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政转型的可能前景

张千帆

从清末至今百年有余,中国宪政改良功败垂成,在某些关键的历史点功亏一篑,以至和宪政失之交臂。要成功转型,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与政治条件。

中国宪政失败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有利于宪政转型的社会基础原本相当薄弱,1949年后的极权体制更是消灭了转型基础。极权和一般意义的威权不一样,但两者还是有共性,前者范围更大,可以包容后者。威权统治可以有不同版本。1949年后,前三十年实行的极权体制可被视为威权3.0版,主要从思想、经济和人身三个层次上对民众进行管制。人身管制是“硬暴力”,国家直接动用警察和军队管制人民。这个层次的管制在所有形态的威权国家都存在,构成威权1.0版。只有1.0版的威权国家才可能发生宪政转型。

思想和经济层面的管制则属于“软暴力”,也是极权有别于一般威权的特征。思想管制通过洗脑控制人民的思维,使之根本不用实施硬暴力就衷心拥戴政权。这是威权统治的最高境界。经济管制则是通过公有制造成对政权的经济依附,如果思想或言论出现偏差就要承担失业等经济后果,譬如说出版了一本禁书就要关闭出版社,出版社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得丢饭碗。威权统治版本越高,社会控制越全面,专制越深重。威权3.0版的极权国家热衷于各种“专政”、“斗争”,根本不会去想什么转型。只有逐步摆脱思想管制和经济依附,从威权3.0变成1.0,才可能发生宪政转型。

改革30年,中国首先从经济上取得突破,带来思想与信息的多元化。以前是靠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两杆子”治国,加上经济控制实际上是“三杆子”,但是现在国家调配经济资源的能力越来越有限,而笔杆子基本上已全面失灵。

我曾将1949年后的中国意识形态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五六十年代的“全民洗脑”阶段,第二个是以1978年真理标准辩论为标志的“精英反思”阶段,现在则已进入“全民觉醒”阶段。主要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以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为标志,每个网民都有条件对历史和现状进行反思,极大加大了对制度合法性的反思和批判力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演着一场新的意识形态战争,官媒先后出现了夺回意识形态上的“上甘岭”、对宪政民主思想进行“亮剑”等极左话语,教育部重新强调高校政治思想工作。这些措施可能会有点一时之效,但长远来看肯定是无用功。

因此,现在基本上是靠警察这“一杆子”治国,通过公安等维稳力量来管制思想言论。这是为什么目前中国大致处于威权1.5版,也许正在向2.0版演变,但不可能回到以前的3.0版。当然,极权这套体制还在,互联网也呈现出它的双面性,局势比较复杂。民间可以通过网络信息进行反思,官方也可以利用网络来进行新的洗脑,例如刺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除非发生突发事件,思想倒退的可能性不大。中国转型自1978年即已启动,中间虽然会出现波折,却不可能长期停滞。

已故哈佛大学教授、《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作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过三种转型模式:第一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第二种是自上而下的改良,第三种是两者结合、上下互动的变革。革命造成的社会动荡较大,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目前几乎没有成功先例。像罗马尼亚推翻齐奥塞斯库的街头革命只是一个转型的例外,而且本身也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如军队转向或至少保持中立。这些条件在中国目前还不具备。有人认为,极权国家不可能成功改良,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苏联、东欧等绝大多数极权国家都是和平改良的先例。当然,前提是逐步丢弃极权特征,变成一般意义的威权国家。

上下互动的变革是多数人希望看到的中国发展方向,但是变革或改良需要符合一定的政治与社会条件。如果体制内可大体分为强硬的保守派和开明的改良派,体制外大体分为愿意与改良派合作的温和派与革命激进派,那么改良派必须在体制内战胜保守派,温和派则在体制外压倒激进派。另外,军队要保持中立,拒绝与体制内的保守派合作。在转型成功的国家,这四者的关系呈现良性循环。体制内外的改良派和温和派联合起来,通过渐进改良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样能让执政党得分,增强改良派的话语权。体制外有强大的温和派存在,与体制内的改良派互动,相得益彰。转型失败的国家则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激进派占上风,而执政党显然不能接受他们的主张;保守派向改良派摊牌,直接动用军队镇压,改良派也失去全部阵地,体制内外的对立越来越严重。

和体制外相比,体制内的条件更难满足。体制内的条件也分为不同阶段。首先,要有改良派的公开存在。然后,改良派的力量还得超过保守派。但是现在,中国体制内的“改良派”是谁?这个问题就说不清楚。胡温时代,还有温家宝公开主张普世价值,不管是否作秀,现在连这样的人也没有了。即便党内有派也不公开活动,至少外界缺乏信息。这种封闭状态的派系斗争对于国家良性转型是没有作用和动力的。

既然党内没有公开的改良派,体制外力量也会逐步激进化。温和派的建设性主张对牛弹琴,甚至在外人看来是热脸贴冷屁股,徒然让激进派嘲笑,甚至被指责为“变相维稳”。总体上讲,中国现状是强硬派压倒改良派,还掌握军队的绝对忠诚。八九风波导致改革派悉数出局,保守派全面执政。此后,体制内强硬派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体制外激进情绪和势力不断上升。温和派则遭遇两面夹击,“左右不是人。”

整体上说,中国当下仍然处于强政府——弱社会状态。威权体制的一大特征是中央通常集中了所有权力,下放给地方的权力较少。中央集权体制本身对维持政权有利,可以调动优势资源来对付地方危机;国家规模越大,抗争成功的机会就越小。在国家管制下,中国民间力量仍然很弱,一盘散沙,欠缺行动能力。

改革三十年,中国社会力量虽然壮大了许多,但总体上仍未走出无信仰、无组织、无共识的“三无”状态。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宗教因素,儒家伦理主要限于士大夫精英阶层,对普通民众影响有限。道德资源缺失让绝大多数人都成为消极被动的“围观者”,给中国已很困难的转型雪上加霜。民众对不幸的忍受度比其它国家都高。在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其它国家可能早就引发激烈的社会对抗,如2011年突尼斯因小贩自焚而发生革命、总统下台,但是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屡屡发生,却没有激发什么民众反应。

当然,伦理危机并非当今中国最严重的问题。由于国家已逐步失去了控制思想和信仰的能力,宗教管制逐步放开是大势所趋,中国信教的人数迅速增加,传统道德也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复兴。道德伦理在本质上是一个宪政制度问题。只要有一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社会修复伦理的能力是不用担心的。

在此背景下,中国未来的走向主要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集权与社会危机长期并存,不要低估这种可能性。中国确实是一个危机频仍的国家,经济、人口、伦理、环境危机越来越频发,但是如果执政党在处理过程中没有大的闪失,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些危机一定会导致翻盘。第二种是危机大爆发,社会失序、政权坍塌。这种前景令人担忧,因为恶性土壤长不出良性的果子,危机下产生的政权一般会比原来的更糟糕。第三种可能是威权局部失灵,体制内开明派主动考虑政治改革,体制内外形成新一轮良性互动。这种可能的前景最为光明,但目前还不见端倪。

如何规避前两种可能性、让第三种可能变成现实,是中国朝野的温和改良派共同面临的严峻课题。

转自: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2037?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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