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两年以来，公民运动频遭镇压，面临空前困境。那么公民运动前景何在？何去何从？华盛顿邮报记者曾就此采访本人。在许志永案终审周年之际，特予发布。
记者：您觉得自习上台以来，中国的维权运动，以及您们所倡导的公民运动，中间社会的崛起，遭遇了更新更大挑战和镇压吗？如何不同？
笑蜀：当然是遭遇了更新更大的挑战和镇压。我认为习是总结了前任即胡锦涛的教训，认为胡过于软弱，不仅对体制内的贪腐势力、对权贵集团过于软弱，而且对民间力量，尤其对我和我的朋友们一直倡导的公民运动过于软弱。他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不仅要打击体制内的贪腐势力和权贵集团，也要遏制民间力量快速成长的势头，缓解民间力量快速成长带来的压力。即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记者：习政权对待维权运动态度和策略是什么？
笑蜀：总的讲就是遏制。维权如果限制在就事论事的范畴，即限制在单纯的利益层面，没有上升到普遍的权利的层面，没有直接挑战所谓共产党领导，习政权还会容忍。否则零容忍。如果有发展为社会运动的苗头，更是必须坚决打击。
这主要基于习政权的一个认知误区，即把包括公民运动在内的所有社会运动，一概等同为中国传统的群众运动，群众就是群氓而不是公民，中国传统的群众运动往往是暴民主导，是民粹与专制恶性互动引爆的社会爆炸，是灾难，近代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到共产革命到文革，都如此。中国没有全国性公民运动的先例，有的只是群众运动。这给了他们巨大阴影，他们不知道时代的变化，不知道中国正跟世界接轨，即跟公民社会全球化接轨，因而在中国正兴起一个崭新的社会运动即公民运动，即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以争取落实宪法原则、争取普遍的人权与公民权利为目标，公民自主自治自我训练的社会运动。认知障碍导致他们缺乏起码的理解能力，无法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应对，只会用老办法即传统的专政办法来应对。再加上苏东事件尤其北非茉莉花革命的刺激，让他们更风声鹤唳，更缺乏起码的安全感，更容易把以争取权利为中心的公民运动即实际上的民权运动，与仅仅以夺取政权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混同。于是更紧张，更防卫过度。
记者：您之前有提到说习是在走第三条道路，反对西方民主，但也要吸收一点现代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技术。您认为他对维权和公民运动的态度，在其政治议程/道路中占据何种位置？（或者如何是其政治议程的一部分？）这种镇压背后动机为何？
笑蜀：背后的动机，还是我在习的第三条道路一文所说：救党保权。习深刻认识到共产党政权的腐败已病入膏肓没有净土，深刻认识到共产党政权越来越丧失民心，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越来越难以挽回。如果在舆论场上、在民心上公平竞争，坦率地说，共产党已经没有竞争能力了。习要救党保权，需要时间和空间。但客观上，时间和空间确实不多了。所以在他们看来，必须首先压制住民间一切可能的竞争对手，当然主要是舆论和民心上的竞争对手。共产党要解决自己的腐败问题，共产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共产党政权才能赢回舆论和民心，才能站稳脚跟。问题是共产党现在做不到，现在共产党根本就是残躯，要在舆论和民心上赛跑，共产党根本跑不动。习近平着急，对策就是两手抓，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击腐败，改造共产党，重建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压制住民间任何可能的挑战者、任何可能的竞争对手，不给他们任何机会，保证把舆论跑道、民心跑道通通腾出来，只让共产党留在跑道上跑，为自己救党保权创造时间和空间，
记者：自从习上台以来，您自身以及您的朋友、伙伴能切身感受到环境的收紧吗？能否具体讲一下？或者说2013年当局全面镇压新公民运动是个转折？
笑蜀：我自己及我的朋友切身感受到的环境的收紧，就不言而喻了。可以说，我朋友中的活跃分子，这两年几乎被他们抓光了，以致于我这两年时政评论的主题，几乎都是救人，把我几乎变成了祥林嫂。我也不想这么苦大仇深，我也想回到自己的专业，轻松一些，从容一些。但我没办法，我停不下来，因为他们抓人停不下来，迫害停不下来。以致有朋友批评我说，我这两年变得激烈了。把我这个据说一向比较温和、比较克制、比较理性而被斥为所谓理中客的人也逼到这份上，可见当局的镇压有多极端了。
根本的转折点是2013年对新公民运动的镇压。新公民运动不走打倒、推翻、砸烂的老路，不以政权为中心而以人权和公民权利为中心，同时强调依法维权，应该说很温和，但为什么成了头号打击目标呢？原因恰恰在于它的温和——温和本身就具有巨大力量，因为温和最合人情之常，最容易进入人心与社会，最容易得到社会认同。事实上也是如此。新公民运动设置的两大公共议程，都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不是革命家自己的个别意志，而是从社会中来的，是倾听社会的结果。即它的两大诉求实际上都是社会自身的需求，代表了社会的呼声。这两大议程推出后，迅速得到社会的响应与跟进，舆论上产生了巨大震荡。两大议程之一是教育平权即农民工子女跟市民子女同城高考；二是官员财产公示。整个2012年，中国的主流媒体尤其一些主流网站都做了持续的报道与评论，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教育平权运动，签名支持的学生家长达十万之众；官员财产公示的呼声之高，以致于很多体制内人士甚至体制内高官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贤、俞正声都不能不表态赞成。这么高的社会认同，是中国社会运动的历史性突破。整个2012年，知道新公民运动和许志永的人可能很少很少，但知道同城高考、知道官员财产公示这两大议题的人很多很多。以这两大议题为核心，公民社会的力量快速积聚，公民运动快速发展。
许志永正式发起新公民运动是2012年5月，短短时间居然这么大突破。它在技术上并非十全十美，可以总结可以反思。但它的方向无疑是对的，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快速成长。当局对此完全无法适应，无法接受，他们深刻体验到温和的力量，十分惶恐，认为这是前任放纵的结果，决不能再放纵，决不能再给时间和空间，付再大的道德成本和信用成本也必须镇压。所以这几年，他们打击的几乎全是跟新公民运动一样比较理性与温和的力量，浦志强、郭玉闪、郭飞雄，都是同样气质。换句话说，只要能得到较大社会认同，只要影响力大又独立不羁，在当局看来就是罪，就是主要威胁，就必须扼杀于所谓萌芽状态。
记者：您觉得镇压会进一步加剧吗？还是会以这样的力度持续下去？
笑蜀：短时间看不到他们收手的迹象。只要他们没有遭遇足够的教训和阻力，我想他们很难改变这惯性。
记者：目前有什么具体应对策略？比如抗争方式的变化，或是目前仅仅是要先生存下来？
笑蜀：当然要考虑生存问题，要承认低潮，接受低潮。但承认低潮接受低潮不等于放弃，不多于不作为。该抗议的必须抗议，该谴责的必须谴责，否则就是对镇压的纵容与鼓励，会刺激更多镇压。
抗议和谴责的同时，还要做的是基础性的工作。必须承认，中国仍是强国家弱社会，国家跟社会的力量太不对等，整个社会都没准备，大势未成。这就注定了我们当下最该做的不是动不动就叫嚷政治决战，最该做的还是基础性的、持续性的准备工作。在公民政治社会遭到当局以举国之力狙击之后，还有广大的中间地带、灰色地带可以扎根。这中间地带和灰色地带就是基层和社区。退却不是认输，而是实实在在的转进，转到基层，进入社区，深耕基层和社区。
那么怎样深耕基层和社区呢？我认为关键是基层和社区的组织化。在基层和社区层面，倾听社会自身的诉求，提炼带有普遍性的诉求，上升到权利层面，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推动集体维权，在集体维权中发现积极公民，建立日常联系，建立共识和默契，这就是我理解的组织化的全部含义。它不是马上去建立一个组织，组织是高压线，有高风险。但组织化是灰色地带，有丰富的可能性，有广大的腾挪空间。化是动态，是过程，可以变幻无穷，需要的是坚韧、顽强、智慧与技术含量。
这即是说，现实的确严酷，但不等于没有任何空间。不绝望，不放弃，一方面承认现实条件的制约，一方面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尽可能创造机会，突破现实条件的制约，尽可能为未来做准备，尽可能给宪政打基础，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存在的价值。都那么顺利，第一是这奇迹如何可能？中国转型本来就是所有转型国家中最难的。第二是那还要我们干什么？
实际情况也不尽如此。一方面是严酷的镇压与封杀，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的力量也并没有停止生长。随便举几个例子，就在最近几年，人权律师团不是越来越壮大了吗？肉唐僧、郭玉闪等发起的人道救援性质的送饭党仍在持续；华南的劳工运动不也越来越有声有色么？如果好高骛远，抱着列宁“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的传统革命教条不放，对社会的演变没兴趣，对权利的生长没兴趣，那的确该绝望，的确只能坐等天上掉馅饼。但如果谦卑一点，以人为中心，以权利为中心，以服务社会尤其服务基层和社区为目的，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切入点，改变的机会可是太多了，那就可以永不绝望，永远乐观向上。
这就需要改变心态，从权力本位的心态，改变到权利本位、人本位、社会本位的心态。必须服务社会才可能得到社会认同，也才可能建立我们自己的社会基础，我们的主张才可能落地生根。毫无服务意识，毫无社会视角，不是首先服务社会，而是一切直奔权力而去，一切只奔权力而去，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本身就不健康，需要调整。
记者：新的镇压对您以及您的朋友有什么影响吗？对于整个社会呢？
笑蜀：每个人的承受力不同。我的承受力稍微强一些，对我打击不大。但的确有一些朋友承受不了，开始远离我，认为我多少有些敏感。对整个社会更是影响巨大，都是负面影响，很多人越来越绝望，越来越暴戾，整个社会越来越走向极化，越来越失去弹性。
记者：您之前说，公民运动实质是种调合。个人对当局政权不感兴趣，但附加条件是当局必须容忍社会运动。目前的现实看，当局似乎拒绝了这一道路。您有怎样的回应？还要继续坚持这种运动吗？还是寻求其他道路？有什么样的选择？
笑蜀：因為國家與社會力量過度的不對等，當統治者以最大決心傾舉國之力來打壓公民運動時，公民運動從總體上講不可能不落於低潮，一败再敗是必然的。中國轉型本來就是轉型史上最艱難的轉型工程，也是全球民主化最後的一道閘門。要不難，也不會那麼多黨國體制的國家都轉型了，就中國的黨國體制還巍然屹立。中國的轉型，公民運動的發展，本來就不可能一帆風順，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而不能不像當年抗戰那樣，只能屡败屡战而且只能是持久戰。
同樣如當年抗戰那樣，一败再败不構成絕望的理由，最後的勝利一定建立在不断失敗的基礎上。没有失败就没有胜利。只有不怕失敗才有希望，只有敢於屢敗屢戰，才是真堅韌真勇敢。這需要大歷史的眼光，需要歷史長程的考量，需要堅持到最後五分鐘，而且可能是無數個最後五分鐘。不知道哪個最後五分鐘會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堅信這最後的稻草一定會到來。只有抱著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心態去奮鬥，才能真正承受失敗的打擊。如果沒有這樣的意志力，沒有這樣的精神準備，而是過於功利甚至過於個人功利，過於浮躁甚至狂躁，就很容易單以局部成敗論英雄，就無所謂堅持堅韌，就很容易把自己流沙化泡沫化，一旦流沙化泡沫化，則經不起任何打擊。
就短期而言，公民運動的重振的確难以指望。但就中長期而言，我仍充滿信心。只要經濟上不出大問題，體制就會有足夠的鎮壓力量，就可以不止打壓公民運動，而且打壓所有異端，過去如此，現在和將來也不會例外。但當局無法解決兩個問題，首先是雖然有足夠的鎮壓能力，卻再沒有控制鎮壓成本的能力，其鎮壓鎖付出的道德和信用成本越來越大，正逼近極限。其次，打壓公民運動并無助於改善體制最大的短板，這短板就是現代治理。它從來只有鎮壓能力、統治能力，沒有治理能力更遑論現代治理。因為現代治理必須以公民權利的充分復蘇為條件，以公民權利充分復蘇基礎上的社會自治與官民合治為條件。打擊公民運動，凍結公民權利和公民參與，何來現代治理？怎麼可能解決現實中越來越堆積如山的治理問題？只會一味鎮壓而無力治理，則現政權怎麼阻擋自己合法性的急剧流失？即便就当局的长远利益来说，这也是损人不利己。
如果說現政權的合法性曾經主要來自經濟增長，從今往後，尤其在經濟持續高增長的好日子終結而開始下行之後，它的合法性只能主要來自現代治理。打擊公民運動本身就是狙擊現代治理，這條路是一定走不通的。它可以得計於一時，但无法长久，最後會發現千瘡百孔的體制面對治理問題百計莫出，它在這方面根本一竅不通，連幼兒園的水平都沒有。治理問題最終會發展成嚴重的政治社會危機，它註定跨不過這個坎。
所以我没有改变，还会继续走公民运动的道路。如果说公民运动的路太难，其他道路难道就容易么？
记者：新公民运动被镇压之后，您还是对中国的公民运动表达了乐观的希望。现在一年多过去，多名新公民运动积极分子被判实刑，包括您的好友许志永。 对于公民运动、中国转型的未来您现在是怎样的想法？
笑蜀：中长期我还是乐观，只对当下不乐观。当下的确太难太难。但無論多難，我們都不能怨天尤人，不能自暴自棄。不能總抱著不是八路無能而是鬼子太狡猾的心態，不要總諉過於客觀環境，總把責任推給統治者的打壓和社會的冷漠。而要告別萎靡與怨念，不斷努力，在公民運動中不斷自我成長和學習。我想，这也是许志永等受难者对我们这些还在外面的兄弟的期待吧。
在公民运动中不断自我成长和学习，这其实就是公民的自我训政。宪政到来之前，中国需要一个训政阶段，但不是统治者对人民的训政，统治者没这资格，因为最需要训政的就是统治者。公民运动则是双重训政，即对統治者的訓政和公民的自我訓政。這樣的双重訓政越充分，準備就越充分，轉型的成本就越小；如果這樣的雙重訓政根本沒機會展開，或者幻想毕其功于一役，認為民主可以無師自通一步登天，整個社會都无须準備，則轉型成本毫無疑問會最大。現在難不是放棄的理由，如果因為現在難就放棄，以後我們會事倍功半，以後我們會更難。為了以後不至於更難，今天我們必須多一分堅持，多一份成長和學習。这的确是一条不归路，我们不可能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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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公民运动——无法回头的不归路
编者按：最近两年以来，公民运动频遭镇压，面临空前困境。那么公民运动前景何在？何去何从？华盛顿邮报记者曾就此采访本人。在许志永案终审周年之际，特予发布。
记者：您觉得自习上台以来，中国的维权运动，以及您们所倡导的公民运动，中间社会的崛起，遭遇了更新更大挑战和镇压吗？如何不同？
笑蜀：当然是遭遇了更新更大的挑战和镇压。我认为习是总结了前任即胡锦涛的教训，认为胡过于软弱，不仅对体制内的贪腐势力、对权贵集团过于软弱，而且对民间力量，尤其对我和我的朋友们一直倡导的公民运动过于软弱。他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不仅要打击体制内的贪腐势力和权贵集团，也要遏制民间力量快速成长的势头，缓解民间力量快速成长带来的压力。即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记者：习政权对待维权运动态度和策略是什么？
笑蜀：总的讲就是遏制。维权如果限制在就事论事的范畴，即限制在单纯的利益层面，没有上升到普遍的权利的层面，没有直接挑战所谓共产党领导，习政权还会容忍。否则零容忍。如果有发展为社会运动的苗头，更是必须坚决打击。
这主要基于习政权的一个认知误区，即把包括公民运动在内的所有社会运动，一概等同为中国传统的群众运动，群众就是群氓而不是公民，中国传统的群众运动往往是暴民主导，是民粹与专制恶性互动引爆的社会爆炸，是灾难，近代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到共产革命到文革，都如此。中国没有全国性公民运动的先例，有的只是群众运动。这给了他们巨大阴影，他们不知道时代的变化，不知道中国正跟世界接轨，即跟公民社会全球化接轨，因而在中国正兴起一个崭新的社会运动即公民运动，即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以争取落实宪法原则、争取普遍的人权与公民权利为目标，公民自主自治自我训练的社会运动。认知障碍导致他们缺乏起码的理解能力，无法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应对，只会用老办法即传统的专政办法来应对。再加上苏东事件尤其北非茉莉花革命的刺激，让他们更风声鹤唳，更缺乏起码的安全感，更容易把以争取权利为中心的公民运动即实际上的民权运动，与仅仅以夺取政权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混同。于是更紧张，更防卫过度。
记者：您之前有提到说习是在走第三条道路，反对西方民主，但也要吸收一点现代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技术。您认为他对维权和公民运动的态度，在其政治议程/道路中占据何种位置？（或者如何是其政治议程的一部分？）这种镇压背后动机为何？
笑蜀：背后的动机，还是我在习的第三条道路一文所说：救党保权。习深刻认识到共产党政权的腐败已病入膏肓没有净土，深刻认识到共产党政权越来越丧失民心，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越来越难以挽回。如果在舆论场上、在民心上公平竞争，坦率地说，共产党已经没有竞争能力了。习要救党保权，需要时间和空间。但客观上，时间和空间确实不多了。所以在他们看来，必须首先压制住民间一切可能的竞争对手，当然主要是舆论和民心上的竞争对手。共产党要解决自己的腐败问题，共产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共产党政权才能赢回舆论和民心，才能站稳脚跟。问题是共产党现在做不到，现在共产党根本就是残躯，要在舆论和民心上赛跑，共产党根本跑不动。习近平着急，对策就是两手抓，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击腐败，改造共产党，重建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压制住民间任何可能的挑战者、任何可能的竞争对手，不给他们任何机会，保证把舆论跑道、民心跑道通通腾出来，只让共产党留在跑道上跑，为自己救党保权创造时间和空间，
记者：自从习上台以来，您自身以及您的朋友、伙伴能切身感受到环境的收紧吗？能否具体讲一下？或者说2013年当局全面镇压新公民运动是个转折？
笑蜀：我自己及我的朋友切身感受到的环境的收紧，就不言而喻了。可以说，我朋友中的活跃分子，这两年几乎被他们抓光了，以致于我这两年时政评论的主题，几乎都是救人，把我几乎变成了祥林嫂。我也不想这么苦大仇深，我也想回到自己的专业，轻松一些，从容一些。但我没办法，我停不下来，因为他们抓人停不下来，迫害停不下来。以致有朋友批评我说，我这两年变得激烈了。把我这个据说一向比较温和、比较克制、比较理性而被斥为所谓理中客的人也逼到这份上，可见当局的镇压有多极端了。
根本的转折点是2013年对新公民运动的镇压。新公民运动不走打倒、推翻、砸烂的老路，不以政权为中心而以人权和公民权利为中心，同时强调依法维权，应该说很温和，但为什么成了头号打击目标呢？原因恰恰在于它的温和——温和本身就具有巨大力量，因为温和最合人情之常，最容易进入人心与社会，最容易得到社会认同。事实上也是如此。新公民运动设置的两大公共议程，都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不是革命家自己的个别意志，而是从社会中来的，是倾听社会的结果。即它的两大诉求实际上都是社会自身的需求，代表了社会的呼声。这两大议程推出后，迅速得到社会的响应与跟进，舆论上产生了巨大震荡。两大议程之一是教育平权即农民工子女跟市民子女同城高考；二是官员财产公示。整个2012年，中国的主流媒体尤其一些主流网站都做了持续的报道与评论，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教育平权运动，签名支持的学生家长达十万之众；官员财产公示的呼声之高，以致于很多体制内人士甚至体制内高官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贤、俞正声都不能不表态赞成。这么高的社会认同，是中国社会运动的历史性突破。整个2012年，知道新公民运动和许志永的人可能很少很少，但知道同城高考、知道官员财产公示这两大议题的人很多很多。以这两大议题为核心，公民社会的力量快速积聚，公民运动快速发展。
许志永正式发起新公民运动是2012年5月，短短时间居然这么大突破。它在技术上并非十全十美，可以总结可以反思。但它的方向无疑是对的，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快速成长。当局对此完全无法适应，无法接受，他们深刻体验到温和的力量，十分惶恐，认为这是前任放纵的结果，决不能再放纵，决不能再给时间和空间，付再大的道德成本和信用成本也必须镇压。所以这几年，他们打击的几乎全是跟新公民运动一样比较理性与温和的力量，浦志强、郭玉闪、郭飞雄，都是同样气质。换句话说，只要能得到较大社会认同，只要影响力大又独立不羁，在当局看来就是罪，就是主要威胁，就必须扼杀于所谓萌芽状态。
记者：您觉得镇压会进一步加剧吗？还是会以这样的力度持续下去？
笑蜀：短时间看不到他们收手的迹象。只要他们没有遭遇足够的教训和阻力，我想他们很难改变这惯性。
记者：目前有什么具体应对策略？比如抗争方式的变化，或是目前仅仅是要先生存下来？
笑蜀：当然要考虑生存问题，要承认低潮，接受低潮。但承认低潮接受低潮不等于放弃，不多于不作为。该抗议的必须抗议，该谴责的必须谴责，否则就是对镇压的纵容与鼓励，会刺激更多镇压。
抗议和谴责的同时，还要做的是基础性的工作。必须承认，中国仍是强国家弱社会，国家跟社会的力量太不对等，整个社会都没准备，大势未成。这就注定了我们当下最该做的不是动不动就叫嚷政治决战，最该做的还是基础性的、持续性的准备工作。在公民政治社会遭到当局以举国之力狙击之后，还有广大的中间地带、灰色地带可以扎根。这中间地带和灰色地带就是基层和社区。退却不是认输，而是实实在在的转进，转到基层，进入社区，深耕基层和社区。
那么怎样深耕基层和社区呢？我认为关键是基层和社区的组织化。在基层和社区层面，倾听社会自身的诉求，提炼带有普遍性的诉求，上升到权利层面，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推动集体维权，在集体维权中发现积极公民，建立日常联系，建立共识和默契，这就是我理解的组织化的全部含义。它不是马上去建立一个组织，组织是高压线，有高风险。但组织化是灰色地带，有丰富的可能性，有广大的腾挪空间。化是动态，是过程，可以变幻无穷，需要的是坚韧、顽强、智慧与技术含量。
这即是说，现实的确严酷，但不等于没有任何空间。不绝望，不放弃，一方面承认现实条件的制约，一方面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尽可能创造机会，突破现实条件的制约，尽可能为未来做准备，尽可能给宪政打基础，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存在的价值。都那么顺利，第一是这奇迹如何可能？中国转型本来就是所有转型国家中最难的。第二是那还要我们干什么？
实际情况也不尽如此。一方面是严酷的镇压与封杀，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的力量也并没有停止生长。随便举几个例子，就在最近几年，人权律师团不是越来越壮大了吗？肉唐僧、郭玉闪等发起的人道救援性质的送饭党仍在持续；华南的劳工运动不也越来越有声有色么？如果好高骛远，抱着列宁“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的传统革命教条不放，对社会的演变没兴趣，对权利的生长没兴趣，那的确该绝望，的确只能坐等天上掉馅饼。但如果谦卑一点，以人为中心，以权利为中心，以服务社会尤其服务基层和社区为目的，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切入点，改变的机会可是太多了，那就可以永不绝望，永远乐观向上。
这就需要改变心态，从权力本位的心态，改变到权利本位、人本位、社会本位的心态。必须服务社会才可能得到社会认同，也才可能建立我们自己的社会基础，我们的主张才可能落地生根。毫无服务意识，毫无社会视角，不是首先服务社会，而是一切直奔权力而去，一切只奔权力而去，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本身就不健康，需要调整。
记者：新的镇压对您以及您的朋友有什么影响吗？对于整个社会呢？
笑蜀：每个人的承受力不同。我的承受力稍微强一些，对我打击不大。但的确有一些朋友承受不了，开始远离我，认为我多少有些敏感。对整个社会更是影响巨大，都是负面影响，很多人越来越绝望，越来越暴戾，整个社会越来越走向极化，越来越失去弹性。
记者：您之前说，公民运动实质是种调合。个人对当局政权不感兴趣，但附加条件是当局必须容忍社会运动。目前的现实看，当局似乎拒绝了这一道路。您有怎样的回应？还要继续坚持这种运动吗？还是寻求其他道路？有什么样的选择？
笑蜀：因為國家與社會力量過度的不對等，當統治者以最大決心傾舉國之力來打壓公民運動時，公民運動從總體上講不可能不落於低潮，一败再敗是必然的。中國轉型本來就是轉型史上最艱難的轉型工程，也是全球民主化最後的一道閘門。要不難，也不會那麼多黨國體制的國家都轉型了，就中國的黨國體制還巍然屹立。中國的轉型，公民運動的發展，本來就不可能一帆風順，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而不能不像當年抗戰那樣，只能屡败屡战而且只能是持久戰。
同樣如當年抗戰那樣，一败再败不構成絕望的理由，最後的勝利一定建立在不断失敗的基礎上。没有失败就没有胜利。只有不怕失敗才有希望，只有敢於屢敗屢戰，才是真堅韌真勇敢。這需要大歷史的眼光，需要歷史長程的考量，需要堅持到最後五分鐘，而且可能是無數個最後五分鐘。不知道哪個最後五分鐘會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堅信這最後的稻草一定會到來。只有抱著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心態去奮鬥，才能真正承受失敗的打擊。如果沒有這樣的意志力，沒有這樣的精神準備，而是過於功利甚至過於個人功利，過於浮躁甚至狂躁，就很容易單以局部成敗論英雄，就無所謂堅持堅韌，就很容易把自己流沙化泡沫化，一旦流沙化泡沫化，則經不起任何打擊。
就短期而言，公民運動的重振的確难以指望。但就中長期而言，我仍充滿信心。只要經濟上不出大問題，體制就會有足夠的鎮壓力量，就可以不止打壓公民運動，而且打壓所有異端，過去如此，現在和將來也不會例外。但當局無法解決兩個問題，首先是雖然有足夠的鎮壓能力，卻再沒有控制鎮壓成本的能力，其鎮壓鎖付出的道德和信用成本越來越大，正逼近極限。其次，打壓公民運動并無助於改善體制最大的短板，這短板就是現代治理。它從來只有鎮壓能力、統治能力，沒有治理能力更遑論現代治理。因為現代治理必須以公民權利的充分復蘇為條件，以公民權利充分復蘇基礎上的社會自治與官民合治為條件。打擊公民運動，凍結公民權利和公民參與，何來現代治理？怎麼可能解決現實中越來越堆積如山的治理問題？只會一味鎮壓而無力治理，則現政權怎麼阻擋自己合法性的急剧流失？即便就当局的长远利益来说，这也是损人不利己。
如果說現政權的合法性曾經主要來自經濟增長，從今往後，尤其在經濟持續高增長的好日子終結而開始下行之後，它的合法性只能主要來自現代治理。打擊公民運動本身就是狙擊現代治理，這條路是一定走不通的。它可以得計於一時，但无法长久，最後會發現千瘡百孔的體制面對治理問題百計莫出，它在這方面根本一竅不通，連幼兒園的水平都沒有。治理問題最終會發展成嚴重的政治社會危機，它註定跨不過這個坎。
所以我没有改变，还会继续走公民运动的道路。如果说公民运动的路太难，其他道路难道就容易么？
记者：新公民运动被镇压之后，您还是对中国的公民运动表达了乐观的希望。现在一年多过去，多名新公民运动积极分子被判实刑，包括您的好友许志永。 对于公民运动、中国转型的未来您现在是怎样的想法？
笑蜀：中长期我还是乐观，只对当下不乐观。当下的确太难太难。但無論多難，我們都不能怨天尤人，不能自暴自棄。不能總抱著不是八路無能而是鬼子太狡猾的心態，不要總諉過於客觀環境，總把責任推給統治者的打壓和社會的冷漠。而要告別萎靡與怨念，不斷努力，在公民運動中不斷自我成長和學習。我想，这也是许志永等受难者对我们这些还在外面的兄弟的期待吧。
在公民运动中不断自我成长和学习，这其实就是公民的自我训政。宪政到来之前，中国需要一个训政阶段，但不是统治者对人民的训政，统治者没这资格，因为最需要训政的就是统治者。公民运动则是双重训政，即对統治者的訓政和公民的自我訓政。這樣的双重訓政越充分，準備就越充分，轉型的成本就越小；如果這樣的雙重訓政根本沒機會展開，或者幻想毕其功于一役，認為民主可以無師自通一步登天，整個社會都无须準備，則轉型成本毫無疑問會最大。現在難不是放棄的理由，如果因為現在難就放棄，以後我們會事倍功半，以後我們會更難。為了以後不至於更難，今天我們必須多一分堅持，多一份成長和學習。这的确是一条不归路，我们不可能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