958年大跃进的钢产量指标是1070万吨，到1978年文革结束时是3200万吨，如今达到了8亿多吨，超过全世界其他各国之和，这应该说是完成了工业化，确实是一个惊人的奇迹。为什么听起来很合理的工业化道路会失败，至今并没有认真总结，而且还有许多人不懂得自由市场的优越性。
计划经济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从长远看，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它必定是效率低下的，会导致全社会的贫困化，甚至导致巨大的人间灾难。中国改革前的三十年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并不等于一切计划都错了，特别是计划做了本该市场做的事，计划并不错。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都是对的，计划都是错的，它不以是否有效率来判断是非。中国在改革初期，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后，急需基础设施的服务，如交通、通讯、电力。这些行业私营经济也能够提供，但是由于高昂的交易费用，筹资、建设、收费等方面的问题，全靠市场合约的达成，会很费时间。所以，基础设施的滞后往往成为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印度、埃及、菲律宾和许多非洲国家的经验都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无一不在基础设施的落后上几十年解决不了而拖了后腿。但是在中国，由于强劲的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没有阻碍经济成长。在中国，没有电力供应不足，没有交通设施的落后，也没有通讯费高不可攀。因为政府做了本该由市场做的事，所以计划并不错。
在经济远离均衡状态时，缺什么很容易做出判断，谁都知道印度缺电，缺交通；但是在接近均衡状态时，缺什么、余什么，绝不是容易判断的。政府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并以此作为制定经济计划的基础，但是政府的判断未必正确。企业家也会做出自己的判断，企业家的判断往往比政府更接近现实。这时候政府所做的判断和以此所做的计划就会出问题。中国的经济已接近于均衡，此时政府的判断往往会脱离实际。最近报道的许多地方政府搞的开发区项目变成了“鬼城”，大量空置的楼房找不到客户。还建了利用率很低的高速公路，大而无当的机场等，都是例子。所以，对中国这样接近于均衡的经济，再搞计划经济是要犯错误的。
我认为哈耶克的警告远不止于防止计划经济的祸害，更重要的是关于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这本书中所讲的“奴役”就是以各种理由干涉个人的自由，这种理由都是十分美妙动听的，如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各取所需的社会；打倒一切人与人不平等的制度；穷人要解放；奴隶们起来挣脱身上的枷锁。这些口号非常有诱惑力，特别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往往是大多数），因而能够得到多数人的响应。可是这条人人平等的道路的终点却是一座地狱。在过去的七十年中，世界各国追求绝对平等的运动无一不是以这样的终点来结束的。以中国改革前的历史来看，毛泽东的初衷就是要横扫旧世界一切不平等的制度，他认为压迫穷人的是有钱有势的人。有钱的人就是地主资本家，有势的人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他还感到有学问的人也让底层人士感受到压力，所以也要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人就是文革中革命的目标。这样高尚而纯粹的革命运动很受大多数人的欢迎，就算有人不赞成，因为没有占领道德的高地，也无力反抗。但是十年文革的结果是社会的精英都被打倒，社会变成了无序的混沌体，很难有发展的机会，等到人们觉悟的时候已经太晚。要不是后来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力挽狂澜，这条错误的路线还会伤害更多的人。
事实上，人们追求自由，也追求平等，而这两个目标从绝对的意义上是互相矛盾的。给人以自由的结果，是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人与人在收入、地位、权势方面都会有差别。我们所能够做的是限制这个差别的过于扩大，而不是完全消灭这种差别，去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绝对平等的社会是一个乌托邦社会，最终是一座地狱。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一个有缺点但是能够不断改善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理想的无缺点的社会。在收入方面，追求一个人人平等的制度恰恰是错误的，收入必须有差别，吃大锅饭是没有效率的。好的收入分配不是人人平等，而是差距不太大，更重要的是有充分的垂直流动性，低收入阶层的人有畅通的渠道进入中高收入，没有特权的阻碍。这一点恰恰是当前中国所缺少的。
哈耶克这本书的一个核心思想是自由。反对计划经济，因为它侵犯了普通公民的自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计划制定者和计划执行者，后者服从前者的命令，于是社会划分为权势者和劳动者。后者因为要听从前者的安排，失去了自行选择谋生的自由。计划经济时，特别是在文革中，有大量职业错位的事例：让工人组织的工宣队接管大学，军队组织的军宣队接管工厂，知识分子去种地，工人上大学、做研究。这些不但违背了个人自由，也因优势错位造成社会生产力大幅度下降。财富的创造不是光靠劳动，而是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劳动如果违背了这一条，不但不创造财富，还会消灭财富。计划经济时代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像大炼钢铁、上山下乡、深挖洞、三线建设都是巨大的浪费，如果有个人的自由，这些事都不会发生。
个人的自由，不但能够防止因资源错配造成巨大的浪费，而且也是文化、思想、科学创新所必需的。中国人口占全球的19%，但是几千个获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家中没有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就有七十多个诺贝尔奖获奖者。这样的对比太令人吃惊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太笨，而是因为没有自由思想。中国在硬实力方面腰杆已经硬起来了，但是在软实力方面还是一个侏儒。比如很少有人愿意移民来中国，倒是中国人大批移民去发达国家；在国际形象中中国称不上是一股帮助被压迫的人民的、主持正义的力量，倒是常常助纣为虐，把叛逃专制压迫的人送回虎口。
自由必须落实到个人，而且是人人平等的自由，没有谁的自由比别人的更重要。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是人人平等的自由，无产阶级的自由化是特权者的自由，这二者互相冲突。为了维护特权者的自由，统治者不断打压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百姓还是喜欢人人平等的自由，所以打而不绝。现在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越来越小了，大概也想明白了。
提倡自由的众多人中，哈耶克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提倡自由？因为妨碍个人自由的力量太大了。个人自由本来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它不需要别人付出代价，社会成本为零。之所以有人反对，是因为特权者想通过侵犯他人的自由获得额外的权利，特权就是这样得以维持。马克思认为雇佣关系造成了剥削和压迫，其实如果双方都是平等自由的人，谁也不能控制对方，剥削无从发生。倒是特权产生了剥削和压迫，因为特权者能够控制你而不受制裁。特权在中国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无所不在，极大地妨碍了中国整体上的进步。全世界提倡自由的诸多人物中，像贝多菲、洛克、阿玛提亚·森，等人都是外国人。中国还没有一个对自由理论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虽然也有自由的基因，但因受皇权的抵制从来没有获得发展的机会，所以我们争取自由的斗争格外艰难。许多百姓被统治者训练成奴隶，但是有主子的思想，还以为自己当了国家的主人，幸福得很。尽管自己受尽压迫，还觉得主子是救星。世界上的独裁者都想学“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把百姓训练成死心塌地跟随主子的奴隶。其方法就是控制思想，打压言论自由，制造恐怖，不让有独立思想的人说话，甚至伪造历史，隐瞒真相，颠倒是非。所以一个政权如果想控制百姓的思想，它很可能是一个对百姓有危险的政权。如果人民有自由选择的机会，绝不会选一个限制自己自由的政权，绝不会同意把自己纳的税款养一批人来限制自己的自由。
哈耶克的这本书发表七十年来，全世界追求自由的运动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拿中国的情况来看，毛泽东统治的三十年可说是中国最黑暗、最没有自由的时代。改革以后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不但百姓有了相当大的经济自由，在政治上自由的扩大也绝非过去所能想象的。比如政府已经不杀政治犯了，关押的政治犯数目也比较有限；政府不再试图控制百姓的思想，告密制度基本废除，私底下什么话都能说。但是离真正的自由政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我们还要不断努力。
您的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
评论 *
显示名称 *
邮箱 *
网站
Δ
茅于轼：远离通往奴役之路（纪念哈耶克七十年前的忠告）
七十年前哈耶克发表了他的传世之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决战正酣之时，出版了这本书。在战争胜利初见曙光的背景下，警告不要在胜利之后走向奴役，确实是非常有远见卓识之举。可惜的是哈耶克的警告并没有唤起大众的警觉，依然有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选择了错误的道路，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今天我们来纪念哈耶克，再次发出警告，能不能防止下一次的错误，还是没有把握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纪念哈耶克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这七十年中，虽然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接下来的朝鲜战争，国共内战，美越之战，都是伤亡上百万的大战。再以后大大小小的战争不断，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发生的暴政，导致在和平时期近亿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这更是直接和不听哈耶克的警告有关。有了这么多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比七十年前聪明多了，全球再有几亿人口选择计划经济道路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误导人的理论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尽管大规模返回计划经济的事情不大可能，但是在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不断遭遇挫折，导致思想混乱，不知所宗，这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现实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的道路，是通过混合市场和计划的双轨制方式取得成功的。由于双轨制，老的制度和新的市场同时存在。计划经济时城市人口都是既得利益者，因为他们享受低价商品的供应，如果立刻取消计划供应，会遭到强烈抵制。双轨制在转变为市场制度中没有人受损，改革的阻力较小。这和苏联一步转入市场经济的休克疗法不同。苏联的道路导致居民强烈不满，经济倒退，人民生活下降，长达约十年之久。由于经济方面的成功，中国人相当自负，认为找到了通往富裕的普遍规则，可称之为北京模式，堪与华盛顿共识相抗衡。的确，中国至今并没有完全放弃哈耶克所反对的计划经济，还有五年规划，大量资源的配置控制在政府手中，比如土地基本上是国有的，大约三分之一的产出是国有制的企业提供的。这些现象是不是说哈耶克的主张现在已经不适用了？这是我们纪念《通往奴役之路》发表七十周年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执行了一条计划经济之路，在当时有远超过一半的人都同意计划经济的道路，认为这条道路能更快地使中国富强起来。那时候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的产出很低，国家很穷，大家都认为中国要走工业化之路。1953至1957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按这个设想制定的。工业化就是用机器设备装备各行各业。为了有更多的机器，就要先加强重工业，它是生产机器的行业。这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思路。在执行中发现为了使工业化更快一些，重工业事先加强自己，这样可以快上加快。结果，重工业自我服务的工业化路线，导致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国人民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而是相反，弄到了吃不饱穿不暖的极度贫困状态，而且重工业受拖累于商业和农业的严重不相匹配，它本身也没有实现快速发展。当时只有极少数的经济学家反对突出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马寅初就认为不协同发展农业和商业，工业也不可能得到发展。但国家计委的人讥笑马寅初提倡的是“团团转经济学”，他们否认经济各部门的相互依赖性，认为突出一门，单刀独进能够成功。
当时还认为，为了工业化需要最初的投资。资金从哪里来？只有节衣缩食一条路，把降低生活水平所节约的钱用于工业化的初始资金，听起来也是很合理的。所以解放后的三十年一直是“先生产，后生活”。人口从1950年的5.3亿增加到1978年的9.6亿，可是新建的住房极少，住得拥挤不堪。不但很少吃到肉，连起码的粮食都严重不足。这条计划经济之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彻底失败的。相反，改革后既没有提倡工业化，也没有节衣缩食，我们讲的是市场化，结果是生活节节提高，工业化也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1958年大跃进的钢产量指标是1070万吨，到1978年文革结束时是3200万吨，如今达到了8亿多吨，超过全世界其他各国之和，这应该说是完成了工业化，确实是一个惊人的奇迹。为什么听起来很合理的工业化道路会失败，至今并没有认真总结，而且还有许多人不懂得自由市场的优越性。
计划经济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从长远看，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它必定是效率低下的，会导致全社会的贫困化，甚至导致巨大的人间灾难。中国改革前的三十年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并不等于一切计划都错了，特别是计划做了本该市场做的事，计划并不错。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都是对的，计划都是错的，它不以是否有效率来判断是非。中国在改革初期，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后，急需基础设施的服务，如交通、通讯、电力。这些行业私营经济也能够提供，但是由于高昂的交易费用，筹资、建设、收费等方面的问题，全靠市场合约的达成，会很费时间。所以，基础设施的滞后往往成为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印度、埃及、菲律宾和许多非洲国家的经验都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无一不在基础设施的落后上几十年解决不了而拖了后腿。但是在中国，由于强劲的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没有阻碍经济成长。在中国，没有电力供应不足，没有交通设施的落后，也没有通讯费高不可攀。因为政府做了本该由市场做的事，所以计划并不错。
在经济远离均衡状态时，缺什么很容易做出判断，谁都知道印度缺电，缺交通；但是在接近均衡状态时，缺什么、余什么，绝不是容易判断的。政府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并以此作为制定经济计划的基础，但是政府的判断未必正确。企业家也会做出自己的判断，企业家的判断往往比政府更接近现实。这时候政府所做的判断和以此所做的计划就会出问题。中国的经济已接近于均衡，此时政府的判断往往会脱离实际。最近报道的许多地方政府搞的开发区项目变成了“鬼城”，大量空置的楼房找不到客户。还建了利用率很低的高速公路，大而无当的机场等，都是例子。所以，对中国这样接近于均衡的经济，再搞计划经济是要犯错误的。
我认为哈耶克的警告远不止于防止计划经济的祸害，更重要的是关于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这本书中所讲的“奴役”就是以各种理由干涉个人的自由，这种理由都是十分美妙动听的，如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各取所需的社会；打倒一切人与人不平等的制度；穷人要解放；奴隶们起来挣脱身上的枷锁。这些口号非常有诱惑力，特别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往往是大多数），因而能够得到多数人的响应。可是这条人人平等的道路的终点却是一座地狱。在过去的七十年中，世界各国追求绝对平等的运动无一不是以这样的终点来结束的。以中国改革前的历史来看，毛泽东的初衷就是要横扫旧世界一切不平等的制度，他认为压迫穷人的是有钱有势的人。有钱的人就是地主资本家，有势的人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他还感到有学问的人也让底层人士感受到压力，所以也要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人就是文革中革命的目标。这样高尚而纯粹的革命运动很受大多数人的欢迎，就算有人不赞成，因为没有占领道德的高地，也无力反抗。但是十年文革的结果是社会的精英都被打倒，社会变成了无序的混沌体，很难有发展的机会，等到人们觉悟的时候已经太晚。要不是后来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力挽狂澜，这条错误的路线还会伤害更多的人。
事实上，人们追求自由，也追求平等，而这两个目标从绝对的意义上是互相矛盾的。给人以自由的结果，是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人与人在收入、地位、权势方面都会有差别。我们所能够做的是限制这个差别的过于扩大，而不是完全消灭这种差别，去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绝对平等的社会是一个乌托邦社会，最终是一座地狱。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一个有缺点但是能够不断改善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理想的无缺点的社会。在收入方面，追求一个人人平等的制度恰恰是错误的，收入必须有差别，吃大锅饭是没有效率的。好的收入分配不是人人平等，而是差距不太大，更重要的是有充分的垂直流动性，低收入阶层的人有畅通的渠道进入中高收入，没有特权的阻碍。这一点恰恰是当前中国所缺少的。
哈耶克这本书的一个核心思想是自由。反对计划经济，因为它侵犯了普通公民的自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计划制定者和计划执行者，后者服从前者的命令，于是社会划分为权势者和劳动者。后者因为要听从前者的安排，失去了自行选择谋生的自由。计划经济时，特别是在文革中，有大量职业错位的事例：让工人组织的工宣队接管大学，军队组织的军宣队接管工厂，知识分子去种地，工人上大学、做研究。这些不但违背了个人自由，也因优势错位造成社会生产力大幅度下降。财富的创造不是光靠劳动，而是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劳动如果违背了这一条，不但不创造财富，还会消灭财富。计划经济时代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像大炼钢铁、上山下乡、深挖洞、三线建设都是巨大的浪费，如果有个人的自由，这些事都不会发生。
个人的自由，不但能够防止因资源错配造成巨大的浪费，而且也是文化、思想、科学创新所必需的。中国人口占全球的19%，但是几千个获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家中没有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就有七十多个诺贝尔奖获奖者。这样的对比太令人吃惊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太笨，而是因为没有自由思想。中国在硬实力方面腰杆已经硬起来了，但是在软实力方面还是一个侏儒。比如很少有人愿意移民来中国，倒是中国人大批移民去发达国家；在国际形象中中国称不上是一股帮助被压迫的人民的、主持正义的力量，倒是常常助纣为虐，把叛逃专制压迫的人送回虎口。
自由必须落实到个人，而且是人人平等的自由，没有谁的自由比别人的更重要。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是人人平等的自由，无产阶级的自由化是特权者的自由，这二者互相冲突。为了维护特权者的自由，统治者不断打压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百姓还是喜欢人人平等的自由，所以打而不绝。现在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越来越小了，大概也想明白了。
提倡自由的众多人中，哈耶克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提倡自由？因为妨碍个人自由的力量太大了。个人自由本来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它不需要别人付出代价，社会成本为零。之所以有人反对，是因为特权者想通过侵犯他人的自由获得额外的权利，特权就是这样得以维持。马克思认为雇佣关系造成了剥削和压迫，其实如果双方都是平等自由的人，谁也不能控制对方，剥削无从发生。倒是特权产生了剥削和压迫，因为特权者能够控制你而不受制裁。特权在中国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无所不在，极大地妨碍了中国整体上的进步。全世界提倡自由的诸多人物中，像贝多菲、洛克、阿玛提亚·森，等人都是外国人。中国还没有一个对自由理论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虽然也有自由的基因，但因受皇权的抵制从来没有获得发展的机会，所以我们争取自由的斗争格外艰难。许多百姓被统治者训练成奴隶，但是有主子的思想，还以为自己当了国家的主人，幸福得很。尽管自己受尽压迫，还觉得主子是救星。世界上的独裁者都想学“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把百姓训练成死心塌地跟随主子的奴隶。其方法就是控制思想，打压言论自由，制造恐怖，不让有独立思想的人说话，甚至伪造历史，隐瞒真相，颠倒是非。所以一个政权如果想控制百姓的思想，它很可能是一个对百姓有危险的政权。如果人民有自由选择的机会，绝不会选一个限制自己自由的政权，绝不会同意把自己纳的税款养一批人来限制自己的自由。
哈耶克的这本书发表七十年来，全世界追求自由的运动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拿中国的情况来看，毛泽东统治的三十年可说是中国最黑暗、最没有自由的时代。改革以后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不但百姓有了相当大的经济自由，在政治上自由的扩大也绝非过去所能想象的。比如政府已经不杀政治犯了，关押的政治犯数目也比较有限；政府不再试图控制百姓的思想，告密制度基本废除，私底下什么话都能说。但是离真正的自由政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我们还要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