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瓶颈的民间救援

文 周行康

图 汶川救灾全体队员

今天,2015年5月12日,是汶川地震七周年。

很不幸的是,今天下午尼泊尔又发生了7.5级的强烈余震,喜马拉雅山脉中段两侧附近的中尼震区人民,再一次面临地质灾害的威胁。祝他们安好!

 

 

【回顾512汶川地震】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是中国民间救援的元年。那一年,很多民间救援队,自发赶往震区,参与救援和灾后安置工作。这些救援队,比如深圳山地救援队、北京绿野救援队、北京山岳救援队等,大多源自户外爱好者这个人群。

当时我在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任秘书长,主要面向藏区开展教育、医疗、文化保护、环境关注和灾害救助等公益慈善项目。

在过往的登山户外生涯中,我也曾带队做过若干次野外救援,包括四川西部的高海拔救援。地震发生后,我也带了一支队伍奔赴震区,参与灾后的救助工作。

 

512地震那天,我刚从西藏出差回来。一开始没有什么具体的地震信息,晚上逐渐从四川的众多朋友那里,获得了大致的消息:非常严重。接下来的一、两天,又得到了更多的震区情况。

 

面对这一突发灾难,理事长王秋杨女士和我紧急开会,商议我们能做些什么。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当时做了三个决定:

1、内部募款300万(大部分是张宝全、王秋杨夫妇捐赠的),专项用于这次地震的救灾和灾后重建。若有不足部分后续再想办法。

2、组织一支以送药为主的医疗救助队伍,由我带队,尽快赶往一线。

3、灾后重建阶段,争取为当地做些实事。

 

在进行前期准备的阶段,同时做了以下几件事:

1、第一时间找到与四川省民政部门对接的渠道,以便获得政府的许可进入震区。

2、第一时间找到在四川信得过、由资讯来源的朋友,作为我们在当地的信息来源。并帮助落实了车辆通行证。

3、分析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考虑到,即使我们立刻赶过去,也赶不上地震救援的72小时黄金时间,决定以向震区基层送药和必需物资为主,兼顾医疗救助。队伍命名为“送药救援队”。

4、调查国外大地震的经验,确定采购的药品和应急物资清单。主要是外用药、消毒类药品、止痛镇静类药品、防治传染病药品、抗生素、肠胃类药品、感冒药、婴幼儿专用药等。同时,应急物资方面,首批考虑的是婴幼儿奶粉、妇女卫生巾等。

5、立即进行采购。由于我们从2006年开始,有一个面向西藏阿里基层村医的免费送药项目,所以已经建立了一个良好的药品采购渠道,直接向大型的医药物流企业下单。一则保证质量、价格、有效期等,二则可以迅速汇集各类不同的药品。当即采购了价值70万、重达6吨多的药品和物资。

6、那一年,我们基金会总共才有4名专职工作人员。于是我们组建了一支主要由志愿者组成的一线救援团队:

周行康,基金会秘书长,北京,队长;

陈骏池,志愿者,海南,中国联通,第一支登顶四姑娘山幺妹峰的中国队成员、2003年登顶珠峰,老山友,具备野外技术,通讯专家,擅长后勤物资等工作,副队长;

周珺,基金会同事,北京,资深登山爱好者,基因生物学硕士;

陈则纲,志愿者,海南,中国移动,第一支登顶四姑娘山幺妹峰的中国队成员、2005年登顶珠峰,老山友,具备野外技术,通讯专家;

陈芳,女,志愿者,北京,华大基因,资深登山爱好者,有超高海拔医疗经验,基因生物学博士;

刘康明,志愿者,成都,企业家,曾长期生活工作于四川震区,资深野外专家,通讯专家,擅长高原驾驶;

黄鹤,志愿者,籍贯四川,资深户外人士,具备野外技术,多才多艺,擅长高原驾驶。

(再一次感谢队友们!)

7名队员,全部具备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和高海拔救援经历,能够自行解决在震区的衣食住行等问题。

队伍组成时,我们明确了工作任务、队内纪律和注意事项。

另外,兰州山友袁玮(2007年登顶珠峰),作为我们的联合志愿者,也将带当地的救援队前往甘肃汶县救灾——地震开始时,外界不知道汶县也是重灾区——我们将在物资、信息等方面进行协同。(老袁在2010年的玉树灾后重建中,再一次作为我们的主力志愿者一道前往玉树震区,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7、确定我们首先前往的区域,是以四川小金县日隆镇(现在叫做四姑娘山镇)为中心的基层乡村。因为喜欢登山,我们都曾多次去过这个区域,比较熟悉当地情况和自然环境。当地海拔较高(3200米以上)、以嘉绒藏族为主,普通救援队去的话,遇到的困难恐怕更多。

8、组建后方团队:北京24小时值班,定时通过手机短信,向前方队伍发送天气预报、前方路况、相关区域灾情变化等信息。并接收前方发回的需求,组织后续跟进的物资、人员等。同时接受热心人士的热线电话咨询。

9、通过个人关系,我联系到南航,协调让我们民间机构的救灾物资,搭上运送国际间救援物资的货运航班,在我们人员到达成都的当天,物资也全部直接到达成都。(由衷感谢几位帮忙的老大哥们!)

10、落实从成都出发的越野车两台、厢式货车一台。以及三台车的驾驶员。三位驾驶员,不仅都是常年跑四川西部、经验丰富的司机,而且任劳任怨。

11、尽量落实我们在所去区域可以提前接触到的当地政府和老百姓。

12、另有几位各地山友,杭州的范文俊(2007年登顶珠峰)和陈思齐(2006年登顶珠峰)和吕钟霖、上海的陈绍立等,在后方另行、自发筹集善款和物资,为震区的后续安置阶段做准备。

 

 

 

离京之前,我们分出36万颗净水药丸(并且专门制作了详细的使用说明)中的一部分,交给大旗网等组织的志愿者车队,专门委托给一位熟悉的随车志愿者陶笛(女)负责监督发放。

5月19日,这批净水药丸已经陆续到达平武、安县、北川等地,可以为24万人提供一天的清洁用水。

5月20日,我们大部队到达成都,与刘康明“刘哥”会合。在双流机场四川大学志愿者的帮助下,当天把所有空运来的6吨物资装好车,全部按照之前根据实际需求做好的顺序——不同的药品打成一个“包”,形成许多个包含不同药品和物资的发送“包”,以便在震区送药时,做到快速、有效。

 

5月21日一早,我们从雅安方向,经天全、翻夹金山前往小金县。这条路线,是当时主要的陆路救灾通道。翻越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时,由于海拔高、天气差、车辆多、路况不好,在接近山顶的路段,当地采取了单向放行的措施。

当遇到限行、所有前往震区的车辆都规规矩矩地在一侧等候时,一辆渝字头的黑色桑塔纳,一路从我们后方、在对面车道上逆行超车。结果到了我们车队附近抛锚了。

大家下去帮着把这部车推到一处临时会车带,车上下来一名穿单薄西装的男子、一名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子。两人在这个高度,已经冻得够呛。

我们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去救灾的。我们说,你们就穿这么少啊?都带了什么啊?对方说,临时决定的、啥也没准备、只带了一点儿现金。

这种时候,震区最不缺的就是“现金”!

这一对情侣,也许确实是出于“善心”,但什么准备也没有,跑去只能成为“新难民”。说得不好听,就是去“灾区游”的。

我们劝阻了,对方也不听。但好在车子是彻底抛锚了,他们也做不了震区“新难民”了。路上所有的车,都有任务,只有让他们在车里等救援车吧——其实,那个时节,救援车在高山上出现的几率,跟飞碟差不多。好在往来车辆多,他俩出不了大的意外。

 

进入震区之后,我们先连夜到小金县,与当地政府联系上,了解情况。由于跟我们之前预计的差不多,次日我们继续前往日隆镇附近。接下来几天,一路去了双桥沟、长坪沟的各个村子、以及日隆镇,在当地朋友的协同下,送药看病,同时了各种需求。

然后,我们继续翻越海拔5040米、仍有积雪的巴郎山,前往著名的大熊猫之乡——汶川县卧龙镇。这一路,路况极差,路基塌陷、滚石、泥石流,几乎遍布全路段。我们经常要派人下车,一边观察山上是否有石头滚落、一边查看路基塌陷的情况、一边慢慢驱车前行。

到达卧龙镇之前,我们继续给沿途的村庄送药、送物资。在卧龙镇上,差点儿被热情的地方同志,接收了所有剩余物资。经过巧妙处理,我们继续前往大熊猫基地方向。去完大熊猫基地,我们继续往本次地震的震中前进,遇到山体彻底滑坡垮塌的路段,到了我们第一段行程的终点。车队回头,继续在日隆镇至小金县城方向,沿途逐村送药和物资。

 

 

在震区期间,我们全部在野外水边扎营、自行烧水做饭。至于遇到的交通、通讯、加油等具体困难,数不胜数。

完成第一阶段的送药救援,我们拿到了震区进一步新的物资需求。也欣慰地发现,我们带去的婴幼儿药品、婴幼儿奶粉、妇女卫生巾,解决了不少燃眉之急。

回到成都之前,我们已经把震区需要大量篷布、婴幼儿药品、婴幼儿奶粉、妇女卫生巾、食品等物资的消息,发送给后方的范文俊他们。

在回到成都之后,各地山友筹办的第二批物资(记得有10多吨),也已先后从各地、通过各种运输方式到达,时间正好。

我们分了一部分给正在甘肃汶县艰苦救灾的袁玮他们,并安排我们队伍的厢式卡车,连夜赶往汶县。

从成都到甘肃汶县,要穿越广阔的重灾区。我希望司机在48小时赶到汶县,因为袁玮他们那边的物资已经快“弹尽粮绝”了。结果,司机在36个小时之后,打电话告诉我:物资全部安全到达。

我们都发自内心感谢这位川籍的好师傅!

 

 

第二阶段,我们带着后续的物资,又增加了车辆,分队前往了小金县日隆镇、什邡市红白镇、彭州市银厂沟等地,发送灾后安置急需的物资。

救助和灾后安置阶段结束之后,志愿者分别回家,我和周珺则立刻进行灾后重建的准备工作。

在救灾时,我们已经向小金县领导透露了原因承担一所当地小学重建的意愿,也得到了初步许可。因为我们有在西藏阿里高海拔地区捐建小学的丰富经验。后来,因江西省对口援建小金、资金已经充分到位而作罢。

随后,我们继续下去调研。

一开始准备在日隆镇,捐建一所面向当地百姓和全国户外爱好者的登山户外技术学校——即可提高野外和生活的安全性,也可为当地的百姓提高收入做些基础铺垫。我们的资金充分,这方面的资源也很丰富,场地都看过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施。

然后,又准备在都江堰市虹口镇附近,捐建一所同样的职业培训学校,最终也是因为各种外部因素,不了了之。

这期间,我们还继续着基金会的日常项目工作——主要在西藏阿里地区出差下乡。

在四川震区,我们还协助苹果基金会的发起方北京今典集团在当地做的“放电影”活动,为震区百姓放了100多场电影。

最后,我们把基金会募集的汶川地震专款的剩余部分,全部用于向什邡市北京小学捐赠教学设备。于地震一周年之前,把针对汶川地震募集的所有善款,全部用于了救灾、安置和灾后重建。

 

这次参加震后救灾等工作,让我们的团队,受到了很好的锻炼,也为震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特别感动于当地震区百姓的自救能力和乐天精神!我们也从他们身上,学习了很多很多。

 

 

那次地震,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我们住在成都的缘来客栈。那里是多支民间救援队在成都临时休整的住处。从彼此的沟通中,我们也听说了个别所谓“救灾名人”,跑到重灾区只作秀、不做事的故事——竟然,还获得了某些媒体的好评。

按照我们的良好愿望,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本不应在民间救援中发生吧。

【民间救援进入瓶颈期】

汶川地震后,又发生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芦山地震等地质灾害,我也参与了玉树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芦山地震救灾的后方组织工作。

国内的民间救援,通过参与救助上述灾害,得到更多的锤炼,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既涌现出了几支像“深圳山地救援队”这样优秀的、专业技能不断提高的民间救援组织,也出现了大批“仅凭热心、缺少技能”的、形形色色的救援队——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其中,也有少数冲着“救援”这一高大上光环来的。

今年4月25日,尼泊尔8级地震,给喜马拉雅山脉南北两侧的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

国内的民间救援队,不仅在中国西藏一侧积极参与震后救援,而且跨出国门,来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另一侧,为尼泊尔的救灾做出奉献。

然而,从公开报道的新闻和民间救援内部渠道得到的信息来看,个人认为:国内的民间救援,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瓶颈期。

具体观感则是:

 

1、本次地震,国内的民间救援队,在政府的主导下,较快进入尼泊尔,体现了中国大国政治的风范,也折射出512地震之后,国内民间救援组织的成长。

2、然而,本次参与尼泊尔和西藏救灾的民间救援队,水平比较参差,并未体现国内民间救援的实际发展水平。

3、出现这种情况,应有如下原因:

a、政府部门主导的民间救援队出境,似乎对民间救援队伍中的水平高低缺少认识,或许是谁跟组织靠得近、谁容易第一时间得到机会吧;

b、近年民间救援队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在做好事的主要动机之外,也不排除一部分人博取注意力的动因;

c、那些有能力的民间救援组织,还是缺少有力的后台支持机构。

4、各地赶去西藏一侧的民间救援,大部分变成了送物资的——除了那些有组织的救援队,去之前就清晰定位为“协助运送和管理物资”;其他队伍比较盲目。大多数物资只能送达距震区300多公里以外的日喀则市。而且有些队伍第一批带去的物资针对性不强,也显示了前去的部分救援队,不了解地震救灾阶段的基本物资需求。

5、有部分救援队是临时成立的,有个别救援队是“表演系”毕业的——特别擅长与媒体沟通,而并不是所有媒体都了解震后救援该如何开展——上述这些队伍,在技能、组织、装备、救援实施等方面,明显欠缺专业性。

6、凡是在救援的正式工作通报和正式报道中,只提供网名、而无真名的,体现的恰是缺少专业性。

7、同时, 在没有具体任务需求、也缺少自我定位的情况下,民间“救援队”跑去震区,有没有事情可干,纯属瞎猫碰死耗子。这个现象也呈现出一些以“救援”名义跑去震区的队伍,是外行打酱油——如果不是添乱的话。

 

上述具体观感,也许有偏颇之处,仅供业内人士参考。

国内民间救援的发育,目前面临着瓶颈,主要呈现在:

1、与政府资源的对接,有待改善;

2、慈善机构对救援组织的后台支持,急需加强;

3、大部分救援队自身的专业水平,亟待提高;

4、救援期间,信息/措施/人员/物资等的系统整合,很不充分;

5、救援效果的客观评估,尚为空白;

6、救援组织需要怎样的系统培训、资质认证等,必须重视。

 

特别要提出的是:做好上述几个方面的事情,突破国内民间救援力量发展中遇到的瓶颈,仅仅着眼于救援组织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民间救援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体系中,以民间救援的真正作用和实际意义为出发点,使之成为有体系的、有实效的一支社会力量。

救援的核心是“有效性”、“专业性”!民间救援不能搞放卫星!

最近,民间救援圈内,对于当下的境况、未来的发展,有许多议论和思考。今天看了南都一篇关于民间救援的文章,其标题是《跨国民间救援:行动比完美更重要》,看得有点儿五味杂陈。

震后救援,对实施者的考验,比大夫上手术台做最困难的手术还要重大。

因而“有效性”才是救援最核心的目标。达成这一目标必须、而且只能依靠“专业性”。

当然,好的大夫都是一步一步成长的,也要经历实习的过程。但是,如果让一名实习医生,直接给病人做“重大手术”,这样的行动,带来的不仅不会“有效”,甚至可能是“灾难”!更何况,在震后救援中,救援者(大夫)也同样面临着危险。因而,“实习医生上手术台”式的行动,很可能导致双重的灾难。

在灾害救助中,不专业的“行动”,容易造成灾上加灾!

灾害救助,并不是一般所说的“救死扶伤”那么简单。

根据灾害性质的不同,有很多专业分支。自然灾害中,有地震、海啸、泥石流、水灾、火山爆发等等;人为灾害中,如爆炸、火灾、沉船、溃坝、矿难、垮塌、气体泄漏等等。每一种灾害的救助,都涉及到不同的方式和专业领域。

同时,根据灾后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工作重点。以地震为例:

第一阶段:灾后救援

黄金72小时内,主要是抢救、治疗生还者,同时迅速转移、疏散有潜在危险的人员;

接下来,则是临时安置受灾者、转移伤员和弱势人群、预防和应对次生灾害、处理暴露的遇难者遗体等;

然后,才是进行长期安置、继续处理被掩埋的遇难者遗体、整理财物损失、预备灾后重建等。

在渡过尚属难关之后,进入灾后的第二个重要阶段——“灾后重建”。

在所有的灾后救援中,起主导地位的,从来都是官方救援机构、以及军队等武装部门。

因为他们是全职的,有长期的专业训练,有更好的装备机械,有更加充分的各种资源,也是拿着纳税人赋税的公共服务机构。

在灾后救援中起主导作用,属于现代社会中,作为第一部门的公权力组织(政府)必须承担的角色。

而民间救援,则主要是辅助性质的。

因为他们基本上由志愿者组成,培训得再好、也不是每个人的主业,更遑论体能体力、精力时间了。最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拿纳税人的赋税。

民间救援队的根本定位,是现代社会中的第三部门,也叫做“公益慈善组织”。

要求他们赴汤蹈火,是不现实的!

鼓励他们应该“舍身取义”,是肮脏的!

吹捧个别队伍那种“不讲科学的不怕死精神”,则将大大损害民间救援的发展!

至于上述文章中的许多细节,比如,到了尼泊尔才发现官方无能力、也没有畅顺的信息渠道——这种跨国救灾,不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不懂当地的语言,就让民间救援队冲进去,责任在谁呢?

其实,但凡去过尼泊尔,或者关注过当地社会新闻的——比如去年十月雪灾,中国西藏一侧提前做了预警、各地有序应对,而尼泊尔一侧则有许多人遇难——对于这次大灾后尼泊尔当地政府的能力,应有所预知、并做好预判。这,其实是专业素质中最基本的要求。

该文中,这类表面上看似振振有词的新鲜事,大概也只能哄哄没有出过门的人吧,不值得一一指出了。

民间救援:警惕劣币驱逐良币

 

片面宣扬民间救援的“不怕死精神”、“敢打敢冲作风”,势必对国内民间救援组织的成长造成负面影响:

1、鼓吹“不顾专业性”的不怕死、敢打敢冲,一方面无法保证救援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形成罔顾志愿者安危的氛围,如果再经媒体大力宣传、泛滥下去,迟早造成民间救援者不必要的伤亡,打击对民间救援的发展、将民间救援的发展导入歧途。

2、标榜“不顾专业性”的不怕死、敢打敢冲,对具体队伍、及其领导层而言,当然容易产生广泛的宣传效果,并获得大量的社会资源。但反过来,势必影响那些“注重专业化”的民间救援队的发展,使得民间救援的整体局面出现失衡。

【结束语】

民间救援组织,是公益慈善机构的一个分支。公益慈善机构,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新生力量。都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也需要自身做好长远的规划。

关于民间救援队伍自身的发展,个人认为:宜稳不宜急,宜专不宜杂,宜实不宜虚。

找清楚自身定位,立足于此;弄明白专业方向,深耕细作。或许才是民间救援组织持久的生命力所在。

 

2015-05-13 周行康 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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