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徐友渔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文革结束后，他从成都考到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年龄已经不算小了。
自打进京后，多年以来，作为中国当代思想界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徐友渔参与甚至发起了思想界的多次论争。用他的话说，“80年代、90年代我都是活跃分子”。因此，他朋友不少，同时论敌无数。当他握着把紫砂壶绘声绘色地讲起他所经历的那些“是非”的时候，我发觉那场面实在有四川茶馆里那种“摆龙门阵”的风味：故事里时见臧否，道理中满含热忱。
但让我有些诧异的是，徐友渔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并不非常乐观，他并不寄望于短期内就能实现制度创新。他的目光是向下的，而所谓目光向下，就是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他认为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和政府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在徐友渔与我长达四个小时的谈话中，有一件事或可一提。谈话正在兴头上时，突然传来急促地敲门声。徐友渔警惕地问：“谁？”对方许久才答：“送快递的。”徐开门取完快递回到座位上继续“摆龙门阵”时，沉默了一会儿，淡然地说了一句：“我还以为是谁呢”。
萧三匝（下称萧）：你在刚刚经历过文革那样的“左祸”之后到牛津去学习，为什么学的不是政治哲学，而是语言哲学、分析哲学这些东西呢？
徐友渔（下称徐）：我当时就有一个很深入地考虑，不是偶然选择了自己的专业。文革对我影响很大。文革结束后，“中国向何出去”的问题又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了。当我打算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当然会想到学一些能直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学问。
一般人在文革后只考虑中国人在政治层面上受到的苦难，所以他做事就追求政治跟社会的直接关联性。我在文革期间，看书的机会要多一些，看到的书的种类跟深入的程度也比一般人高得多，到了文革后期，我看的全部是哲学方面的书，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当代。当时中国很少有人接触到当代西方哲学，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偏见也很深。文革中我就体会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问题是很大的，甚至没有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外部世界，中国的不幸不光在封建专制这类表层的地方。
恢复高考后，我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考于光远的研究生，当时大家都想从改造马克思主义入手来改变中国的现实,而于光远当时是改革派理论家方面的一杆大旗。我念研究生以后，导师组里最活跃的人实际上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于是对中国这种教条的、机械的、僵死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拨乱反正，这也最贴合中国的实际。导师也希望我选择这个专业，但是我仍然没有选择，我还是愿意做一些别人没想到的，在思维方式、思想方法或者是整个思想文化层面的事情，所以我选择的是学当代西方哲学，而且是抽象的思想层面的分析哲学。
我觉得中国人老是在一个表浅的层次上看到有什么教训就去读什么东西，缺什么就去补什么，而关于思维方式，中国人关注得太少，这是不行的。这是一个更有先见之明，更超前的想法。
萧：如果从马克思主义这条线进入的话，你是不是感觉有点绕弯了？
徐：你说得太好了。从我的观点看是绕弯，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我也充分估计了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李泽厚走的就是那条路。为什么李泽厚是80年代中国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因为中国人的思想还停留在那个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论，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也够了。所以我对李泽厚的功绩和成就是非常肯定的。我们实际上在探索如何跨越这个东西。我们跟中国的现状是脱节的，但是我们考虑，这些东西也许会在未来更起作用。
李泽厚走那一步是非常必然的，因为1949年以后，中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任何思考问题的人都跳不出这个框框。我自己也是从最虔诚的毛泽东思想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文革后期，我们是先对毛泽东思想不满意，然后思想就走向列宁、斯大林，觉得他们的东西可能要比马克思有趣一点，然后马上就走向了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停留了很久很久。
实际上李泽厚、王元化也就是这个水平，只不过作为一个学问家，他们必须要建构一个很大的东西。我在那里面停留得还算长的，还有人停留得更短，但90%的人都没有从这一步走出来，认为中国的前途跟未来就系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你看包括谢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谁掌握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谁就能够救中国。他后来抱怨得最勇敢的话，就是中国搞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已经从这一步跳出来，从法国、德国的思想已经转向了英美的宪政民主思想，这在80年代中期的确是离现实太远了。
中国人就是喜欢像德国的那种大一统的思想，还有法国那种大破大立的东西。对于英美经验主义、宪政文明那一套东西，中国传统思想跟它确实是格格不入的，现在都没有生根，你看中国人学术界总是想整体解决问题。我们思想上跳得太快了，所以我们那时候不可能大出风头。
李泽厚的思想领袖地位当然也跟他本人的能力有关，我们那时还是学生，他是学者。现在来评价，我认为他这个环节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人做这个工作是不行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李泽厚是做得非常之好的，我一点都不愿意小看他。但是中国的未来肯定不是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代替那种粗鄙的、原始的马克思主义，肯定不是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山沟沟里面的马克思主义。李泽厚的东西在当时确实是很进步的，但是我觉得有极少数比他思考得更深的人，这些人希望继续往前走。
转自：辣笔萧三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