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需要监督，从国家权力的制度架构角度看，也确实已经有很多叠床架屋的设计，看起来希望权力与权力之间，能得到一些制衡与约束，效果如何，不好说。在靠纳税人养着，专门负责监督公权力的机关之外，还有媒体这个被称作“第四权力”的，也试图在做监督的事儿，具体效果如何，风险几多，也不好说。
除此之外，依然还有那么一些人、一些群体、一些机构，喜欢“咸吃萝卜淡操心”，不在其位却热衷于谋其政，在尝试做着监督公权力的事儿。今天想要探讨的，就是这个有难度的事情。当然，肯定有人要装外宾，说想要监督公权力，很简单so easy嘛，针对具体一个事情、一个公权机构，只要找到足够证据，公开出来即可，有必要废这么多话吗？现实，真是这样吗？
下面要列举的，就是在中国，想要做一个监督公权力的人，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以及各种考验。
第一，是个人操守。
监督别人，是不是自己首先、而且必须非常干净？有些被监督者确实试图营造这样一种氛围，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大家热议的嫖娼（首先要声明，按照现行法律，嫖娼是违法行为，应当受到应有处罚，这一点没有异议）。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舆论导向中，你监督公权，然后如果你被抓住嫖娼，二者是会被联系起来说的，嫖娼会被作为消解此前监督公权影响的良药。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你揭露他腐败，他说你超生；你路上拍到警察打人，他说你几年前曾经违章，都是这个路数。
嫖娼的人能不能监督公车私用，坐过牢的人有没有资格举报官员受贿，这本来不是问题，但在当下却成为一个伪问题，屡屡纠缠，搅混水。监督者应有较好的个人操守，这是道德要求，但并不是说道德有瑕的公民就理亏气短，犯过错，接受了应有的处罚，继续自费、自带干粮监督公权力，不仅没问题，而且依然应当得到该有的保护，不能被歧视，更不该被作为指摘、消解其监督内容的说辞。
当然，媒体职业操守是另一个问题，收了一方的钱黑另一方，或者以曝光为借口要挟被曝光者付费，这样的操守沦陷本身会带来公信力的丧失，是另外的话题。
第二，则可能是财务自由。
选择花很大精力做监督公权力的事，如果并非类似媒体行业这样的本职工作，就可能需要面临个人财务状况的考验。有自己本职的工作或事业，财务上尽可能地不受制于人，对于从事监督公权的事，会有相当助益。而且更严重的是，有不少试图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曾经或正在遭遇被监督者的报复、穿小鞋，甚至更严重的非法对待。最轻的，可能就是被调离岗位，工作被解约，找新工作突然没人敢用你，甚至家人亲友的事业与生活，都可能遇到袭扰。
当然这不是说，只有超级富豪才有监督公权的物质条件，对监督者的打击报复应当得到更多法律保障。只是在实现自身财务自由的前提下，监督公权力，底气可能会更足、更免于恐惧。尽管，本身属于富裕阶层，因参与、资助公共事务而身陷囹圄的例子也有，这里点一下，不能展开说了。
第三，监督公权力，可能还需要更多技术技巧。
还以嫖娼这事儿为例，有律师总结“被嫖娼”的套路，“一个女服务员以检查房间的名义敲开你的房间，一般人都会开，女进门后迅速脱掉自己的衣服，趟在你的床上，这时警察如期而至，后面摄影机跟上，嫖娼一事就基本定了”。这样的事情不是说笑，可能还真的存在。
中共十八大代表、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此前在文章中提到，在采访“高官的生意经”案件时曾经留话给同事，“如果有人说我在阜新贩毒了、嫖娼了，你一定不要相信”。律师李庄在重庆办案期间，关于李庄嫖娼的说法甚至出现在法庭上，但最终却无证据可查。
不信是一回事，如何防止被监督者做局陷害是另一回事。网上有律师写攻略、传授心得，比如住酒店尽量两个人一间，有人敲门一定要穿戴整齐、问清楚再开门，与同事、朋友、家人及时报备行踪，像浙江村长钱云会那样，戴一块可以同步录像的手表，或者购置一些微型录音设备随身带着，如此等等。
第四，做个监督者，最好是身体要好，学一点防身术，心理要足够强大。
监督是个与人为难的活儿，监督大的利益集团，可能会面临生命危险，但参与身边的公共事务、社区维权，同样可能遭遇拙劣伎俩的人身侵害。比如夜里走路被打闷棍，半夜睡觉家里可能被扔砖头，可能三天两头就有恐吓电话，时不时网上会有神秘人士爆各种有谱没谱的私人信息，各种辱骂各种抹黑，这也是在中国做一个监督公权者，需要提前想好，有充分心理准备的事情。
看完这些，还觉得在中国做一个监督公权力的人，很简单吗？
从明天起，做一个监督公权力的人，这可能会是受到某些英雄情结、事件影响而产生的浪漫想法。真正付诸行动之前，可能更需要一一列出存在的风险，必须面对的挑战。要不然，就普普通通、简简单单一个监督公车私用，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人在做、敢于做、能坚持做下来。
敢不敢监督，成为一个真问题，在这个问题背后，以及在前面所列困难的背后，其实是考验和衡量一个社会健康、正常与否的指标。一个正常的社会，权力谦卑，法治昌明，司法独立，媒体自由，公民才能够真正免于恐惧，监督公权力才会成为天经地义、信手拈来的事情。
转自：有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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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瘦兄：监督公权力，既要品德好还要武功高？
公权力需要监督，从国家权力的制度架构角度看，也确实已经有很多叠床架屋的设计，看起来希望权力与权力之间，能得到一些制衡与约束，效果如何，不好说。在靠纳税人养着，专门负责监督公权力的机关之外，还有媒体这个被称作“第四权力”的，也试图在做监督的事儿，具体效果如何，风险几多，也不好说。
除此之外，依然还有那么一些人、一些群体、一些机构，喜欢“咸吃萝卜淡操心”，不在其位却热衷于谋其政，在尝试做着监督公权力的事儿。今天想要探讨的，就是这个有难度的事情。当然，肯定有人要装外宾，说想要监督公权力，很简单so easy嘛，针对具体一个事情、一个公权机构，只要找到足够证据，公开出来即可，有必要废这么多话吗？现实，真是这样吗？
下面要列举的，就是在中国，想要做一个监督公权力的人，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以及各种考验。
第一，是个人操守。
监督别人，是不是自己首先、而且必须非常干净？有些被监督者确实试图营造这样一种氛围，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大家热议的嫖娼（首先要声明，按照现行法律，嫖娼是违法行为，应当受到应有处罚，这一点没有异议）。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舆论导向中，你监督公权，然后如果你被抓住嫖娼，二者是会被联系起来说的，嫖娼会被作为消解此前监督公权影响的良药。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你揭露他腐败，他说你超生；你路上拍到警察打人，他说你几年前曾经违章，都是这个路数。
嫖娼的人能不能监督公车私用，坐过牢的人有没有资格举报官员受贿，这本来不是问题，但在当下却成为一个伪问题，屡屡纠缠，搅混水。监督者应有较好的个人操守，这是道德要求，但并不是说道德有瑕的公民就理亏气短，犯过错，接受了应有的处罚，继续自费、自带干粮监督公权力，不仅没问题，而且依然应当得到该有的保护，不能被歧视，更不该被作为指摘、消解其监督内容的说辞。
当然，媒体职业操守是另一个问题，收了一方的钱黑另一方，或者以曝光为借口要挟被曝光者付费，这样的操守沦陷本身会带来公信力的丧失，是另外的话题。
第二，则可能是财务自由。
选择花很大精力做监督公权力的事，如果并非类似媒体行业这样的本职工作，就可能需要面临个人财务状况的考验。有自己本职的工作或事业，财务上尽可能地不受制于人，对于从事监督公权的事，会有相当助益。而且更严重的是，有不少试图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曾经或正在遭遇被监督者的报复、穿小鞋，甚至更严重的非法对待。最轻的，可能就是被调离岗位，工作被解约，找新工作突然没人敢用你，甚至家人亲友的事业与生活，都可能遇到袭扰。
当然这不是说，只有超级富豪才有监督公权的物质条件，对监督者的打击报复应当得到更多法律保障。只是在实现自身财务自由的前提下，监督公权力，底气可能会更足、更免于恐惧。尽管，本身属于富裕阶层，因参与、资助公共事务而身陷囹圄的例子也有，这里点一下，不能展开说了。
第三，监督公权力，可能还需要更多技术技巧。
还以嫖娼这事儿为例，有律师总结“被嫖娼”的套路，“一个女服务员以检查房间的名义敲开你的房间，一般人都会开，女进门后迅速脱掉自己的衣服，趟在你的床上，这时警察如期而至，后面摄影机跟上，嫖娼一事就基本定了”。这样的事情不是说笑，可能还真的存在。
中共十八大代表、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此前在文章中提到，在采访“高官的生意经”案件时曾经留话给同事，“如果有人说我在阜新贩毒了、嫖娼了，你一定不要相信”。律师李庄在重庆办案期间，关于李庄嫖娼的说法甚至出现在法庭上，但最终却无证据可查。
不信是一回事，如何防止被监督者做局陷害是另一回事。网上有律师写攻略、传授心得，比如住酒店尽量两个人一间，有人敲门一定要穿戴整齐、问清楚再开门，与同事、朋友、家人及时报备行踪，像浙江村长钱云会那样，戴一块可以同步录像的手表，或者购置一些微型录音设备随身带着，如此等等。
第四，做个监督者，最好是身体要好，学一点防身术，心理要足够强大。
监督是个与人为难的活儿，监督大的利益集团，可能会面临生命危险，但参与身边的公共事务、社区维权，同样可能遭遇拙劣伎俩的人身侵害。比如夜里走路被打闷棍，半夜睡觉家里可能被扔砖头，可能三天两头就有恐吓电话，时不时网上会有神秘人士爆各种有谱没谱的私人信息，各种辱骂各种抹黑，这也是在中国做一个监督公权者，需要提前想好，有充分心理准备的事情。
看完这些，还觉得在中国做一个监督公权力的人，很简单吗？
从明天起，做一个监督公权力的人，这可能会是受到某些英雄情结、事件影响而产生的浪漫想法。真正付诸行动之前，可能更需要一一列出存在的风险，必须面对的挑战。要不然，就普普通通、简简单单一个监督公车私用，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人在做、敢于做、能坚持做下来。
敢不敢监督，成为一个真问题，在这个问题背后，以及在前面所列困难的背后，其实是考验和衡量一个社会健康、正常与否的指标。一个正常的社会，权力谦卑，法治昌明，司法独立，媒体自由，公民才能够真正免于恐惧，监督公权力才会成为天经地义、信手拈来的事情。
转自：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