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一个美女同事去见王功权。那时候，他私奔归来有一段了，但人们对他私奔这事儿兴味不减。
从下午3点到6点，聊得很投缘。6点以后，王功权要去参加一个维权人士家属的饭局，我同事跟着去了，目的是观察一下生活中的王功权，并就她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深入采访。她的计划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她与王一起待到了晚上11:30，畅聊。
几天后，我又与王功权约了一道，从上午10点聊到午后两点。这一次聊得更深入，聊他的社会情怀。他夹一个公文包，里面装了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自认为对他已经比较了解。临别时，我们互拍肩膀，互道珍重，好像是认识了多年的朋友。
文章怎么写？当然，得写爱情，读者爱看这个。只写爱情吗？那我们自己都感到没劲。我们的做法是，文章分两部分：一部分写爱情，一部分写王寄予情怀最多的公民社会建设。两件事可以统一在一个主题下：多情。前者是对女人多情，后者是对社会多情。前半部分可用郁达夫的一句诗来概括：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后半部分可用鲁迅的半句诗来概括：无情未必真豪杰。这篇文章要捏合我与同事两个人的兴趣点。
同事是个真才女，文笔绝妙，她很快就写出了稿子交我编辑，这就是《多情王功权》。在我看来，它不逊色任何一篇写王功权的文章，或者说，它比绝大多数写王功权的文章都好。
平心而论，王功权的典型性不在于对女人多情，这世上情种多了去了，也不差他一个，他的意义在于从青年时代开始一直没有放弃对自由的追求。为此，他坐过牢。他不仅投入很大的精力在公民社会运动上，而且为那些受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提供直接资助。
王功权写诗，专门研究过诗词格律，写得也很不错。后来我主持一个读书会，请王功权、黄怒波、汪潮涌来谈诗歌。在那个读书会上，王、黄二位因为新旧诗体孰优孰劣斗嘴，可谓妙语连珠、高潮不断。
在此之前，我约他开专栏，他答应了，但迟迟没有时间写，到最后也没写一个字——他对文字有一种敬畏，怕写不好。我们要采访王石，我向他征求问题，他的大意是说，希望亿万资产能支撑起王石的一根脊梁。
读书会过后好像不到两个月，王功权就进去了。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中国企业家阶层是希望社会进步的，他们也愿意表达自己对政治混乱的不满，但他们普遍是软弱的，他们不愿意挑头争取自己的权利。柳传志被称为企业家中的教父，但他公开承认自己的软弱；冯仑被称为企业家中的思想家，但也仅止于做思想家而不是做行动家。与他们比起来，王功权的确是一个异类，他早已不满足只是发牢骚，他坚持知行合一。
我曾采访很多学界名流，每采访一个人，我都会问他们两个相同的问题：推动中国进步的真实的社会力量何在？企业家是主导力量吗？绝大多数人把中国的前途寄望于公民社会的壮大上，但不少人并不看好企业家的作用。法学家江平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企业家过于软弱。
王功权也不认为企业家是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主导力量，所以他主动离开了这个他熟悉的圈子。
这些年来，社会舆论总喜欢谈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在我看来，推动国家的进步正是企业家的重要责任。道理很简单：
一，自由不是等来的，也不是别人施舍的，必须要通过积极的争取才能获得；
二，企业家是这个社会中最有能力、最有资源的人；
三，民主政治对企业发展最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