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北京，北风肆虐之处一片肃杀之气。但资中筠先生的书房里，却充盈着一股沁人心脾的暖意。钢琴、书卷、靠椅，两相对坐，眼前的八旬老人，虽发色花白却明眸依旧，端庄雅致。资先生晚年放弃了安享静好岁月，她笑称“风花雪月太奢侈”，因为她不满“现世安稳”，因为她本就是感时忧世之人，所思所想重比山峦，压在心头；又湍如激流，涌泻笔端。
作品：能让你的腰挺得再直一些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面前的茶几上，摆着新出版的一套《资中筠自选集》，清新素雅的5卷本，是资先生近30年来文字的集纳，也记录着她在时代沧海中浮沉求索的一生。
其中，《闲情记美》是朝花夕拾，采撷先生多年来所读之书、所行之路，以及伴随全程的音乐情缘；《不尽之思》如私家相册，勾勒了先生的故交旧人和无限往事，有笑有泪；《士人风骨》可谓一方明镜，把中国古今知识分子的道统与处境照得明明白白，连同他们失落的精神家园；《坐观天下》为学术文集，尽显国际关系研究的功力，却鲜有晦涩的字眼；《感时忧世》则仿佛一块醒木，针砭时弊、警示人心。
先生感叹：“每见种种悖理伤道之事，忧思难解，悲愤不已。”其实，贯穿这套书的，正是这种绵延不绝的忧思；而“士人”，也正是资先生本人最贴切的标签。士人身上该有的气质和风骨，在她身上都有所体现。比如“正气”，比如“傲骨”，比如悲天悯人的情怀，比如追求真理的执着，比如对权贵的俯视和对人格独立的珍惜。
《资中筠自选集》在读者中，尤其是在学界引起的震动之大，令出版者都始料未及。学者袁征说：“在某些人眼中‘单纯幼稚’的她，实际上对于社会的剖析却是如此深刻。”作家阎连科称：“读她的文章，我知道自己的文字有多么华而不实；和她谈论文化、文学、历史、现实与时弊，她又常常让我哑然失语，觉得自己不仅是没有读过几本书的人，而且是一个连精神上都有腰间盘突出症的严重患者，是一代‘腰痛作家’中的一个。每一次和她的文字与她本人交流之后，我都对自己说：回家多读几本书吧，把你的腰挺得再直一些吧！”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从书中看到的资先生，既温文尔雅又慷慨激昂，既从容淡定又愤世嫉俗，既有真心追求也有痛苦挣扎。她的人生经历，就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
青年时代：“原罪感”与“自省”一直纠缠着
资中筠出生于1930年6月，祖籍湖南，在天津租界长大。她的父亲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银行家，眼界开阔、为人方正；母亲生于风气开明的官宦之家，厌恶纨绔子弟，崇尚学问，对子女言传身教，细致入微。受到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资中筠自小就对爱国、自强、勤勉、诚信、慎独等传统道德观有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她的两个妹妹资华筠、资民筠也都好学有成，一位是著名舞蹈家，一位是资深物理学家。
1948年，资中筠走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其时清华名师如云，雷海宗、钱锺书等大家的课她都上过。和同时代的青年一样，她自幼就对中国的积贫积弱刻骨铭心，对当时政府的腐败无能十分不满；同时她又深受魏晋名士的影响，常怀出世之想，厌恶一切政治斗争，感到只有校园是一片净土。她特别为清华的图书馆所吸引，课余时间几乎都在图书馆中度过，以醉心书海为乐。
不久，迎来新中国成立，在土改、抗美援朝、参军参干等一浪高过一浪的运动大潮中，年轻的资中筠也满怀热情拥抱新时代。毕业时，她带着全班女同学爬到楼顶，向朝阳下的国旗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就觉得自己的前途和祖国同样灿烂，为此献身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毕业后，资中筠先去宗教事务所工作，后来长期在外交外事部门工作。“那个时候，理想主义是很珍贵的。我身边的人个个摩拳擦掌。包括我的父母，也在拥抱新时代，写信教育我好好工作，争取入党。”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资中筠的父亲受到冲击，她自己在单位也成为“重点帮助对象”。她发现，“没有吃过苦”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必须向无产阶级靠拢，跟上新时代，才能避免沦落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她羞愧地烧掉了自己觉得有“小资”情调的少女时代纪念册，与过去决裂，从此走上漫长的思想改造的道路。“平心而论，那时是完全自觉的，没有人要我那么做。”她甚至疏远了父母，任何动摇都只能是自己“改造思想和感情的不彻底”。这种“原罪感”与“自省”一直纠缠着资中筠，以及跟她差不多情况的青年知识分子。
在“大跃进”的年代，资中筠和丈夫陈乐民正在维也纳“世界和平理事会”工作，听说国内物资匮乏，全民闹饥荒，感到在外面“养尊处优”于心不安，立即要求调回国内，为的就是与人民一起挨饿，这也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一直到“文革”前期，资中筠都保持着这种心态，但凡受到委屈，心中默念的都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有“委曲求全，顾全大局”的训诫。在她内心深处认可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标准，与那个“破四旧”的时代奇怪地交织在一起。这种纠结的状态到“文革”中期才开始逐渐改变，“种种荒唐之事让我们逐渐产生怀疑”。一旦有了怀疑，就像是打开了一条缝，并且越来越大，再也关不住。
晚年风骨：作为“士”，从来没有退休
改革开放后，资中筠再度对未来充满了热情和信心。“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1980年，资中筠加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5年之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工作。“当时没有那么多忧思，只有一个念头——努力帮助中国人了解美国。”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她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当她逐渐将目光集中到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上时，“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开始了对社会“流毒恶习”的批判。对于官场腐败、贪赃枉法的例子，她恨之入骨；看到趋炎附势、丧失人格之人，她横眉冷对；面对泯灭诚信、损人利己之风，她忧愤不已。“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
1990年，她辞去美国研究所所长职务，1996年正式退休，而作为“士”的资中筠，却从来没有退休。她对自己和社会的反思，从来没有停止，并且老而弥坚。
2010年，资中筠发表了《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透彻的分析，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各大媒体纷纷转载。
这位被称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的老人，称自己“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她呼吁知识分子发扬士的担当精神，捍卫自由道统。同时，在她看来，当下中国亟须再启蒙，回归常识，让理性之光照亮心智，让年轻人认识真实的历史。
在与记者交谈时，说到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对青年人的期望，先生仍是忧思满怀，却又饱含眷眷真情。
谈知识分子：用自己的脑子来考虑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这一代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一段从独立到迷信、迷失的过程，“独立思想”是您自幼的教育，为什么会放弃？
资中筠：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情，因为心路历程太曲折复杂。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有其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客观上，当时社会的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全民进入蒙昧时期，知识分子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主观上，知识分子主动“改造”自己，他们拥护新政权，因为新政权满足了他们外抗强权的需要。认为多少年来，能救中国，让中国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就是眼下的新政权，所以要诚心诚意地拥护。即使这个过程中自己有一些个人委屈，都是次要的。其次，当时许多饱学之士有一种自卑，对自己曾经所学的那些已经“夕阳西下”的东西完全批判和远离，努力摆脱“原罪感”。当时人人想的都是“必须跟得上历史的潮流”，那是一种自觉。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特点和弱点导致自我迷失，产生了迷信，上缴了独立思考的权利，一切靠别人的脑子来判断。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您一直倡导“再启蒙”？
资中筠：说“再启蒙”，就是人用自己的脑子来考虑问题，有独立的精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能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了，这扇窗一打开，就不再能关上，从此心中逐渐亮堂，也就是自我启蒙。我回归得算比较彻底。但启蒙不是万能的，它代替不了制度。如果在社会中，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依靠自己的良心做事很难，同流合污很容易，这就是制度上的问题。有一些道德滑坡其实是制度造成的，不能拿文化启蒙和伦理重建代替制度和法治的建设。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的知识分子似乎没有那么关心政治了，“独善其身”的比较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资中筠：的确，知识分子的缺席给当今社会造成了很大的空缺，曾经“家国情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但现在青年一代已经基本摆脱了这个传统。一是因为没有共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要民主、要科学；解放战争时期，都针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新中国刚建立时，中国积贫积弱，大家都在想怎么样让中国强大起来。但现在，知识分子似乎没有达成共识。二是不能敞开来讨论问题。有些东西本来是已经达成共识的，却突然变成了不可说的东西，不同的意见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辩论，道理不能讲透。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现在有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倒是能聚拢一部分人。客观原因是中国现在强大了，很多人都以为中国了不起，再加上国际上，目前欧美都碰到了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一些人就开始妄自尊大，这是一种肤浅、浮躁的情绪。有一点民族情绪不可怕，可怕的是拿这个来掩盖真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经常说自己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忧思为什么会这么重？
资中筠：我们这一代人的“痛点”比较低，对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总觉得触动、愤慨、忧心忡忡。不好的事情，既然我看到了，就没法视而不见、不说出来。比如对于腐败，我就特别不能容忍。腐败最坏的一点是，它会腐蚀人的心灵，让人觉得诚实的劳动是无望的，只能走旁门左道。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平等、讲人权的社会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我希望从我的忧思中，大家能够受到启发，能够多了解一点常识和逻辑。
谈青年：不一定要做英雄，但要守住底线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当下青年人最大的忧虑是什么？
资中筠：物质主义的泛滥。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是很注重精神层面的，满脑子里想的都是理想、时代潮流，很少会想今天穿什么衣服，明天吃什么东西。结婚时没有房子，就跟别人借一间办喜事，办完就回集体宿舍，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可接受的。而现在物质主义的风潮越来越厉害，一个女青年为了一个名牌包甚至可以卖身，这简直不可想象。再加上现在人才全球化的背景，大家都可以“用脚投票”。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现在有人说清华又变成留美预备学校了。不过当年出国留学的青年大多回国，带回来先进思想，要为中国现代化做贡献；现在多数人一去不回，即使回来，也是准备着要走进既得利益者的圈子，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迁就现状，甚至和丑恶同流合污。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现在是“聚天下英才而摧毁之”，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资中筠：实际上不仅是高校，教育出问题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近10年来，国文教育逐渐受到了重视，但只摇头晃脑地念《弟子规》是没有用的。现在连小孩子都知道要去贿赂老师，做班干部，为的是以后在考试时加分。小时候就学会趋炎附势，长大了难保不会走向弱肉强食。每天回家去给父母磕头是没有用的，以后为了钱的问题他仍然可以六亲不认。中国现在最缺乏的其实是公民教育，教育孩子什么是权利和义务，以及如何运用合法、合理的手段去维护自己的权利。提倡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是应该的，但如果只做表面文章，就会变成虚伪，其结果就是培养出伪君子和两面派。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现在的青年还能代表民族的未来吗？
资中筠：民族的未来还是要靠青年人。老言无忌，跟童言无忌一样，但是如果说真话的或者负责任的都是老人，我们就真没希望了。从绝对数量上来说，现在有思考、有见地的青年比以前要多很多，因为教育大大普及，他们所接触到的知识更深更广，眼界更开阔，思维更全球化，就这一点而言，鲁迅那代人也没法比。我也常常看到一些有思想、有理念的青年写的东西，也受到他们的启发。不过这些人是分散的，不像五四时代那批人，虽然人数不多，但能成为一股力量。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青年人有什么样的期许？
资中筠：不一定要做英雄，因为每个人的才能、机遇不一样。但首先要凭良心做事，守住底线，尽量抵挡住社会的潜规则，不要同流合污。假如为了守住底线需要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的话，也要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其次是不要攀比，现在很多青年的意志薄弱与攀比之风很有关系。先做一个正直的人，再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中国的青年需要比其他国家的青年更有韧性。
记者手记：资先生与记者之间横亘着半个多世纪，但当她感时忧世时，犹如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有时因为看得太超前，便更觉现实太无奈。很多时候，先生说：“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但她又说：“可是我宁愿落杞忧之讥。”
横竖都是一颗赤子之心。因为有了倾注于每个人的大爱，所以才有批判和承担的大勇。
《环球人物》（2011年第31期） 本刊记者 胡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