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的非政府组织“传知行研究所”涉嫌非法经营案今年4月15日移送到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创办人郭玉闪今年一月已经被正式批捕。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对该案的起诉意见书在网络上曝光，引起大量的批评声音。
在这个关头，曾经在传知行研究所工作过的八位研究员联名发表《就传知行案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的意见》，逐条批驳警方的起诉意见书，指出传知行实际上犯下了“独立研究罪”和“学术交流罪”，并敦促检察院对郭玉闪和行政主管何正军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本台就此采访了这八位研究员中领衔联署的著名媒体人笑蜀先生。
RFI：最近网络上流传出传知行研究所八位研究员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的意见，其中由您领衔联署。我们看到其中绝大部分人在传知行工作的时间都中止到2014年11月，是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传知行被查抄吗？
笑蜀：对，事实上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传知行这个平台就停止运行了。
RFI：您在八位联署研究员中是年龄最大的，同时也是加入传知行最晚的，您对其他几位同仁的印象怎么样？
笑蜀：他们给我的印象非常好，都是非常专业的学者和勇敢的公民，我对他们非常信任。
RFI：传知行事件已经持续了半年多时间，在这个关头出现了八位研究员联署的《意见》，是不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施加一些舆论压力？
笑蜀：我们不否认这样的动机，但不止是施加压力，同时也是心怀善意，给海淀区检察院正当行使职权一个理由。因为现在有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如果检察官们顶不住体制内不正当的压力，制造冤假错案，他们终身都难免追究的阴影。我们想用自己的声音，给他们制造一个环境，让他们可以抵制这种压力，这对他们自己也是有好处的。
一石二鸟策略与两个口袋罪
RFI：传知行研究所中继郭玉闪之后接任所长的黄凯平之前也曾经被羁押过，但后来被取保候审；我们也看到在最近一些案件中，中国警方有可能用取保候审的方式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比如女权五姐妹案，您觉得为什么警检方对黄凯平“网开一面”，却对郭玉闪盯住不放？
笑蜀：我个人的分析是，他们（警方）最重要的目标是两个，或者说想一石二鸟。最重要的目标就是郭玉闪本人，其次是传知行这个平台，其他的目标对他们来说不是非常重要。只要把郭玉闪处置了，只要把传知行这个平台砸掉了，他们的主要目标就已经达成。
但是话说回来，我也不认为对黄凯平有网开一面，因为首先这本来就是个冤案，黄凯平本来就是无罪的。其次，黄凯平当时重病在身，羁押下去的话对他的身体非常不利，人道的压力实在太大，不得不放他。后来办理取保受审有你刚才说的那个因素，看起来是警方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但事实上还有另一面，就是威慑：给你头上悬一柄候审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可以掉下来，随时可以再抓你回去，所以我认为谈不上是网开一面。
RFI：郭玉闪最初被羁押的理由是涉嫌“寻衅滋事”，后来又改成“非法经营”，这也是打压民间行动人士的两个公认的口袋罪。据您所知，在维权人士和法律界当中，对这两个口袋罪名有没有什么抗议或者反制的办法？
笑蜀：从许志永案开始，他们（公检法）就使用一系列口袋罪，例如寻衅滋事啊，扰乱社会秩序啊，非法经营啊，这种现象早就引起公民社会和法学界的强烈关注、不满和抗议。目前讨论已经很多了，在这个问题上，当局的无耻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早不是什么秘密。 但是说到反制，的确我们现在想不出来什么反制的办法，除了更多的关注、更多的舆论和更多的抗议，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不对等的博弈。在这个博弈当中，他们是强者而我们是弱者。作为弱者，我们除了诉诸舆论和良知，可能还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反制办法。
当局会穷尽合法伤害权来折腾郭玉闪和传知行
RFI：在公民社会近年来遭受打击的诸多案例当中，抛开您作为传知行研究员的特定身份不论，从全局上说，您觉得传知行这个案件和其他事件相比有什么特殊意义？
笑蜀：传知行和一般的维权组织还是有很大分别的，因为它的定位主要还是一个民间智库，主要从事公共政策和社会问题研究，也就是说它的活动空间是中性的法律、学术和公益空间，如果说连这样的空间都要关闭，那我想当局可以说是“自绝于人民”了，所以传知行案可能更有标志性意义。
RFI：对于传知行这个案件，根据您个人掌握到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的话，您觉得最后的结果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笑蜀：我也很难做一个精确的预测。从最坏的结果来看，我不怀疑他们重判郭玉闪的决心，就像他们不顾法律、不顾压力强行判了许志永、刘萍、李化平等人一样，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但是我觉得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即便最后判不了郭玉闪，他们也会穷尽手上所谓的“合法伤害权”，把对郭玉闪和传知行的“折腾”用到极限，也就是一次接一次的退侦，一直拖下去，实际上是任意羁押，然后用取保候审或别的改头换面的名义，给警方一个台阶下，这就很可能是半年或一年之后的事情了。他们不就是这样对付我的朋友郭飞雄么？还没判刑，现在就已经关押一年半多了，这就是所谓的“合法伤害权”。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最大。
公民运动遭打击更凸显其价值与意义
RFI：您这些年来一直强调温和理性地抗争，把优先选项放在公民社会，也因此引发了一些论战。在习近平上台两年之后，我们看到公民社会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传知行这个机构的特点是，一直试图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拓宽空间，但现在也遭到这种灭顶之灾式的打击。您觉得传知行这个案件还能支持您此前的看法吗？是否会产生冲击甚至反对的效果？
笑蜀：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冲击作用，因为这不能用一时的、局部的成败来决定。因为我刚才提到，这是一个不对等的博弈。在中国，除非你不博弈或者放弃博弈，否则就必须面对这种它不对等：对方是绝对的强者，我们是绝对的弱者。这个不对等博弈就注定了我们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占据上风、节节胜利、凯歌行进，而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失败、一系列的挫折，就像中国的八年抗战，在一个接着一个败仗的基础上，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又好比基督教和罗马帝国之间的博弈，最初不也是失败接着失败吗？何况今天中国转型的难度，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困难的转型，这就注定了我们今天只能屡败屡战。我们不可能有更好的选择，只能接受这样一个既定的格局和。
当然，我不否认其他人可能有更好的选项和更好的办法，那么请做出来给大家看，用成功来证明，否则，现有的选择就是不得已的。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为什么这两年公民运动会成为一个重点打击的目标？因为统治者并不傻、并不蠢。他们精确地选择了自己的对手，认为这些人才有打击的价值和必要性，因为相对而言，这些人才真有力量。最近五六年来，中国的公民运动和公民力量开始崛起，开始影响主流社会和人心变迁，这才是公民运动遭到重点打击的真正原因所在。而那些没有力量的，人家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根本不拿你当对手，没有打击的价值和意义。
RFI：您在2013年一次访谈中曾经谈到，当时在您看来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形势处于一个混沌期和过渡期。现在两年过去了，您觉得形势有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笑蜀：我认为混沌期还在延续，至少我个人没有办法对未来的走势做一个精确的判断，因为有很多因素隐藏在“无知之幕”后面，信息过于不对等，变数过于巨大，我认为不是常人能够做出精确判断的。
无论如何，回到传知行这个案子，我有一点呼吁，就是在这个案子上，我个人希望知识界、学术界的同仁，尤其是中国的法律人不应该沉默。当然，面对所有的迫害都不应该沉默，但是眼下最迫切的之一，就是传知行案，因为起诉意见书刚刚公布，正好是个契机，可以变成知识界、学术界尤其是法律界讨论的对象。这个讨论在现有空间内是可以展开的。我们不应错过这个契机，把我们能够起到的“倒逼”作用发挥到极限，制止公权力的滥用。
RFI/ 作者 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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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当权者在传知行案上将穷尽其“合法伤害权”
中国著名的非政府组织“传知行研究所”涉嫌非法经营案今年4月15日移送到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创办人郭玉闪今年一月已经被正式批捕。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对该案的起诉意见书在网络上曝光，引起大量的批评声音。
在这个关头，曾经在传知行研究所工作过的八位研究员联名发表《就传知行案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的意见》，逐条批驳警方的起诉意见书，指出传知行实际上犯下了“独立研究罪”和“学术交流罪”，并敦促检察院对郭玉闪和行政主管何正军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本台就此采访了这八位研究员中领衔联署的著名媒体人笑蜀先生。
RFI：最近网络上流传出传知行研究所八位研究员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的意见，其中由您领衔联署。我们看到其中绝大部分人在传知行工作的时间都中止到2014年11月，是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传知行被查抄吗？
笑蜀：对，事实上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传知行这个平台就停止运行了。
RFI：您在八位联署研究员中是年龄最大的，同时也是加入传知行最晚的，您对其他几位同仁的印象怎么样？
笑蜀：他们给我的印象非常好，都是非常专业的学者和勇敢的公民，我对他们非常信任。
RFI：传知行事件已经持续了半年多时间，在这个关头出现了八位研究员联署的《意见》，是不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施加一些舆论压力？
笑蜀：我们不否认这样的动机，但不止是施加压力，同时也是心怀善意，给海淀区检察院正当行使职权一个理由。因为现在有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如果检察官们顶不住体制内不正当的压力，制造冤假错案，他们终身都难免追究的阴影。我们想用自己的声音，给他们制造一个环境，让他们可以抵制这种压力，这对他们自己也是有好处的。
一石二鸟策略与两个口袋罪
RFI：传知行研究所中继郭玉闪之后接任所长的黄凯平之前也曾经被羁押过，但后来被取保候审；我们也看到在最近一些案件中，中国警方有可能用取保候审的方式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比如女权五姐妹案，您觉得为什么警检方对黄凯平“网开一面”，却对郭玉闪盯住不放？
笑蜀：我个人的分析是，他们（警方）最重要的目标是两个，或者说想一石二鸟。最重要的目标就是郭玉闪本人，其次是传知行这个平台，其他的目标对他们来说不是非常重要。只要把郭玉闪处置了，只要把传知行这个平台砸掉了，他们的主要目标就已经达成。
但是话说回来，我也不认为对黄凯平有网开一面，因为首先这本来就是个冤案，黄凯平本来就是无罪的。其次，黄凯平当时重病在身，羁押下去的话对他的身体非常不利，人道的压力实在太大，不得不放他。后来办理取保受审有你刚才说的那个因素，看起来是警方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但事实上还有另一面，就是威慑：给你头上悬一柄候审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可以掉下来，随时可以再抓你回去，所以我认为谈不上是网开一面。
RFI：郭玉闪最初被羁押的理由是涉嫌“寻衅滋事”，后来又改成“非法经营”，这也是打压民间行动人士的两个公认的口袋罪。据您所知，在维权人士和法律界当中，对这两个口袋罪名有没有什么抗议或者反制的办法？
笑蜀：从许志永案开始，他们（公检法）就使用一系列口袋罪，例如寻衅滋事啊，扰乱社会秩序啊，非法经营啊，这种现象早就引起公民社会和法学界的强烈关注、不满和抗议。目前讨论已经很多了，在这个问题上，当局的无耻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早不是什么秘密。 但是说到反制，的确我们现在想不出来什么反制的办法，除了更多的关注、更多的舆论和更多的抗议，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不对等的博弈。在这个博弈当中，他们是强者而我们是弱者。作为弱者，我们除了诉诸舆论和良知，可能还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反制办法。
当局会穷尽合法伤害权来折腾郭玉闪和传知行
RFI：在公民社会近年来遭受打击的诸多案例当中，抛开您作为传知行研究员的特定身份不论，从全局上说，您觉得传知行这个案件和其他事件相比有什么特殊意义？
笑蜀：传知行和一般的维权组织还是有很大分别的，因为它的定位主要还是一个民间智库，主要从事公共政策和社会问题研究，也就是说它的活动空间是中性的法律、学术和公益空间，如果说连这样的空间都要关闭，那我想当局可以说是“自绝于人民”了，所以传知行案可能更有标志性意义。
RFI：对于传知行这个案件，根据您个人掌握到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的话，您觉得最后的结果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笑蜀：我也很难做一个精确的预测。从最坏的结果来看，我不怀疑他们重判郭玉闪的决心，就像他们不顾法律、不顾压力强行判了许志永、刘萍、李化平等人一样，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但是我觉得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即便最后判不了郭玉闪，他们也会穷尽手上所谓的“合法伤害权”，把对郭玉闪和传知行的“折腾”用到极限，也就是一次接一次的退侦，一直拖下去，实际上是任意羁押，然后用取保候审或别的改头换面的名义，给警方一个台阶下，这就很可能是半年或一年之后的事情了。他们不就是这样对付我的朋友郭飞雄么？还没判刑，现在就已经关押一年半多了，这就是所谓的“合法伤害权”。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最大。
公民运动遭打击更凸显其价值与意义
RFI：您这些年来一直强调温和理性地抗争，把优先选项放在公民社会，也因此引发了一些论战。在习近平上台两年之后，我们看到公民社会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传知行这个机构的特点是，一直试图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拓宽空间，但现在也遭到这种灭顶之灾式的打击。您觉得传知行这个案件还能支持您此前的看法吗？是否会产生冲击甚至反对的效果？
笑蜀：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冲击作用，因为这不能用一时的、局部的成败来决定。因为我刚才提到，这是一个不对等的博弈。在中国，除非你不博弈或者放弃博弈，否则就必须面对这种它不对等：对方是绝对的强者，我们是绝对的弱者。这个不对等博弈就注定了我们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占据上风、节节胜利、凯歌行进，而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失败、一系列的挫折，就像中国的八年抗战，在一个接着一个败仗的基础上，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又好比基督教和罗马帝国之间的博弈，最初不也是失败接着失败吗？何况今天中国转型的难度，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困难的转型，这就注定了我们今天只能屡败屡战。我们不可能有更好的选择，只能接受这样一个既定的格局和。
当然，我不否认其他人可能有更好的选项和更好的办法，那么请做出来给大家看，用成功来证明，否则，现有的选择就是不得已的。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为什么这两年公民运动会成为一个重点打击的目标？因为统治者并不傻、并不蠢。他们精确地选择了自己的对手，认为这些人才有打击的价值和必要性，因为相对而言，这些人才真有力量。最近五六年来，中国的公民运动和公民力量开始崛起，开始影响主流社会和人心变迁，这才是公民运动遭到重点打击的真正原因所在。而那些没有力量的，人家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根本不拿你当对手，没有打击的价值和意义。
RFI：您在2013年一次访谈中曾经谈到，当时在您看来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形势处于一个混沌期和过渡期。现在两年过去了，您觉得形势有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笑蜀：我认为混沌期还在延续，至少我个人没有办法对未来的走势做一个精确的判断，因为有很多因素隐藏在“无知之幕”后面，信息过于不对等，变数过于巨大，我认为不是常人能够做出精确判断的。
无论如何，回到传知行这个案子，我有一点呼吁，就是在这个案子上，我个人希望知识界、学术界的同仁，尤其是中国的法律人不应该沉默。当然，面对所有的迫害都不应该沉默，但是眼下最迫切的之一，就是传知行案，因为起诉意见书刚刚公布，正好是个契机，可以变成知识界、学术界尤其是法律界讨论的对象。这个讨论在现有空间内是可以展开的。我们不应错过这个契机，把我们能够起到的“倒逼”作用发挥到极限，制止公权力的滥用。
RFI/ 作者 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