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麻将与宪政

梁实秋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麻将。相较村民的沉醉其中,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对麻将的态度则稍显暧昧。

赞同者对麻将欣赏有加。如,傅斯年撰文说136张牌中蕴涵人生哲学;梁启超更不忘炫耀他打牌时“思潮汩汩”,“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反对麻将者则将麻将视为祸害。同时代的胡适曾专门写了篇题为《麻将》的文章,指出麻将是从前革新家说的中国“三害”(鸦片、八股和小脚)之外的第四害。前三害差不多化为历史陈迹。惟有这第四害却“日益月盛,没有一点衰歇的样子”。对比日本人忙着读书,胡适做了个估算,当时全国每天至少摆了100万张麻将桌。由此胡适痛心地问:“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

和顾炎武、吴伟业一样,胡适甚至同意明朝灭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士大夫当年没日没夜打“马吊”这“麻将的祖宗”。话虽夸张,却也并非全无道理。想当年“八一”南昌起义之所以大功告成,和朱德设计让诸位敌团长打麻将不也是有些关系的么?

也是因为明朝“赌掉天下”的逻辑,胡适开玩笑说,麻将一度风靡外国时谁也没有梦想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那“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军”!可惜没多久这些麻将军便成了人家“架上的古玩”,很少有人问津。外国人知道自省,不肯久做麻将军的奴隶,所以中国人靠麻将军征服世界的梦想也就随之破灭了。

然而,尽管如此,胡适一生中并没少打麻将,因为打得的确不好,还大呼麻将里“有鬼”,常常为同辈人取笑。人生有多少身不由己!胡适对待麻将的态度或许就像对待政治一样,虽然不忘拒绝,却又做了一辈子“票友”。当然,到了晚年胡适也并不认为麻将有那么糟糕。上世纪50年代初,胡老夫子和太太江冬秀困居纽约时,大陆正批斗他,自然不会给他津贴,而国民党来的钱他又坚决不收,几乎断了外援。危难之际,幸好有江冬秀在麻将桌上呼风唤雨,每打必赢,能够时常贴补家用。

如前所述,作为生长在“乡村拉斯维加斯”的有志少年,我是很早就会打麻将的。然而,我打得并不多,对于村里“麻将联播”之盛况,更多只是把它当作村民惟一可心的娱乐来观察。与此同时,我也并不认为自己全然是在浪费光阴。无论偶尔与村民打几圈牌,还是站在一边观察牌局,这些近距离接触或许还能让我有机会为许多人打开心中的一系列问号,比如,中国农民有没有能力管好自己的土地?他们是否真的因为素质低下而拖了国家实施宪政的后腿?等等。
众所周知,近百年来的中国政界与知识界,因了各自的原因,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即民众尤其农民的“素质低下”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人现在还不配拥有宪政。对于这些人,以我对农村与农民的观察,我想说的是,无论你现在是官员还是知识分子,只要你有诚意求证自己的判断,我只希望你能放下身段,放下手中的公章或笔杆,学着平等地与本地村民们打上几圈麻将,感受一下他们在宪政方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素质与秉赋。

在展开相关论述之前,有必要先温习一下两个人对宪政的理解。一是《法律与宗教》的作者、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伯尔曼曾经生动地讲述了一个人的法治精神如何形成于幼年与日常:当一个小孩对另一个小孩说“这是我的玩具”时,这表明他有一种原始的物权概念;当小孩抱怨“你答应过我的”时,这实际上是合同法的概念;当小孩说“你先打我的,这不是我的错”时,这是侵权和刑法的概念;当小孩说“爸爸说可以这样做”时,这便是宪法上的概念了。简单说,伯尔曼相信宪政观念是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习得的。

另一位则是胡适先生。1937年,胡适在《再谈谈宪政》中提到他的一个老观点:“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在胡适看来,宪政之所以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就在于它是“平常人的政治”,而非高不可攀的民主理想、深不可测的政治技艺。宪政的最好训练还是宪政本身,它没有诀窍,可以随时随地开始。

如伯尔曼所言,我自小也是接受过无数日常的“宪政训练”的。至今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全村分鱼的场景。通常都是在秋天,队上抽干了村边的某个池塘,捉了好几筐大大小小的鱼。收工之时,主事者将鱼倒在洋灰坪上,按户数分成若干份,然后做阄让大家来抓。一切公开、公平,甚至还顺从天意。

此外,打麻将也可以算是一种关乎宪政的日常操练了。我在这里谈论宪政与麻将的关系,显然不是信口开河。如果你了解麻将并愿意公允地看待它,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自由而平等的世界,一个没有尊卑等级和不明规则的世界。在这里,每一张牌都具有相同的价值,每一个人都有着平等的地位。凭着各自的运气与技巧,遵守相同的规则,人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接下来,不妨说说我从本村农民的麻将桌上看到了些什么“宪政条件”。

先说农民的智力素质。农民并不愚昧,与村民打麻将时,我常常会惊讶于他们牌技之高超。我敢肯定,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牌技都高于大谈宪政且拿了35个博士学位的胡老夫子。我这样说也并不稀奇,世人的智商大抵接近平均值,只不过术业有专攻,日后才有了各自的分化,但只要经过训练,每个人都会学到一技之长。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谈到胡适打麻将是“扶起东来西又倒”;而在我的“和牌杂忆”中,本村村民个个都是能码长城的能工巧匠。

其次是权利观念问题。宪政的首要基础是承认个人才是自己利益的最后判断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民不会代表自己的权利,所以只能被人代表。显然,在牌桌上这个判断便已经被推翻了。试想,农民打出的每一张牌何尝不是在不断地重申自己的权益,维护他们的利益?没有谁会让其他手握重牌者教他出牌、点炮。人的理性总是相通的,如果我们承认农民有打牌理性,又有什么理由否定他们参与其他博弈时的维权理性呢?

其三是对规则与秩序的尊重。和宪政一样,打麻将同样有着严格的程序与规则。开始前,大家可以商定沿用旧规则,也可以重新拟定新规则;打牌时,任何人都既不能偷牌、藏牌,也不能不择手段地逼迫或者暗示他人出某张牌;有人和牌后,输牌者也是按照要求付钱,等等。没有这个对秩序的遵守,相信再有威望的乡长、队长、族长、工头、鸭司令、书记也难以主持这样一个牌局。对于那些偷牌的不规矩者,村民通常也会对其进行制裁,比如约定不再与其玩牌。在村子里,我听过类似的故事。当然,这种决定多少有些残忍,更多也只是停留于口头上。约定不与一位村民打麻将,这基本可以算是剥夺那位村民仅有的一点“政治权利”了。

其四是对地方自治的认同。戴高乐曾经抱怨治理一个有三百多种奶酪的国家是件十分困难的事。与此相比,中国麻将的打法恐怕远不下千种,京式、广式、川式、沪式,甚至一个村庄内也可以有几种截然不同的打法,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制定规则。然而,各地麻将还是打得井井有条。事实上,也正是承认并实践了这种自治的权利,各地麻将才打得如此有声有色。

甚而,如果你生活在这个村子里,还会发现村民常常会为麻将“修宪”。也是这个原因,像我这样的游子,在重新回到村子里时偶尔难免觉得自己有些落伍,因为当地人不断地更新打法。在村子里,时常有人租车到镇上或县城等地方打麻将,并将他们认为更新潮或者更公平的打法带回村子,然后像召开议会一样大家在牌桌上商定新规则。其情其景,难免会让我想起清末五大臣出国进行宪政考察。

而且,在这个改良麻将打法的过程中,也的确让当地人看到了可喜的进步,即在众人的努力与合议之下,相关规则设计向着一个更公平、更合理、更防作弊的方向展开。2008年暑假,我在村子里的一个新发现是当地麻将牌由码两层变成了码三层,据说便是给恶意码牌者增加舞弊的难度。其丑陋的形状与朴实的内涵,在我第一次看到时,首先想到的是贵州某贫困村为分权而发明的“五瓣公章”。

如上所述,麻将游戏在乡村里更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让村民们沉迷其中,显得无事可做;另一方面,也在潜移默化中教会并展示了他们对公共规则的认同与遵守。当然,此刻如果我们满面红光地说中国的宪政已经从村子里的麻将桌上开始,未免过于多情。然而,假如你愿意从积极的角度来思量中国的前途,寻找一些可以唤起的沉睡的力量,我们总还是可以从中窥见一些孕育希望的种子,抵御一些用于搪塞的不作为的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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