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行康
图 汶川救灾全体队员
今天，2015年5月12日，是汶川地震七周年。
很不幸的是，今天下午尼泊尔又发生了7.5级的强烈余震，喜马拉雅山脉中段两侧附近的中尼震区人民，再一次面临地质灾害的威胁。祝他们安好！
【回顾512汶川地震】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是中国民间救援的元年。那一年，很多民间救援队，自发赶往震区，参与救援和灾后安置工作。这些救援队，比如深圳山地救援队、北京绿野救援队、北京山岳救援队等，大多源自户外爱好者这个人群。
当时我在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任秘书长，主要面向藏区开展教育、医疗、文化保护、环境关注和灾害救助等公益慈善项目。
在过往的登山户外生涯中，我也曾带队做过若干次野外救援，包括四川西部的高海拔救援。地震发生后，我也带了一支队伍奔赴震区，参与灾后的救助工作。
512地震那天，我刚从西藏出差回来。一开始没有什么具体的地震信息，晚上逐渐从四川的众多朋友那里，获得了大致的消息：非常严重。接下来的一、两天，又得到了更多的震区情况。
面对这一突发灾难，理事长王秋杨女士和我紧急开会，商议我们能做些什么。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当时做了三个决定：
1、内部募款300万（大部分是张宝全、王秋杨夫妇捐赠的），专项用于这次地震的救灾和灾后重建。若有不足部分后续再想办法。
2、组织一支以送药为主的医疗救助队伍，由我带队，尽快赶往一线。
3、灾后重建阶段，争取为当地做些实事。
在进行前期准备的阶段，同时做了以下几件事：
1、第一时间找到与四川省民政部门对接的渠道，以便获得政府的许可进入震区。
2、第一时间找到在四川信得过、由资讯来源的朋友，作为我们在当地的信息来源。并帮助落实了车辆通行证。
3、分析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考虑到，即使我们立刻赶过去，也赶不上地震救援的72小时黄金时间，决定以向震区基层送药和必需物资为主，兼顾医疗救助。队伍命名为“送药救援队”。
4、调查国外大地震的经验，确定采购的药品和应急物资清单。主要是外用药、消毒类药品、止痛镇静类药品、防治传染病药品、抗生素、肠胃类药品、感冒药、婴幼儿专用药等。同时，应急物资方面，首批考虑的是婴幼儿奶粉、妇女卫生巾等。
5、立即进行采购。由于我们从2006年开始，有一个面向西藏阿里基层村医的免费送药项目，所以已经建立了一个良好的药品采购渠道，直接向大型的医药物流企业下单。一则保证质量、价格、有效期等，二则可以迅速汇集各类不同的药品。当即采购了价值70万、重达6吨多的药品和物资。
6、那一年，我们基金会总共才有4名专职工作人员。于是我们组建了一支主要由志愿者组成的一线救援团队：
周行康，基金会秘书长，北京，队长；
陈骏池，志愿者，海南，中国联通，第一支登顶四姑娘山幺妹峰的中国队成员、2003年登顶珠峰，老山友，具备野外技术，通讯专家，擅长后勤物资等工作，副队长；
周珺，基金会同事，北京，资深登山爱好者，基因生物学硕士；
陈则纲，志愿者，海南，中国移动，第一支登顶四姑娘山幺妹峰的中国队成员、2005年登顶珠峰，老山友，具备野外技术，通讯专家；
陈芳，女，志愿者，北京，华大基因，资深登山爱好者，有超高海拔医疗经验，基因生物学博士；
刘康明，志愿者，成都，企业家，曾长期生活工作于四川震区，资深野外专家，通讯专家，擅长高原驾驶；
黄鹤，志愿者，籍贯四川，资深户外人士，具备野外技术，多才多艺，擅长高原驾驶。
（再一次感谢队友们！）
7名队员，全部具备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和高海拔救援经历，能够自行解决在震区的衣食住行等问题。
队伍组成时，我们明确了工作任务、队内纪律和注意事项。
另外，兰州山友袁玮（2007年登顶珠峰），作为我们的联合志愿者，也将带当地的救援队前往甘肃汶县救灾——地震开始时，外界不知道汶县也是重灾区——我们将在物资、信息等方面进行协同。（老袁在2010年的玉树灾后重建中，再一次作为我们的主力志愿者一道前往玉树震区，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7、确定我们首先前往的区域，是以四川小金县日隆镇（现在叫做四姑娘山镇）为中心的基层乡村。因为喜欢登山，我们都曾多次去过这个区域，比较熟悉当地情况和自然环境。当地海拔较高（3200米以上）、以嘉绒藏族为主，普通救援队去的话，遇到的困难恐怕更多。
8、组建后方团队：北京24小时值班，定时通过手机短信，向前方队伍发送天气预报、前方路况、相关区域灾情变化等信息。并接收前方发回的需求，组织后续跟进的物资、人员等。同时接受热心人士的热线电话咨询。
9、通过个人关系，我联系到南航，协调让我们民间机构的救灾物资，搭上运送国际间救援物资的货运航班，在我们人员到达成都的当天，物资也全部直接到达成都。（由衷感谢几位帮忙的老大哥们！）
10、落实从成都出发的越野车两台、厢式货车一台。以及三台车的驾驶员。三位驾驶员，不仅都是常年跑四川西部、经验丰富的司机，而且任劳任怨。
11、尽量落实我们在所去区域可以提前接触到的当地政府和老百姓。
12、另有几位各地山友，杭州的范文俊（2007年登顶珠峰）和陈思齐（2006年登顶珠峰）和吕钟霖、上海的陈绍立等，在后方另行、自发筹集善款和物资，为震区的后续安置阶段做准备。
离京之前，我们分出36万颗净水药丸（并且专门制作了详细的使用说明）中的一部分，交给大旗网等组织的志愿者车队，专门委托给一位熟悉的随车志愿者陶笛（女）负责监督发放。
5月19日，这批净水药丸已经陆续到达平武、安县、北川等地，可以为24万人提供一天的清洁用水。
5月20日，我们大部队到达成都，与刘康明“刘哥”会合。在双流机场四川大学志愿者的帮助下，当天把所有空运来的6吨物资装好车，全部按照之前根据实际需求做好的顺序——不同的药品打成一个“包”，形成许多个包含不同药品和物资的发送“包”，以便在震区送药时，做到快速、有效。
5月21日一早，我们从雅安方向，经天全、翻夹金山前往小金县。这条路线，是当时主要的陆路救灾通道。翻越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时，由于海拔高、天气差、车辆多、路况不好，在接近山顶的路段，当地采取了单向放行的措施。
当遇到限行、所有前往震区的车辆都规规矩矩地在一侧等候时，一辆渝字头的黑色桑塔纳，一路从我们后方、在对面车道上逆行超车。结果到了我们车队附近抛锚了。
大家下去帮着把这部车推到一处临时会车带，车上下来一名穿单薄西装的男子、一名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子。两人在这个高度，已经冻得够呛。
我们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去救灾的。我们说，你们就穿这么少啊？都带了什么啊？对方说，临时决定的、啥也没准备、只带了一点儿现金。
这种时候，震区最不缺的就是“现金”！
这一对情侣，也许确实是出于“善心”，但什么准备也没有，跑去只能成为“新难民”。说得不好听，就是去“灾区游”的。
我们劝阻了，对方也不听。但好在车子是彻底抛锚了，他们也做不了震区“新难民”了。路上所有的车，都有任务，只有让他们在车里等救援车吧——其实，那个时节，救援车在高山上出现的几率，跟飞碟差不多。好在往来车辆多，他俩出不了大的意外。
进入震区之后，我们先连夜到小金县，与当地政府联系上，了解情况。由于跟我们之前预计的差不多，次日我们继续前往日隆镇附近。接下来几天，一路去了双桥沟、长坪沟的各个村子、以及日隆镇，在当地朋友的协同下，送药看病，同时了各种需求。
然后，我们继续翻越海拔5040米、仍有积雪的巴郎山，前往著名的大熊猫之乡——汶川县卧龙镇。这一路，路况极差，路基塌陷、滚石、泥石流，几乎遍布全路段。我们经常要派人下车，一边观察山上是否有石头滚落、一边查看路基塌陷的情况、一边慢慢驱车前行。
到达卧龙镇之前，我们继续给沿途的村庄送药、送物资。在卧龙镇上，差点儿被热情的地方同志，接收了所有剩余物资。经过巧妙处理，我们继续前往大熊猫基地方向。去完大熊猫基地，我们继续往本次地震的震中前进，遇到山体彻底滑坡垮塌的路段，到了我们第一段行程的终点。车队回头，继续在日隆镇至小金县城方向，沿途逐村送药和物资。
在震区期间，我们全部在野外水边扎营、自行烧水做饭。至于遇到的交通、通讯、加油等具体困难，数不胜数。
完成第一阶段的送药救援，我们拿到了震区进一步新的物资需求。也欣慰地发现，我们带去的婴幼儿药品、婴幼儿奶粉、妇女卫生巾，解决了不少燃眉之急。
回到成都之前，我们已经把震区需要大量篷布、婴幼儿药品、婴幼儿奶粉、妇女卫生巾、食品等物资的消息，发送给后方的范文俊他们。
在回到成都之后，各地山友筹办的第二批物资（记得有10多吨），也已先后从各地、通过各种运输方式到达，时间正好。
我们分了一部分给正在甘肃汶县艰苦救灾的袁玮他们，并安排我们队伍的厢式卡车，连夜赶往汶县。
从成都到甘肃汶县，要穿越广阔的重灾区。我希望司机在48小时赶到汶县，因为袁玮他们那边的物资已经快“弹尽粮绝”了。结果，司机在36个小时之后，打电话告诉我：物资全部安全到达。
我们都发自内心感谢这位川籍的好师傅！
第二阶段，我们带着后续的物资，又增加了车辆，分队前往了小金县日隆镇、什邡市红白镇、彭州市银厂沟等地，发送灾后安置急需的物资。
救助和灾后安置阶段结束之后，志愿者分别回家，我和周珺则立刻进行灾后重建的准备工作。
在救灾时，我们已经向小金县领导透露了原因承担一所当地小学重建的意愿，也得到了初步许可。因为我们有在西藏阿里高海拔地区捐建小学的丰富经验。后来，因江西省对口援建小金、资金已经充分到位而作罢。
随后，我们继续下去调研。
一开始准备在日隆镇，捐建一所面向当地百姓和全国户外爱好者的登山户外技术学校——即可提高野外和生活的安全性，也可为当地的百姓提高收入做些基础铺垫。我们的资金充分，这方面的资源也很丰富，场地都看过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施。
然后，又准备在都江堰市虹口镇附近，捐建一所同样的职业培训学校，最终也是因为各种外部因素，不了了之。
这期间，我们还继续着基金会的日常项目工作——主要在西藏阿里地区出差下乡。
在四川震区，我们还协助苹果基金会的发起方北京今典集团在当地做的“放电影”活动，为震区百姓放了100多场电影。
最后，我们把基金会募集的汶川地震专款的剩余部分，全部用于向什邡市北京小学捐赠教学设备。于地震一周年之前，把针对汶川地震募集的所有善款，全部用于了救灾、安置和灾后重建。
这次参加震后救灾等工作，让我们的团队，受到了很好的锻炼，也为震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特别感动于当地震区百姓的自救能力和乐天精神！我们也从他们身上，学习了很多很多。
那次地震，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我们住在成都的缘来客栈。那里是多支民间救援队在成都临时休整的住处。从彼此的沟通中，我们也听说了个别所谓“救灾名人”，跑到重灾区只作秀、不做事的故事——竟然，还获得了某些媒体的好评。
按照我们的良好愿望，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本不应在民间救援中发生吧。
【民间救援进入瓶颈期】
汶川地震后，又发生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芦山地震等地质灾害，我也参与了玉树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芦山地震救灾的后方组织工作。
国内的民间救援，通过参与救助上述灾害，得到更多的锤炼，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既涌现出了几支像“深圳山地救援队”这样优秀的、专业技能不断提高的民间救援组织，也出现了大批“仅凭热心、缺少技能”的、形形色色的救援队——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其中，也有少数冲着“救援”这一高大上光环来的。
今年4月25日，尼泊尔8级地震，给喜马拉雅山脉南北两侧的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
国内的民间救援队，不仅在中国西藏一侧积极参与震后救援，而且跨出国门，来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另一侧，为尼泊尔的救灾做出奉献。
然而，从公开报道的新闻和民间救援内部渠道得到的信息来看，个人认为：国内的民间救援，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瓶颈期。
具体观感则是：
1、本次地震，国内的民间救援队，在政府的主导下，较快进入尼泊尔，体现了中国大国政治的风范，也折射出512地震之后，国内民间救援组织的成长。
2、然而，本次参与尼泊尔和西藏救灾的民间救援队，水平比较参差，并未体现国内民间救援的实际发展水平。
3、出现这种情况，应有如下原因：
a、政府部门主导的民间救援队出境，似乎对民间救援队伍中的水平高低缺少认识，或许是谁跟组织靠得近、谁容易第一时间得到机会吧；
b、近年民间救援队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在做好事的主要动机之外，也不排除一部分人博取注意力的动因；
c、那些有能力的民间救援组织，还是缺少有力的后台支持机构。
4、各地赶去西藏一侧的民间救援，大部分变成了送物资的——除了那些有组织的救援队，去之前就清晰定位为“协助运送和管理物资”；其他队伍比较盲目。大多数物资只能送达距震区300多公里以外的日喀则市。而且有些队伍第一批带去的物资针对性不强，也显示了前去的部分救援队，不了解地震救灾阶段的基本物资需求。
5、有部分救援队是临时成立的，有个别救援队是“表演系”毕业的——特别擅长与媒体沟通，而并不是所有媒体都了解震后救援该如何开展——上述这些队伍，在技能、组织、装备、救援实施等方面，明显欠缺专业性。
6、凡是在救援的正式工作通报和正式报道中，只提供网名、而无真名的，体现的恰是缺少专业性。
7、同时， 在没有具体任务需求、也缺少自我定位的情况下，民间“救援队”跑去震区，有没有事情可干，纯属瞎猫碰死耗子。这个现象也呈现出一些以“救援”名义跑去震区的队伍，是外行打酱油——如果不是添乱的话。
上述具体观感，也许有偏颇之处，仅供业内人士参考。
国内民间救援的发育，目前面临着瓶颈，主要呈现在：
1、与政府资源的对接，有待改善；
2、慈善机构对救援组织的后台支持，急需加强；
3、大部分救援队自身的专业水平，亟待提高；
4、救援期间，信息/措施/人员/物资等的系统整合，很不充分；
5、救援效果的客观评估，尚为空白；
6、救援组织需要怎样的系统培训、资质认证等，必须重视。
特别要提出的是：做好上述几个方面的事情，突破国内民间救援力量发展中遇到的瓶颈，仅仅着眼于救援组织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民间救援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体系中，以民间救援的真正作用和实际意义为出发点，使之成为有体系的、有实效的一支社会力量。
【救援的核心是“有效性”、“专业性”！民间救援不能搞放卫星！】
最近，民间救援圈内，对于当下的境况、未来的发展，有许多议论和思考。今天看了南都一篇关于民间救援的文章，其标题是《跨国民间救援：行动比完美更重要》，看得有点儿五味杂陈。
震后救援，对实施者的考验，比大夫上手术台做最困难的手术还要重大。
因而“有效性”才是救援最核心的目标。达成这一目标必须、而且只能依靠“专业性”。
当然，好的大夫都是一步一步成长的，也要经历实习的过程。但是，如果让一名实习医生，直接给病人做“重大手术”，这样的行动，带来的不仅不会“有效”，甚至可能是“灾难”！更何况，在震后救援中，救援者（大夫）也同样面临着危险。因而，“实习医生上手术台”式的行动，很可能导致双重的灾难。
在灾害救助中，不专业的“行动”，容易造成灾上加灾！
灾害救助，并不是一般所说的“救死扶伤”那么简单。
根据灾害性质的不同，有很多专业分支。自然灾害中，有地震、海啸、泥石流、水灾、火山爆发等等；人为灾害中，如爆炸、火灾、沉船、溃坝、矿难、垮塌、气体泄漏等等。每一种灾害的救助，都涉及到不同的方式和专业领域。
同时，根据灾后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工作重点。以地震为例：
第一阶段：灾后救援
黄金72小时内，主要是抢救、治疗生还者，同时迅速转移、疏散有潜在危险的人员；
接下来，则是临时安置受灾者、转移伤员和弱势人群、预防和应对次生灾害、处理暴露的遇难者遗体等；
然后，才是进行长期安置、继续处理被掩埋的遇难者遗体、整理财物损失、预备灾后重建等。
在渡过尚属难关之后，进入灾后的第二个重要阶段——“灾后重建”。
在所有的灾后救援中，起主导地位的，从来都是官方救援机构、以及军队等武装部门。
因为他们是全职的，有长期的专业训练，有更好的装备机械，有更加充分的各种资源，也是拿着纳税人赋税的公共服务机构。
在灾后救援中起主导作用，属于现代社会中，作为第一部门的公权力组织（政府）必须承担的角色。
而民间救援，则主要是辅助性质的。
因为他们基本上由志愿者组成，培训得再好、也不是每个人的主业，更遑论体能体力、精力时间了。最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拿纳税人的赋税。
民间救援队的根本定位，是现代社会中的第三部门，也叫做“公益慈善组织”。
要求他们赴汤蹈火，是不现实的！
鼓励他们应该“舍身取义”，是肮脏的！
吹捧个别队伍那种“不讲科学的不怕死精神”，则将大大损害民间救援的发展！
至于上述文章中的许多细节，比如，到了尼泊尔才发现官方无能力、也没有畅顺的信息渠道——这种跨国救灾，不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不懂当地的语言，就让民间救援队冲进去，责任在谁呢？
其实，但凡去过尼泊尔，或者关注过当地社会新闻的——比如去年十月雪灾，中国西藏一侧提前做了预警、各地有序应对，而尼泊尔一侧则有许多人遇难——对于这次大灾后尼泊尔当地政府的能力，应有所预知、并做好预判。这，其实是专业素质中最基本的要求。
该文中，这类表面上看似振振有词的新鲜事，大概也只能哄哄没有出过门的人吧，不值得一一指出了。
【民间救援：警惕劣币驱逐良币】
片面宣扬民间救援的“不怕死精神”、“敢打敢冲作风”，势必对国内民间救援组织的成长造成负面影响：
1、鼓吹“不顾专业性”的不怕死、敢打敢冲，一方面无法保证救援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形成罔顾志愿者安危的氛围，如果再经媒体大力宣传、泛滥下去，迟早造成民间救援者不必要的伤亡，打击对民间救援的发展、将民间救援的发展导入歧途。
2、标榜“不顾专业性”的不怕死、敢打敢冲，对具体队伍、及其领导层而言，当然容易产生广泛的宣传效果，并获得大量的社会资源。但反过来，势必影响那些“注重专业化”的民间救援队的发展，使得民间救援的整体局面出现失衡。
【结束语】
民间救援组织，是公益慈善机构的一个分支。公益慈善机构，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新生力量。都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也需要自身做好长远的规划。
关于民间救援队伍自身的发展，个人认为：宜稳不宜急，宜专不宜杂，宜实不宜虚。
找清楚自身定位，立足于此；弄明白专业方向，深耕细作。或许才是民间救援组织持久的生命力所在。
2015-05-13 周行康 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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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瓶颈的民间救援
文 周行康
图 汶川救灾全体队员
今天，2015年5月12日，是汶川地震七周年。
很不幸的是，今天下午尼泊尔又发生了7.5级的强烈余震，喜马拉雅山脉中段两侧附近的中尼震区人民，再一次面临地质灾害的威胁。祝他们安好！
【回顾512汶川地震】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是中国民间救援的元年。那一年，很多民间救援队，自发赶往震区，参与救援和灾后安置工作。这些救援队，比如深圳山地救援队、北京绿野救援队、北京山岳救援队等，大多源自户外爱好者这个人群。
当时我在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任秘书长，主要面向藏区开展教育、医疗、文化保护、环境关注和灾害救助等公益慈善项目。
在过往的登山户外生涯中，我也曾带队做过若干次野外救援，包括四川西部的高海拔救援。地震发生后，我也带了一支队伍奔赴震区，参与灾后的救助工作。
512地震那天，我刚从西藏出差回来。一开始没有什么具体的地震信息，晚上逐渐从四川的众多朋友那里，获得了大致的消息：非常严重。接下来的一、两天，又得到了更多的震区情况。
面对这一突发灾难，理事长王秋杨女士和我紧急开会，商议我们能做些什么。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当时做了三个决定：
1、内部募款300万（大部分是张宝全、王秋杨夫妇捐赠的），专项用于这次地震的救灾和灾后重建。若有不足部分后续再想办法。
2、组织一支以送药为主的医疗救助队伍，由我带队，尽快赶往一线。
3、灾后重建阶段，争取为当地做些实事。
在进行前期准备的阶段，同时做了以下几件事：
1、第一时间找到与四川省民政部门对接的渠道，以便获得政府的许可进入震区。
2、第一时间找到在四川信得过、由资讯来源的朋友，作为我们在当地的信息来源。并帮助落实了车辆通行证。
3、分析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考虑到，即使我们立刻赶过去，也赶不上地震救援的72小时黄金时间，决定以向震区基层送药和必需物资为主，兼顾医疗救助。队伍命名为“送药救援队”。
4、调查国外大地震的经验，确定采购的药品和应急物资清单。主要是外用药、消毒类药品、止痛镇静类药品、防治传染病药品、抗生素、肠胃类药品、感冒药、婴幼儿专用药等。同时，应急物资方面，首批考虑的是婴幼儿奶粉、妇女卫生巾等。
5、立即进行采购。由于我们从2006年开始，有一个面向西藏阿里基层村医的免费送药项目，所以已经建立了一个良好的药品采购渠道，直接向大型的医药物流企业下单。一则保证质量、价格、有效期等，二则可以迅速汇集各类不同的药品。当即采购了价值70万、重达6吨多的药品和物资。
6、那一年，我们基金会总共才有4名专职工作人员。于是我们组建了一支主要由志愿者组成的一线救援团队：
周行康，基金会秘书长，北京，队长；
陈骏池，志愿者，海南，中国联通，第一支登顶四姑娘山幺妹峰的中国队成员、2003年登顶珠峰，老山友，具备野外技术，通讯专家，擅长后勤物资等工作，副队长；
周珺，基金会同事，北京，资深登山爱好者，基因生物学硕士；
陈则纲，志愿者，海南，中国移动，第一支登顶四姑娘山幺妹峰的中国队成员、2005年登顶珠峰，老山友，具备野外技术，通讯专家；
陈芳，女，志愿者，北京，华大基因，资深登山爱好者，有超高海拔医疗经验，基因生物学博士；
刘康明，志愿者，成都，企业家，曾长期生活工作于四川震区，资深野外专家，通讯专家，擅长高原驾驶；
黄鹤，志愿者，籍贯四川，资深户外人士，具备野外技术，多才多艺，擅长高原驾驶。
（再一次感谢队友们！）
7名队员，全部具备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和高海拔救援经历，能够自行解决在震区的衣食住行等问题。
队伍组成时，我们明确了工作任务、队内纪律和注意事项。
另外，兰州山友袁玮（2007年登顶珠峰），作为我们的联合志愿者，也将带当地的救援队前往甘肃汶县救灾——地震开始时，外界不知道汶县也是重灾区——我们将在物资、信息等方面进行协同。（老袁在2010年的玉树灾后重建中，再一次作为我们的主力志愿者一道前往玉树震区，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7、确定我们首先前往的区域，是以四川小金县日隆镇（现在叫做四姑娘山镇）为中心的基层乡村。因为喜欢登山，我们都曾多次去过这个区域，比较熟悉当地情况和自然环境。当地海拔较高（3200米以上）、以嘉绒藏族为主，普通救援队去的话，遇到的困难恐怕更多。
8、组建后方团队：北京24小时值班，定时通过手机短信，向前方队伍发送天气预报、前方路况、相关区域灾情变化等信息。并接收前方发回的需求，组织后续跟进的物资、人员等。同时接受热心人士的热线电话咨询。
9、通过个人关系，我联系到南航，协调让我们民间机构的救灾物资，搭上运送国际间救援物资的货运航班，在我们人员到达成都的当天，物资也全部直接到达成都。（由衷感谢几位帮忙的老大哥们！）
10、落实从成都出发的越野车两台、厢式货车一台。以及三台车的驾驶员。三位驾驶员，不仅都是常年跑四川西部、经验丰富的司机，而且任劳任怨。
11、尽量落实我们在所去区域可以提前接触到的当地政府和老百姓。
12、另有几位各地山友，杭州的范文俊（2007年登顶珠峰）和陈思齐（2006年登顶珠峰）和吕钟霖、上海的陈绍立等，在后方另行、自发筹集善款和物资，为震区的后续安置阶段做准备。
离京之前，我们分出36万颗净水药丸（并且专门制作了详细的使用说明）中的一部分，交给大旗网等组织的志愿者车队，专门委托给一位熟悉的随车志愿者陶笛（女）负责监督发放。
5月19日，这批净水药丸已经陆续到达平武、安县、北川等地，可以为24万人提供一天的清洁用水。
5月20日，我们大部队到达成都，与刘康明“刘哥”会合。在双流机场四川大学志愿者的帮助下，当天把所有空运来的6吨物资装好车，全部按照之前根据实际需求做好的顺序——不同的药品打成一个“包”，形成许多个包含不同药品和物资的发送“包”，以便在震区送药时，做到快速、有效。
5月21日一早，我们从雅安方向，经天全、翻夹金山前往小金县。这条路线，是当时主要的陆路救灾通道。翻越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时，由于海拔高、天气差、车辆多、路况不好，在接近山顶的路段，当地采取了单向放行的措施。
当遇到限行、所有前往震区的车辆都规规矩矩地在一侧等候时，一辆渝字头的黑色桑塔纳，一路从我们后方、在对面车道上逆行超车。结果到了我们车队附近抛锚了。
大家下去帮着把这部车推到一处临时会车带，车上下来一名穿单薄西装的男子、一名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子。两人在这个高度，已经冻得够呛。
我们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去救灾的。我们说，你们就穿这么少啊？都带了什么啊？对方说，临时决定的、啥也没准备、只带了一点儿现金。
这种时候，震区最不缺的就是“现金”！
这一对情侣，也许确实是出于“善心”，但什么准备也没有，跑去只能成为“新难民”。说得不好听，就是去“灾区游”的。
我们劝阻了，对方也不听。但好在车子是彻底抛锚了，他们也做不了震区“新难民”了。路上所有的车，都有任务，只有让他们在车里等救援车吧——其实，那个时节，救援车在高山上出现的几率，跟飞碟差不多。好在往来车辆多，他俩出不了大的意外。
进入震区之后，我们先连夜到小金县，与当地政府联系上，了解情况。由于跟我们之前预计的差不多，次日我们继续前往日隆镇附近。接下来几天，一路去了双桥沟、长坪沟的各个村子、以及日隆镇，在当地朋友的协同下，送药看病，同时了各种需求。
然后，我们继续翻越海拔5040米、仍有积雪的巴郎山，前往著名的大熊猫之乡——汶川县卧龙镇。这一路，路况极差，路基塌陷、滚石、泥石流，几乎遍布全路段。我们经常要派人下车，一边观察山上是否有石头滚落、一边查看路基塌陷的情况、一边慢慢驱车前行。
到达卧龙镇之前，我们继续给沿途的村庄送药、送物资。在卧龙镇上，差点儿被热情的地方同志，接收了所有剩余物资。经过巧妙处理，我们继续前往大熊猫基地方向。去完大熊猫基地，我们继续往本次地震的震中前进，遇到山体彻底滑坡垮塌的路段，到了我们第一段行程的终点。车队回头，继续在日隆镇至小金县城方向，沿途逐村送药和物资。
在震区期间，我们全部在野外水边扎营、自行烧水做饭。至于遇到的交通、通讯、加油等具体困难，数不胜数。
完成第一阶段的送药救援，我们拿到了震区进一步新的物资需求。也欣慰地发现，我们带去的婴幼儿药品、婴幼儿奶粉、妇女卫生巾，解决了不少燃眉之急。
回到成都之前，我们已经把震区需要大量篷布、婴幼儿药品、婴幼儿奶粉、妇女卫生巾、食品等物资的消息，发送给后方的范文俊他们。
在回到成都之后，各地山友筹办的第二批物资（记得有10多吨），也已先后从各地、通过各种运输方式到达，时间正好。
我们分了一部分给正在甘肃汶县艰苦救灾的袁玮他们，并安排我们队伍的厢式卡车，连夜赶往汶县。
从成都到甘肃汶县，要穿越广阔的重灾区。我希望司机在48小时赶到汶县，因为袁玮他们那边的物资已经快“弹尽粮绝”了。结果，司机在36个小时之后，打电话告诉我：物资全部安全到达。
我们都发自内心感谢这位川籍的好师傅！
第二阶段，我们带着后续的物资，又增加了车辆，分队前往了小金县日隆镇、什邡市红白镇、彭州市银厂沟等地，发送灾后安置急需的物资。
救助和灾后安置阶段结束之后，志愿者分别回家，我和周珺则立刻进行灾后重建的准备工作。
在救灾时，我们已经向小金县领导透露了原因承担一所当地小学重建的意愿，也得到了初步许可。因为我们有在西藏阿里高海拔地区捐建小学的丰富经验。后来，因江西省对口援建小金、资金已经充分到位而作罢。
随后，我们继续下去调研。
一开始准备在日隆镇，捐建一所面向当地百姓和全国户外爱好者的登山户外技术学校——即可提高野外和生活的安全性，也可为当地的百姓提高收入做些基础铺垫。我们的资金充分，这方面的资源也很丰富，场地都看过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施。
然后，又准备在都江堰市虹口镇附近，捐建一所同样的职业培训学校，最终也是因为各种外部因素，不了了之。
这期间，我们还继续着基金会的日常项目工作——主要在西藏阿里地区出差下乡。
在四川震区，我们还协助苹果基金会的发起方北京今典集团在当地做的“放电影”活动，为震区百姓放了100多场电影。
最后，我们把基金会募集的汶川地震专款的剩余部分，全部用于向什邡市北京小学捐赠教学设备。于地震一周年之前，把针对汶川地震募集的所有善款，全部用于了救灾、安置和灾后重建。
这次参加震后救灾等工作，让我们的团队，受到了很好的锻炼，也为震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特别感动于当地震区百姓的自救能力和乐天精神！我们也从他们身上，学习了很多很多。
那次地震，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我们住在成都的缘来客栈。那里是多支民间救援队在成都临时休整的住处。从彼此的沟通中，我们也听说了个别所谓“救灾名人”，跑到重灾区只作秀、不做事的故事——竟然，还获得了某些媒体的好评。
按照我们的良好愿望，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本不应在民间救援中发生吧。
【民间救援进入瓶颈期】
汶川地震后，又发生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芦山地震等地质灾害，我也参与了玉树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芦山地震救灾的后方组织工作。
国内的民间救援，通过参与救助上述灾害，得到更多的锤炼，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既涌现出了几支像“深圳山地救援队”这样优秀的、专业技能不断提高的民间救援组织，也出现了大批“仅凭热心、缺少技能”的、形形色色的救援队——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其中，也有少数冲着“救援”这一高大上光环来的。
今年4月25日，尼泊尔8级地震，给喜马拉雅山脉南北两侧的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
国内的民间救援队，不仅在中国西藏一侧积极参与震后救援，而且跨出国门，来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另一侧，为尼泊尔的救灾做出奉献。
然而，从公开报道的新闻和民间救援内部渠道得到的信息来看，个人认为：国内的民间救援，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瓶颈期。
具体观感则是：
1、本次地震，国内的民间救援队，在政府的主导下，较快进入尼泊尔，体现了中国大国政治的风范，也折射出512地震之后，国内民间救援组织的成长。
2、然而，本次参与尼泊尔和西藏救灾的民间救援队，水平比较参差，并未体现国内民间救援的实际发展水平。
3、出现这种情况，应有如下原因：
a、政府部门主导的民间救援队出境，似乎对民间救援队伍中的水平高低缺少认识，或许是谁跟组织靠得近、谁容易第一时间得到机会吧；
b、近年民间救援队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在做好事的主要动机之外，也不排除一部分人博取注意力的动因；
c、那些有能力的民间救援组织，还是缺少有力的后台支持机构。
4、各地赶去西藏一侧的民间救援，大部分变成了送物资的——除了那些有组织的救援队，去之前就清晰定位为“协助运送和管理物资”；其他队伍比较盲目。大多数物资只能送达距震区300多公里以外的日喀则市。而且有些队伍第一批带去的物资针对性不强，也显示了前去的部分救援队，不了解地震救灾阶段的基本物资需求。
5、有部分救援队是临时成立的，有个别救援队是“表演系”毕业的——特别擅长与媒体沟通，而并不是所有媒体都了解震后救援该如何开展——上述这些队伍，在技能、组织、装备、救援实施等方面，明显欠缺专业性。
6、凡是在救援的正式工作通报和正式报道中，只提供网名、而无真名的，体现的恰是缺少专业性。
7、同时， 在没有具体任务需求、也缺少自我定位的情况下，民间“救援队”跑去震区，有没有事情可干，纯属瞎猫碰死耗子。这个现象也呈现出一些以“救援”名义跑去震区的队伍，是外行打酱油——如果不是添乱的话。
上述具体观感，也许有偏颇之处，仅供业内人士参考。
国内民间救援的发育，目前面临着瓶颈，主要呈现在：
1、与政府资源的对接，有待改善；
2、慈善机构对救援组织的后台支持，急需加强；
3、大部分救援队自身的专业水平，亟待提高；
4、救援期间，信息/措施/人员/物资等的系统整合，很不充分；
5、救援效果的客观评估，尚为空白；
6、救援组织需要怎样的系统培训、资质认证等，必须重视。
特别要提出的是：做好上述几个方面的事情，突破国内民间救援力量发展中遇到的瓶颈，仅仅着眼于救援组织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民间救援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体系中，以民间救援的真正作用和实际意义为出发点，使之成为有体系的、有实效的一支社会力量。
【救援的核心是“有效性”、“专业性”！民间救援不能搞放卫星！】
最近，民间救援圈内，对于当下的境况、未来的发展，有许多议论和思考。今天看了南都一篇关于民间救援的文章，其标题是《跨国民间救援：行动比完美更重要》，看得有点儿五味杂陈。
震后救援，对实施者的考验，比大夫上手术台做最困难的手术还要重大。
因而“有效性”才是救援最核心的目标。达成这一目标必须、而且只能依靠“专业性”。
当然，好的大夫都是一步一步成长的，也要经历实习的过程。但是，如果让一名实习医生，直接给病人做“重大手术”，这样的行动，带来的不仅不会“有效”，甚至可能是“灾难”！更何况，在震后救援中，救援者（大夫）也同样面临着危险。因而，“实习医生上手术台”式的行动，很可能导致双重的灾难。
在灾害救助中，不专业的“行动”，容易造成灾上加灾！
灾害救助，并不是一般所说的“救死扶伤”那么简单。
根据灾害性质的不同，有很多专业分支。自然灾害中，有地震、海啸、泥石流、水灾、火山爆发等等；人为灾害中，如爆炸、火灾、沉船、溃坝、矿难、垮塌、气体泄漏等等。每一种灾害的救助，都涉及到不同的方式和专业领域。
同时，根据灾后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工作重点。以地震为例：
第一阶段：灾后救援
黄金72小时内，主要是抢救、治疗生还者，同时迅速转移、疏散有潜在危险的人员；
接下来，则是临时安置受灾者、转移伤员和弱势人群、预防和应对次生灾害、处理暴露的遇难者遗体等；
然后，才是进行长期安置、继续处理被掩埋的遇难者遗体、整理财物损失、预备灾后重建等。
在渡过尚属难关之后，进入灾后的第二个重要阶段——“灾后重建”。
在所有的灾后救援中，起主导地位的，从来都是官方救援机构、以及军队等武装部门。
因为他们是全职的，有长期的专业训练，有更好的装备机械，有更加充分的各种资源，也是拿着纳税人赋税的公共服务机构。
在灾后救援中起主导作用，属于现代社会中，作为第一部门的公权力组织（政府）必须承担的角色。
而民间救援，则主要是辅助性质的。
因为他们基本上由志愿者组成，培训得再好、也不是每个人的主业，更遑论体能体力、精力时间了。最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拿纳税人的赋税。
民间救援队的根本定位，是现代社会中的第三部门，也叫做“公益慈善组织”。
要求他们赴汤蹈火，是不现实的！
鼓励他们应该“舍身取义”，是肮脏的！
吹捧个别队伍那种“不讲科学的不怕死精神”，则将大大损害民间救援的发展！
至于上述文章中的许多细节，比如，到了尼泊尔才发现官方无能力、也没有畅顺的信息渠道——这种跨国救灾，不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不懂当地的语言，就让民间救援队冲进去，责任在谁呢？
其实，但凡去过尼泊尔，或者关注过当地社会新闻的——比如去年十月雪灾，中国西藏一侧提前做了预警、各地有序应对，而尼泊尔一侧则有许多人遇难——对于这次大灾后尼泊尔当地政府的能力，应有所预知、并做好预判。这，其实是专业素质中最基本的要求。
该文中，这类表面上看似振振有词的新鲜事，大概也只能哄哄没有出过门的人吧，不值得一一指出了。
【民间救援：警惕劣币驱逐良币】
片面宣扬民间救援的“不怕死精神”、“敢打敢冲作风”，势必对国内民间救援组织的成长造成负面影响：
1、鼓吹“不顾专业性”的不怕死、敢打敢冲，一方面无法保证救援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形成罔顾志愿者安危的氛围，如果再经媒体大力宣传、泛滥下去，迟早造成民间救援者不必要的伤亡，打击对民间救援的发展、将民间救援的发展导入歧途。
2、标榜“不顾专业性”的不怕死、敢打敢冲，对具体队伍、及其领导层而言，当然容易产生广泛的宣传效果，并获得大量的社会资源。但反过来，势必影响那些“注重专业化”的民间救援队的发展，使得民间救援的整体局面出现失衡。
【结束语】
民间救援组织，是公益慈善机构的一个分支。公益慈善机构，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新生力量。都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也需要自身做好长远的规划。
关于民间救援队伍自身的发展，个人认为：宜稳不宜急，宜专不宜杂，宜实不宜虚。
找清楚自身定位，立足于此；弄明白专业方向，深耕细作。或许才是民间救援组织持久的生命力所在。
2015-05-13 周行康 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