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警醒性地告诫自己：不要成为一个纯粹的批判者。这是我的担忧。因为这个国家的问题很多，而民众的空间很小，当我们不再寄希望于改变的时候，便很容易沦为纯粹地批判——吐槽和泄愤成了一种心理安慰，完了每一个人又能心安理得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该追求权力的继续勾心斗角，该追求财富的继续尔虞我诈。我们太多人都不曾去尝试，用行动推动改变，是恐惧吗？而这无关勇气。
村上春树有一段“高墙与鸡蛋”的自勉词，我把它改编成一个“鸡蛋与唾沫”的故事——在高墙与鸡蛋之间，我们不是去相信一个个撞墙破碎的鸡蛋终能推倒高墙，而是选择吐槽，以“口水”吐向高墙，最终口水越积越多，淹没的只是墙这边的人们，高墙仍然。我们深知，即使面对高墙，鸡蛋难免牺牲，但终归有着一线希望；而口水却最终淹死了我们自己——这就是悲哀。多少人无力之时，不是去选择站出来，而是止于原地“口水”相向，最终为不公的制度所同化；我害怕如此，所以我一直警醒自己，起而行之才是改变之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成为一个行动者，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朝圣高墙推倒后的乌托邦。
行动者与反对者
我不是在否定言论的力量，即使在这个言论不那么自由的国度，我们仍可以通过热点舆论去监督政府的些许工作（不是所有，更不是主要的工作），但重点不是转发一条微博（吐槽）就能解决，而在于是否形成舆论的力量，然而事实上谁拥有话语权，底层的工人有吗？被压迫的女性有吗？当他/她们的利益本身已经被社会隐形了，我们还如何期盼能通过多大的呼喊唤起公众的关注呢？必须承认，话语权也是分阶层的。
所以，我们能怎么办？我们知道，单纯说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更无法拓宽官民对话空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了我们公民可以去表达质询、投诉、监督、反对等途径方式，所以我们去调研、写报告提建议、写信质询、申请信息公开、信访、找人大代表反映……一次又一次地学习法律、运用法律去给有关部门表达公民的观点/诉求，可绝大多数时候却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期待的回音。可能唯有一次回应的是，那一次刚好有同城媒体报道了。这一刻，我们才发现，原来政府更关心自身在媒体上的形象，而不是民众的权益保障，或者，这些权益，在被报道之前并不重要。
行动者开始不得不学习如何用吸引媒体关注的方式去表达诉求。我们深知我们的声音如此之弱小，希望通过媒体的传声筒来促成彼此间的官民对话，予相关部门提供建设性意见，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脑洞大开，行动者开始尝试各种有趣、诙谐又略带讽刺的行为艺术（这对于媒体而言，同样是在逼仄的言论管控当中争取一定的表达空间）——给政府部门送“鸭梨（压力）”、送锦旗表达讽刺；街头默剧、举牌；占领男厕所抗议女厕比例过少、“带血的新娘”控诉家暴、女性理光头控诉教育录取性别歧视等等；同样，底层的民工在多次向经理、劳监，甚至上级政府部门申诉未果之后，只能无奈被逼以罢工来维权。种种的这类行动，都因为深知力量/声音的弱小，或走投无路，才使以如此吸引舆论眼球的方式促发关注，因为这样才有改变的可能。
这是诸多途径尝试之后的最有效选择，也是碰壁之后的无奈之举。可是，开始会有许多人对占领男厕、罢工等行动指责太过激进、非理性，这是激进吗？我们都知道，这并不违法，起码宪法保障公民表达诉求的自由，然而行动者真的激进吗？如果通过一个现有的申诉渠道能够解决问题，如果政府能够积极听到民间的声音，还会有行动者冒着吃力不讨好的方式发声吗（厚着脸皮占领男厕、女性理光头），还会有工人牺牲工资出来罢工吗？如果说这是激进，也是被有关不作为部门给“逼”出来的激进，没有人天然就是反对者，这是没办法的选择！
国家机器制造的反对者
前两天叶海燕有文说到：“NGO是跟政府走同一条路的人。NGO是君子，坦荡，磊落。但政府是小人，常常误解君子，心怀恐惧。但君子仍然要委曲求全，去主动靠近小人，期望达成共识，求得空间，追求共同的未来。”说得很对，NGO的行动者无非是期盼为弱者发声，因不公而行正义，并且用自己的行动去弥补政府和市场无法兼顾到的灰色地域，无论是监督还是捍卫权益，都是秉着建设美好社会的追求，寻求政府对灰色地域/不公制度的关注与改善。
然而在权益领域，行动者欲与政府努力建立起的互动空间并未形成，却开始遭遇来自官方不断地政治打压——前有传知行，接着立人乡村图书馆，现又打压活跃的女权行动派，逮捕“女权五姐妹”，查抄益仁平，这些无一不是政治中立的公益的机构和行动者，他她们是政治反对者吗？显然不是，她们一直关注的只是艾滋病、教育、女性权益保障，甚至经常寻求向体制建言、对话，更无关政治权力，无奈的是却被政府推向了对立面，这一刻，使他她们成了“反对者”。
政治本来是制造同意的，而现如今这神奇国度的国家机器却在无端的制造反对者。官民对话的基础已不断被削弱，失去了NGO的“缓和剂”，激化的社会矛盾靠强压是无法消停的，表面的稳定只会是一时。当行动者转变成反对者，只会意味着国家机器愈加锈迹斑斑——高墙虽仍在，但行动者却再也不止步，因为愈加看清不公制度的根源，只会更加坚定，鸡蛋虽碎犹存，后来者必前赴后继。
正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2015-04-14 NG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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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我们不是天然的反对者
我曾经警醒性地告诫自己：不要成为一个纯粹的批判者。这是我的担忧。因为这个国家的问题很多，而民众的空间很小，当我们不再寄希望于改变的时候，便很容易沦为纯粹地批判——吐槽和泄愤成了一种心理安慰，完了每一个人又能心安理得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该追求权力的继续勾心斗角，该追求财富的继续尔虞我诈。我们太多人都不曾去尝试，用行动推动改变，是恐惧吗？而这无关勇气。
村上春树有一段“高墙与鸡蛋”的自勉词，我把它改编成一个“鸡蛋与唾沫”的故事——在高墙与鸡蛋之间，我们不是去相信一个个撞墙破碎的鸡蛋终能推倒高墙，而是选择吐槽，以“口水”吐向高墙，最终口水越积越多，淹没的只是墙这边的人们，高墙仍然。我们深知，即使面对高墙，鸡蛋难免牺牲，但终归有着一线希望；而口水却最终淹死了我们自己——这就是悲哀。多少人无力之时，不是去选择站出来，而是止于原地“口水”相向，最终为不公的制度所同化；我害怕如此，所以我一直警醒自己，起而行之才是改变之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成为一个行动者，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朝圣高墙推倒后的乌托邦。
行动者与反对者
我不是在否定言论的力量，即使在这个言论不那么自由的国度，我们仍可以通过热点舆论去监督政府的些许工作（不是所有，更不是主要的工作），但重点不是转发一条微博（吐槽）就能解决，而在于是否形成舆论的力量，然而事实上谁拥有话语权，底层的工人有吗？被压迫的女性有吗？当他/她们的利益本身已经被社会隐形了，我们还如何期盼能通过多大的呼喊唤起公众的关注呢？必须承认，话语权也是分阶层的。
所以，我们能怎么办？我们知道，单纯说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更无法拓宽官民对话空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了我们公民可以去表达质询、投诉、监督、反对等途径方式，所以我们去调研、写报告提建议、写信质询、申请信息公开、信访、找人大代表反映……一次又一次地学习法律、运用法律去给有关部门表达公民的观点/诉求，可绝大多数时候却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期待的回音。可能唯有一次回应的是，那一次刚好有同城媒体报道了。这一刻，我们才发现，原来政府更关心自身在媒体上的形象，而不是民众的权益保障，或者，这些权益，在被报道之前并不重要。
行动者开始不得不学习如何用吸引媒体关注的方式去表达诉求。我们深知我们的声音如此之弱小，希望通过媒体的传声筒来促成彼此间的官民对话，予相关部门提供建设性意见，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脑洞大开，行动者开始尝试各种有趣、诙谐又略带讽刺的行为艺术（这对于媒体而言，同样是在逼仄的言论管控当中争取一定的表达空间）——给政府部门送“鸭梨（压力）”、送锦旗表达讽刺；街头默剧、举牌；占领男厕所抗议女厕比例过少、“带血的新娘”控诉家暴、女性理光头控诉教育录取性别歧视等等；同样，底层的民工在多次向经理、劳监，甚至上级政府部门申诉未果之后，只能无奈被逼以罢工来维权。种种的这类行动，都因为深知力量/声音的弱小，或走投无路，才使以如此吸引舆论眼球的方式促发关注，因为这样才有改变的可能。
这是诸多途径尝试之后的最有效选择，也是碰壁之后的无奈之举。可是，开始会有许多人对占领男厕、罢工等行动指责太过激进、非理性，这是激进吗？我们都知道，这并不违法，起码宪法保障公民表达诉求的自由，然而行动者真的激进吗？如果通过一个现有的申诉渠道能够解决问题，如果政府能够积极听到民间的声音，还会有行动者冒着吃力不讨好的方式发声吗（厚着脸皮占领男厕、女性理光头），还会有工人牺牲工资出来罢工吗？如果说这是激进，也是被有关不作为部门给“逼”出来的激进，没有人天然就是反对者，这是没办法的选择！
国家机器制造的反对者
前两天叶海燕有文说到：“NGO是跟政府走同一条路的人。NGO是君子，坦荡，磊落。但政府是小人，常常误解君子，心怀恐惧。但君子仍然要委曲求全，去主动靠近小人，期望达成共识，求得空间，追求共同的未来。”说得很对，NGO的行动者无非是期盼为弱者发声，因不公而行正义，并且用自己的行动去弥补政府和市场无法兼顾到的灰色地域，无论是监督还是捍卫权益，都是秉着建设美好社会的追求，寻求政府对灰色地域/不公制度的关注与改善。
然而在权益领域，行动者欲与政府努力建立起的互动空间并未形成，却开始遭遇来自官方不断地政治打压——前有传知行，接着立人乡村图书馆，现又打压活跃的女权行动派，逮捕“女权五姐妹”，查抄益仁平，这些无一不是政治中立的公益的机构和行动者，他她们是政治反对者吗？显然不是，她们一直关注的只是艾滋病、教育、女性权益保障，甚至经常寻求向体制建言、对话，更无关政治权力，无奈的是却被政府推向了对立面，这一刻，使他她们成了“反对者”。
政治本来是制造同意的，而现如今这神奇国度的国家机器却在无端的制造反对者。官民对话的基础已不断被削弱，失去了NGO的“缓和剂”，激化的社会矛盾靠强压是无法消停的，表面的稳定只会是一时。当行动者转变成反对者，只会意味着国家机器愈加锈迹斑斑——高墙虽仍在，但行动者却再也不止步，因为愈加看清不公制度的根源，只会更加坚定，鸡蛋虽碎犹存，后来者必前赴后继。
正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2015-04-14 NG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