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三江律师案，验出法治中国的成色

/ 边界 （媒体人）

内地“死磕派”律师的又一场战役正在打响，但与此前一些个案相比，建三江律师案得到的关注到目前为止依然只有零星的微博资讯，而且正在遭遇不间断的删帖。日前，中国四位人权律师唐吉田、江天勇、张俊杰、王成前往黑龙江省建三江管理局七星农场，向当地检察院提告地方政府开设“法律教育基地”非法关押公民反被拘。后续前往营救的律师团队，拿着完整且合法的会见手续要求会见却无理由被拒，继而在当地展开绝食抗议。

保障律师最起码的会见权，这在成熟健康的法治环境中再正常不过的公民合法权利，在有特色的法治社会中却成了珍稀品。尽管，在刚刚修订颁行满一年的《刑事诉讼法》中，无论是法学界还是法律实务界，对保障律师合法辩护权利的内容都有不少期待，而且据说官方的数据显示，律师“会见难”的困局得到了非常大的纾解。据公安部监管局官方提供的数据，新《刑诉法》实施的第一个月，全国各地看守所共计办理律师会见11.8万余人次，2月份虽然只有17个工作日，律师会见人次却以30%的幅度增长。在各地，都出现了会见场所不够、会见位置短缺的情况。有与公安部接触不少的内地诉讼法学者陈卫东，甚至做出具有非常倾向性的判断，认为“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最好的是公安机关，看守所的管理变化最大”。

事实果真如此？律师会见增多，并不意味着律师会见权得到了普遍、完全的保障。真正衡量的标准在哪里？实际恰恰就在所谓的敏感案件、公民维权案件、政治案件。

以建三江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律师“死磕”风波观之，无论是已经失去自由的律师，还是前赴后继赶往当地接力的律师，其所要争取的，无非是现行刑诉法所明文保障的合法权益，但却面临无法对话、对牛弹琴的窘境。按照刑诉法的规定，只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着三类案件，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而现实的操作却是，一边是肆意扩张三类案件的适用范围，一边又以各种法无明文规定的说法为律师会见增添障碍。不止建三江案，正在进行中的许志永案、记者刘虎案，同样存在律师会见难，看守所和办案机关威胁、非难律师的情况，甚至在律协的帮助下，开始冲着律师的执业资格杀去。

最近一年多时间中，内地从上到下都呼吁所谓“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不少司法改革上的突破被称赞和期待。但是，真正衡量法治进步程度、能够验出法治社会成色的，却一定是这些为执政党所顾忌和敌视的“敏感案件”。“敏感案件”能不能保障律师的基本辩护权利，法院能不能排除政党、侦查部门的干扰做出秉公依法的判决，可以更直接地让人看到法律机关的独立性、专业性，究竟有几何？

近来在内地互联网热传的韩国电影《辩护人》，令诸多内地人权律师、刑辩律师唏嘘不已。刑讯逼供、构陷、抓捕证人、威胁围攻律师、阻止会见、剥夺旁听权利、当庭驱逐律师，电影中的种种情节，正是内地刑辩律师正在经历和遭遇的。有人指斥“死磕派”的炒作，却完全无视中国司法状况的不堪；有人不屑“死磕派”的操作，却在中国公民遭遇非法侵害时选择闭上眼。死磕派律师，死磕的是法律程序和公民权利，它坎坷但它一定会有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