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立:看守所回忆录

杨子立1

Chapter 1 逮捕

“你是杨子立吗?”一个30来岁的留平头的男子从一辆黑色大众轿车里钻出来向我问道。“我是。”我盯着他,心里有些紧张。“跟我们走一趟吧,我们是国安局的,有事要传讯你。”一种不祥的预感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主动的坐进了他们的轿车后座。

那是2001年3月13日的清晨,我刚刚参加完我奶奶的葬礼,从河北农村的老家回来。忙碌了个把星期,来的亲戚多,我晚上就睡在灵堂地上,衣服都没解。农村洗澡不方便,几天下来,我已经灰头土脸,衣服从里到外蒙了一层灰泥。如果没有意外,我应该回到住处洗个澡好好睡一觉。走前妻子还在生我的气,现在应该没事了。但刚一下出租车,就发现楼下停着好几辆黑色轿车。该来的还是来了。

“是不是秘密警察的绑架呢?他们会不会蒙住我的眼呢?”如果他们要采用非法手段的话,我肯定会抗议,但他们毕竟人多,我并没打算彻底对抗。平头倒挺正常的坐在我身旁。副司机座位上坐着一个岁数稍大的人,他跟另外一辆车里的人打个手势后,司机缓缓把车挪到通路上,随即开出了那个公交不方便的小区——西八里庄,在大路上奔驰起来。

车子一动,副司机座位上那人给我看了安全局的拘传票。

我早就听说过绑架的事,我的朋友柏光曾经被人强塞到车里,把头一直按在座位以下,为的是不让他知道车子开到哪里。柏光是北大法学博士,大学老师,还受如此对待,我位卑名微,对于可能的绑架更是做好了心里准备。看到拘传票,反而松口气,至少这不应该是秘密绑架,而是他们的正式行动。我一方面坐的端正,尽量不让他们有什么理由对我动粗,另一方面我在脑中牢记车子的路线,以便知道他们把我带到哪里。

路上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我拿出来正要接,小平头按住了我的手机,嘴里说着:“对不起,现在你不能接。”我只好挂上。他又顺势摸了摸我的衣兜,发现一个硬疙瘩,他似乎有些紧张,问我是什么。我说是手机充电器,他这才放下心来。

车子一路畅通,过赵公口,向南来到大红门附近,开到了一个有武警站岗的铁门前。小平头让我先等会儿,他下了车。后面跟着的两辆轿车也停在边上。我从车里看到门口的牌子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我对这个地方并不是第一次知道。早在1998年,我的朋友宪立便被国安局警察抓到这里。我当时给他募款请了律师,后来在互联网上发文援救他。当时一位姓韩的女警察曾通知我给宪立送衣服。当时我不知忙什么,让我的弟弟送去的。但地点大概怎么走我是知道的。

车外等着许多人,有穿警服的,但大部分人是便衣。他们手里都拿着各式相机。“他们找了一堆记者干什么?”我心想。后来才知道抓捕人之前要先拍照录像是一贯做法。越是重要的人录的越详细。不少人被抓之前在大街上突然当面被人录像还以为是记者追访呢。

不久,小平头打开车门,拿出一副手铐,嘴里倒挺客气,“对不起,你得带上。”但我知道在人家地盘上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让我在车里带上了手铐,然后才让我下车面对那些拿相机的人站好。我神色凛然,感觉象是电影里被捕时的地下党员。看到我的神态,那些拍照者有些笑了起来,尤其是几个年轻女子。这些没出声的笑使我的神经稍有放松,我感觉里面可能隐藏着友好的味道。

拍照完,小平头和几个便衣及穿制服的人把我领进了铁门。往里走是看守所的主楼。一进大厅,迎宾墙上有6个鲜红醒目的大字:对党绝对忠诚。我心想这是国家机关还是党的机关呢?

他们把我带到侧面一个屋里,后来知是收审室。小平头拿出一张拘留证,让我签字。我一看,涉嫌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我先前也对刑法有所了解。这个罪名在1997年以前叫作“反革命组织罪”,是刑法第105条规定的。同一条下还有一款“反革命煽动罪”,1997年《刑法》修订后改叫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看到这个罪名,我第一个念头是,他们要为我参加中国民主党的事找我算账了。

早在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人权公约的签署使一部分民间人士认为政府有意推进民主改革,组建民间政党的机会到了。浙江王有才首先去民政厅要求登记成立中国民主党,各地纷纷跟进,各自成立中国民主党的分部筹建委员会。而北京的民主人士徐文立则直接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的京津党部。在组党风潮之前,徐先生成立了自己的办公室,其秘书朝阳是我的好朋友。1998年10月某天,朝阳让我到徐处来一趟。我去后,徐先生先告诉我成立了党部的事,然后问我是否同意加入。并称民主党将公开活动,尽量争取合法身份,同时也承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我问有没有党章,徐先生拿出一份文件,说那是YJQ先生起草的临时党章,以后条件成熟再修改。我现在不记得其内容了,大约是促进国内民主改革的方向,并没有明显的反对共产党的语句。唯一记得的一条是“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也许恰恰是因为这条政治性不强吧。我主要是担心卷入政治的风险不能承受,因为我的家境条件不好,母亲有精神病,还有弟弟妹妹有的要结婚有的要上学,父亲只会种地。还有抚养我成人的姑姑还未报抚养之恩。徐先生似乎看出我的担心,劝我说,风险主要由他自己承担,不会让我做冒险的事。并说民主党的活动今后将主动向公安局备案,所以即便有坐牢风险也主要是他本人。我想自己一直在苦苦探索民主之路,现在有了机会再退缩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于是我签字加入了徐的党部。之后没多少天,首先听说朝阳被带走了,马上又有了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三人被抓的消息。而且不到三个月,被逮捕的三人都被判处10年以上徒刑。之后民主党虽然还有活动,比如査建国先生出头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北方五省联合总部,但随着党员被逮捕的人数迅速增加,民主党已经很难开展任何活动。徐先生本来设想的民间团体和执政党良性互动的局面跟本就没有出现,反而验证了JQS先生评价徐先生“一相情愿”的预言。民主党的骨干被抓后,基本再没什么活动,何德普先生有时代表北京民主党人发出一些声音。我帮过何先生往电脑里录入过一些党员的文章,那时家庭电脑还远不象现在这样普及。

虽然我在民主党里没做什么事,但我毕竟是民主党员,在大规模打击之下被捕也没什么奇怪。他们骚扰我那么多年,逮捕也是迟早的事。由于早有心里准备,我反而镇静了下来。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理,我没有犹豫就在拘留证上签了字。

Chapter 2 收审

我在拘留证上签字之后,小平头给我解开手铐就走了,把我留给两个看守。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个看守一个姓刘,是个小组长,俗称班长,另一个姓李。

刘让我衣袋中所有物品都掏出来,全摆放在桌子上。后叫过来一位姓吕的警察等在旁边把所有物品挨个登记,包括我的手机和一张名单。我对手机担心的是里面储存的号码如果被他们抄走,可能会给我的朋友带来麻烦。而那张名单上列出了若干外地政治犯家属的名字和地址,那是我准备在必要时给予援助或者方便时去看望他们用的。我担心警察会把那张名单当成我搞民运活动的证据。但吕把所有东西登记成我的私有财产,并保管起来,并对我说走的时候一并给我。这使我松了一口气。

吕把登记的东西拿走后,李命令我一件件脱衣服。于是我把衣服从外到内一件件脱下来,依次递给他。他拿过衣服正反看过,再用手捋一遍,认为没有夹带就扔在地上检查另一件。渐渐的我脱的只剩下裤头了。“这也要脱吗?”我问他。“脱。”我有些生气,觉得在他们面前被强迫裸体损害了我的人格尊严。于是我质问道:“有什么法律要求我必须听从你们的过分要求吗?”李看我有点不识时务,有些不耐烦,“废什么话!叫你脱你就脱!”刘也在旁边睁大眼睛瞪着我。这样僵持了半分钟,我一看过不了这一关就妥协了。把裤头也脱下递给了李。李照样捋过,仍在一旁。然后他命令我转过身,两腿分开,双手扶墙。我既然已经妥协,就顺从了他,也不知要干什么。扶墙站了没5秒钟,李说“穿衣服吧。”后来才知道,刚才的姿势是为了检查拘禁者的肛门,看看是否夹带东西。

我穿上衣服后,发现没有了腰带,原来被拿走了。刘让我暂时拿一只袜子把裤袢系上。这时吕又找来一双旧布鞋让我先穿着,把我的皮鞋也收走了。然后刘和李拿起一条电棍,领我穿过一扇铁门,来到一走廊。走廊一侧全是一扇扇的铁门,我想那里肯定是囚室了。走廊到头后拐个弯,象个7字。7的内侧对着小院,外侧是一间间的囚室。

他两个带我到拐弯后的一扇铁门前,打开牢门让我进去。刚从外面进入斗室,顿觉昏暗。进去之后却不见他人。“做板上。”房间的一多半是一张上过综漆的高约40厘米的大木板。我于是坐在板上。“我得给你讲讲规矩。”刘对我说。“那是监规,”刘一指屋角的另一扇铁门,那上面贴着一张布告状的白纸。“你得3天内把监规记熟。”接着他又问道:“你会坐板儿吗?”我坐正了身体,“是不是这么坐?”“嗯,腰挺直!目视前方,双手放在膝盖上!”我按照指示调整着坐姿。“这就对了。”刘叫我起来。“出去吧。”原来这还不是我要呆的囚室。

接着他们把我带到111室门口。“蹲下!”刘命令道。于是我蹲下,还好没让我抱头。他拿出钥匙打开囚室。“进去吧。”

里面已经靠板的外侧坐了4个人,我和警察一进去,他们正以坐板儿的姿势端坐,但都扭头看着我们。最外侧坐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刘和李进去后对老者说:“这是新来的,给他讲讲规矩。”老者连声答应。看来老者可能是牢头。刘然后对那三个人说:“你们往后挪。”那三个人依次往里挪了一个座次,在老者边上留出一个空位。“你坐这。”刘说。我于是坐过去,象其他人一样以坐板儿姿势坐好。

看到被安排到第二位置,我心里有些疑惑,因为在小说电影中刚坐牢的犯人总是安排在末尾,甚至睡在便池边的地上。我上来就排第二,是不是警察故意优待我?

刘接着大声对我宣布:“你不要问他们的姓名和案情,听清楚没有?”我说听清了。他接着又警告其他人,“你们也不要问他的情况,不用我再告诉你们了吧。”“知道。”那几人一起回答。刘又转向我:“你们之间只能称呼编号,你的编号是1023。”他接着指一下墙上的按钮,“如果你有事就按这个按钮。”

后来知道,按召唤警察的按钮在牢中有专门称呼,叫“按板儿”。

刘和李吩咐完,就出去锁好牢门离开了。

警察一走,那几个人就放松了。老者问我:“你姓什么,小伙子?”我有些拘谨,说“刚才警察不是说过不让问吗?”“哦,不让问名,只问问姓还是可以的,以后你就知道了。”于是我告诉他我姓杨。他自我介绍说姓张。我看张岁数挺大,足以比我大一辈,看上去也挺和善,于是对他说:“那以后我叫您张大爷吧。”他乐了,对我摆着手说:“小杨,你不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吧。”我点头,他接着解释“在北京,大爷这个词不能轻易叫。你叫我老张就行,他们都这么叫我。”确实,“大爷”这个词在某种语气和环境下可以理解为骂人的话,所以我以后就以“老张”称呼他,并且按里面的习惯把凡是比我大的人都称呼为“老某”。如果是比自己小的人则称为“小某”或“某子”。比如他们称呼我为“小杨”或“杨子”。

现在我才仔细打量所在囚室。这跟先前进的那间布局完全一样。进门正对一个约7米长、一米宽的过道。过道右侧是墙,左侧是长宽各约2米的小盥洗室。盥洗室再往里就是约5米长2米宽的大铺板,板的三面直接顶在墙上。按一个人睡觉占一米宽的位置算,大板正好能睡下5个人。过道尽头是另一个铁门,上面同样贴着监规。老张告诉我那后面是风场,即在押人放风的地方。板的上方是两层楼高的空间,二层的前后都有钉着钢筋棍的大窗户。但二楼外面并不露天,所以窗户透下来的光也不算特别明亮。在内侧墙的的窗户下方,开有一个方孔,内置一台电视机,大概是21英寸的。普通人站在铺板上正好够不着电视机的底盘,只能由警察在楼上拿遥控器操控电视。

比较特殊的是白色的墙壁,按上去似乎较软,使劲压能压出一个坑。老张解释说这是为了防范在押人撞墙自杀。

盥洗室里四壁是白瓷砖,地上是青色小块瓷砖。进门左上角有个个坐式便池,其右边上是个洗手池,都是白瓷的。看上去还挺干净。盥洗室进门左侧墙上有个喷头,老张告诉我一周可以洗一回热水澡。

老张问我什么学历,我说是硕士,“那你还不算是最高的。”我以为这里还关着博士,心想这可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呀。扭头我看看有位三四十岁的人戴着眼镜,于是谦恭的问道,“您是博士?”“我不是”,他赶紧否认,并自我介绍说姓刘。另一位稍年轻的人插话讽刺道:“博士?他是一勃就湿。”老张对我解释说这里大家都爱开点玩笑,并说他姓黄。另一位岁数介于刘和黄之间的介绍说叫他“老伍”就行。我当时以为他排行老五,后来才知道姓伍。

刚跟大家寒暄没几句,牢门开了,姓吕的警察拿过来一套军绿色的被褥和一个蓝白格的床单。随后进来一个小个子四十多岁的女警察端来一个塑料盆,里面有些洗漱用品以及两个碗及两个塑料水杯。我和其他在押人都端坐在板儿上,老张冲他们打招呼:“吕管教好!张管教好!”两个警察给我把东西放板上,然后给我说临走的时候再算账。等我将来真的要走时,才知道最后算账其实是为了算花账。警察离开时对其他在押人说:“谁先把拖鞋借给他穿,将来再还。”老刘赶忙把拖鞋借给了我。第二天老伍把自己的拖鞋借给我,把老刘的拖鞋给还了。后来为拖鞋还有一场风波。

牢友帮我把东西收拾好,告诉我那两个红杯子子是专门打开水的,一天打三次。两个塑胶碗一个用来打饭,一个用来打菜。老伍帮我把被褥叠起来,再用被单包成方块,放在属于我的铺位的靠墙位置。这时我想起二板儿问题,就问老张怎么回事。经解释我才弄清楚,新来的人总要睡二板,即从外往里数第二个铺位。睡一板儿的叫学习号,就是原来的牢头。新来的人挨着学习号,好受监督。后来别人告诉我这个位置在监视器里看的最清楚。

等我在囚室里稳下神来,已经上午约九点了。突然,牢门上的小铁窗打开了,“零三五!提审!”一个警察在外面喊道。老黄赶紧换上布鞋走到门口,把两只手从小窗户中伸了出去。“咔嚓”,传来戴手铐的声音。老黄把手戴着手铐又缩了回来。铁门这才打开,两名提着警棍的警察站在外面。等老黄走出去,门又哐当锁上了。

我问了问牢友的号,老张是9964,老黄是035,老刘是017,老伍是9979。编号倒没有太多讲究。抓进来是哪那一年就以该年后两位作为编号头两位。然后是从02往后排。不知道为什么没有01,反正这么多年谁也没有听到过喊01。9964说明老张是1999年第63个抓进来的。2000年进来的就以0打头,只剩三位了。也许标准编号还是四位,但为方便,两个0一并念做一个0了。我的1023表示我是2001年第22个抓进去的。既然只有后两位表示该年抓人的真正次序,说明每年关在这里的人都不会超过99个。后经询问,老伍的79号已经是当时的牢友听到的最高的号了。而且,除了涉嫌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嫌疑人外,还有大约一半是借押的经济犯。有些经济犯是因为神通大,为了将其更严格的与外界隔离才关到这里。还有些经济犯认为这里生活条件比其它看守所好,通过关系主动到这里关押的。

老张还告诉我,对这里的警察一般都称呼管教。看守所主要有三个科室跟犯人打交道。管教科管在押人的政治思想工作;看守科负责看押以及打饭送水;执行科负责保管在押人的钱财,为在押人买食品用具,以及押送到其他地方。其实只有看守科的警察才叫管教。其他的应该统称警官。但看守所留下的习惯是除了对当官的称呼职务外,其他警察一律称为管教。

老张的“入监教育”还没讲完,突然小窗户打开了,“1023,提审!”有人在外面喊着。我本能的感到一阵紧张,终于要直面凶险莫测的未来了。

Chapter 3 第一次受审

这次提我的两个管教不再是刘和李。他们下班走了。这次一个是女性,姓路,似乎有一米九,颇有霸王花的气概,据说以前是排球队员。另一个姓王,看上去年龄很小,个子也低。我照老黄的样子先伸手带上手铐,再出牢门。出去后孙让我蹲下抱头,我照做了,我的心思全在即将到来的审问上。他们锁好门后,带着我上到二楼,走到走廊尽头又有一个铁门。路打开铁门,那边有两个穿便衣的人在等着。孙给我打开手铐把我交给他们,路又拿出张单子让其中一人填上,然后路和孙就锁上铁门回去了。

原来,牢房和预审处只隔一道铁门。我听说当时在公安系统,看守所和公安局已经分开,为的是防止看守的警察为配合审讯对嫌疑人实施酷刑。但在当时的国家安全局,却是一体的,看守所本身就直属于预审处。

两个便衣一个穿着西服,白白静静,戴着眼镜;另一个看上去比较随和,穿着夹克。他们把我带到里边一间较大的审讯室。门口还站着一个便衣,长着刀削脸。看我们过来,刀削脸坐到了审讯桌中间,小白脸坐到其右手。正对着审讯桌的屋子另一端有把受审椅。椅子的四脚是固定的,右侧扶手上有个带链子的单只手铐。

夹克让我坐在受审椅上,并铐住我的右手。然后他坐在刀削脸左手,拿出纸笔准备记录。

刀削脸首先发问:“姓名?”看来这一套倒和电视上一样。我依次回答了诸如此类的基本问题。“知道为什么抓你吗?盯了你这么长时间,没有证据是不会动你的。你看这次一抓就直接办了拘留,你不要再有什么侥幸心里,把你所做的一切都要给我全盘托出!”“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抓我。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虽然我想到了可能是因为参加民主党的事,但我还是要等他们说出来。

“你可能做的每一件事都不违法,但你所有做的事合起来就违了法。”我知道他的意思,虽然我没做违反法律的事,但每一件小事都令党不舒服,所以就可以判定我有反党的主观意向,有这个意向在他们看来就等于违了他们的法。可是这个道理根本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是典型的思想犯罪,并且从逻辑上,这话简直狗屁不通。我露出鄙夷的神色。他看我有点蔑视他,又说到:“你不就是个硕士吗?我已经是博士了!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如此低的利率还是不能刺激经济吗?这是掉到了”零势陷阱”中去了!”我在98年曾考过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海闻教授的博士生,并且经济学仅靠自学教材就考了第二,可由于背后的骚扰没有了面试资格。所以我当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经济现象,但我没必要跟他比较知识的渊博。他等着我主动向他们坦白,但我的回答是沉默。

僵了一阵,我觉得有必要做些表白。“我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国家的民主进步,为了社会公正和人民幸福。”刀削脸似乎怔住了。但边上那个小白脸冲我喝道:“你不要以为你是救世主!”这话我听的耳熟。早在1997年我在北大读书时,因为参加学生社团时事社我被国安局海淀分局传讯过,当时一位姓刘的头头就对我讲过这样的话。出狱后听说这位刘Q先生因为在我们这个案子中立有殊功升到国家安全部当大官去了。刀削脸也觉得应该煞煞我的锐气,于是说道:“你不就是为了得到一张外国的绿卡吗?”“绿卡?”我一怔,因为在我做任何一件有利于自由民主人权的事的时候,从未跟绿卡联系起来过。“我只是个程序员,我业余做的一切都只是出自我的良心,哪里有什么救世主?要出国我可以考试留学,跟我业余做的事有什么关系?”刀削脸见没说过我,就转移了话题:“你认识许ZY吗?说说他的事。”“他是北大研究生,学法律的。喜欢做些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的事。”刀削脸没说话,又问道:“你知道刘F住哪里吗?”“以前我在北大时住北大西南不远一个平民区里。现在不知道了。”刀削脸哼了一声,又问:“那刘JN你认识吧。”“他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相当于教授,研究政治学的。”“教授?哼!”他们不再问什么,可能是担心不但问不出来东西,反而将来我可能提醒别人提防国安局的监视。

又沉默了一阵,看我还是什么没说,刀削脸又问道:“你在北大时事社里都做过什么事?听说你是副会长啊。”“时事社的同学一起学习探讨游玩,请一些学者教授来北大讲座。我在时事社没有职务,时事社也没有副会长这个职位,我只是帮助会长高巍做些事。”

刀削脸看我实在不会主动交代什么就起身出去了。那两人过会儿也出去了。等了一阵,进来一个40多岁穿布鞋的便衣,进来之后,恶狠狠的盯着我看了几分钟。我生性害怕长相凶恶的人,他的脸又长得很狰狞,所以他盯的我毛骨悚然。“你做什么车次回来的?”“1364次”。他没再说话,继续盯着我,问这种事也可能是探测我是不是随口说谎。为摆脱困局,我故意怯生生的问道:“您是这儿的领导?”他一听嘴边似乎要露出一丝笑意,但又努力作出凶恶状要吓唬我,综合表情更显狰狞。但他也确实表演不下去了,转身走了。

待会儿刀削脸回来了,又来了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穿着警察制服。她开始做记录的工作。

“你说说新青年学会的事吧。”刀削脸说道。原来他们是在问学会的事,我顿时放下心来。因为这个新青年学会只是我的朋友圈子之一,都是些毕业不久甚至没毕业的学生,跟民运及其他所谓“敌对势力”没有任何牵连。“哦,他们都是些爱国学生,关心国家和社会而已。”“都有谁,你说说。”我想了想,觉得这个事情很难保住秘密,况且学会的事本来就没什么可追究的。如果是民主党的事,是可以判我刑的,但我当时以为学会的事不会判谁的刑。于是我说道:“有我,靳海科,徐伟,范二军,张彦华,张宏海。”“还有呢?”“还有两个学生,但我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因为他们还在上学,说了之后他们很可能被学校开除那就损失大了。”当时我的想法确实是这样的,以为毕业的学生充其量丢个工作还可以再找,但学生被开除后就拿不了毕业证了。原来的北大时事社社长高巍就是他们向学校施加压力后,学校逼高巍退学的。那事我也曾写下来发到互联网上。刀削脸看我不说,一时也没有办法,又出去了,做记录的女警察也跟着出去了。

不一会儿,小白脸进来了。小白脸一进来,就命令我冲墙蹲着,双手抱头。我倒要看看他们想怎样折磨我就照做了。当然我一只手还铐在椅子上没法完全抱头。“把脚后跟提起来!”我又顺从了。这样的姿势是持久不了的。约一两分钟后,刀削脸在我身后喊道:“坐回去吧”。原来,那个小白脸真是唱白脸的,是给刀削脸唱红脸做铺垫。

“怎么样?把那两个人说出来吧?其实你也应该知道我们早知道了,这是给你个机会。”“你们竟然刑讯逼供!”我质问他。小白脸在旁边抢先阴阳怪气的说:“谁知道啊,你有证据吗?”刀削脸倒没那么赖皮,辨解了一下:“让你那样也不过才一分钟嘛”。

双方又沉默了一阵,刀削脸又开导我:“根据你的作为,应该判4到7年徒刑,究竟是4年还是7年,相差很大,完全依你的态度而定。”“凭什么能判我?”我还是认为他的话是吓唬我,因为我并不担心新青年学会的事。

又僵了一阵后,刀削脸突然叫起我的名字来,“子立!”我听着有些别扭,因为这样叫我的人一般都是朋友,是在友好的场合下,而现在竟出自对手的口中。他看我似乎有些不知所措,觉得这招可能有效,继续叫着我的名字开导我。我确实有个致命弱点,不怕硬来但怕磨。他磨了我一会儿之后,我又退让了。于是我说:“那两个人是谁,你问其他人也可以问出来,从我嘴里说出来是不行的。”他一看这招还管点用,就继续使,几乎每对我说一句都要加个“子立”。又磨了一阵,我又退让了,于是说道:“那你保证学校不会开除这两个人,我才肯告诉你。”他不愿意作出保证,那我就决心不说,又变成了僵持局面。僵持一会儿后,刀削脸似乎有些气急败坏,“快说!那两个人是谁?”我还是不理他。又过了会儿,他作出让步的样子说:“好吧,我答应你,我们不让学校开除他们。”我也知道这事是瞒不住的,不相信他也没办法,能争到他的承诺已经是胜利。于是我告诉他们还有黄海霞和李宇宙。

这下,他们都松了口气,胖女警赶紧给记下来。刀削脸觉得已经有了成果,时间也早到了中午吃饭时间,就对我说先到这里,让我回去好好想。然后他把审讯记录拿了过来,让我看完签字。我一看,前面一篇是问我基本情况的。后面就是问新青年学会的事。问我朋友的事都没提。我看到记录他问我学会成员有谁时,我先回答了五个人,后来又回答了两个人,但省略了他向我作出保证的事。我感觉自己上了他的当,于是我说:“你没记录下你向我保证不开除两个学生,这我不能签字。”他说:“那没有必要记录,我既然向你保证,将来有这结果就行了,签字吧。”我还是不签。他于是说:“这样吧,我给你加上”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这行了吧。”可这跟没加一样,我还是不同意。他竟不管我的意见,径自指示那个胖女警在记录上加上了这句没说过的话。然后又逼我签字。一边威逼,一边说那两个学生没事。我的软弱症又一次发作,在其催促下签了字。签字时先在所有修改的地方按上红指印,然后在每页下签自己的名字,在最后还要写上:“以上看过,与我所说相符。”然后又是签名写上日期。但我注意到审讯纸上填审讯人和记录人那栏都空着,结束时间也填早了十几分钟。但我一来不懂他们的规矩,不知这些栏目是否应当先于我签字填写,二来毕竟受他们强制,我也有些恐惧心理,三来我主要担心我的大事,有些细节就不跟他们较真了。

签完字,刀削脸把我送到来时的铁门口,等送我来的两个管教来开了门,把我交给他们带回囚室吃午饭。

Chapter 4 新青年学会

等我回到囚室,别人已经吃过午饭睡觉了。那里的午休时间是固定的,管教会用小喇叭通知开始睡觉,到起床时再喊起床。

老张告诉我墙边地上留有我的饭菜,板下有两杯开水。我打开一看,一碗米饭和一碗半荤菜。登记时他们应该知道我是回民的,但这菜恐怕还是汉民大锅菜。我出来乍到,不知怎么办好,而且也确实饿了。于是我把菜中的肉片肉末全拨到便池里冲走,再用杯里的水过了一遍就全吃了下去。到起床后,我给老张说了我是回民的事,老张帮我按板儿报告了警察。

下午起床后,路管教在二楼挨个囚室通知要么坐板要么放风。原来,为了防止隔壁在押人在放风时间通话,放风时先单号放风,双号坐板,一个小时后再换过来。“吱呀”风场铁门开了,我出去一看,原来风场是个只有半面透风的六面体水泥盒子。长宽约3米X4米,顶部有一半露天,且覆盖着钢筋棍和铁丝网。放风时第一项任务一般是冲水,从盥洗室接水冲洗风场。风场角部有个小出水孔。风场在修建时肯定没有精心施工,因为中间洼了一块,水不能全从出水孔流出去,还需要人拿抹布往外赶水。后来到其他囚室的风场也是这样。

刚冲完风场,我就又被提出去审讯。这次还是刀削脸主审。

他一上来先问我想好了没有,看我没回答又开始教育我:“你是要推动社会前进,可是你推的太快了。就像推火车一样,太急就可能把它推翻。”我心想:“要翻车也是因为前面有绊脚石,你们为什么不去清除改革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反而要把后面推的人抓起来呢?”

他居高临下说教一通,终于问到正题上。“你说说你们怎么认识的,如何成立学会的。”我觉得没必要隐瞒,就如实道来。

往事并不如烟,至今历历在目。早在1997年我还在北大读研时,加入了高巍组织的北大时事社。高巍和其他高校社团有不少联系,一起搞活动时认识了地质大学“青年论坛”的靳海科、张彦华、黄海霞,北师大“读书会”的葛虎堂、徐伟、李DS、何ZZ,北航的范二军,还有人大和清华一些学生社团的学生。此外,我还结识了很多北漂青年,当然还有北大内不少朋友。

1998年我毕业离校后,与原来的外校学生接触渐少。从1999年开始,我创办了自己的个人网站“羊子的思想家园”,思考写作渐多,而和学生一起搞活动就不多了。

靳海科原是地大青年论坛的会长,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但受限于地大的人文环境,属于党要求的那种优秀青年共产党员。党号召青年要有远大理想、要有忧患意识、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要勇于改造社会、要有组织性纪律性,靳海科全都照此去做。在校园里时,我觉得他还有点左,但毕业后,黑暗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农民的遭遇教育了他。他开始从有些对现实不满意到努力思考如何从我做起改造社会。但是,海科没有想到,按党的要求塑造出的品格一旦和独立思考相结合,恰恰成了党最害怕的事情。

1999年海科毕业后到北京市地址勘察设计研究院工作。他把自己租住的房屋命名为“学实斋”,取名学习、实践之意。他经常召集许多学生到学实斋探讨各种社会问题。他自己把大家讨论交流的文章以及自己搜集来的文章编辑在一起,叫做《学实斋交流文集》。后来因工作需要,他退掉了租住的房子,但仍然编辑《学实斋交流文集》。没想到文集的最后两集(4、5)竟然成为指控我们犯罪的证据。

张彦华是海科的大学同学,也参加过地大的青年论坛。彦华和海科大学经历相同,都是中共党员,也都喜欢独立思考,但海科更有激情,组织能力更强,彦华爱思考,更富于理性。大学毕业后,彦华到天津地震局工作,但常回北京和原来的朋友聚会。

范二军是海科的中学校友,也是中共党员,在北航毕业后留校任政治辅导员。当时二军给我的印象和中宣部官员有点象。每当讨论中提到腐败等影响政府形象的问题,二军都要跟我争辩。但他毕竟也是农村出生,同样关心社会。

徐伟是和葛虎堂一起跟我认识的。虎堂是北师大读书会的会长,论聪明、人品、能力、个人形象在同学中都是非常出众的。可惜天妒英才,99年登山时不幸遇难。虎堂的夭折对我们都是个刺激,使是我们感到人生莫测。如果庸庸碌碌过日子,不定什么时候发生不测,就像小虫子一样毫无价值死去。只有献身于伟大崇高的事业,才能不虚此生。

徐伟从本科到研究生都是学的马列主义,也是中共党员。虽然我这个自由职业者反对马列主义,但学理之争不影响我和徐伟的友谊。他毕业后到一家报社工作,仍然和北师大的学生组织“农民之子”一起搞些活动。2000年2月,他联系一家基金会资助培训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我和妻子借机到一家圆明园区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教了一段计算机和美术。

张宏海是我毕业后经朋友介绍认识的。我认识他时,他已经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喜欢交际和搞社团活动。但当时他和我交往还不深。黄海霞也是地大学生,继海科之后任地大青年论坛会长,同样关心农民问题。李宇宙则是我毕业后参加北师大读书会的一次活动时认识的。他自称喜欢研究国学,但我没听到过他的学术见解。他在人民大学经营着一家网吧,曾因为和一些有军队背景的人发生冲突,想让我在网上声援他。后来直到2002年李宇宙逃难泰国,才主动暴露其国安局内线的身份。

在2000年5月的某天,海科告诉我几个朋友组织了个学会,但当时我还不很在意,因为觉得海科思想上还很不成熟。他说来“学实斋”聚会的朋友很不固定,而且很散漫,所以才新组织个学会。大凡思想独立的人,都喜欢不受拘束,所以自由散漫的人居多。可是海科受党教育多年,组织性纪律性观念很强,这也是学会最初5个人中4个是党员的原因。

2000年8月19日,一个星期六,我正在北大附近和朋友XJR喝茶,宏海呼我去他的住处。他在北大东门外租了一间小平房,一边打工维持生活,一边复习功课准备考北大研究生。我和X到时,海科,彦华,二军,徐伟已经在那里了。一会儿,海霞和李宇宙也来了。宏海示意我是否让朋友X离开,我觉得没什么可保密的,就说自己的朋友没必要离开。于是宏海问我们愿不愿意加入新青年学会。当时只有海科、宏海、徐伟、二军、彦华5个人,章程都没有。我看到二军也在,就答应了。因为有二军在,我认为就不可能发展成反政府政治组织,也就不危险了。我答应加入,是为了推销我的自由主义思想。假如当时我认为是政治组织肯定会拒绝,因为在1998年加入民主党时,我曾答应徐文立先生不再加入其他政治组织。我们答应加入后,那5人说按程序要有人介绍加入。我说我谁都认识,算谁介绍都行,后来算海科介绍我加入。宏海拿出来一份誓词让新参加的3人签名。我一看也没有敏感内容就签了。黄和李也跟着签了。签名后宏海又拿来红墨水让我们按指印,我们也都按了。然后大家把手叠在一起宣读了一遍誓词。学会的框架还没搭起来,就把仪式搞这么郑重,我心里觉得有点不自然。我想肯定跟4个人是共产党员有关系,是否学的加入共产党的仪式?但我初次加入,对于程序不好贸然批评,反正有什么不妥,以后可以再改嘛。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加入仪式的郑重,恰恰成为将来公诉人指控我们犯罪最自以为得理之处。

朋友X在旁观看了整个过程,告诫我们说:“你们今后的活动要么公开搞,要么秘密搞。”后来知道他的意思是要么大张旗鼓,造成既成事实和影响,即便被捕也值得,就像民主党一样;要么就保密到别被秘密警察发现,免得既被他们抓到牢中,又没社会影响,反而象肥肉一样白白送给秘密警察吃。可惜我们当时没有政治斗争的意识,既认为不应大张旗鼓,也认为没必要偷偷摸摸。学会仅是一个朋友圈子,谁愿意参加就一起学习调研探讨,大造舆论声势干什么呢?保持秘密地下状态更不可取,否则怎样和青年朋友一起交流学习呢?由于太年轻而不懂专制统治下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我们很快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学会成员中,我的年龄是最大的,也有跟秘密警察交锋的经历,但在这样一件严肃的事件中,我却丧失了应有的警惕,至今想起来,为还在狱中受难的海科和徐伟感到内疚。

加入仪式完成后,我们讨论起“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八字方针,作为学会会员的指导思想。我主张自由放前面,而徐伟主张平等才应放前面,也有人主张其他两项放前面,实质是争论这4项价值观中哪一项最重要。朋友X也参与了讨论,他赞同我把自由的价值放在第一位。最后的结果,是同意了“自由、民主、公正、平等”的排序。

中午我和X一起吃了饭,其他人另在他处吃的。下午我们一起到了北大未名湖畔,继续讨论学会里设哪些职位,今后怎么发展。学会按说应当有个会长,但是我们几个人里没有谁能全面负责。两个学生学识尚浅,我和徐伟资历长年龄大,但不关心日常会务,彦华常住天津,海科工作地点不在市内,宏海和大家结识时间尚短,二军那时除了懂些官方意识形态,其行为思想很难服众。最后大家推举徐伟做总干事,算是名义上的头,另推选二军和宏海做干事,日常多操心学会的事。这就是后来指控我们的组织分工。

谈到将来的发展,彦华发言说可以看看是否在天津能建个分会,海科认为到西安工作的李DS可以发展为会员。是否要建立分会,大家也没达成一致意见,将来再说。这就是后来指控我们的“要在全国建立分会”。

大家平时各忙各的,难得见面,平时怎么交流呢?于是很自然想到要建一个网站。技术方面我比较在行,商定由我将来想办法建个网站,由于没钱,可以先建个免费的。我的《羊子的思想家园》网站链接有一个论坛,公共网站建立之前大家可以暂时先在那里发帖子,交流思想。现在看来这是最普通的网络思想交流行为,但在当时的公检法眼里却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行径。回头再看这些事,只能说明当时的统治者们由于保守无知,对于互联网等新鲜事物充满恐惧的心态。

学会成立后第一次聚会就是在李宇宙租的人民大学内一个招待所内进行的。当时李对我说是他的一个亲戚来看他,在招待所住了一个上午就走了,离退房还有半天。根据李宇宙逃难后的坦白,这次在招待所的聚会就是国安局给他的钱租的房间。这次聚会来了不少以前不认识的朋友,大家天南地北谈的很热闹,也没有主题。当时已经吃过午饭,我买了点包子给那些没来及吃饭的人吃。

学会正经搞的一次讲座是邀请政治学者刘军宁先生讲授有限政府理论。地点就利用人大的一间空教室。找教师也是李宇宙办的。不巧的是,那次我正好被警察逼得再次搬家,朋友何DP先生帮我一起搬的。大体搬完后我们赶到教室已经讲完,刘老师正在回答提问。
听说其他会员还在北大校园又聚会过一次,但我没参加。

到了9月份,学会的事就被公安局的警察知道了。现在虽然知道李宇宙时常给国安局打报告,但国安局和公安局并不是一家,至今也不清楚公安是怎么知道的,也许是通过监听电话等技术手段吧。公安局的秘密警察找到靳海科询问是否成立了学会,海科没有承认学会成立,因为非法组织的罪名是很大的,如果海科如实坦白,也许自己没事,但别人有可能遭难,那样海科岂不成了告密的小人?尤其是学会的发起本来就是海科和彦华商量促成的。海科的反应是告诉了学会其他人他被调查的事。于是决定再聚会一次商量怎么办,地点还是人民大学。这次是在人大的学生食堂吃饭时商定解散学会,虽然徐伟没在场,但本来就没有严格的决策机制,徐伟的总干事头衔也是空职,于是就那么定了。但是我们的朋友关系大家都明白还是要的。当时商定让二军把负责保管的签名纸烧掉。我没有想到还有章程等其他东西。从人大出来的路上,海科对我们几人分别说如果呼我们的时候(那是还流行呼机)加上特殊字母,表示是秘密警察让他呼的,回电话时要当心。海科出于对秘密警察的恐惧采取的措施反而被公检法们指控为“规定联络暗号”的犯罪行为。可见老百姓不仅没有隐私权,连恐惧本身都是犯罪。但我没用呼机,后来也没听任何人提起过海科使用暗号的事。后来的指控是州官放火,海科的自保是百姓点灯,哪个不被允许古人已经有结论了。

既然解散了,我们的心里就释然了,直到被抓前,包括我在内大部分人心里没再当回事。

后来徐伟自己想把未来的网站取名“革命者”,遭到其他人一致反对,觉得这太远离时代了。我后来为自己的公司申请域名时,顺便自己申请了一个域名“www.qingnian.org”。当时申请域名的后缀只能是“.com”、“.net”和“.org”三种,而“www.qingnian.com”及“www.qingnian.net”都已经被注册了。这里的解释是为了说明注册“.org”为后缀的域名并非专门为了学会这个组织,尽管org表示organization。这个域名一直没有使用,因为办网站的事随着靳海科的被监控而无限期搁置,实质上不了了之了。

在我的“羊子的思想家园”个人网站上,先后链接过几个论坛,其中一个是我申请的,海科在上面有次想把《学实斋文集5》全部发上去,但受容量限制,只发了一部分,但包括他和彦华起草的《新青年宣言》。他的目的是想让我们几个看看,有什么意见。但是我草草看了看这个还不全的宣言,只是觉得有点幼稚。在我还没有对此产生意见之前,很快海科发邮件让我删掉这个帖子。于是我就删掉了。由于这个论坛的人气太不旺了,除了学会成员,只有我的若干网友。但最热心的恐怕还是关注我的秘密警察。我申请的论坛存在了大概一个月,我就换上了一个人气更旺的“北大论坛”,可是带有《新青年宣言》的网页还是被秘密警察打印下来作为指控我们的证据了。

海科受到公安系统的秘密警察胁迫,让他当内线,可他不愿意,于是向单位申请到上海工作,以便远离北京这个是非之地。令人气愤的是,在警察的示意下,单位又把他调回了北京。在国安局准备抓海科之前,又示意单位开除海科,于是单位毫无理由的解除了跟海科的劳动合同,宁可为此赔偿两个月的工资作为违约费用。象北京地质勘察设计研究院这样的单位,都是书记说了算,还是政治思想挂帅,跟警察们是无条件配合,根本不考虑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就这样,海科在公安和国安两方面的秘密警察挤压下成了“无业游民”。当然海科还是在IT业另找了份工作,但在公检法的卷宗里可以写上“无业”,以便在向上汇报时给人以“不稳定因素”的印象。海科被捕后还一直后悔没央求公安局的秘密警察帮忙恢复工作,因为他们说可以轻易做到。这只不过表现了海科的幼稚,因为很可能是他们背后施压把海科从上海调回北京。而且一旦被他们帮忙,那就得回报他们,也就是要给他们告密。这样的结局并不比现在好多少。

2000你11月的一天,李宇宙突然找到我的工作单位,见面后拿出两张纸,一个是学会的签名原件,一个是打印的一份章程。那份章程我匆匆看了一眼,至今也没有什么印象,因为上面根本没有激烈的言辞能给我留下深刻回忆。李问我怎么办,我说:“不是说要烧了吗?怎么还没烧?”于是我俩一人烧一份。那份章程烧的没什么意义,因为电子版的文件还不知有没有扩散,更不知是否打印过多份。我烧的是带签名的誓词。我突发一个念头想留下一部分做纪念,于是把它一分为二,把签名部分撕下来烧了,有誓词的另一半暂时留了起来。后来那一半在最后一次搬家时觉得不便就处理掉了。

2001年的二月某天,李宇宙又把我叫到人大,说是彦华来京了,同时又叫来了学会其他几个人。一开始准备到人大西门外一家小餐馆,一边吃饭一边聊。可是大家刚就坐,李宇宙突然进来说他跟这家餐馆老板发生过冲突,非要去隔壁另一家。大家于是到了那家,价格比开始这家贵不少,我有些不乐意,觉得李宇宙因为私事妨碍大家尽兴不好,因为便宜毕竟能多要一些菜,可以吃的痛快点。后来根据李逃亡后的叙述,这个饭局应该就是国安局安排的,李中途给他们打电话之后,在第二家餐馆安装了窃听器。我也想到了他们会窃听,但没想到学生会是内线,于是建议大家有手机的把电池卸下来。之后,话题主要是徐伟和彦华谈谈去山西跟学生一起进行社会调查的见闻。几个月没聚了,大家谈的很畅快,但是根据这次录音整理后再添油加醋的国安局“工作记录”却是致我们于死地的“证据”。

到了2001年3月,逮捕的信号越来越强。靳海科已经被时刻盯梢,他不安的给我打电话,可我也不知怎么办,因为我自己也被人盯着。与他不同的是,我长期被盯梢,而且我最担心的是我自己加入民主党的事以及我个人在“羊子的思想家园”上发表的涉及敏感内容的文章。至于新青年学会,我根本没有想到会出大事,因为学会根本没有任何值得判罪的行动,也没有跟“民运”有牵连,以为最多不过被传讯问问话而已。 

这种麻痹思想害了我,直到被正式逮捕后。

我跟刀削脸把我知道的学会情况如实做了说明,当然这不是半天能说完的,以后三四天,他们主要就是在审讯室进进出出核查这些事实。

当天晚上,他们一直提审到12点才放我回来睡觉。

Chapter 5 全面算账

到了第二天,新青年学会的事我都交代完了,但有些细节当时忘了。比如他们问我誓词有什么内容,我说只记得有句“关心国计民生”,其他忘了。人其实是会选择性遗忘的。我知道对于他们问的东西,忘的越多就越好。

刀削脸看我交代的学会情况没有他们希望的反党内容,有些不甘心,突然他提示我,“你们要有几个核心成员,外面辅以普通成员,再以普通成员的活动带动学生参与运动。”他的这个提示我想起来还是3年前北大时事社一次干部开会时我说过类似的话,那是讨论如何开展活动以扩大时事社的影响。这话被秘密警察窃听了去,三年后又用在新青年学会头上。我虽然心里清楚,但只回答以沉默。

接下来两天,他们又反复询问记录了两遍学会的事。据室友说,开始审问的便衣是搞侦查的,以后会移交给穿制服的预审。每一拨人都至少会问三遍。

问来问去,他们还是没有发现学会罪行,刀削脸有次忽然厉声喝问:“你们有没有喊过口号:打倒共产党?”他前面几个字声色俱厉,到“打倒共产党”那里却突然变成了蚊子音。现在我分析,是因为他们做过移花接木的事,所以他害怕审讯录音中的几个字万一被仇家利用,他自己反而成了政治犯。我本能的反击道:“你看我象是有病吗?还是别人有病?”他此计不成又生一计,问我:“你跟王丹有什么联系?”“没有,我来北大上学时,他已经去了美国”。他不甘心,又诈我说:“你的电脑里的邮件我们都弄出来了,你就是删除了,现在也有技术能找出来。”本来我电脑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况且,被删除的电脑文件在什么情况下可恢复我很清楚,因为我本人就是从事软硬件编程的。我说“那正好可以证明没有你们要的东西。”刀削脸又想出一招,他出去了一会,似乎在和审问其他会员的警察交流情况,回来后突然诈我:“差点让你蒙混过关,人家都说了,你还不交待!”“我怎么蒙混过关了?”我反问,他反而无话可说。那个唱白脸的小白脸又开始威胁我:“你要是处处袒护他们什么也不说,那你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我心想在学会里我本身就是他们要钓的最大的鱼,要是其他几个无辜青年都要判罪,我又怎么可能脱身呢?所以我用沉默对付他们。

他们问完了学会的事,转向我的个人网站“羊子的思想家园”。网站上主要有我自己的文章、一些网友文章,以及我从其他思想性网站转载并整理的文章。我主要参考的网站有LYG办的“思想的境界”和QF办的“思想评论”。那时思想性网站还少,远不象现在这样遍地开花,博客这个名词还未出现在中文网站。开始只有国外网站提供三级域名和免费空间,后来国内大网站也开始这些服务。但国内的网站服务不稳定,所以我的网站在国内先后搬过几次家,为了方便,通过雅虎搜索免费空间,我在www.00books.com上做了一个镜像。他们问我时,我就把国外站点告诉了他们,但其实在搜狐我还有另一个镜像站点。他们为了防止扩大我的思想影响,肯定要封杀我的个人网站,但我需要一段时间使网友们知道究竟因为我写了什么才被抓的。他们后来从国外站点下载我的文章打印出来(上面还带有外国的广告),跟我核实,我都承认。同时我也达到了目的:据说搜狐上的“羊子的思想家园”又存在了大概3个有月才被封杀。之前我的个人网站存在了快两年,点击量加起来还不到2万,连思想类朋友中没上去浏览过的都不少。但我出事后我估计看我文章的人应该上百倍的增长。他们抓我本来是要扼杀我的影响,但反而使我的思想的影响面大大增加了。甚至我觉得后来案子报到中共中央,连江泽民的讲话也能发现不少受到我的思想影响的迹象。

他们又问了若干在我的留言簿上和链接论坛上较活跃的几个网友名字,以及我链接的其他思想性网站的创办者,这些我通通不知道。

几天后,他们又开始问起我加入中国民主党的事,我沉默了好久才决定告诉他们。一个因素是我觉得民主党的公开活动肯定秘密警察已经掌握,没必要隐瞒。另一个因素是我举得他们镇压这样一个过家家式的学会,目标主要是我。他们盯了我好几年,花了不少人力财力,不判我刑他们是不甘心的。如果他们以参加民主党的事或者我办网站的事起诉我,其他会员就应该没事,而且我的罪名也轻:煽动颠覆政权罪判3-5年,而在民主党内我不是头,也没参加重要活动,法律上可判10年以下,但由于民主党北京党部副主席之一高洪明先生只判8年,我应是8年以下。但如果要是以新青年学会的事判我,那不仅要冤枉许多无辜青年,而且我作为青年中的老大哥,肯定是骨干分子,要判10年以上。所以我宁肯因为写文章和参加民主党被判刑,也绝不希望在新青年学会上被他们抓住把柄。

在审讯中,我始终面临一个道德困境,那就是是否要说真话。从道德上来说,一个人不应该说假话,尤其是一个逆着主流意识形态追求真理的人唯一的武器就是真实。可是面对可能的敌人,是否应该说真话呢?如果说真话必然给其他追求正义的人带来灾难,那就很好判断,不能说。如果侵犯了我的个人隐私,我也不会说,比如他们问我网站的密码,我坚决不告诉他们。但是文章写出来本就是让人看的,我可以让他们看。可如果一件事有可能给其他人带来不利影响,但这件事本身又隐瞒不住或者没必要隐瞒,那究竟应不应该说就难以决断了。难以决断的另一个原因是关于“敌人”的概念。在传统的阶级专政理论下,任何人都可以分为自己人和敌人。对敌人应当坚决斗争,对自己人要讲理,要宽容。但是,当我们有了“人权”这个概念之后,把人划分成敌我两个阵营的观念就是值得批判的了。可是对秘密警察该怎么看呢?从他们的工作来看,应该把他们看成“敌人”,坚决不合作。可是他们毕竟也是有家庭和感情的人,跟其他大学生受到同样的教育,接触的是同样一个社会,从人的角度,是不是可以跟他们沟通,互相理解呢?我现在总结的经验是把他们分成两类:一类人以镇压敌对势力(无论你实际是什么人)作为他们的业绩,跟他们就应当坚决不合作。另一类人的工作业绩跟是否把你判成铁案没有关系,那么跟他们就可以试图寻求互相理解以及有限度的合作。但当时我们没有经验,吃了很多亏。

王力雄在《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中关于国安局的秘密警察有一段精彩的描述,现摘录如下:“但我逐渐发现,问题其实不在于他们个人认为我是什么,而在于他们的部门(或上司)需要我是什么。中国年轻一代的情治人员基本已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对社会的看法和普通百姓差不太多,甚至听你谈论民主也会点头附和。但你如果认为他们因此就会放你一马,那就大错特错了。相比之下他们可能还不如上一辈。老辈情治人员有意识形态,面对阶级敌人仇恨满腔,可一旦了解到对方不是坏人,有时还真可能提供一些帮助。年轻一代则完全是技术化的,原则不再是意识形态,是他们的个人利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在于是非对错,而在于他们个人能否完成任务、立功受奖。表面接触,他们比老一代温和,容易沟通,总是把自己摆在吃这碗饭的位置,说些有人情味的话,说他们是职业的不得已,因此希望你能配合他们完成工作,别砸他们饭碗。然而你一旦被这种话打动,去配合他们的饭碗,结果一定遭殃。因为他们的饭碗是没有底的,怎么装都不会满。那些提升、加薪、奖金等有关他们个人的利益,取决的不是能否为你解脱冤情,而是能否板上钉钉的把你定为罪犯——不管事实上你是不是。”

这帮便衣在对我审讯时,时不时出去一下,肯定是在和别的审讯者交换审讯情报。究竟都有谁被抓了呢?我心里一直不太清楚,直觉上两个学生应该不会被抓到这里,其他学会成员就保不准了。甚至在正式逮捕前,我还不敢确定他们究竟是要办学会的案子还是民主党的案子,只有听天由命了。

Chapter 6 开始坐牢生活

头一天下午回到囚室来的时候,我发现汇报我是回民起了作用,晚饭给了我一碗土豆炖牛肉,老张告诉我是单独给我做的,我开玩笑的对大家说“共产党还真是有待俘虏啊”。以后一年我感觉在伙食上我明显比其他人要好至少一个等级,每周至少有两顿纯炖牛肉或炖鸡块,还有四五顿是肉很多的半荤菜,如葱爆羊肉。甚至有一次给了我一盘大虾。老刘羡慕的说我吃的是管教菜,可我给其他人吃时,他们却拒绝了,我也不知为什么,自己就都吃了。后来知道是别的在押人害怕吃我的东西被看成牢头狱霸。我刚被抓进去时正斗志昂扬,饭量也大,每次都吃完。老张说这是为了感化我,可是他们想让我怎样被感化呢?假如我在外面饥一顿饱一顿,现在能吃上这么好的饭菜,我肯定要感激涕零了。可是即便这里的伙食比我在外面吃的还好,但我毕竟丧失了人身自由,我的家庭和事业都会蒙受巨大损失,后来知道我的妻子路坤还被他们抓去关了三天,还迫害她无法正常居住和工作,这绝不是伙食上给我些特殊优待就能补偿的。况且我是因为思想罪被抓到这里的,我所认识的自由主义等政治学理论在我看来就象牛顿力学一样真实,难道通过饮食上的善待,我就可以承认万有引力定律是错误的吗?但也应当承认,这些善待,以及看守所中许多警察对我的同情态度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我激烈对抗的心理,至少在服从看守所的规定上我是尽量配合。而且这也使我产生了一些麻痹思想,总觉得他们不应该对我们几个青年下狠手。

吃晚饭的时候,老伍给我开玩笑说:“我们早就知道你要来,几天前说要来个人,把被子都先送到号(囚室)里了,可是后来又通知暂时不来了。没想到今天你还是来了。”这使我想起十几天前,房东焦急的找到我,让我赶快搬家,并说“再不搬家,就大事不好!”我由于被警察撵着搬家好几次了,还是不愿意搬。但对门很快住进一伙人,平常半开着门,除了喝酒聊天没别的事。我一看不搬不行了,就在小区内又找了一处住房。在搬过去的当天晚上,突然接到我奶奶去逝的电话,于是我赶回老家出席葬礼。现在看来,国安局本想当晚抓捕,由于我突然离京打乱了他们的部署。不料当晚已经没有任何火车,所以我只好买了第二天清晨去河北邯郸的车票。在火车上一个少妇跟我搭上了腔,她还跟我在车上一起吃了早餐并抢着付了钱。她说在赵启正的办公室工作,丈夫在河南,这次是往信阳去。但她问了我许多情况后,在石家庄站提前下车了。等我一回来就被抓了。现在看来,在我原住房对面监视我的是公安局的警察,而火车上的少妇应该是国安局的密探。公安局虽然老逼我搬家,甚至耍无赖,但毕竟没动真格的,关键时刻赶我走还有救我的意图。而国安局平时你感觉不到,但你身边很可能哪个朋友就是为他们工作的人。公安局的警察再坏也不过象只恶虎,它时刻吓唬你别越过警戒线。而国安的秘密警察象暗中的毒蛇,你一不小心被咬一口就是致命的。这个区别可能跟两个局的工作机制有关:只要你别弄出大事,那公安局就有业绩,所以他们以预防为主;而如果真的什么政治案也没有,国安局的警察就该失业了,所以没事他们也要找出事情来。

抓进去的第二天早晨6点钟,喇叭里喊起床,大家赶快起来叠被子,把衣物也都包在被褥里,再用床单包裹成方块。我突然发现我的被子里隔着被罩捅出一根猪鬃或马鬃。我问这是怎么回事,老伍笑着回答我说曾经还有人的棉被里拽出过铁丝呢。原来这是被褥里面都是垃圾棉,里面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垃圾,还往外渗一种黄色粉末。后来到夏天的时候,这种粉末致使我的额头上接二连三的起疙瘩。据说这些垃圾棉被是存货,如果再另外花钱买新的就不是垃圾棉了。这条垃圾棉被用了一年半我才花50元又买了条新的正常棉被,而垃圾棉褥子则一直用到走。

从六点半到,喇叭里播放新闻。狱友们在早晨这段时间洗漱、上厕所、搞卫生。搞卫生时,每人负责一项。老张告诉我新来的人先从擦便池开始,按照来的先后顺序,原来擦便池的老黄改擦洗手池。擦洗手池的老刘改擦地,擦地的老伍改擦板,老张就不用负责具体的活了。

7点前后,开始吃早餐。两个管教跟着一个劳动号推着饭车到每个囚室门口,囚犯们早已排好队等着。按规矩,不同囚室的在押人是不能照面的,所以一个警察守在小窗口旁负责传递。劳动号接过碗打好饭菜之后,再通过警察传递给囚犯。打水打饭都是这样。早餐是馒头咸菜和稀饭。每周的稀饭有几样,有大米粥、小米粥、玉米粥、豆浆等。囚犯自报要几个馒头,只要不浪费要多少吃都行。我刚进去时饭量大,每天早晨都吃两个馒头。安全局看守所的伙食标准比后来我去过的遣送处和第二监狱都高不少。可能因为押的人大部分是间谍、政治犯和重要经济犯,许多人出来后说话都有一定社会影响。2001年时安全局看守所每天在押人的伙食费是8元,2003年涨到了10元,可是2004年时第二监狱的犯人还是每天4元。午饭和晚饭都是大米饭和一碗菜。米饭也是要到够吃为止。中午的菜别人都是半荤菜,肉片也不少。星期天他们改善生活每人单独加一勺红烧肉。跟其他区县的看守所相比,这里的伙食和居住环境简直象天堂了。

我在第一年的伙食受到特殊照顾,直到2002年春节。因为年当时号里来了个朝鲜族人崔X,他给巡视的警察说要喝点酒,并且拿我做比较,说我是回族人伙食上受照顾,他是朝鲜族人也应当照顾民族饮食习惯,而朝鲜族的人习惯于在过年除夕喝点酒。结果他的酒没喝到,可我的伙食优待却取消了。从此,每当其他人吃大锅荤菜,就先单给我盛出一小碗纯菜,再加入猪肉片给其他人。这种等外待遇又持续了一年。一开始我总是忍着,认为我的案子快该了解走人了。到了2003年春节后,案子还在拖着没消息,我忍不住了,终于在所长巡视时提出要跟汉族待遇相同,别人吃荤菜时也应当给我牛羊肉吃。所长倒是痛快答应了,在安全局看守所的最后一年我恢复了正常待遇,虽然没有头一年的特等待遇好,但毕竟伙食标准较高,而且只有我一个回民,小炒毕竟比大锅菜好吃。

被抓之后第二天吃过早饭并打扫完卫生后,门一开,一堆穿制服的警察进来巡视。室友保持坐板姿势,但跟他们打着招呼:“邢所长好!贾所长好!张科长好!安科长好!王大夫好!”邢所长五十多岁,个子不高,看上去很和善。后来知道他是常务副所长。邢所长专门走到我身边对我和颜悦色的说:“你是回民,我们已经安排你的伙食,你有什么要求和意见我们在时你都可以提,平常有事也可以按板找管教。”所以我觉得第一年的伙食优待很可能是邢所长的安排。王大夫是个四五十岁胖乎乎的女警,她问在押人有事吗?大家说没有,那就OK了。如果感觉不适或生病,就由她或另一个年轻的刘大夫处理。贾所长四十多岁,他似乎想教育教育我:“中国不就出了个文化大革命吗?现在不一切都好了嘛!”一听到讲道理,我的辩论精神就上来了,于是反驳道:“岂止一个文化大革命?文革之前的三反五反肃反镇反,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搞四清哪一年没运动呢?文革之后还有两个凡是呢。历史的教训要吸取呀。”管教们看我说的有理,都露出赞同的神色。贾所长有些恼羞成怒:“现在你好好想想你自己的问题吧!”转身走了。

又过了两天,早晨忽然门打开进来一个30出头穿绿军装的瘦高个,他手拿电棍指点着我说:“你就是杨子立,你很有名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当然不知道他是谁。“告诉你,我姓刘,问问他们都知道我。你的问题跟他们都不一样,不许跟他们说案情!监规要很快背会,出门要抱头!”看我没吭声,又喝到:“听清了吗?”“听清了。”他转身出去了。其实我心里并不怕他。说也奇怪,无论他表演的多么严厉,但看他的脸相我并没害怕的感觉。后来,另一个囚室的老霍告诉我他叫刘GZ,是这里最能整人的人,也最招人恨。他的职务是所长助理,但大家都叫他“刘科长”。他年纪轻轻,就靠思想保守,对党无原则忠诚,对敌人刻骨仇恨,表现出很强的晋升势头,而且他是从别的单位调来不久,正式警服还没配发,但所里其他管教似乎有点怕他。后来听偶然碰在一起的另一在押人说,所里的普通警察也受到暗中监视,我觉得这刘科长就象监视所有人政治动态的警察中的警察。这刘科长曾经惩罚过囚室里的老刘脚后跟悬空站在板上好几小时,还罚他大热天做板两个月。后来也处罚过我。

一般情况下,大夫每天来巡查一次,问问大家健康情况,所领导每周来巡视一次,有什么事安排解决。大概是被抓的第3天,两个大夫进来巡查。那个年轻的女刘大夫忽然好象自言自语说道:“这要是地震怎么办呀?”我暗自吃了一惊,因为这是我前一天跟室友聊天时谈起的,当时觉得牢房如此坚固,要是地震恐怕都逃脱不了。其实这是好心的刘大夫提醒我在这里别乱说,因为我说的每句话都在被监听。

又过了几天,管教科的安科长和王管教把我带到管教办公室面谈了一次。他们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王管教是军队转业干部,看上去比较正直,而安科长要世故的多。王管教问我是否抽烟,要给我一根,可我确实是从来就讨厌抽烟的,就拒绝了。安科长记录下我的一些基本情况以及家庭成员的情况。然后王管教开始教导我,“你知道美国人把咱们的飞机撞了吧。”在他眼里,我可能是那种被美国的民主蒙骗的青年,所以想让我知道美国人并没有对中国安好心。当时正好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外面媒体都炒疯了,我在里面每天看新闻联播也知道这件事。除了新闻联播,有时管教也送来北京日报。从这两样官方媒体看,撞机责任应在美方。首先是美国的EP3电子侦察机就不该在中国附近侦查;其次撞机的原因是美机突然大角度向内转弯,就像并行的两辆汽车,大车突然挤向小车,把中国的歼8-2撞掉了尾翼;再次,受伤的EP3不顾我方警告强行降落我国海南军用机场,侵犯了我国领土。我认为EP3飞经我国近海的事应该通过两国的军事合作和透明互信来解决。EP3的强行降落犹如法律上的紧急避险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碰撞的具体原因我当时只能相信官方报道,即EP3违反空中交通规则。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为了不和王管教对抗也顺着他说“责任是在美方”。但以后和其他室友讨论的时候,我还要常常解释不可能是EP3故意要撞歼8-2,这和大车撞小车不同。因为即便和空中的飞鸟相撞,也可能机毁人亡,所以EP3不可能冒险发动这个自己代价远大于对方的自杀式攻击。

王管教跟我聊时顺便表达了对我的惋惜,说你要是在外面找个好工作,一个月能挣一万块钱吧。但他这话其实也是在暗示我的讲话被监听着。因为我在跟室友聊天时说到我的同学靠C语言编程挣到一万多,我也完全可以胜任同样的工作。最后他们劝我要实事求是,把问题讲清楚。到我第一次出庭前,王管教还再次劝导我要实事求是,以前承认的事实别在法庭上翻供,并暗示不会判的太重。但结果是我虽然实事求是,可国安局却没有实事求是,用伪证判了我们重刑。王管教也调出了管教科再见不到。我觉得这个王管教是个不懂中国国情的正派人。


关进去约一个星期的时候,有天执行科的女张管教进来给每人一张购买食品的单子,如果买日用品则写在单子空白处。她看我是新来的,就问我有钱没有,我说有三百块钱,那是被抓时随身带的钱。她说这点钱还得留着为入所时的被褥和日用品结账,就别买食品了。正好那时我的伙食也足够好,我也就不买了。直到一个月后我正式被逮捕,妻子得以送进来600元,我才能买东西,但只要余额小于500元,就不让我买了。执行科的吕和张的想法是把这500元留作我临走时为购买入所物品的付账。可那点东西包括垃圾棉被褥在内最多也值不了200元,所以吕管教的做法就是迟迟不结账,一直等到走时趁你没时间细算,再算花账多要你三四百元。吕管教另一个创收办法就是买通常打两三折的成套书,再原价卖给在押人。海科就是托他买书时被坑了好几百元。虽然执行科的科长是王科长,后来换成安科长,可是他们都管不了吕管教的创收。看来在警察系统,资格老的警察连当官的都奈何不了,当然也许是吕管教后台硬。当我走时,新换的一个常务副所长姓孙,我竟然听他当面叫吕管教“吕哥”。在以治警严谨而号称“北京市唯一一块净土”的国安局看守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Chapter 7 交给预审处

在那伙便衣审问了我大约两个星期后,换成了另一拨穿制服的警察来审问。主管审我的警比较年轻,跟我岁数差不多。他的警号最后两位是21,所以我私下称呼他21号。这倒也跟在押人只称呼号相匹配。根据狱友交给的经验,他们才是预审处专搞预审的警察,先前的便衣属于搞侦查的。便衣们把嫌疑人的主要“罪行”(就我来说有参加新青年学会、创办《羊子的思想家园》网站以及加入中国民主党)问清后,移交给正式预审。制服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罪行”通过每件事至少重复3遍式审问,挑选最有利于起诉的供证,整理成法律上可以成为证据的材料,转给检察院起诉。

21号审问我时倒不怎么凶。但随着程序往下走,我的感觉越来越坏。一天他突然拿出了一份当初我加入新青年学会时带誓词的签名纸的复印件,让我辨认。我大吃一惊,因为原件最初保存在范二军处,学会决定解散时本应由范二军自己烧掉的,后来到2000年11月,李宇宙拿着原件找我烧掉了。现在警察竟然有复印件,说明不是范二军就是李宇宙有问题。既然事情已经公开,我就承认了曾烧过原件的事实,也承认了自己保留了其中有誓言的一半留作纪念,但老是搬家,不知弄丢哪里了。我仔细看了这个复印件,才想起来誓词中跟政治有关的仅是最后一句话:“积极探讨社会改造之道”。他接着又给我看了一张打印的章程草稿。我也承认烧毁前看过一次,但忘了内容是否如此。


一天21号拿出了一份印有“绝密”字样只有一页纸的鉴定书让我看。原来这是一份在1998年鉴定朋友宪立所编杂志为“反动刊物”的鉴定书复印件,以此为证据,宪立被判了四年。这么一份并不涉及任何机密的鉴定为什么要加上“绝密”字样呢?我的分析是:由于鉴定机关恰恰是安全局自己,他们给自己办的案子当事人的材料出鉴定在法理上是说不过去的,为了恐吓潜在的质疑者,就印上“绝密”。谁要敢散发这份材料质疑他们,就可以用“泄密国家机密罪”逮捕之。这个道理其实谁都可以想到。21号问我这份从我家里抄来的材料从哪里来,我如实说是当初从律师处复印来的,因为是我给宪立请的律师,但没给别人看过这份材料。他又问律师是谁,在那里工作。我说这么多年都忘了。我当时确实没想起来。21号让我好好想想,于是我闭上眼睛心里默念“一定要忘记”。以后果然忘的干干净净,为此后来跟律师还闹过一次尴尬事。

21号还拿来几份当年民主党员写的文章,问我是否是我录入的,我承认是,这是为了出一本党员的文集。可他却问我妻子是否参与过录入。的确,我偶尔把没有政治色彩的文章交妻子帮我录入,因为她曾经当过图书馆的录入员,比我录入快的多。但他这么问显然是想牵连上我妻子,当然我不会承认。“她根本不知道。”她也确实不知道录入的文章是干什么的。21号也只好作罢。

交给正式预审后,他们问我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新青年学会,再就是从“羊子的思想家园”下载的我的文章。开头的架势是要把每一篇文章都问3遍,但问到后来就只问重点文章了。对于文章观点,我当然是毫不隐晦,原来怎么写,现在还怎么说。有时忘了当时怎么写,21号就让我看看打印稿。理论上这属于“诱供”,但我并不计较,因为除非从道理上我知道观点有错误,否则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回避那就是我自己的观点。甚至暗中我还希望他们能公开以观点治我的罪:一方面学会的其他人会洗清,另一方面,以言论和观点治罪当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我稍感奇怪的是,有些敏感文章他们反而不问。比如《从法治和人权看法轮功问题》,《思想解放的新起点》(文中要求平反六四),《论阶级专政的谬误》(反对阶级专政),《谢选骏的自由肃不清》(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名)等。他们最关注的是《选择自由主义》和《农民与农奴》以及《中国基本理论问题问答4篇》。我借机给给他们讲讲自由民主的道理。他们则达到了证明这些文章确实为我所写。有次,我讲的道理显然打动了记录的年轻女警,她让我签字时主动站我旁边跟我多攀谈了一会儿。

21号审问我时,多数时间还是那个胖女警记录。一次审问中,胖女警突然说:“靳海科,你好好想想。”靠她认错人,我这才确切知道海科也在这里。从侧面我也听说胖女警平常最爱跟人聊房子车子孩子这类家常,但她在记录时也很有水平。比如,21号问我如何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我说得从制度上加以改进。但记录下来却是:“社会制度的改变”。我说的制度是指政治法律制度其实就是宪法、法律和法规。但在阶级专政的政治语境下,“制度”特指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改变制度”就可以进一步理解成“把社会主义制度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同样,“改变”就等于“颠覆”,不管你是要和平改变还是暴力改变,也不管是合法改变还是非法改变。本来我的意思是通过新法律的制定和旧法律的修改废弃,来达到使中国变成民主的、法治的、以保护自由和人权为目标的国家。但通过记录时的特别用词,再反映到只知道阶级斗争丝毫不懂宪政法治的领导人脑袋里,自然就会符合安全局的“颠覆”判断。

等到该问的都问过几遍之后,他们觉得仅此不足以给新青年学会定罪,希望能挖出点具体的“反动行为”出来。这时一个警号末位是15的警察不时进来唱白脸,审问也变成了从晚上9点开始到12点多结束。15号经常进来恐吓我,但也无非是便衣们审问时吓唬我的套路。一次,他们又让我独自坐了好长时间,让我想学会还有什么活动。我说想不起来,21号走我身边悄悄对我说:“编!”我马上反驳过去“怎么能瞎编呢?”他以后再也不敢说类似的话了。我觉得他们的策略是让15号制造恐怖气氛,21号再“善意提醒”,有可能让我说出点他们想要的话。到了4月初,我被拘3个多星期的时候的一天晚上,21号,15号和一个胖呼呼的干部合起来审我,看我没什么交代,15号就勒令我站着。这一站就从晚9点一直站到清晨5点半。他们轮流看管我,其他人出去估计是睡会儿觉。我打定主意,只当学生时代放假回家时站一晚上火车。那时我体力好,而且斗志正强,所以站了一夜也没觉得累。他们看天蒙蒙亮了,那干部近前冲我狠狠说道:“你可真是个民主斗士啊!”,随后让人把我的一只手铐打开,押回囚室。我悄悄问老张为什么事情都问了好几遍,又对我来硬的,老张暗地告诉我快结束时,都要用些手段,能榨出一点东西是一点。 第二天,开始审问的时候,那个胖干部又让我站着。突然我想知道他们究竟想要什么,于是我假装要顺从他们的样子问:“你们觉得我应该说什么呢?”那个胖干部以为昨天的罚站奏效了,就拿出一张纸念道:“徐伟要用暴力的方法推翻共产党,杨子立要用和平的方式…”这明显是设了个套让我钻嘛,当然我不能上当,只好回答以沉默。后来判我们刑的证据主要是范二军和黄海霞的口供,称学会有两条道路推翻共产党,一是徐伟和靳海科的暴力方式,另一条是我的和平方式。由我当时的遭遇以及后来范和黄的翻供来看,他们俩的口供应该也是这么诱出来的。那个记录的胖女警看我不说话,又问我:“你们有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句话?”这种在各种场合下都可能引用的话当然可能说过,我也不想处处和他们对抗,于是承认说过。“那么是谁说的呢?”我开始觉得徐伟比较左,应该不会有问题,于是说“可能是徐伟说过吧”。但马上就觉出不妥来,因为如果他们真要拿学会定罪的话,徐伟挂了个名义上的总干事,他们可能拿我的这个口供给徐伟定罪,张彦华参与最少,又在外地,应该没事。于是我改口说“不是徐伟,是张彦华说过。”为了不使他们利用,我补充说:“这是讨论村民自治对推广民主的作用时张彦华说的。”其实即便有人随便引用过这句话,我也根本不记得。这也确实暴露了我的胆怯。好在我在原则问题上没有犯错误。

开始审问的时候,我没什么可怕的,因为我觉得新青年学会的事很难定罪,而其他言论和文章要定罪也不容易。但随着拘捕后的程序一步步往下走,我越来越感到他们要拿我们开刀的决心。我被交给预审处后没几天,21号让我写个委托律师的申请,于是我写了申请我的朋友秦B律师。但回去后,牢友告诉我这都是表面形式:凡是安全局的案子,都让你先写个申请,但随后都不批准,至今没有一个人在这个阶段申请律师被允许的。果然,过了一个多星期,21号告诉我,申请没被批准。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袭来,加上当时他们开着空调,我忍不住战栗起来。我请求21号关小点空调,可他不愿意。开始我还强忍者,后来干脆放任全身剧烈抖动起来。这样抖了有近10分钟,身体才有了一丝暖意,心情也放松下来。以此为标志,从此以后我就做好了任由他们判刑的心理准备。

后来能看到《刑事诉讼法》的时候发现,按照《刑诉法》第96条,自从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开始,就有权聘请律师,只有涉及国家机密的才规定和律师会见需要侦查机关批准。但是只有违法者预期会受到处罚,法律才能得到尊重。后面就会发现,有些法律规定形同虚设,比如关于超期羁押,但有些法律规定,比如犯人到期应刑满释放却能严格执行。究竟法律条文被执法者尊重到什么程度,这要靠惯例,而惯例往往是博弈出来的,所以越是强势一方就越不拿法律当回事。

罚站事件过去之后,隔了几天才提审我一次,没什么内容,大概问问近期在想什么。结束后,一直唱白脸的15号却谄笑着对我说:“你们几个青年也是为了爱国嘛,只不过有些言行激烈了一点。”我冷冷看着他,没有说话,因为我知道,即便他们明知按共产党的内部政策我们都够不上判刑,他们也会为了立功受赏尽力把我们送进监狱。

根据刑事诉讼法,刑事拘留的期限是一个月,到期如果不能逮捕,就应该放人。一开始我对于不被判刑还报有希望,回答问题时不卑不亢,同时尽量遵守监规。老伍曾私下鼓励我要坚持自己的正确理念,但我想如果能不受逮捕,将来可能为了家庭和亲人也许要被迫远离政治,但是只要被正式逮捕,那就肯定要判刑,我今后就只有献身中国的民主事业一条路了。到了4月13日,一个月已经到期,可是一天都没有动静。到了第二天,老张猜测我可能要被劳教了,因为说我犯罪确实很勉强,但劳教不用上法庭,安全局作为政府机关就可以做到。但是到了晚上10点多,我却被突然叫去,21号正式告知我被逮捕。我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个残酷而缺乏人性的机关,什么也没说,我就在逮捕证上签了字。第二天,我又被提审,碰到了15号。这次他又回复了原来恐吓我的面孔。“你要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对这条变色龙,我内心充满了厌恶,就狠狠的瞪着他。我的眼神使他心虚,于是他为自己开脱道:“我个人跟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吧”。他们确实只是助纣为虐的小角色,我白了他一眼就进审讯室了。

逮捕之后,还是预审这帮人,把原来问过的又重新问了三遍。他们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反复问,是为了在反复记录中,挑选那些看上去容易给你治罪的部分将来提交给检察院做证据。

但是逮捕之后,还有很小的希望是安全局决定不起诉,或检察院认为达不到起诉标准。听牢友说,曾有个别人逮捕后没移交给检察院,但凡是移交给检察院的都起诉了,而且安全局的案子只要起诉还没有一个被判无罪的。我最后的希望破灭是他们让我在没收和返还清单上签字。我一看当时抓我时,抄家抄走包括结婚证在内的77种物品。有的只一件,有的,比如书,有几十本。让我签字时,没收了电脑和一些文字材料以及两本“非法出版物”,其中一本是台湾朋友寄来的《孙中山全集第一卷》。这本书记载着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民主宪政思想和分“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建国方略。此书的失去殊为可惜。签完字后,21号让我写个委托书,委托妻子路坤把返还的物品拿走。可怜我的妻子,家被他们翻腾的一片狼藉,人被蒙上头绑架三天。现在又得跑那么远把一大堆东西再带回随时会被驱赶走的临时家中。由于路坤常常被警察逼迫搬家,每次搬家都得丢掉一些家当物品,最后她手头的东西就所剩无几了。等我出狱时,原先属于我的一切,包括妻子本身都丢了。在物品清单上签字时,我发现了记录和批准的警察姓名。21号叫秦H,而那个胖干部叫刘Y。其实刘Y是预审处的副处长,也是看守所的正所长。他主要负责我们这个案子的预审。

东西由家属拿回家,人就留下来,只等着起诉了。

Chapter 8 头一年的牢友和警察

我一开始去的囚室是111号,刚进去时的号友是老张,老刘,老黄,还有老伍。由于政府也要整顿牢头狱霸现象,所以取消了牢头这个职位。按说是警察直接管理在押人,但囚室里总得有人管事,所以牢头改叫学习号。安全局看守所的学习号大部分是比较文明的,因为这里的在押人往往是知识层次比较高的人。但听说北京的区县看守所就差多了,新进去的人总要挨打,学习号依然是牢头的角色。

老张是原来的红旗杂志社的员工,因卷入社长的经济案子被逮捕。他是99年关进来的,我去时已经关押了两年。他60多岁,头发花白,但精神头很好,一直自认为无罪。而且他是我听说的唯一一个关押一年以上被判无罪的嫌疑人。当然他是涉嫌经济犯罪,是借押在安全局看守所的。就我所知,被安全局本身逮捕起诉的,还没有一个被法院判无罪的。他性格很和蔼,我也喜欢这样的人当学习号。

老刘本是个将近40岁的电力公司工程师,因出卖经济情报而被捕。他确实是因为自己贪心才犯了罪,自知得判至少十年以上。他知道我的情况后,对我表现很亲切,他还暗中告诉我他的一些亲戚姓名地址,希图我不被逮捕,出去后帮他传个信。但有一天,我新买了双拖鞋,我穿着觉得大,他便试试,倒是正好。于是我俩决定换鞋穿。没想到刚换不久,当班的李管教就过来问他是谁的新鞋。老刘撒谎说是他的,李管教哼了一声就走了。我当时很担心问我,因为如果如实回答鞋是我的,那么就象是出卖朋友,但如果照老刘说,我也不愿意在这种事情上撒谎,况且人家肯定能查出来。不多久,门开之后,李管教和另一警察进来又仔细询问老刘。这回他知道瞒不住了,于是承认是我的,但辩解说我穿着大,自愿换的。虽然我确实是自愿,但老号以跟新号以旧换新在警察看来就是狱霸行为。但这次没有象我来前刘科长那次罚那么狠,只让他站了一下午背监规。后来老刘被判死缓去了北京市第二监狱,我去后还跟我一个队。

老黄当时35岁,本来是人民大会堂管理处的财务官员,因挪用资金被关,也是借押于此。我离开后,没有他的消息。

老伍比老黄稍大,是人民大学毕业的硕士。若干年前一个台湾亲戚托他买本党章,但这个亲戚其实是受命于台湾情报机构,所以老伍被牵进去以间谍罪被判了四年。老伍对我很同情,我挪号之后,还一起关了一年。按说判刑之后应该下圈儿(去监狱),但老伍剩余刑期较短,就留下来做劳动号。老伍因为处于服刑期间,所以家属可以送进书和杂志。老伍那本《GRE词汇》红宝书被我翻来覆去的翻烂了。老伍和爱人都是河南人,其妻还在河南工作,来一趟也不容易,每次来都送些食品和书籍。他看我坚持学英语,就托妻子给我稍来一本汉英词典,另外他还有一本大英汉词典,走时也送给了我。这两个词典我后来带到监狱,一直到出狱前才送给了学英语的狱友。老伍拿来妻子送的食品也分给大家吃一些。但其家贫,老张是有钱人常接济老伍。老伍的妻子有次送来一本杂志,里面有一篇跟小布什竞选美国总统的候选人戈尔失败后的演说辞。虽然是失败后的演说辞,但其反映出美国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对法律的尊重还是很感人的,我花了几天把它背了下来。老伍出来后跟我的家人有所联系,他是我坐牢这些年最好的朋友。

在111室还关过一个重庆农民老何。他被社科院一博士生叫到北京面见西方记者讲述三峡库区拆迁补偿被占用的事。老何说,政府一开始答应给每个农民8万元安置费,但到了手里就只有3万。农民找政府问,但回答是干相关的工程了。这事被一个热心公益的社科院博士知道后,想通过西方媒体扩大影响,通过这种压力使当地政府能给足农民移民款。但他刚到北京就被国安局抓了,两天后遣送回老家。

我在111室关了不到两个月,5月初突然被调到了109室。刚和一些牢友相处好又调号,心里有些不乐意,也没办法。109的学习号是老华,60出头,1980s当过中信研究所的所长。我在网络新闻上听说过他的事。他也是一个政治案,但涉及的国际政治背景很复杂,可能是最高当局下令办的。我一进去他就问大声我什么案子,看来他没把不准询问案情的监规当回事。但那时我还心存恐惧和侥幸,希望人家能放我一马,所以回答时尽量很小声。直到被正式起诉后,我才不那么拘束,有什么说什么,也不怕窃听了。老华说他被控出卖情报,可是所谓的情报是来自一本中文内参杂志,该杂志是中国访问学者捐给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老华的律师还想办法拿到了那本杂志,但法官竟然在法庭上扭头不看这个最重要证据。一波三折后,老华被判十年,国庆节前走了,但没去监狱,不知所终。老华在6月份时先被送走一趟到遣送处,俗称南大楼,但涉及身份没办好手续又回来了。去的路上吕管教给老华说扣了他600元钱做为额外花费,当时老华也没计较。但老华回来后就找到所长质问为什么扣他的钱。结果吕管教被迫把扣的钱还给了他。我刚去时,老华听说我的事认为判不了,私下对我说要是我被释放,请联系他儿子,给四个前美国国务卿写信,让他们救他。象他这种结交上层人物很广的人也许关不了多长时间就作为筹码送到国外了。

109的二板叫老张,年近50,但胡子都有点花白了。他是大兴人,因当地经济案暂时借押于此。我看他面相和善,本能的和他有亲近感。能打牌时,我跟他玩会儿牌,减轻不少压力。但他身上发生一件事影响了大家看书。平时牢房里每人只能放少量穿得着的衣服和两本书,每星期到楼上存储室换取一次衣服和书籍。一次老张家属送来一本词典,但执行科王科长检查时发现写了些字。本来没注意,要把写字那页撕掉给他,但老张舍不得让撕。人家仔细查看后发现是家属在借机传信,于是不但这本词典不再给他,而且看守所立下新规矩,家属一律不准送书。这下可害了所有在押人。直到2003年底,这个规矩才有所松动,我妻子那时才送进几本书。既然不让送书,按说应该可以买书,但负责买书的吕管教只喜欢买打折高的成套书,他好从中渔利,你要买的普通书很难买来。

109的三板叫老霍,40出头。我初次看他的面相就觉得跟他很难相处,觉得他有些痞气,同时又透漏出精明和不宽容。果然我们俩一直相处不好,但他知道我是与人为善的人,听人说分开后开始夸奖我。他本是中关村信用社主任,改成银行的支行后任支行长。他利用贿赂手段把军队等国家机关的钱用高息揽储到自己的信用社,再高息放贷,使信用社的规模迅速扩大。当初中关村的许多企业,如联想,起家时都靠他贷款。同时,他和其他人开办了许多合股公司,再贷给自己的公司大量款项。利用这种手段,他把许多财富转移到了在香港的公司。他被抓后,检察院想收回所有贷款,但收不回来的高达20多亿。老霍说,假如让他去收,就都收的回来,但如果国家机关去收,那些人就会耍赖,政府也没办法。后来听认识他的犯人解释,老霍有很强的黑社会关系,欠他债的人不敢耍无赖,他要收拾你,逃到国外也能找到。他一开始被控几项扰乱金融秩序罪,但数罪并罚也最多不会超过20年,老霍并不担心。但后来改为指控贪污罪并一审判处死刑,法官提醒他把香港的财产要回来返还给政府,还有活路。我们分开后没他消息,出狱后才听说他最终被处死了。他生前花天酒地,荒淫无度,按自己说法,享多大福就要受多大罪。不过我却觉得判定他贪污在法律上是有疑问的,因为他的罪行发生在当信用社主任时期,那时信用社还不是国企,他不应算国家工作人员。所以这里也有很大的政治因素。

109的四板叫小戴,其实也38了。他涉及111老刘的案子。一审时,法官问他认不认罪,并暗示认罪与否只影响两年刑期。他没认罪,于是以泄密罪被判9年,按他的算法,如果认罪应该是7年,认罪态度不好就加两年。小戴判完后去了二监,还跟我一个分监区,直到他刑满释放。

我在109一直生活了将近三年,直到2004年的2月被送往遣送处。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隶属于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预审处。我在那几年正所长一直是刘所长,听说也是预审处的副处长。2001年5月份的一个星期一,进来一堆干部巡查,为首的那个看上去有些面熟,仔细想想就是审讯我的那个胖干部。他那次没跟我说话就出去了。到6月他再次巡查时我的预审已经结束,正等待起诉。他对我说:“有机会找你谈谈”。其实,我倒也想跟他谈谈,面对这样一个大冤案,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可是他直到最后我走也没找我谈。2003年初,我对他要求改善饮食并照顾我的回民习惯,他爽快答应了。在2004年我出所时,他亲自帮我把编织袋整理好,以示亲近,我想他那时可能也是对我们处以重刑有些心虚吧。

我刚去时,常务副所长是邢所长,没过半年,换成了李所长。李所长也五十多岁,但个子比邢所长高大多了,他也同样和蔼可亲,没有警察和当官的唬人气派。听老霍说,之前还有个齐所长,因为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故,一个被关押的本系统的大官突然失踪了,连当班警察和齐所长都不知道,于是齐所长就提前退休了。除了这几个人,还有那个贾所长,他其实是看守科的正科长,兼着副所长。他一直是三把手,常务副所长无论怎么换,他都提拔不上去。这可能和他的粗暴作风有关。他总想在道理上教训别人,但人家真要反驳,他又讲不出理来在众人面前闹难堪。除了训我那次被我反驳,还听说他训过一个法轮功成员,说政府认定法轮功是邪教你就不该练,但那人反问政府的一切决定就没有错误的时候吗?他也无奈。我还听说他打过几次人。我的朋友宪立1998年被关进这个看守所,1999年从监狱中写出一封信,揭露贾所长带领史管教用电棍打他,并将其背拷52小时。2003年徐伟在法庭上当场揭发自己受到殴打,后来听说就是贾所长带人打的。但贾所长在最初被我当众反驳后没再教训我,我对他倒也没恶感。我2004年临走时,他转任管教科科长,把我那几年写的若干书稿装在信封里还给了我。这些书稿在遣送处连同其他行李物品一起由我妻子拿走。后来其中有些文章收入了我的文集《沉思录》。

我刚入所时的管教科科长是安科长,他属于看的开的中层干部,偶尔也跟在押人闲侃几句,急的时候也训人,但一般不多说话。后来他调去当执行科的科长,我走时一直带人把我送到遣送处。管教科总共两个人,除了一个科长,就只有一个科员。一开始科员是个转业军人王管教,后来换成了另一个转业军人河南人王管教。河南王管教心眼好,很同情理解这些在押人。我想买些教科书,吕管教一直不给买,后来河南王管教给我买了《西方哲学史》《新日语教程》等书籍。他还给别人也买过书。不过由于这影响了吕管教的买书垄断权,王管教后来找个借口就不管买书的事了。但他也得服从机关利益,听领导的话。当我要写点文章又给不出去时,律师提醒我可以把观点写在上诉材料中。但监听的人反映上去后,王管教在我会见律师时就不把我的法律材料递给律师。总的来说,河南王管教还是我认识的警察里最感亲近的一个。

执行科的科长开始是40多岁胖乎乎笑眯眯的王科长。后来王科长和安科长对调,当了管教科的科长。有次我找王科长借邓小平文选看,王科长看我想学习官方文件很高兴的答应了。由于囚室中只能保留两本书,我先借了第一卷和第二卷。邓的文选其实我原来翻过,现在又仔细看一遍发现了不少对言论自由有利的话。我一高兴就对着室友念起来:“…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我念的高兴甚至学起邓小平的四川语调来。我的一切言行都在监控中,这显然有违他们借给我书看的初衷。所以过了几天王科长借巡查之机要走了邓选。当我想借第三卷时,他沉着脸说以后再说,当然是不愿意借了。当我们四人被一审判处10年和八年徒刑时,王科长同情的说判我们太重了。可几天前他还安慰我说等的时间越长越是好事。看来,判我们这么重连警察们也没想到。

执行科的警察有五六个,基本都是警龄长的警油子,俗称老警song(二声)。除了吕管教管钱,女张管教负责买日用品,其他几个基本是混日子,有时候碰上理发、换衣服等事也干点活。有个丁管教动不动就训人,而且老抱怨自己时运不济。那些对在押人凶的警察往往是不安心于工作,满腹牢骚的人,他们容易拿在押人撒气。

看守科的正科长就是贾所长,副科长是年轻的张科长。张科长平时对在押人态度不错,没听到他训斥或惩罚过谁。当然也不能指望他给你办私事,他是公事公办的小干部。只不过有一次他带着我去楼上审讯室,正好从上面其他管教带下一人来。之前我还听到喊叫声象是个女的。张科长马上把我推到一边并按住我的头。等他们过去了,他给我解释说这是例行公事,让我别介意。我即便介意又能怎样呢?

看守科的普通管教基本都是工作认真的年轻人,有不少复原的武警或转业的军人。老王管教是其中岁数最大的一个。他年近五十,是个看上去很凶的人,但除了偶尔生气时训人,平常还能同在押人聊聊天。因为他长的凶,所以我心里很惧怕他。时间长了,也互相给面子就好处了。看守所给在押人订了几份《北京日报》,各囚室间应该传阅。但大部分管教对此不热心,而老王管教是最常给我们送报纸的人。这恰恰是我们在看守所里最缺乏的东西,所以我在出所报告中还表扬了他。小王管教不怎么爱管事,有事也好奇的问几句。有个胖乎乎的孙管教干起活来不耐烦,头一次押送我去提审时,在开中门交给预审员之前让我蹲下,然后用脚提我屁股一下示意我起来。当时我忍了。可是后来他对室友老华也这样,老华不干了,告到所长那里。孙管教被迫道了歉,以后不敢再踢人了,不久调走听说当司机去了。有个据说是大学毕业的张管教,做起事来也常常不耐烦。听说他原来学财务,招聘到国家安全局以为很神秘,没想到分配来当看守,所以心里不乐意。

看守科有不少女管教,因为毕竟不时也有女在押人关在这里。女管教对我态度都挺好,我很感激她们。路管教脾气不太好,急了也训人,也罚人坐过板。但她从没训过我。只是有一次我在屋里大谈共产主义的错误,她跑过来制止我,但没有训斥,而是为难的对我说:“你叫我们怎么管理呀?”我也有些过意不去,以后在她的班上我尽量注意不谈敏感话题。窦管教岁数较大,听说以前处罚过人,但对我总是笑眯眯的。不过我几乎没跟她说过话,经常对她善意的笑也回报以微笑。年轻的刘管教胖乎乎的,特别爱学习,常跟老华请教英语,有时也跟老伍和我谈两句英语问题。但除此之外她就跟我说话不多了。还有岁数较大的赵管教、李管教,她们不怎么爱说话,但也没处罚过人。

医务室有两个女大夫,快五十岁的王大夫和刚三十出头的刘大夫。每天她们中至少有一个人要巡查一遍囚室,看看在押人有谁需要治疗。但她们能给开的药都是廉价药,如果你需要更好的贵药,那就得自己花钱买。我患有脚气,王大夫给我开过脚气膏,但不管用。后来我买了7支达克宁,抹到只剩脚后跟还没治好,后来一停药又复发了。夏天时,我因为那条垃圾棉被搞的额头上疙瘩此起彼伏般疯长,王大夫却说了句“痤疮”就不管了。痤疮是青少年在青春期特有的现象,大概王大夫认为我许久没接触女性,性激素过剩导致痤疮吧。

看守所每周刮一次胡子,剪一次指甲,开始是两个大夫负责把剃须刀和指甲刀拿进来,用完后再经大夫检查收走。后来变成看守科的管教负责这件事。我开始没有剃须刀,王大夫就给了我一个旧的。后来我买了一个新的,但头一次使用就听着“咔吧”直响。等我交给王大夫检查时,发现一个刀片少了一小块。这肯定是崩掉一小块刀刃而我没注意连同废屑一起倒掉了。王大夫问我有没有看到那一小块被倒进便池,我只好如实说没看见。王大夫没再追问。老霍对我说:“这是王大夫相信你”。我仔细想想,幸亏如实回答了。假如当时说看见掉进去了,那王大夫肯定知道我在说谎,因为我交去检查时明显没意识到有一个刀片少了一块。要是那样,就得兴师动众一大群警察拿着探测金属的仪器把整个囚室翻个底朝天,比清监还厉害。通常人还得关单间审问个够。

我在109一直待到走,这期间,室友来来去去,警察后来也来了一批复原武警和警校毕业的学生。

Chapter 9 被起诉

预审的正式结束是在6月初,以刘科长带我到一单独囚室写一份“亲笔供词”为标志。刘科长教训我说:“写供词的态度很重要,态度好了,从轻处理;态度不好,从快从重!”当时我还怀有一定侥幸心理,所以我在供词里承认自己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但说到学会的时候,我只是简单描述了一下我参加的过程,并且指出一被警察察觉就自动解散了。我之所以“态度好”,也有一个偶然原因是中午正写供词时,管教送来一碗红烧鸡翅,所以感觉既然如此被“善待”,结果就不应该太糟糕。下午刘科长来“收卷”,先看到我吃剩的鸡骨头,又教训我说:“哼,你知道全国还有多少人吃不饱饭吗?你竟然还要反党!”他的话里省略了一句“党让你吃这么好”,我当然听的出来。我只回答他前面的质问,“按一年收入625块钱的保准,官方数字是还有大约3000万贫困人口。”他没想到我这样回答他,有些恼怒,但看了我的“亲笔供词”,又转怒为喜,恐怕他也没想到我会承认自己有错误。他又教训我一通要老老实实,便放我回去。

6月中旬,当我再次被提到审讯室的时候,发现是两个陌生中年人,一男一女。他们向我介绍自己身份,男的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一分院的检察官李LS,女的是书记员王WL,问我是否需要他们回避?我跟他们都不认识,也就没要求回避。女的名字我很熟悉,想起原来起诉我的朋友宪立煽动颠覆国家时,书记员也是她。他们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又问我跟《大参考》、法轮功有没有关系。《大参考》我确实常看,也写过跟法轮功有关的文章,但没其他关系。然后他又问我认不认罪,我说:“我身上背着三件事,一是新青年学会,二是办了个人网站《羊子的思想家园》,三是曾加入过民主党。如果你要是起诉我后两件事,我可以认罪,但要是起诉我第一件事,我坚决不认。”李问为什么,于是我坦诚的讲:“如果你们认为网站文章有问题,就随便判,反正是我写的,有什么责任我自负。这也反映了你们的言论标准。民主党毕竟是政党,我既然参加了,就能接受判刑。至于新青年学会,都是被冤枉的爱国青年,我要认罪就意味着我承认别人犯了罪,这是绝对不行的。况且,只要学会的事被判有罪,就得有人至少被判十年,我没有任何理由比其他几个会员判的轻,要是以网站或民主党的事判我,基本也就5年以下。”李笑笑没说什么,接着问我写了几篇文章。我说记不清了。书记员好心的提醒我,几篇都行,甚至说两篇也算是回答。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内心对我充满同情,想用一些方法为我开脱。但是,如果其他会员被判有罪的话,我用谎言为自己开脱就是自己不能承受的耻辱。我坚决的回答说有二三十篇,书记员只好记录下来。接着他们又问我具体的文章,但只提到了两篇,一是《选择自由主义》,一是《农民与农奴》,但是跟法轮功和六四相关的敏感文章倒没有问起。当然我承认了这两篇是我写的,但我自信他们难以从文章中找到可以直接作为“颠覆国家政权”的证据的词句。他们的脸色由轻松愉快变得有些阴沉,似乎是因为坐实了他们本不想认可的事实而流露出惋惜和无奈。最后在笔录上签名的时候,通常应是审讯者拿笔录到我坐的审讯椅处让我签字画押。但他们根本没把我拷在审讯椅上,而且让我过去到审讯桌前,一边签字一边跟我闲聊几句。当我试探着问李要判我们大概多少年,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笑着说“你们的学会毕竟也不是政党”。虽然还压着十年的阴影,但他的态度似乎使我感觉到不会判很重。

回囚室时,是刘科长押着我回来,到了囚室门口,他命令我蹲下抱头。可是前几天刚有管教对我们说再提审出去时只要低头站立就可以不必蹲下抱头了。于是我不满的告诉他前两天的新规定。刘科长却拿着电棍放在我的脖子上,一边吓唬我,一边不讲理的说:“那是对别人的要求,对你,还要蹲下抱头!而且,从今天起,除了吃饭睡觉放风等时间,你要天天做板!”“为什么?”我当然很不满。“你自己回去想!”我回去仔细想想,问题可能出在跟其他人大谈共产主义的错误上。

囚室里到处有暗的摄像头和窃听器。窃听器不知道在哪里,但摄像头至少知道两个。一个在厕所的顶灯上,可以直接看到一个小装置;另一个应该在墙上电视机的下面,因为那里总是“嘎吱”响,我们都猜可能是转动摄像头方向时发出的响动。但我们都能感觉到牢房里是没有监视不到的死角的,所以另外至少还应有个更隐蔽的摄像头。学习号老华还告诉我们风场里还装着一个,是监视放风的。由于被严密监视,所以我开始不敢乱说乱动。但老华却说起事来没什么顾忌。在牢里直接评论党是犯忌的,老华也知道,但有时候我们谈论起共产主义,我就忍不住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错误试验并且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人为灾难。这样的言论是不准许的,但是似乎有规矩不让警察直接警告我们时刻被监听。所以有些管教暗示我别乱说,刘科长则直接处罚我。

没几天,因为我的乱说话才被处罚终于证实了。当夏天来到的时候,安全局看守所的每个囚室新装了空调。每当天气确实很热,就有警察过来打开空调。就我所知,能在囚室里安装空调的看守所是非常稀少的。但是管教经常跳过109直接开其他屋的空调,这让我们颇感不平。终于老华忍不住了,求见所长问到底怎么回事。所长一开始不知道,后来告诉老华是因为屋里有人反对共产主义。老华争辩说,1023反对共产主义,可我们其他人都拥护的很呀。所长说只要有一个人反对共产主义,就都不能给空调。老华回来转达以后,我就尽量不再谈共产主义这个话题了。果然,不久开空调上就不专门隔过我们屋了。

刚罚我做板时,我还主动做好。坐累了就到盥洗室擦擦墙或擦擦地,因为刘科长让我同时要搞好厕所卫生。可是过了一个月,空调都正常给开了,刘科长也没解除我的做板。我就不愿意坐了,时不时起来活动活动。正常的处罚都是有记录的,被罚做板的人如果不做板立即会有值班管教来训斥,要是还不听就要关禁闭了,当然碰上粗鲁的警察也可能打你一顿。关禁闭要是还不服,就要在身上加手铐脚镣等戒具了。不过我故意不坐板也没警察来训斥,所以我断定这是刘科长对我的私刑。于是平常就像不做板一样活动。可是同屋的老霍却要管我,经常以要找警察告发来威胁我继续做板。我经常跟他吵架,后来找到管教科的安科长,希望他下令解除我的做板。可是他听说是刘科长处罚的我,只让我找刘科长解决。一直到9月份一审开庭后,刘科长才正式结束我的做板日子。

从111转到109后,我没法看老伍的《GRE》了。老华有本《牛津英汉字典》,他经常自己看,偶尔我也借来看看。由于经常做板,我想利用做板时间背背英语单词。老华可以当老师,但没有纸和笔,怎么记单词呢?我想了一个分类法,比如说记昆虫的名称,我问一种昆虫,老华告诉我怎么拼写,怎么读。我就默默记住,然后再问下一个,直到记10个,然后反复默背。凑10个是为了防止漏掉。昆虫完了,还有食草动物,食肉动物,体育运动,疾病等等,靠这种方法,我记了大约300多个专门名词。后来我托老霍买书时捎带了一本新的GRE,就不必再依赖这种方法了。

案件移交到检察院以后,我终于有了见律师的机会。等我在会见室隔着玻璃看见律师时,一眼认出就是以前我给宪立请的女律师。可是因为那份印有“绝密”字样的复印件,我努力忘记她的名字,可这时见了面,真忘的干干净净,反而很尴尬。我说,“真对不起,我知道我请您给宪立做过辩护,但确实想不起您的名字了。”她提示我说姓许,可我还是想不起来,她只好一个一个字告诉我她的名字。许律师说她是我妻子请的,问我愿不愿意接收她为我做辩护。由于这层尴尬,我说“一审我接受,二审就不用了,到二审肯定没改了。”从律师口中,我才弄清楚共逮捕了四个人,除了我,还有徐伟、海科、宏海。而且除了逼出来的一些口供,也确实没有我们干了什么事情的证据。许律师第二次来的时候,可能是分辨清了一些误会,而且一起来了新的律师,自称李HP。李律师还带来我一些亲人和朋友的问候,告诉我妻子现在完全理解我。可她真的理解我吗?只能说可能吧,一直到出狱后,因为没在一起,我终究还是不明白。我知道家里没剩多少钱,一出事,请律师肯定要朋友援助,或者律师免费服务。虽然我一直没有问,但凭着直觉就可以断定李律师是自愿免费为我打官司的。果然,从一审到二审,李律师没收我一分钱,并且期间李律师还给我存了1000元作为日用。最令我惊喜的是,李律师第二次来的时候带来了一位老朋友——萧瀚,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萧瀚考了一个律师证,马上来见我。后来听说他的律师证只发挥了这一次作用,后来再没使过。有这么多老朋友新朋友和无数陌生的关怀者,我觉得就是坐牢也值得了。

顺便再说点看守所的日常生活。

每个月有一次清监,也就是警察把囚室和人仔细搜一遍,检查是否有违禁品。还在111时,有一天正在坐板,突然门打开进来一堆管教,把在押人都赶到风场,要清监。他们在屋里把每一件能打开的物品都打开检查,每件衣物都细细捏过,还用金属探测器探过每个角落和夹缝。然后让在押人一个一个进来,逐一脱去每件衣服直到脱光,然后还要撅起起屁股检查肛门。这个时候,你跟警察的人缘就能起一定作用。一般情况下,我脱了内裤给警察检查一下就可以马上再穿衣服了,也经常碰到更好心的管教示意我不必脱内裤了,或者象征性拉开内裤看一眼。但2003年一不小心得罪一警察,他借清监之机让我撅起屁股站了好一会儿。有些人缘不好的在押人要接受更严格的身体检查,越是私处越是查的细。我想在那些尊重人权的国家,肯定不会每月都例行一次带有侮辱性的检查。但大家谁也不敢抗议,我比别人还稍微优待一些,而且我也不想闹事,所以也就顺从下来。后来的室友老华戏称这种人身清理为“肛肠科大夫的例行检查”。“肛肠科大夫”走后,大板上一片狼藉,还有警察留下的脚印。大家赶紧一件件收拾利落,再把板擦干净。

在109我跟老霍学会了一招:隐藏牙签。平常我们接触不到任何器具,但每周订购的食品里有包装鸡,吃剩下的鸡骨头可以做牙签。可是每到清监的时候都会被拿走。老霍想了个办法,等警察清监之前简单的把牙签扔到带不规则花格的地上,确实很不显眼,等警察走了再拿起来。真要藏在某个角落里反而容易被搜出来,如果他们认为你是在故意隐藏违禁品,那就要处罚你了。

每周有一次登记食品,大概有十几种,其中的肉类要限制数量。买的东西多了也没地方搁,只是在大板伸出部的下面堆放,所以也不可能买太多。后来看守所每个在押人发了两个储物箱,一个放食品,一个放书籍和衣服。我开始随身带有300块钱,但吕管教和张管教不让我买食品,后来我逮捕之后,妻子送来了600元,这才可以买点。我的妻子每个月到看守所送100元,这令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为送100元跑这么老远,人又见不着,想想也怪可怜的。第一年由于我的伙食待遇特好,所以只买点日用品就可以。但第二年的伙食待遇跌倒了等外,我就不得不多买些食品了,感觉就很拮据。知道2003年,外界有了明显的经济援助,妻子一次给我送来2000元,后来没再拮据过。

政治学习就是每天晚上在大板上并排坐好看新闻联播。新闻看完后,有时候看看焦点访谈。然后就是根据大家意愿找个播放电视连续剧的台,天天看电视剧。看电视剧也是集体活动,不能自己随便坐哪里看书。看守所这三年看的电视剧比前30年还要多。除了新闻联播,也有规定节目比如16大的召开等。

每个囚室的顶部有个白炽灯,大概有100度,由于房顶有两层楼高,这个灯晚上用来看书显得昏暗,但睡觉时照着人的眼睛又觉得太亮了。人刚一进去还不习惯于在灯泡照耀下睡觉,我经常拿只袜子盖住眼睛,但不久就有警察来敲窗户,示意我把袜子拿掉。睡觉蒙头更是不允许。由于这个灯的影响,以及终日看不出十米远的地方,我的眼睛在这三年越来越近视,最后由1.0变成了0.3。

虽然安全局看守所是严密看守的重地,但却经常停电。要是晚上一停电,马上就有警察提着马灯过来照着屋里正中间,而在押人无论是否已经睡觉,都要求象取暖的小鸡一样紧紧并排坐在一起。楼上的警察则一遍遍的巡查,生拍某人借机变成蝴蝶飞走。等来电了再恢复正常。

日常洗衣服要轮流洗,因为没有晾衣服的地方,只能把衣服尽量拧的干干,然后铺到大板上晾干。如果洗床单被罩,往往洗的人找个同伴一人揪住一头,连续上下煽动,直到风干。开始还能用洗衣服,但不久不卖洗衣粉了,洗衣服只能用洗洁精。听说是洗衣粉容易搓火。可在安全局看守所没有那个在押人能够私藏香烟,就是点火也没用,但没有人正式解释为什么。

放风的时候为了锻炼身体,有些人包括我喜欢跑跑步。大概十平米的风场里跑步几乎是在原地绕圈子,为了身体不垮下去还是要锻炼。可是跑一身汗回来并不让洗澡,只能不脱衣服的情况下用毛巾擦擦身子。这个规定可能是为了照顾盯着监视器的女管教。有一次我听转过来的人说,同伴徐伟就是擅自冲了个凉水澡被罚做板一个星期。

(此文写于2009年6月,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已经成为过去。出狱后我在北京一家民间NGO传知行工作,研究农民工医疗和教育政策。五年后所长郭玉闪被非法经营,我侥幸没有再次入狱。现在开了一家网店谋生:羊子玉坊www.yu130.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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