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传知行案标志中国仇外思维抬头

笔者曾经供职的传知行，是中国著名的民间智库。众所周知，中国的体制属于全能体制，即政府垄断一切公共资源，其中就包括了对智库的垄断。中国几乎所有智库，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社科院，包括大学的各类研究所，都是政府附属物，没有独立性，对公共决策不可能起到矫正作用。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民间智库，以独立的研究贡献于社会。北京传知行研究所应运而生。

郭玉闪是北大硕士，毕业后跟法律学者许志永、滕彪一起创办维权公益组织“公盟”，2007年创办传知行。七年来，传知行在税制研究、教育平权研究、出租车管制问题研究、农民工问题研究诸议题上取得了不俗成果。其一贯呼吁的税收法定，已为政府接受，列为重要的改革任务，写进新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其出租车管制研究领先全国，以至一些地方政府要改革出租车管理体制，也邀请传知行研究员出席其研讨会，就改革方案向传知行研究员咨询意见。教育平权研究也颇有收获。去年教育部宣布要在30省解决异地高考，即源于民间推动，包括传知行和许志永博士发起的新公民运动的共同推动。

但就是这样一个专业的民间智库，也成了北京警方的眼中钉。2009年许志永博士第一次被捕，“公盟”遭关闭，传知行跟“公盟”同一时间遭税务部门突袭。2012年，郭玉闪千里驰援陈光诚，成功地将陈光诚送进了美国使馆，创造传奇的同时，也令传知行风险更高，以致一度六人被抓。从那之后，被监控、被查抄、被软禁，就成了传知行人的家常便饭。迫害在去年10月9日达到顶点：这天晚上，郭玉闪被北京警方强行带走并抄家。次日，执行所长黄凯平也被带走并抄家（后获释）。11月26日，行政主管何正军失去自由。传知行研究所则被迫停止运行至今。

从那时起历时半年多的侦查，始终没有查获有力证据。但北京警方不肯罢休，4月15日将传知行案强行移交检察院。

稍后曝光的起诉意见书，属于典型的欲加之罪理屈词穷。对传知行及郭玉闪等的唯一指控是所谓“非法经营”。唯一经营实例，即为“印制‘非法出版物’图书1万9千余册”。所谓“非法出版物”无非传知行自己的研究成果，仅用于赠阅，而这属于任何一个学术机构的正常行为，跟经营八杆子打不着，遑论非法？

实际上，此罪名之尴尬，北京警方比谁都清楚。最初抓人本来是用所谓“寻衅滋事”的罪名。当时正逢香港占中，有前传知行实习生到北大散发声援占中的传单。北京警方似乎如获至宝，以为终于有了下手机会，雷霆出击。但结果还是大失所望，那位前实习生不过纯粹个人行为，跟传知行及郭玉闪等没有任何关系。北京警方随即变换罪名为“非法经营”，总之死活不撒手，非要置传知行及郭玉闪等于死地不可。神秘侦查半年多，媳妇总要见公婆，他们最后拿出来见公婆的起诉意见书，居然是这么荒诞的情节，真不怕贻笑中外。

显而易见，北京警方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为了掩盖一个错误，不得不犯更多错误。要指望其自我纠错，无异缘木求鱼。这就需要不受政治干预的独立的司法力量起作用。检察院理应遵循法律程序，坚决驳回北京警方的移送起诉决定，停止迫害，立即放人，给中国的法制多少挽回一点尊严。检察院及法院能否独立行使职权，能否保持对法律起码的敬畏，这应为国际法学界所广泛关注。

国际公民社会更应关注传知行案。因为，北京警方的起诉意见书，经典地体现了义和团思维，即盲目仇外和排外思维。起诉意见书在传知行及郭玉闪等所谓犯罪事实中，不厌其烦地列举了跟传知行合作的诸多国际机构，包括“德国博尔”（应为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德国诺曼”（应为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 for Freedom）、美国CIPE（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stitute）、加拿大民间智库PI ( 探索国际，Probe International)及美国使馆，称其利用这些机构提供的资金，“针对中国税制改革、教育平权、法制改革、社会民生等多个社会领域调研，撰写相关领域调研报告及文章，在大学等社会场所开办演讲会，编制演讲稿文集。”这些机构的钱和善意，竟用于给传知行和郭玉闪等定罪，刻意营造传知行“拿外国人钱替外国人办事”的形象，以煽动在中国仍有相当市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不仅是对传知行的污名化，更是把国际公民社会当假想敌，是中国进一步走向闭关锁国的严重信号。

进一步走向闭关锁国的中国，将更加滋生无知、敌意与野蛮，这是对中国自己的伤害，更是对人类和平的伤害。国际公民社会不应听之任之。七十一年前，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社论说：全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适用于中国，即法治与人权适用于中国。这话是到兑现的时候了，而这需要全人类的呼吁、全人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