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余志坚
故事整理人：马萧
【受访人简介】：余志坚，湖南浏阳人，1989年5月23日，与湖南同乡鲁德成、喻东岳一道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上泼鸡蛋，被当局以“反革命破坏罪”、“反革命煽动宣传罪”判处无期徒刑，现流亡美国。
回顾“1989-5-23”事件
1989年5月23日下午，我和喻东岳、鲁德成三人被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交给警察，具体时间应该是晚上七点多，当时天安门广场全部是由学生的纠察队在维持秩序，而警察已经没有正常执勤了。现在很多人都在问当时的学生为什么会把我们交给警察？到今天都像是一起无头公案一样，而现在有些学生在反省自己，他们当时不应当把我们三人交给警察，但当时他们确实就是这样做的，我并不在意这个，我在意的是喻东岳，他在当时受到了学生们的不公正对待，脑袋都被学生打蒙了，喻东岳后来在监狱中被逼迫成精神病，我想同这一次遭到学生的暴打是有因果关联的，而喻东岳到现在的精神病都很严重，无法治愈。
据当时在场的广场学生纠察队队长郭海峰回忆，就是否应该把我们交给警察学生曾经有一个投票，同意将我们交给警察的多一票。当时的学生将我们定位为“特务、奸细、破坏学运的破坏份子”，就是指我们污损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画像的行为，当时我们还在城门的两侧挂了一幅横幅——“五千年专制可以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但我们根本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反而被学生们当成特务顺手交给了警察。当时由郭海峰负责执勤，他把我们交给了离广场最近的派出所，还特意要求警察写了一张收条，收条上注明收到我们三个人。那些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随即在那个已经被污损的毛泽东画像下面也打出一条横幅，称“这不是学生干的，这不是人民干的。”“人民和学生是重叠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既不是学生，也不是人民，从这个社会中被清除出去了，应当说当时的学生心里其实是恐惧的，他们害怕激化矛盾，所以要和我们三个人的行为划清界限，漂清关系。
现在很多人都在批判共产党对待那场社会运动的处理方式，但实际上，共产党的罪恶并不是从1989年才生长出来的，自1949年建政之后，它都是一路杀戮过来的，像内战啊、镇反啊、肃反啊、反右啊，以及文革，它每推行一项政策都是以迫害无辜人们告终的，少则几十万人，多则上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顺便要说一下的是，我们三个人没有一个人的家庭受到过共产党的迫害，没有一个人出身在“黑五类”家庭，但我们对这些问题却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因为当时已经不是一九七九年，而是到了一九八九年，整整过了十年时间，很多毛泽东时代的资料在大陆都能公开地看到，只要稍微有些分析能力，都能够明白这些道理。共产党的正义性在哪里？无非是承诺给人民以主权嘛，它承诺给农民以土地，但农民的土地在哪里？它承诺给工人以选票，但工人的选票在哪里？它承诺给知识份子以言论自由，但知识份子的言论自由在哪里？
我们是在北京戒严之后的三、四天之后才决定去砸毛泽东画像的，在当时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了共产党很有可能会开枪，因为它已经宣布戒严了，但学生除了拦阻军车进城，没有任何反戒严的措施，我们当时上过建议书，要求广场上学生、市民应当成立自己的政府，我们建议在纪念碑旁边成立自己的政府，可以占领人民大会堂，可以占领中央电视台，这些在当时都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当时的警察都已经撤防了，而很多党政机关的干部都出来游行了，而学生们想到的就是继续坚守还是撤离，并且坚守还被认为是激进的主张，我们的建议根本就没有被人提及过。实际上，当时的游行规模根本不是什么几十万人、上百万人参与，光北京就有好几百万市民参与，而像我们湖南几乎全部动员起来了，现在很多人都将那场运动聚焦在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让外界误以为当时只有在北京，只有学生在活动，除此之外，其他地方的人们好像都是看客，好像都在冷眼旁观，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在浏阳——胡耀邦的故乡曾组织了一次公祭大会，把整个浏阳城都挤得水泄不通，在整个大陆应该是有上亿人参与的，包括了各个阶层的人，这样的社会运动规模在当时邓小平、李鹏根本就不敢下手，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像赵紫阳、方励之这些人是必须要站出来的，在共产党内部，赵紫阳是最有声望的，但赵紫阳根本没有担当，而民间来说，方励之是最有声望的，连普通的中国人都知道方励之的名字，他也是深孚众望的，实际上，学生是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但除了那些学生在广场上为“坚守”还是“撤离”吵得不可开交之外，那些有政治经验的、有担当能力的成年人站出来主持大局的太少了。
很多人现在认为我们三个人是先行者，但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当时那些学生都对共产党的本质认识不清，而且连那么多的知识份子、市民都意识到不到这些问题。还有人同情当时的学生，认为学生在斗争的策略上存在问题，但我认为，策略的对错应该建立在对事物的本质有一个清醒认识的基础之上，如果对这个东西的本质都没有弄明白，就根本谈不上策略的对错问题，这是我这些年以来的一些思考，但在25年后的今天，我的这些看法和主张都一直不是主流，许多当时亲历过那场社会运动的当事人依然对共产党抱有莫大的希望，并且到今天这种看法都一直把持着民间知识份子的主流话语权，甚至有些人还在为当年共产党、为邓小平的做法开脱，这样的思想混乱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逮捕与审判
我们被广场上的学生纠察队送到离天安门广场最近的南池子派出所，在那里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也就是1989年5月24日，又转到了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被收容审查，之后，又转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直到6月15日，我们才被宣布正式逮捕。
我们从湖南去北京之前，都是对自己的处境有了相当的评估，甚至做好了被枪毙的心理准备，因此，对进公安局这样的遭遇早就有准备，因此，我们都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除了在南池子派出所，警察了解了我们的身份，基本上，到6月15日之前，就没有人管我们了，因为当时整个是一个特殊情况。
在收容所，我们三个人是分开关押的，我和一个小偷关在一起，有时候偶尔也能够收到一份报纸看，了解收容所外面发生的事情。但是，在6月3日、6月4日，我所在的“号子”里突然如潮水般关进来很多人，就是那些所谓的暴徒、市民、学生，在6月3日晚上11点多钟之后，我听到了机关枪的扫射声，一晚上都没有断，我当时在“号子”里就知道发生了特殊情况，当时，我很不好受，因为枪声是从四面八方传过来的，我意识到共产党正式开始大开杀戒了，但外面究竟死了多少人我不清楚。到6月4日，随着这些人陆陆续续被送进来，我确证了先前的猜测，我那个房间就关了三十多个人，挤得水泄不通，都在那里说话，说军队在开枪，在杀人。
我所在的“号子”不是很大，大概有二十来平米，正常情况不会关押超过八个人，因为那个炕只能躺八个人，现在突然之间送来三四十个人，连挤都挤不下，如果想躺下来就更不可能，“号子”里面的气味非常大，而且又不能洗澡，正是夏天，那真是活受罪，和外面唯一的联系就是到了吃饭的时间有人从外面塞点东西进来，供关在这里的人吃。
后来关进来的这些人，主要是北京的市民、学生，有些是从广场上抓进来的，有些拿石头打军车，被人举报，有些是晚上在街头行走，被戒严的军人抓进来的，任何新人刚进来，就是一顿暴打，个个打得头破血流，当时的收容所因为“军管”的原因都被军人控制了，有些学生刚进来，说“不要打，我们都是学生。”这些执勤的军人说，“打得就是你们这些学生，打得就是你们这些学生。”军人出手就更重、更狠，当时这些学生被打得特别惨。
在收容所呆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又被转到北京市公安局的看守所，当时的警察已经没有介入，而是由军人直接押送的，由军用的吉普车负责押送我们，三个人，一人一辆，五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把我从收容所架出来，根本不是押送，而是像捏小鸡一样，把我往吉普车上一扔，扔到车上的时候，我的身体失去平衡，头就摔在车座板上，等我爬起来，一个军人就拿着冲锋枪枪托迎面一下，当时我就被打掉一颗牙，满脸都是血。然后，他们又用大头皮鞋踩着我的脑袋，我脑海中一片空白，当时就想他们是不是要把我们拿出去直接处决了，因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又在想，毙了就毙了吧，反正人生总得画这么一个圆，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阿Q，反正当时好像想了很多问题，又好像什么问题都没有想。但后来，他们把我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宣布正式逮捕，还要我在逮捕令上签字，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噢，是换了一个地方。
接下来开始走程序，我们三个人的程序走的是比较快的，因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要处理那么多人，但我们还不是最快的，最快的是直接被处决的那一批人，六月份就枪毙了两批、三批人，后来还有更多。到了七月份，提审我们的次数就非常多了，几乎每天都在提审，警方成立了专案组，还去了湖南浏阳，他们亲自到我所在的学校，搜了我几十本日记，只要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都被抄走了，而北京这边，他们就审，审问的范围也相当宽泛，比如，问我们的行为是不是有人在背后主使，谈我们的思想认识过程，等等，他们搜到我的日记之后，也拿来问，因为当时的三月份有西藏事件，他们就说你都在支持西藏的暴乱，说我一直以来就有反共的思想。
基本上，我对他们的审讯都是实话实说，都到了这个份上，也没有必要隐藏什么观点了。但是，在审讯过程中，警察并没有使用过酷刑，不过，审讯的时间却没完没了，完全没有时间控制，想什么时候审就什么时间审，有时候是半夜里提审，一审就是十个多小时，让人受不了的还不是长时间审讯，因为它并不是结束了，有时候审讯完，刚把你关进“号子”，你还没有闭上眼睛，他们又把你提出去，又一个什么问题要问，就是这样无休止的提问，让人受不了，因为他们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结案。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铐子。我们在进收容所之后就一直戴着铐子生活，一直没有取下来过，睡觉铐着，吃饭铐着，上厕所也要铐着，很不舒服，我还看到比我们更惨的，更多的人，不仅戴着手铐，而且还拖着沉重的脚镣，这些是可能被判死刑的，有政治犯、良心犯、刑事犯，都混在一起。
北京的看守所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大同小异，都有牢头狱霸，他们代表警察分配食物，吃的东西有点像猪食，窝窝头，咸菜，整天就吃这些东西。新进“号子”的犯人一进来就是一个下马威，一顿暴打，有些特殊的犯人警察会打招呼，这些牢头狱霸也会听招呼，这样皮肉之苦就免了，相比之下，我的遭遇还算好，因为刚进去的时候，“号子”里面只有四五个人，为首的那些犯人对北京外面发生的事情很关心，他们急于向我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他们也知道我是为什么原因被关进来的，因此对我非常尊敬。
当时，我在“号子”里也没有闲着，还做过两三件事情，一个就是在“号子”的墙壁上写一些“反诗”，反对共产党的独裁统治，我的职业是教师，也算是半个诗人，后来还有人在“号子”里看到过我写的这些诗；二是带着“号子”的犯人一起唱国际歌，那时候整个北京城经常唱国际歌，有一两个晚上，我们联合整个楼里的犯人都唱国际歌，把整个楼都震得一摇一摆的，那些武警、军人就在外面站岗，只要我们一唱国际歌，他们就端着枪冲进来，有时是拿着铐子，非常严厉，要求我们停下来，我们也听招呼，就停下来了，第二天大家又一起开唱，在“号子”里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的。
一审是1989年7月份，在北京市第一中院，当时是秘密审判，没有旁听，庭审也很快，罪名是“反革命破坏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我请了律师，二审是在北京市高级法院，时间是在8月11日。当时我猜测自己可能会判死刑，所以还写好了遗书，当我听到判决无期徒刑之后，有点出人意料，我高兴的跳起来了。我们三个人的刑期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我被认定为主犯，因为是我提议去北京的，喻东岳则判了二十年，但从共产党的刑法实践来看，无期徒刑和二十年有期徒刑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而鲁德成被判十六年。
监狱生活
在审判结束之后不久，我们就被送回湖南，一开始都关在衡阳监狱，1990年春节我们三个人是在一起过的，四月份我们才陆续分监，我送到了永州监狱，而喻东岳则分在湖南省第一监狱，即赤山监狱。我们三个人在监狱的生活都是比较残酷的，而喻东岳后来精神之所以有问题，有几个现实的原因，第一，他所在的赤山监狱是我们三个人中环境最差的、最残酷的一个，第二，他是教师，也是一个诗人，有诗人气质，然后，做了记者，属于那种情绪比较容易激动、波动大的那种性格，这种性格最不适合在监狱生活，因为监狱残酷、呆板，没有想象力，没有诗意，特别是共产党的监狱，暗无天日，毫无人性，是最没有诗意的地方，感觉是最差的，第三，他周围的压力对他的心理影响非常大，像我和鲁德成做了事情之后，家庭、朋友对我们的影响很小，而喻东岳却受到了莫大的压力，他出身于乡下的农村家庭，是家中的长子，要承担家庭的经济重担，他的行为让家人非常失望，他的朋友、同学也没有一个理解他的，他进监狱之后，收到过很多信件，也有人专门去监狱看过他，但没有一个人理解他的心情，都是指责他的，说你一个诗人，一个很有前途的，去一趟北京也就可以了，怎么做出这种“极端”的事情来，为什么不好好生活，太过份了，完全不能接受，等等，这些外界的不理解和指责声都给了喻东岳很大的压力。
直接的原因则牵涉到监狱里发生的一件事情，他们那个监室的犯人在监狱里面收听美国之音，当时收听的不止他一个人，可能有七八个人，喻东岳是一个诗人，关心外面发生的事情，然后他也非常关心政治，当然也是其中一个，但在大陆，即使在监狱外面，收听美国之音都是危险的，何况在监狱里面，这样的事情在监狱里面是属于犯罪行为，是可以加刑的，而喻东岳内心是想早点出去，不想被加刑，所以很紧张，想向监狱方面解释这件事情，他在晚上去找狱警，去敲狱警的门，想解释这件事情，那个值班狱警打开门就抽了他几个耳光，这样他越想事情就越严重，思想转不过弯来，其实根本不需要向监狱澄清什么的，第二天，他干脆在监狱的黑板上写了“平反六四、打倒邓小平”之类的话，他本来的原意不是这样的，但挨了几个耳光之后，在一念之间就这么做了。这再一次触怒了监狱方面，将他绑起来，放在太阳下面曝晒了整整一天，又把他送到了严管队，被狠狠地暴打了一顿，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是非常残酷的，他的精神就这样彻底崩溃了，他开始寻找自杀机会，被监狱发现了他的自杀倾向，又再一次折磨他，这样，他再也没能回到他先前所在的监区。
我是挺过来了，但也不容易。我当时被分在了永州监狱，监狱盯得我很紧，因为我们三个人的事情在报纸上、电视上都有过报道，这些情况他们都知道，把我当作监狱的第一犯人看对待，而我对这些都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在监狱，政治犯和刑事犯是有差别的，刑事犯人各种犯罪行为都有，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而政治犯并没有被单独地关押，和刑事犯混合地关在一起，利用刑事犯来监视政治犯，像有一些刑事犯监狱很放心，把什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利用他们来监视政治犯，政治犯在监狱里面更不自由，你不能从这个监区走到那个监区，但另一方面，无论是狱警，还是刑事犯，相对来说又比较敬重政治犯。
刚进去一两个月的时候，监狱方面要求我去参加体力劳动，是在车间里面制造各种汽车配件，那种噪音非常大，机床、车床、刨床切割金属的声音，让人受不了，但一般的犯人没有办法，必须要劳动，他们让我也去学，我说我受不了那种噪音，再说我是政治犯，不是刑事犯，我不需要所谓的劳动改造，如果有需要，我也只需要你们在思想上说服我，实际上就是抵抗这种奴役劳动。
于是，他们就把我单独关到严管队，关一段时间之后又把我放出来，放出来我还是不劳动，然后又把我送进去，光严管队我就被关了三次，关“小号”，一共关了十三个月，超过一年的时间我是在严管队度过的。所谓的“严管队”，犯人一进去就是一顿暴打，大部分是严管队的犯人执行的，这些犯人是帮助狱警维持监狱秩序的，又称“行刑队”，专门帮助狱警打犯人。还有，在严管队里吃不饱，在监狱的车监监区里，还能够勉强填饱肚子，但在严管队，每顿就是一碗稀饭，饿得让人受不了，二十多岁的年龄，餐餐给你弄一点稀饭，从门外边给你塞进来，天天都是如此。还有就是不给你放风，“小号子”高度很低，不能站起来，我关那种“小号子”最长的一次是九个月，最短的一次一个月。
有三个狱警，他们听说我老是不服从监狱的“管教”，不劳动，就整我。他们把我弄进严管队办公室，用三支电棒，电得我，叫人受不了，整整电了我好几个小时，电得我几乎一丝不挂了，当时正是大冬天，我只穿了一件破棉袄，他们就一直用电棒在我身上吱，从头到脚，电棒充电之后发出的声音劈劈啪啪响个不停，就这样持续了几个小时，一直到我昏死过去，他们才罢手，这是我记忆当中最深刻的一次，像这样的电刑，在监狱里面是非常流行的。
每年在监狱里都有犯人自杀，上吊、跳楼的都有，永州监狱在96、97年之前一直干机械方面的活，制造汽车配件，所以工作时间比较固定，一般都是白天八九个小时，晚上不工作，因为比较容易出事故，但97年之后，订单慢慢地不够了，所以监狱没活干了，于是全部干手工劳动，这样监狱方面就不用担心出事故，犯人平均每天都要劳动十二个小时、十五个小时以上，甚至还要干通宵，太累了，所以很多犯人都受不了，自杀的、自残的特别多，一些犯人纷纷把自己的手指头剁掉，砍掉，后来看到这些自残行为都麻木了，还有些犯人，他们为了逃避这种强迫劳动，找一个注射器，往自己的大腿上注射煤油，让自己的两条大腿都腐烂，一方面是要抵抗这种强迫劳动，一方面希望保外就医，我的一个狱友就是采取这种自残行为的，他的两条腿就这样生生地烂掉了，直到后来也没法医治。
自杀的场面就更惨不忍睹了，和我同在一监室的犯人，是一个农村青年，被判无期徒刑，因为受不了监狱的这种劳动，又不可能拒绝干活，于是，他爬到监狱的教学楼楼顶，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爬上去的，从上面跳下来，脑浆迸裂，鲜血洒了一地，那个场面太惨烈了，我当时就站在那里，亲眼目睹了这一幕，这种犯人的自杀行为在监狱里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很多起。
而我之所以能够挺过来，因为我当时心里有一种信念，刚进去的时候，我认为共产党很快就会垮台的，我对和我一起坐牢的“六四”政治犯都说，“我们的刑期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到三五年就会出去，这种强烈的念头一直持续到1992年之前，也就是刚进监狱时那段最艰难的日子，我当时咬紧牙关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扛过去，一定要活着出去，这样才撑着我挺过严管队的那段日子。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我慢慢发现共产党在变化，我发现它还能够维持一段时间，我的这种信念才慢慢淡下来，我当时就在想，因为我被判无期徒刑，所以就永远地关在里面了，这个时候，我也不再跟那些狱警对着干。监狱的监狱长、湖南监狱管理局的局长，他们都找过我，知道我在监狱里面反抗他们这种非人道的奴役行为。他们问我去不去监狱的教师队，教犯人识字，我想了想，说愿意。他们又要求我不要向犯人宣传共产党的坏话，要我给出承诺，我也给了他们承诺，从那以后，我就在监狱的教师队干活，那个教师队到最后都解散了，监狱不再用犯人当教师，而是由狱警直接教犯人识字，而我还是被留在教育科，教那些警察如何上课，因为我进监狱之前的工作是教师，直到我出狱之前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出狱之后
我一共关了十二年时间，我坐的监狱时间太长了，当然很多人坐的时间更长，如果我是坐两三年的话，我可能还有一些雄心壮志，有一些政治上的抱负，还会像八九年之前那样有政治激情，但这么长时间的服刑行为，而共产党的监狱又没有任何学习的机会，也不会让你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非常呆板，也没有诗意，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环境之中，我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平庸，在很多方面都感觉很吃力，而我喜欢生活在那种有诗意的地方。我在临近出来的时候，包括我刚出狱的那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完全不能接受社会的改变，不能适应新的生活了，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在这里。在1989年之前我能够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但在我出狱之后，社会变化太大，人的变化也太大，完全不是八十年代我进监狱之前的那种社会风气了，因此，我除了对民主的追求这一信念始终没有动摇之外，这些变化对我的冲击都非常大，才出狱的那段时间，我几乎不知道应该怎样去生活，慢慢地才重新适应过来。
定稿：2014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