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发生在上世纪中叶。从它结束的时候算起，到今年也已经五十年了。五十年算是很久了，以致我们已经可以把那段历史看得清楚了——在中国，历史是越远的越清楚。
在中国，历史也分为两部分：历史本身，和“被承认的历史”。大饥荒的历史正在发生这样的分裂。五十年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没有“正式记载”和合理解释，没有被教科书承认。对于新生代来说，大饥荒的骇人史实有如天方夜谭。
这跟那场灾祸本身一样，是人类不应该犯的错误。
然而，更可悲的现象发生了：在大饥荒刚刚结束的年代出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中，出现了否认大饥荒存在的风潮。大饥荒被他们定义为意识形态分歧，说成是对当年的政治领袖的污蔑。
当然，也幸好这段历史只过了五十年。见证人当事人尚存人世。历史资料也不难获得和甄别。现在还可以追究它的本相。但五十年也正是历史事实流失的第一个拐点。如果现在不抢救，流失就是注定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甚至需要摒弃立场，只要良知。对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只对历史负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都应该靠后，一切先验的立场和情感，都不能带进来。不应该历史抹黑或者歌颂历史人物，或者为今天的政治服务。
实际上，五十年前血泪，已经被时间风干，“责任人”也已经被时间赦免。清理历史只能收获经验和教训，不能要求谁父债子还。如果说，今天要承认五十年前大饥荒是人类史上的一场罕见的灾难，还需要艰难的勇气。那么，只能说你没有走出历史，还在为历史背书。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眼量：首先，不把主张饿死人数的多少，当成分辨左派右派的界限。其次，也不能认为大饥荒饿死的同胞“为数极少”。这样讲有违良知。
党史记载的“1960年，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一千万”，应该非常谨慎的。但它在逻辑上并不排斥三千万或五千万的数据，因为大饥荒的持续时间不止一年。一般是从1958年到1960年、1961年或1962年。此外，仅四川省1960年底的人口，即比1957年减少约一千万。而四川饿死人的情况，持续到1962年上半年。
再则，应该争取在我们这一代人，把大饥荒饿毙人数，精确到百万位。相信只要有诚实的态度的开放的环境，从现在开始努力，可以实现。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努力，在以后的教科书上老是写着大饥荒死亡人数是三到五千万这样粗略的概数，后人会不尊重我们的。
其实，民间对大饥荒的纪念、追问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当然，也不可能停止。这是一个民族必须自发的意识，是良知和本能的趋使。它们已经为后世留下了信史。
到底什么叫“大饥荒”？它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其实已经可以说清楚了。对于任何一个稍微有一些文化基础的人，只屑查一查当年的气象，土地，人口，政策等等资料（这并不难找到），就可以得出定性的结论。大饥荒的面目之所以变得模糊和走型，只是因为没有诚实的面对。
要知道，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就已经讲过，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这仍是一种折衷的说法。在如此辽阔的国土上，哪一年没有天灾，实际上那几处的气候并不特别坏，为什么只有那时会饿死数千万人？但此后的公共传播，却一直说成“三年自然灾害”。
把责任推给老天的意思，就是人间打算不负责任。而现在我们有理由担心，对于后世的人们来说，会很难相信，怎么可能在和平年代有那么多农民被饿死？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就需要回到那个我们已经告别的时代。
当时，国家实行极端计划经济，配以现在看来很难理解的，当时直接起破了坏作用的政策措施。把农村和农民高度集体化，破坏了土地的生产力。极为低下的产出再由国家统一调配。在物质极端短缺，必须有人饿死的情况下，牺牲农民还是市民，保干部还是保平民，根本没有第二种选择。
商品市场已经被彻底取缔，农民的劳动几乎换不回商品。当他们没有饭吃的时候，户籍管制使他们不能离开规定的土地，离开了也找不到饭吃，因为普天之下都是同样的环境。所以，逃荒也没有活路。这是跟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饥荒都不同的。
封建历史上的天灾，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农民和市民遭灾后可能通过流亡和逃荒获得存活的机会。封建时代，宗族也是一道救济屏障。而在上世纪的大跃进时代，已经经历过土改，乡村宗族的救济功能已经被消灭，所有族人处于同等贫困的状态。
简而言之，这就是当时饿殍遍地，饿死那么多人，而且全是农民的原因。当然，依据同样的道理，如果永远不回到那样的体制，便永远告别了那样惨烈的大饥荒。历史是不会不开倒车的。数千万同胞只是做了特定时代的牺牲。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记在我们的历史的碑铭上。
（2012/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