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演讲题目叫作“教育权问题是一个宪政问题”。首先应强调，这里讲的“教育权”不是“被教育权”，换句话说是“办学的权利”。我们为什么把它说成是宪政问题，是因为宪政问题就是根源问题，权力来源问题。
对我们国家30多年改革取得的成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我们进行了宪政改革，也就是说我们最基本的规则发生了变化。这可以从两句话中体现出来，一句是“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一句话是“毛泽东是人不是神”。第一句话的意思是，只要达到目标，什么“主义”并不重要。这里的目标，是指人民的幸福，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
第二，任何一个个人都有局限性，他不可能是全知全能，也不可能完全正确，不犯错误，所以不存在一个人为设计的完善制度，也没有什么一个人发出的“最高指示”，别人不能去触动，不能去改革。虽然这两句话没有写入宪法文件，但在实际中是改革最基本的原则。这两个基本原则上。我们进行了非常深刻的30年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它具有宪政含义，即人们有了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这是最根本的。而这种经济活动的自由或权利发源于什么地方？这不是政府恩赐的权利，而是人们的自然权利，政府只是还权于民，这个权利是发自于他们本身。这才有了我们30年的奇迹。
而反观教育领域，可以看出这是抗拒改革开放原则的顽固领域。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我们30年的改革实践证明，还权于民，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是对的。这样一条道路既然是对的，它背后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的，就应推广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反观我们的教育领域，这样一个在其它领域天翻地覆的变化却没有发生，它还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我们可以把今天教育领域好有一比：今天所有对教育领域的管制形式，都和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几乎一模一样。
一是“进入管制”，包括资格认定，学校不是自由创建，而是由教育管理当局来批准。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计划”、“价格管制”、“产量指标”等等，还有“产品结构”等概念，对应于今天的对学校的“招生计划”、“学费标准”、“学科专业设置”的管制。再有就是“合格证颁发”，我们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书虽然由学校颁发，但颁发的资格却要由教育管理当局授予，甚至证书的样式教育管理当局也要规定。
还有一个问题是“统一产品设计”。我们的教科书，要由政府统一审定。总而言之，我们的教育领域结构还是计划经济的。而计划经济的根本错误是认识论的错误，认为计划当局全知全能，而我们知道，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结论是，30年的改革证明了计划经济就是错的，不仅在物质生产领域是错误的，在人才生产领域中更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的教育管理当局误以为它有权决定谁可以进入教育领域。由于我们的教育领域没有与全国一起进行具有宪政意义的30年改革，在这一改革中，直接干预经济的大量政府部门被裁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人民自由地创办企业，我们的经济蓬勃发展。
而现在我们的教育管理当局不仅没有被裁撤，反而认为它有权力规定谁可以进入教育领域。设立学校要经教育管理当局批准。它不顾社会对教育的需求，认为不符合它的规定就不该办学。前些年大量的民工子弟学校被关闭。2007年上海关闭了建英学校，导致1600个学生失学。另外还有禁止私塾，干涉孟母堂的正常教学。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教育管理当局限制别人进入教育领域的权力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权力来源的问题，这是一个宪政层次的追问。
为什么教育管理当局没有权力决定谁该进入教育领域？首先，教育权是人的基本权利，来源于人最自然的权利，即父母要向子女传授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也包括世世代代人的知识与文化积累，他可以自己把这些知识告诉自己的子女，也可以委托别人告诉自己的子女，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知道，孔子是没有办学执照的，但是他开创了中国的私学传统。没有这样的私学传统就没有中华文明。宋代是一个非常灿烂的文化发展时期，民间的书院遍地开花。在南宋442所书院当中，46%到63%是民办。因此就有了儒学革命。再看今天的中国，我们的《宪法》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其中谈到从事教育的自由和权利。
教育管理当局潜越教育权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恶果。第一是，应试教育，扼杀个性；第二是排斥经典，降低教材质量；第三是教育管理当局自我授权，滥用公权；造租寻租，导致教育腐败；第四是制造地区歧视，亵渎平等；第五是破坏弱势群体教育，压制民间教育。最重要的，这将导致整个国家教育质量低下，贻误中华文明未来。
最后，我提几点关于教育权的改革建议。
一是根据宪法教育自由的原则，改进有关法律，明确办学自由。
二是撤消教育部，设立教育监管委员会。
三是结束违宪行为，取消对教育领域的进入管制。
四是在还权于民、办学自由的基础上管制：对学校间竞争秩序进行规范和维护；在初等义务教育领域进行转移支付，保证起点平等；在高等教育领域资助理论创新，支持助学基金和助学贷款等。
五是鼓励成立教育促进基金会，吸收大量民间资金。六是鼓励建立民间的竞争性的教育评级和监督机构和制度。
最后，设立公正的国家考试制度，为公私学校的教育目标提供参照。
盛洪，1954年12月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6年、1990年分别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执行理事，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教授。他的专著《分工与交易》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尝试之一；文集《为万世开太平》则交织着理性主义的冷静思考和关注天下未来的文化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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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建议撤销教育部，设立教育监管委员会
我的演讲题目叫作“教育权问题是一个宪政问题”。首先应强调，这里讲的“教育权”不是“被教育权”，换句话说是“办学的权利”。我们为什么把它说成是宪政问题，是因为宪政问题就是根源问题，权力来源问题。
对我们国家30多年改革取得的成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我们进行了宪政改革，也就是说我们最基本的规则发生了变化。这可以从两句话中体现出来，一句是“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一句话是“毛泽东是人不是神”。第一句话的意思是，只要达到目标，什么“主义”并不重要。这里的目标，是指人民的幸福，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
第二，任何一个个人都有局限性，他不可能是全知全能，也不可能完全正确，不犯错误，所以不存在一个人为设计的完善制度，也没有什么一个人发出的“最高指示”，别人不能去触动，不能去改革。虽然这两句话没有写入宪法文件，但在实际中是改革最基本的原则。这两个基本原则上。我们进行了非常深刻的30年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它具有宪政含义，即人们有了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这是最根本的。而这种经济活动的自由或权利发源于什么地方？这不是政府恩赐的权利，而是人们的自然权利，政府只是还权于民，这个权利是发自于他们本身。这才有了我们30年的奇迹。
而反观教育领域，可以看出这是抗拒改革开放原则的顽固领域。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我们30年的改革实践证明，还权于民，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是对的。这样一条道路既然是对的，它背后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的，就应推广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反观我们的教育领域，这样一个在其它领域天翻地覆的变化却没有发生，它还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我们可以把今天教育领域好有一比：今天所有对教育领域的管制形式，都和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几乎一模一样。
一是“进入管制”，包括资格认定，学校不是自由创建，而是由教育管理当局来批准。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计划”、“价格管制”、“产量指标”等等，还有“产品结构”等概念，对应于今天的对学校的“招生计划”、“学费标准”、“学科专业设置”的管制。再有就是“合格证颁发”，我们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书虽然由学校颁发，但颁发的资格却要由教育管理当局授予，甚至证书的样式教育管理当局也要规定。
还有一个问题是“统一产品设计”。我们的教科书，要由政府统一审定。总而言之，我们的教育领域结构还是计划经济的。而计划经济的根本错误是认识论的错误，认为计划当局全知全能，而我们知道，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结论是，30年的改革证明了计划经济就是错的，不仅在物质生产领域是错误的，在人才生产领域中更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的教育管理当局误以为它有权决定谁可以进入教育领域。由于我们的教育领域没有与全国一起进行具有宪政意义的30年改革，在这一改革中，直接干预经济的大量政府部门被裁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人民自由地创办企业，我们的经济蓬勃发展。
而现在我们的教育管理当局不仅没有被裁撤，反而认为它有权力规定谁可以进入教育领域。设立学校要经教育管理当局批准。它不顾社会对教育的需求，认为不符合它的规定就不该办学。前些年大量的民工子弟学校被关闭。2007年上海关闭了建英学校，导致1600个学生失学。另外还有禁止私塾，干涉孟母堂的正常教学。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教育管理当局限制别人进入教育领域的权力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权力来源的问题，这是一个宪政层次的追问。
为什么教育管理当局没有权力决定谁该进入教育领域？首先，教育权是人的基本权利，来源于人最自然的权利，即父母要向子女传授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也包括世世代代人的知识与文化积累，他可以自己把这些知识告诉自己的子女，也可以委托别人告诉自己的子女，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知道，孔子是没有办学执照的，但是他开创了中国的私学传统。没有这样的私学传统就没有中华文明。宋代是一个非常灿烂的文化发展时期，民间的书院遍地开花。在南宋442所书院当中，46%到63%是民办。因此就有了儒学革命。再看今天的中国，我们的《宪法》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其中谈到从事教育的自由和权利。
教育管理当局潜越教育权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恶果。第一是，应试教育，扼杀个性；第二是排斥经典，降低教材质量；第三是教育管理当局自我授权，滥用公权；造租寻租，导致教育腐败；第四是制造地区歧视，亵渎平等；第五是破坏弱势群体教育，压制民间教育。最重要的，这将导致整个国家教育质量低下，贻误中华文明未来。
最后，我提几点关于教育权的改革建议。
一是根据宪法教育自由的原则，改进有关法律，明确办学自由。
二是撤消教育部，设立教育监管委员会。
三是结束违宪行为，取消对教育领域的进入管制。
四是在还权于民、办学自由的基础上管制：对学校间竞争秩序进行规范和维护；在初等义务教育领域进行转移支付，保证起点平等；在高等教育领域资助理论创新，支持助学基金和助学贷款等。
五是鼓励成立教育促进基金会，吸收大量民间资金。六是鼓励建立民间的竞争性的教育评级和监督机构和制度。
最后，设立公正的国家考试制度，为公私学校的教育目标提供参照。
盛洪，1954年12月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6年、1990年分别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执行理事，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教授。他的专著《分工与交易》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尝试之一；文集《为万世开太平》则交织着理性主义的冷静思考和关注天下未来的文化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