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妇女、性与中国的社会变革”公开研讨会，五女权人士被拘事件成为绕不开的话题。王政、李银河、洪理达、裴谕新等中美学者在讲演中发出了支持这五名年轻人的声音。
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学系的知名学者王政在讲演中热情赞美青年女权行动派勇敢、创新和智慧，带来中国女权主义的历史性进步。她提出对五名女权人士的抓捕打破了中国不镇压女权行动的百年纪录，令人担忧历史正在倒退到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前，而且其他中国的女权NGO和行动者的存在都受到潜在威胁。然而另一方面，有更多年轻女性因事件开始关注社会行动，公众也更支持女权，从这个角度来说，成功的是五名被拘者。
以研究中国“剩女”现象闻名的美国学者洪理达（Hong Fincher）引用了被拘留的李婷婷（麦子）的一段话：她的愿望是更多人参与妇女运动。她强调“剩女”问题和此拘留事件很有关系，因为被拘留的人就是要改变中国歧视性的性与性别规范。她还介绍了最近出现在中国社交媒体的“面具行动”，该行动的参与者戴着五名被拘留者的面具活动在公共场所表达抗议。
富布赖特访问学者、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裴渝新表示郑楚然是她曾经的学生和朋友，她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郑，并期待郑能再去她的课堂做分享。
研讨会主旨发言人、著名学者李银河也表态“应该支持这几名女孩”、“权利受到侵害了就应该起来反抗。”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被视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最有影响的智库，关注经济、发展、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等议题。
附：
五青年女权人士被拘意味着什么
——知名学者王政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讲演
美国华盛顿，2015年4月3日
感谢布鲁金斯学会的邀请。
五名年轻的女权人士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前被拘，这已经改变了中国女权主义。我早先为本次讲演所做的准备因此不再适用，我重写了发言稿。今天，我将首先以个人的视角简介中国女权主义对歧视性性规范的干预；然后我将描述在这段历史中国青年女权主义者反性骚扰行动的价值，她们给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显著变化；最后，我将讨论五女权人士被拘事件的政治意涵。
1985年，我从上海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习美国历史。我有不少一起读研的美国朋友，她们对我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经历很感兴趣，而我很为自己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解放的妇女”而自豪。我像大使似的向人们讲述社会主义中国妇女解放的成就。是的，作为一名城市青年女性，我享受了平等的教育、平等的就业、平等的报酬和平等的晋升机会，我觉得自己从没经历过性别不平等。
有一天，我和朋友们讲到，我曾在上海拥挤的公共汽车上直面一个想顺走我钱包的小偷。我的两个朋友Mackay和Chris 都惊讶佩服：“哦，你真勇敢！”几天后，我们又在一起聊天，这次我讲到，公车上总有一些猥琐的男人想揩油。Mackay马上问：“那你怎么对付他们？”我不假思索地答道：“我能怎么办，只能换个地方躲开那些无赖。”于是Mackay又问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击碎了我“解放的妇女”的自我认知：“为什么你不怕小偷，却不敢和骚扰者对质？”
“喔，如果让周围的人发觉了，那多丢人啊。”我答道。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个回答很有问题。为什么一名“解放的妇女”仍然背负着父权式的贞操观，为什么我这一代社会主义中国的“解放的妇女”，意识不到性规范中的严重问题？
我没有将思考停留在自己，我就此开始重顾和反思社会主义中国的妇女解放，并意识到，中国的国家女权主义成功地将公共领域中的性别双重标准转变为“向一个性别看齐”的标准——当然并不触及最高领导人，但父权式的性道德并没有被真正动摇，男权文化对妇女贞操的桎梏仍然严重，即使是像我这种自以为解放了的女性，也深受束缚，没有改变这种文化的自觉，更遑论行动。
1992年，我参加了上海妇联组织的一次会议。会上，一位美国女权学者问中国有没有性骚扰。所有中国与会者都说：“不，不，我们这里没有性骚扰。”我站起来，指出公车上每天都发生的那些事就是性骚扰。那时，我关于女权主义理论和运动历史的研究已经给了我信心。
1995年，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上，国内外的女权主义者一起公开质疑普遍存在的歧视性的性别文化，性暴力和性骚扰被确认为对妇女人权的侵犯。“社会性别”这个女权术语开始在中国妇女组织中广泛传播，这些组织努力向妇联和政府推行社会性别培训。我亲历了这一进程，见证了全国范围内女权主义者的组织化活动，虽然我们都知道，中国政治环境并不稳定，也不欢迎NGO的活动。中国女权主义者的策略是不碰“敏感议题”、限制促进性别平等的活动范围，毕竟，中国宪法和法律承诺了要促进妇女和儿童的权利。
教育和就业的性别平等本是社会主义的一份遗产，在上世纪90年代，我的同人中有不少女性知识分子，她们有条件接近决策者，因此将目标定为参与决策进程，包括立法和制定政策。她们大多身在体制内，包括政府机关、妇联和学术机构。这一代人享受到了性别平等的社会主义红利，因此才能拥有或接近体制内的资源和权力。她们更倾向于在幕后工作，不想引人注意。
青年女权主义者采用与老一代不同的策略去促进性别平等。她们成长在私有化年代，很多有利于平等的社会主义机制都已经废除了。这一代女权主义者往往是家里的独生女，被寄予厚望的掌上明珠，然而她们却很快发现世界由男人主导，在每个街角都能撞上公然的性别歧视，公开将女性视为性客体的男权规范无所不在。在这样一个沙文主义化的社会里，年轻女性几乎没有社会资源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更没有取渠道参与决策。于是我们看到青年女权行动主义者成长起来，她们勇敢、创新、聪慧，善用公开行为艺术，促使媒体关注性别歧视并进而促进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她们所活动的领域此前并不为公众所重视，甚至老一代女权主义者也未必重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听说青年女权主义者计划发起反对公交性骚扰并以此庆祝今年的国际妇女节，我由衷欣喜。在她们的行动中，我看到中国女权主义历史的显著进步。对比自己，在同一个年龄段，我这社会主义下“解放的妇女”只能忍受公交性骚扰，而这些青年女权主义者要有所作为。社会文化中的性别歧视却让青年一代更容易获得意识觉醒，虽然她们没有体制内身份，但在全球互联网的年代，她们拥有跨国女权主义的广泛智识资源。
然而，正当我关注着她们的计划，为她们惊喜、骄傲，预祝成功之时，她们却被抓捕，并被从几个不同的地方送到北京海淀看守所。我要提供一些历史事实，帮助大家了解这次抓捕的严重性。
从袁世凯打击中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1913年到这个“三八”节，没有其他中国政府公开镇压过女权主义者。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所有的政治势力都声称要将中国带向现代化，并把男女平等作为现代性的象征。中国共产党从创始起就公开支持性别平等，因此才吸引了那么多妇女和女权主义者投身革命。那些坚定的党内女权主义者借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转变父权文化，我和同龄人深受其惠。即使在1989年残酷镇压学生运动之后，中国仍然争取主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求重返国际社会，那时党大概自信，在男女平等方面中国多少能向世界做些积极展示。1995年的大会吸引了世界各地超过3万名女权主义者，并让中国女权主义者有机会在各地合法地创建一些NGO，另一些组织又后来跟上。
对女权主义者的抓捕和上述历史相悖，并打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录。这引发一些严肃的问题，我就此期待大家的回应：
第一，这次抓捕是否意味着党对现代性的象征性拒绝，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在国内和在世界上又意味着什么？
第二，女权行动已因这次抓捕成为“敏感议题”，甚至有在大学的性别歧视主题讲座被取消，因为校方认为“太敏感”。将合法的女权行动列为犯罪，使国家促进法治的声言沦为笑谈，而且让历史倒退25年，回到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前、1989年后的那种政治环境。换句话说，此次抓捕意味着所有女权NGO和行动者的合法性都受威胁。如今中国的金钱到处大受欢迎，然而中国女权主义有什么资源去改变这种局面？
第三，全世界的女权团体都大力支持、呼吁释放五名女权主义者，联署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3000多人签名，韩国、印度、台湾、马来西亚……等地都有组织化的行动。但外交部发言人却说：“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她们。”这语带威胁，显示中国当局自信满满，可以不听全球抗议之声。这个国家正在强大崛起，玩着全球游戏，却害怕几个反对公车性骚扰的年轻女孩，对此国际社会怎么看？
我注意到，这此抓捕已经激发了一些年轻女性，本来她们对社会行动并没那么感兴趣；“女权主义”这个词也迅即进入公共话语，得到很多公众的积极理解。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这五名年轻人是又完成了一次极成功的行为艺术，在警察的“配合”之下。
最后，我想利用这次机会呼吁大家的支持。如果哪位能接触到总统或米歇尔·奥巴马，请将此事转告他们。五女权人士尽早获释同时符合这两国的最大利益。习近平的9月美国之行可能招来风暴，多国女权组织正在动员杯葛中国和联合国共同组织全球妇女峰会，除非这五名女权人士获得释放。习近平正计划访美时到联合国发表讲演。我由衷希望，你们的总统能发挥关键作用，保证习的访问顺利成功。
谢谢大家！
(译自英文讲稿，未经审阅)
王政讲演PPT下载（英文）：http://www.brookings.edu/~/media/Events/2015/04/03-gender-sexuality-china/Wang-Zheng-Presentation.ppt?la=en
研讨会网页：http://www.brookings.edu/events/2015/04/03-women-sexuality-social-change-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