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光:非暴力抗争为何会赢?

非暴力战士——吉恩.夏普

非暴力战士——吉恩.夏普

从来没有免费的自由,权利是争取来的。但对于采用非暴力的方式来争取自由、权利,尤其是和专制、独裁政体抗争,受到很多人的误解和质疑,认为这样做无异于以羊饲虎,以鸡蛋碰石头,是自取灭亡。也许在相对文明的西方社会,可以采取非暴力抗争,如美国的民权运动,或者即便是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他的对手只是英国殖民者,相对还是较文明的。所以,非暴力抗争需要有合适的社会条件,在血腥的极权国家是条件不具备的。但是,吉恩·夏普恰恰要关注,如何运用非暴力抗争的手段,在专制国家争取民主,他有本书《从独裁到民主》,非常详尽地介绍了非暴力抗争的原理、策略、技巧,以及在怎样的形势下应该采用什么策略。

本文希望通过对非暴力抗争原理、策略的阐述,消除从威权向民主转型过程中人们普遍存在的一些疑惑和顾虑,表明宪政和公民权利必须通过争取才能够得到,不能消极等待自上而下的体制内改革,而且争取只能通过和平、非暴力抗争的方式,要摒弃所有暴力的幻想,才能实现民主化的和平转型。或者说,除改良和革命外,非暴力抗争可以称为民主化的第三条道路,并且应该是唯一真正可行的路径。

先谈为什么要避免暴力?为什么一定要以和平、非暴力的手段?有人认为和平转型的几率为零,意思是转型必然要流血,无法避免使用暴力行为。但无论使用那种形式的暴力,采用暴力都是扬短避长,真正是在鸡蛋碰石头,从力量的对比看,没有那种力量可以对抗高科技武装的国家机器。更糟糕的是,采用暴力手段,可以被视为恐怖行为,既得不到社会一般民众的支持,也会被对方以十足的理由镇压。我们看到许多次民众自发的大规模行动中,往往有打、砸、抢,烧毁警车等行为,这样的非理性举动,使得原本可能正当的诉求,因为夹杂着暴力而显得模糊或无力,难以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

当然,并不是说暴力革命就没有成功的机会,“枪杆子里出政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可能的。有学者做过统计,自从1900年以来,暴力差不多有25%左右的成功几率,比较而言,非暴力则达到50%以上。

那么,非暴力的优势何在呢?根据夏普,非暴力可以赢得人们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减少流血和伤亡,吸引最大多数的参与者,甚至能够引发镇压队伍内部的分裂和哗变。如果将非暴力抗争比作一场战争,选取的战场就不应该是军事、武力上的,要扬长避短,就要攻击对手软弱之处,非暴力抗争是一场道德、心理和意识形态的政治较量。鉴于专制政权基础在于意识形态合法性和“枪杆子”的双重支持上,非暴力抗争的首要目标应该是消解这种专制、威权政权的统治合法性,在道德上威权统治者其实是处于弱势地位,在意识形态上专制独裁往往没有正当性,统治集团的团结合作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心理上也并不占很大优势。从人数上进行分析,一开始的时候,也许只有少数的抗争者,大多数人处于第三方的观望态度,如果使用暴力,几乎肯定地将观望的大多数人排除在抗争者之外,而非暴力则会不断赢得人们的同情,即使在遭受残酷镇压后,也可能会激发人们的良知,或群情激愤,更多人自愿加入抗争者的队伍。况且统治者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面对和平的、非暴力的政治诉求手段,是否需要镇压就会有犹豫和分歧,而执行镇压任务的警察或部队也可能会表现不力,甚至出现哗变。

国内许多人对非暴力的质疑是源于25年前那场声势浩大却代价惨重的学生运动,认为专制者为了维持政权会无所顾忌。认真总结一下当时的教训,可以说非暴力本身并没有错,一度还确实出现了军队停滞不前,但由于对非暴力抗争理论不熟悉,运动本身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自发性,没有很好的内部联合、组织和纪律,后期还有暴力对抗的情形,都在客观上造成失败的后果。

那么,非暴力抗争需要遵循哪些必要的原则呢?除了完全地遵守非暴力原则,不可以造成任何的人身伤害和财物破坏外,还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公开原则。非暴力抗争不需要任何的秘密和阴谋,秘密根源于恐惧并导致恐惧,公开才能取得最佳效果。有些活动领导人隐藏身份以防被捕,但这样秘密行事会导致恐惧的阴影,也不会吸引更多参与者。只有真实地公开抗争的意图与计划,才能让对手置于不安与恐惧之中,抗争者则保持沉着、坚定、自信和无畏。在争取自由的抗争中,必须要象一个自由人一样行动,甘地说,“一个自由的人是不会从事秘密的活动”。另外,如果想改变对方的态度,或减少镇压力度,都有必要提前告知活动的意图和计划,同时也创造了公开表达、相互信任的气氛。

其次是质量优先、扩大数量原则。在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上,人们往往以为一定要形成相当的参与人数才能取得成功,但这其实并不准确。如果是乌合之众,人数再多也成事不足,但如果是少数几个意志坚定、坚持不懈的非暴力抗争者,他们却会产生巨大影响和感染力,形成乘数效应,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在争取自由和权利的非暴力抗争中,为了捍卫法律和人的尊严,必须有长期的使命感和自信心,要有无畏的精神和勇气。在非暴力抗争的初期,往往只有少数一些有良知、愿意作自我牺牲的个人,象征性地向专制政体说不,但这些人的勇气和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会激励更多有良知的人们站出来,形成有组织的团结力量,当非暴力抗争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就不容任何政权小觑。甚至有理论认为,只要一个国家的3-5%的人口公开站出来反对,没有那个政权会不垮台的。

第三是组织纪律原则。只有良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才能确保抗争严格遵循非暴力原则,在面临恐吓和镇压时仍然坚持下去,一盘散沙的非暴力抗争是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其实,在组织纪律性上,非暴力和暴力的行动没有本质的区别。想象一下,一支军队奔赴战场,需要有严格的组织和军纪,这一点,非暴力抗争者也要把自己视作在参加一场战斗,除了要勇敢和作好自我牺牲的准备,还要在行动受挫时,不做逃兵,并且这种纪律往往是内在的、自愿的,是自我约束的。抗争行动要有总指挥,行动要按事先制定的计划和策略进行。一次有严格纪律、井然有序的非暴力抗争会激励团队的士气,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甚至会赢得对手的尊重。即便是突发的、自然发生的抗争行为,也要尽可能地组织起来,强调非暴力原则和纪律性。

第四是充分准备、目标明确原则。非暴力抗争一般不会突然发生,需要事先做精心策划和准备。事先要进行调查和分析,充分调查社会上不公的、令人悲愤的问题,要明确目标,在对手可妥协的范围,重点放在最能形成同情和支持的问题上,形成一个亮点,集中力量,尽量公开化后以唤醒良知、达成共识,团结最大多数,形成社会压力。在行动之前,可以和对手做适当协商谈判,通过书信、会面等非公开形式,向对手施加压力,当然,协商的前提是已经下定战斗的决心。与此同时,要做好人员招募、动员,行动计划、协调等各项准备工作。在非暴力抗争中,准备充分、目标明确的好处在于,即便行动受挫,甚至没有所有核心领导人员,抗争仍然可以继续,而一旦目标已经达成,则应适可而止,保存实力,做到可持续壮大发展。

非暴力抗争的原则还包括可持续发展、主动出击和克服恐惧、承受损失等原则。但在与专制政权的抗争中,关键要掌握好时机和策略,要审时度势,作战略性地思考,选择最佳的抗争方式。非暴力抗争既然放弃军事对抗,而采取政治对抗的形式,就要分析当前所处的政治大环境,各种可资利用的因素,对手的处境等。不要指望自发形成的抗争运动,也不要妄想一气扳倒一只大象,没有策略和准备只会是徒劳的努力,消耗和分散力量。在时机不成熟时,不要轻易做放手一搏,前期可以做好许多铺垫和准备工作。

就最极端的极权政体而言,或者说抗争还处在初期的启蒙阶段,最关键是要解决信息流通问题。当代政治哲学家约西亚•奥伯教授有个例子:“假设我想参加一个政治集会,因为我希望推翻独裁统治,再假设还有许多人抱有同样目的,和我一样也想参加这个集会。但如果我们不知道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打算,没有人最终实际会去参加(害怕被捕或最后失败)。如果我知道他人会去,其他人也知道他人会去,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他人知道我们已知道,那么我们就分享了有关我们共享的偏好与意图的共同知识。但由于缺乏共同知识,我们将都呆在家里——尽管我们有共同的意愿要参加集会——独裁者则仍逍遥自在。”

夏普在《从独裁到民主》一书中举了个“猴子被启蒙”的故事,讲在古代中国有人家养群猴,关笼中。每日猴子们上山采果,果实须上交十分之一。偷懒或不从者,鞭笞之。一日群猴采果间隙,一小猴发问:“这山上的果树是主人种的吗?为何我们要被关笼子里,还要交果给他?”群猴皆悟:果实仍自然生长。从此,群猴得自由。

上述两个例子都说明,专制者最担心的是信息的自由流通和人群的自由联合,所以专制社会的人们往往是原子化的,普通百姓生活在私人领域。因此,做好这两点铺垫和准备工作,对非暴力抗争最终赢得胜利至关重要。在北朝鲜这样的极权国家,非暴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网络科技、市场经济较发达的社会,争取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并不会那么困难。网络正不断突破高压控制的底线,如翻墙软件的传播,自媒体的兴起,人们可以发出不同声音;智能手机则将带来结社自由,朋友圈、语音留言,只要注意策略,要想阻挡一群人在某时某地集会谈何容易。

当非暴力抗争从初期的启蒙阶段进入联合阶段,公民社会开始兴起,越来越多的人从心底厌恶、摒弃特权、腐败的专制体制,下定决心要改变现状,追求平等、法治,并公开表达内心真实想法;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共同信念的人们会走到一起,组织联合起来。但在结社自由受控的情形下,这种组织和联合需要一定的策略和技巧,最关键的是将原子化的个体编织在一起,形成足够多的社会细胞,可以通过非政治化的方式,如家庭教会、校友会、演讲俱乐部,甚至爬山、读书兴趣小组,将人们凝聚起来。

为何联合阶段在非暴力抗争中尤为重要?因为,抗争的最终目的是赢得一个宪政民主的法治社会,能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责任政府,目的不仅在于“破”,更重要的是“立”。那么,非暴力抗争就不能以破坏、颠覆现政权了事,而是要在抗争的过程中达到社会的民主化。仅仅一人一票的选举和代议制还不是民主,如果没有公民文化的基础,就没有可持续民主的基石。公民社团是社会的稳定力量,没有公民间自由的联合,往往会产生不尊重法律和秩序的暴民,这也是专制威权体制下大规模群体事件通常转变为流血冲突的原因,而民主制度成熟的标志则在于,公民间能快速地通过自由联合,进行非暴力抗争并与政权相安无事。

非暴力抗争者要以理性、和平、公开的方式集体向政府说不,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健康力量,当公民社会成长后,抗争可以进入公开对抗阶段。公开的政治反对和对抗将有利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平转型。在对抗的初期,要采取低分险、象征性的行动,主要目的是建立团队的信心、扩大社会影响,让人们了解和平、非暴力的政治对抗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抗争方式;要进行选择性地对抗,设定有限目标,如抗议某项明显不得人心的政策,或按特定人群,比如律师、记者、教师、医生、业主、农民工等不同群体,都有不同的诉求,要扩大影响,吸引社会广泛参与。

这种温和的、象征性的抗争似乎对实际政策或法律的改变产生不了实质性的后果,但意义却非常重大。在专制社会的普通老百姓是生活在私人领域的,对公权力从来是俯首称臣,或逆来顺受,感觉没有兴趣或必要去关注政治,对专制制度是既被动又无奈的接受态度。一旦出现公开挑战公权力,人们开始会质疑或观望,抗争的示范效应会让人们不断放下心中的疑虑和恐惧,社会将会逐渐培育出一种“抵制文化”,改变以往的“软骨病”,这是从“臣民”向公民过渡的必要阶段,人们变得敢于公开说真话,关注自身的政治自由和权利,并付诸行动,而政府则会不断收敛,越来越不敢滥用权力,开始向人民负责。

夏普专门有本书叫《社会力量与政治自由》,谈的就是社会力量不断壮大过程中,权力的结构不断倾斜,从而带来政治自由空间的不断扩大。对政治自由权利的争取是滴水穿石式的,他用了一个专业的术语“政治柔术”或“政治拉锯战”(political jiu-jitsu),表明了这场非暴力政治较量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抗争可以逐步升级,方式可以更多样化,夏普罗列了198种非暴力抗争方式,如:公众演讲、公开签名信、组织或机构声明、集体请愿、讽刺漫画、口号、标语、旗帜、小册子、传单、杂志、拍纪录片、网站、代表团、集体游说、纠察队、模拟选举、穿象征服饰、裸体抗议、毁坏自有财物、图像展示、对某官员纠缠不放、讥讽等,从非暴力抗议、非暴力不合作到非暴力强制,在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都可以使用非暴力抗争的手段。

非暴力抗争过程要尽量避免流血和冲突,将可以承受的损失控制在可忍受的范围,不必作过多的牺牲,要保持抗争的可持续性。在与对手僵持时,不要带有敌意和仇恨,要考虑到对方在执行任务,不过是专制体制的工具,但也是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当抗争者以真诚的话语、勇敢的行动、善意的微笑、友好的态度来对事不对人,也许对方的枪口就会抬高一寸。在非暴力抗争中,可以学习一下基督教的精神,“爱你的敌人”。通过与对手主动交朋友,达成相互理解和同情,消除社会距离,都是可行的做法。

当然,抗争不会那么一蹴而就,敌人也不会轻易主动就范,抗争者要作好面临压迫,甚至血腥镇压的准备。但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君主变得越残暴,他的政权就会越脆弱”,因为,当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普遍的质疑,政权只能靠暴力来维持时,维持的成本和代价会非常高昂,与此同时,暴力镇压本身则会使得非暴力抗争进一步显得合法化。而一旦不得不付诸军队或武力就难以维持稳定,那么,统治其实已经无法进行了,政府已经一再向社会表明,其统治无法使用文明的方式,统治者的正面形象会大大降低,而更多的民众,甚至官员或军队都意识到,没有必要与暴政合作了,这样,整个权力大厦有一天会突然倾倒。

夏普认为,非暴力抗争可以通过对手被说服、妥协以及被强制三种方式取得胜利,最温和的转型是统治者主动求变,而最被动的则是权力基础被解构,出现大规模的、大范围的非暴力不合作和非暴力强制。最有杀伤力的非暴力抗争则是军队或警察队伍哗变,以拖延、低效等方式抗拒服从命令,一旦出现武装力量的不合作,独裁者基本只有尽快赶往国际机场的份了。另外,鉴于非暴力抗争的扩大数量原则,为了实现和平转型并赢得体制内官员的支持,而不是极力抵制,对他们的权利应该合法保护。即便有转型正义问题,但也并不意味着要把之前的贪官污吏都抓起来加以严惩。毕竟,民主宪政体制的建立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需要人们的智慧、勇气,以及众多力量之间的相互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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