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第一季度工潮情报：资政联手进攻 工人且战且退

近半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和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的关停并转，劳资关系也开始随之发生深刻变化，鉴于劳动维权形势日益充满挑战，本社从今起制作【2015年大规模工人抗议事件汇总简报】，由资料汇总专辑和每一季度的分析简报构成，为劳工界提供具有实际参考价值的深度情报和意见。根据我们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大规模工人抗议事件有104起，其中涉千人以上抗议事件就有45起；大多数事件起因于越来越多的建筑业欠薪与工厂老板跑路导致的工资及经济补偿、社保等历史欠账的拖欠；只有少数抗议要求加薪，本统计中有1/8抗议事件是各地教师罢课要求返还多年克扣的工资和福利，延续了去年11-12月全国范围教师罢课潮。根据第一季度的工潮观察以及多方面有关劳工的情报，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资本和政府联手大范围进攻，而工人且战且退，损失越来越大，挽回却很有限；然而恐怕更大范围的怒火还隐忍着。

由于我们刚开始做这种统计，故先说明下我们对“大规模工人抗议事件”的统计定义和意义。首先此处的“工人”是指一切以工薪收入为主的一线劳动者，包括工矿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产业工人、职员、教师、出租车司机、交通运输行业员工。我们只收录两种工人抗议事件：涉千人以上工人抗议事件汇总，包括抗议规模在千人以上、或影响上千工人的集体抗议事件；涉500人以上、或影响较大的百人以上抗议事件。如此统计范围是考虑到：工人抗议事件的“大规模”，实质都可谓“影响较大”，包括但不限于人数规模较大，也要综合考虑到持续时长、组织性、对社会的影响（包括抗议期间引起媒体报道）。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只有百来人的抗议事件，但却组织得较好、持续较长、有较好的舆论配合，其影响效果并不亚于数百人抗议，甚至可能比上千人的自发无组织抗议更有影响力。而我们只做“大规模工人抗议事件”的统计，不只是因为我们时间精力有限，难以把全部工人抗议事件收尽眼底，更因为较大时间跨度（如一个季度）内的大规模的工人抗议事件更有助于反映趋势变化，网友乃至媒体关注并介入提供的相关信息往往也较为丰富，有助于整理。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2015年第一季度工潮的基本特点——从表面上看关键词就是“欠薪”“历史欠账”“讨薪”。以今年1月份为例，根据@wickedonnaa 统计，全国群体事件一共2796起，其中工人事件占47.4%，而欠薪占全部群体事件引发原因的43.4%。4月9日，广东工会2015年第一季度劳动关系形势研判会也披露了官方统计数据：欠薪成为引发群体劳资纠纷事件的主因，占一季度群体性劳资纠纷事件的71.5%。大致浏览我们统计的一季度104起大规模工人抗议事件，“欠薪”“讨薪”字样出现的频率就很高。由此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出资本的巨大攻势，工人多数被动、或退却，被迫起而反抗。

然而，这些对“欠薪”的统计忽略了几种不同的情况。根据我们观察，一季度的“欠薪”和“讨薪”至少可以分出四种情况：

①建筑业的欠薪，建筑工人讨薪；

②老板跑路所导致的欠薪、经济补偿及社保等历史欠账问题，主要是工厂工人的讨薪，也有一部分服务业工人的讨薪；

③中小学教师罢课，要求返还多年克扣的工资和福利，借助于春节前的舆论热度，她/他们也会打出讨薪的旗号；

④企业员工抗议克扣工资，被企业克扣的工资，有时也被认为是欠薪。

上述几种情况，前两者是真正意义上的欠薪和讨薪，第三种其实准确来说应该叫做“兑现法规允诺的名义工资”，第四种虽然和第三种一样也是克扣，但并非历史欠账而是发生在当下，相当于企业变相减薪、变相降低工资、员工反减薪斗争。后两种如果打出讨薪旗号，往往是利用媒体关注的噱头，这是在新闻自由非常缺乏、同情劳动人民的媒体资源十分有限情况下的一种无奈之举。准确区分不是无谓的，而是为了判定一场劳工抗议究竟是挨打（遭遇欠薪、减薪）下的防御，还是主动进攻（要求加薪、争取更多权利）。策略分析需要区分攻势守势。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上述两种真正意义的欠薪情况也有所不同：建筑业的欠薪其实是劳务分包造成的老问题遭遇了房地产市场萧条的新背景，且大规模的工人讨薪集中于中西部地区；而工厂老板跑路导致的欠薪、经济补偿和社保等一大堆历史欠账问题，是近几年来伴随企业竞争压力加大越来越多的，这一类的大规模工人抗议事件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2015第一季度的欠薪有两个趋势很值得注意：不但建筑业欠薪显著增多而且工厂跑路导致欠账也进一步增多，甚至后者激发的大规模抗议事件还要多过建筑工人讨薪，这是主流的宏观观察不太愿意正视的（广东工会统计出欠薪占71.5%之多，根据不同类别欠薪的特点，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一欠薪数据以工厂跑路所导致的情况居多，大规模工人抗议事件的统计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再则，工厂老板欠薪不再主要集中在沿海，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内陆城镇的工业区，而且不只是搬迁，还越来越多出现工厂倒闭的情况，有的倒闭企业是所在区、镇的龙头企业，影响很大。对于作为劳工维权主力的工厂工人群体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不利的变化趋势。

导致一季度大多数群体性劳动纠纷的这些欠薪，都可以看做经济下行背景下，资本向劳工转嫁危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建筑业欠薪还是工厂老板跑路欠薪，政府常常采取默许、甚至保驾护航的角色。至少对于劳工界人士来说，建筑业资本与地方政府、银行金融资本的紧密关联是非常清楚的，房开商和承建商拿不出钱给工人发工资，其背后的根源全都可以追究到以土地为抵押的整个房地产建设，地方政府和银行金融资本都直接参与其中。建筑业欠薪、工人讨薪难，地方政府当然都脱不了干系。而在工厂老板跑路的事情上，地方政府不但有监管责任而且是企业利税的直接受益者，绝对不会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关联者偷偷跑路了，但在无数的工厂搬迁事件中，地方政府无一例外地充当了资本的包庇者，只有在工人主动向政府请愿的压力下，才有少数的地方政府把老板找回来谈判或者代老板发放大打折扣的经济补偿。在我们统计的数十起工人大规模讨薪事件中，仅有个别被报道出来的案例是政府介入帮助讨薪工人的，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帮工人讨薪，反而还有很多工人讨薪遭到政府的暴力镇压。由此可见，资本和政府是高度自觉地联手起来剥夺工人的利益：不但事先精心隐瞒实情，帮助老板跑路，在工人多次上访求助下也不管不顾企业拖欠大量工人血汗钱，而且当工人想要拿回自己的血汗钱时，还遭到政府肆无忌惮的暴力打压。政府与资本狼狈为奸，这就是统计数字告诉我们的事实。

可是有一类劳工观察认为：“劳方与资方本应是休戚与共、利益共享、风雨同舟的合作方，然而高涨的税费与‘四座大山’（本文按：指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重压令劳资双方同时陷入了生存困境。面对强势的政府，劳资双方除了互相戕害、压榨对方以苟延残喘外，也别无他法。”我们从上文分析中可知：整个一季度工潮形势的主要方面是资本的大范围进攻，次要方面是工人被迫退却、事后反抗，更次要的方面才是少数积极争取利益的集体抗争。那么此类观察所谓的劳资“互相戕害”是否有替资方推卸责任给劳方之嫌呢？我们还指出，没有资方的咄咄逼人，就没有地方政府的卖力助攻。那么此类观察把资方的压榨描绘成“强权下的无奈”，是否有替资方把脏水尽数泼向政府之嫌呢？有不少企业这边欠下经济补偿和欠缴社保跑路，那边异地新厂又在锣鼓喧天中开张，那么又何来“苟延残喘”这么悲情一说呢？如果仅从媒体报道的三月份十余起罢工事件，其实也可以谈出一些问题。但作者大谈“年轻工人维权意识增强”“四座大山下一旦减少收入极易生极端情绪”“政府武力弹压罢工引发更大愤怒”等等早已沦为主流媒体八股的泛泛之谈，根本无助于认识2015第一季度这一最近时期的新特征。

在资政联手大规模攻击工人的客观现实面前，大谈“劳资本应利益共享”，等于让被剥夺者哀求一意孤行的强盗劫匪们金盆洗手、洗心革面。此类言论除了让劳工在被剥夺之后再抛弃尊严之外，还能有其他任何意义吗？可怜可叹的是，我们搜集统计的工人抗议事件中，还真有两起农民工（都是建筑工人）在政府门前跪地讨薪的悲剧请愿，其中山东济宁曲阜市政府门前，400多遭遇建筑业资本家欠薪的农民工在穷尽办法之后集体跪地讨薪，却竟然遭到被人用无牌车强行押送到市郊的野蛮压制。

确实，今年第一季度大部分工潮都显示出政府直接参与了资方欠薪、跑路、甩掉对工人的历史欠账，当工人被迫起来反抗后，政府又频频出动武力打压工人。在我们统计的上百起大规模工人抗议中，政府出动警察抓人、打人的报道频繁出现。同样明显的是，政府武力弹压是工人被迫起来发出抗议之后的结果，警察打压并非多数工人抗议的原因，把它作为工人斗争兴起的一般原因就明显夸大了。当然，工人抗议的兴起正是资本与政府联手进攻直接逼迫激发的，共同恶化了工人的处境。

除了工人抗议情况反映了工人处境的恶化，2015年以来全国各地最低工资增长的稀稀落落和增幅继续下降，也反映了问题。到今年4月初，有7个省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湘琼藏津京深沪），根据最低工资上涨的规律，这反映了工人加薪斗争仍然有一定影响（参考本社述评《谁推动了最低工资？23年来最低工资增长回顾》）。全国各地最低工资的上调尤其得益于2010年以来富有战斗性的沿海工人加薪斗争，但这一斗争在近一年多来开始相对减少，资本的进攻使工潮相对多的以防御姿态出现。与此同时，最低工资的上调速度也开始降低。根据全总通报，2011—2014年全国各地最低工资增幅分别为22%、20%、17%、14%，连年下降，今年调幅更低至普遍10%左右；而且截止4月初，全国还有25个省份没有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即使在上调最低工资的地方，很多企业也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例如提高基本工资、却取消一系列津贴奖金或者由包吃住改而交纳住宿和伙食费等方式，冲抵工人的收入。

2014年底以来国家在社保和公积金上实行了一系列新政策：从全国各地社保费率酝酿降低，到今年初决定延迟退休，乃至具有趋势苗头意义的东莞公积金新政（中山已于去年7月实行）。其中，社保费率的降低在减轻了企业负担的同时，看似也减轻了工人的负担，但它侵犯了工人的长远利益；假如工资能维持工人的体面生活，工人缴纳或补缴社保并不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准，那么其实社保费率决非越低越好，降低社保费率只是政府帮助企业减少为工人购买的社保。而中山和东莞的公积金新政意味着资本和政府联手对工人部分利益的明抢，波及该地所有在职职工，已经激发了一连串工人大规模反抗（关于该新政对工人的影响，参见本社论述《东莞公积金新政对工人意味着什么？》）。因此，这些举动都意味着资产阶级向劳动者的社保和公积金动刀、让劳动者为经济下行买单。

今年一季度延续了去年底以来资本和政府对劳工的大范围进攻。尽管工人也被迫做出了大量的大规模反抗，乃至有斗争强度升级的诸多迹象，然而大部分斗争可以说是失败的，尤其是面对资政联手的精心进攻时（比如工厂老板跑路和公积金新政），工人败得更惨，其中反抗公积金新政的集体行动至今还没能让东莞资政当局做出丝毫让步（参见公积金新政追踪观察，当抗争爆发时我们才回头看公积金新政，才知道它是资政当局精心酝酿已久的一项系统工程，参见本社对其本质的分析《公积金新政：借无产者的花，献房地产的佛》）。即使在少数有组织的工人抗争中，也呈现出劳工抗争大背景下相似的困境。例如最近劳工维权团体积极介入的广东中山翠亨制包厂罢工运动，最初持观望态度的地方政府在商会压力下迅速站队，积极工友和前线工运义士遭到连续的暴力恐怖袭击。这种力量悬殊对比下，想要按原有思路硬着头皮取胜是很难的。劳工界需要重新评估形势、做出研判，从而调整更为具体、有针对性的策略，这值得所有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