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知：人为自己活着的时候，也该为帮助他人而活

 笔者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笑蜀先生发布高先生的近况。这是一幅让人不能不心酸的耄耄老人在异国他乡含泪与友人告别的画面：   一 高耀洁先生今年88岁，“流亡”美国已有6年了。 她所居住的曼哈顿上城哈莱姆区，被称为全美最贫穷和犯罪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在那间狭小的屋子里，退休多年的妇科医生，还在继续行走着她的“防艾”之路。 二 90年代初，“血浆经济”突飞猛进，多个省份创建“血浆采集站”和“血液制品企业”，致使我国艾滋病感染人群大规模爆发。尤其是河南，因“献浆”而感染艾滋病毒者不计其数，更有甚者一家子皆因“血祸”死亡。 90年代的“血浆经济”，被视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第三产业，“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在农村地区，从15岁到60岁的农民皆排队等着“赚钱”。50岁以上的人，为参与献血，把白发染黑，年龄不足者，更是谎报年龄。县城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血浆站，工作人员不间断地抽血，献血者则彻夜不息地等候抽血。虽然给予的营养费最初仅为50元，但对农民而言比种田划算。 中国艾滋病大爆发的根本因素，与地方政府利欲熏心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与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签订承包经营合同，血液目标超历年最高水平两倍之多，下辖各地疾控部门、卫生部门、医院，药厂，甚至个人开办的，或合法或非法的血浆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93年，驻马店地区就有33家血站，信阳地区更是数百家之多。 三 我们在生活中所接收到的寥寥不多的艾滋教育，主流声音都是“性传播”或“毒品注射传播”，“血液传播”一直排在后面。 直到1996年，退休多年的妇科医生——高耀洁，在一次会诊中接受到一位因手术“输血”而感染艾滋的无辜女病人，艾滋病传播的罪魁祸首（血液传播），才被揪出水面。 血站工作人员用简单的方法抽血，将所抽同型血混合在一起，分离之后， 提取血浆，再将那些已经混合的血球，加上生理盐水，重新输回多个卖血者体内，以预防贫血头晕。这时，艾滋病病毒已经进入卖血者体内，感染每一个到血站卖血的人。河南驻马店、信阳等地有大量的“艾滋村”，高发时期，一天里同村就有好几位村民因艾滋死亡。 可怕的另一面，血站将采集了携带病毒的混合血浆运输至各大医院，再高价转售给需要输血的病人，如此一来，前来医院看诊，手术需要输血的无辜者也被感染。 高耀洁先生遇到的第一例艾滋女患者，正是做手术输血感染。除此之外，感染人数无可计量，有剖腹产输血感染的无辜产妇，有两岁时输血感染、四岁时病发死亡的无辜儿童。 争先恐后的卖血人 四 高耀洁长期深入疫区奔走，明察与暗访，见到的病患越多，对艾滋血祸了解越深入明晰，就越无法视而不见与袖手旁观。 她说，河南有53个县曾经卖过血，如以每个县平均2万感染者计算，就是106万。她意识到这场灾难的庞大，恐怖，将是一场祸国殃民的巨灾。 她开始自费撰写防艾宣传手册，在长途汽车站，在火车车厢里向旅客发放。她认为这个贡献比本职医生工作更大，看门诊一天最多只能诊治几十个病人，但积极宣传预防艾滋病工作，每天都能唤醒成百上千的人，让他们掌握防艾知识，从而拯救更多的生命 。 多年来，皆是她亲自跋涉，走乡串户，将防艾宣传册散发到那些对艾滋病毫无了解的农村和山区。给众多被艾滋病沉重打击的人们带去食物、衣服、药品和现金。她为那些已故艾滋病患者的孩子提供帮助，让他们重新上学。 从1999年至2009年，她发了超过128万份宣传单，共编写了七册有关爱滋病书籍，其中一本名为《爱滋病预防和性传播疾病》的小册，分发给了医院、学校、工厂和农场，总计印刷超过38万册。“防艾”至今，高先生自费愈一百多万人民币，几乎倾尽毕生所有。 然而，她的调查和推动工作并未获得官方的称赞，反而因此受到监视与打压。她成了地方政府官员恐吓和威胁的目标，唯恐被她害了权路与财路。 官员们窃听她的电话，拆看她的信件，没收她的照片，取消她在大学的讲座，不让她与记者见面，阻止她去境外领奖，甚至给她贴上“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标签，多次将她非法软禁。 2007年，她终于突破这“隐形的封锁”，到美国华盛顿领奖，这是她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七个奖项中的第六项（环球女性领袖奖），也是她第一次能够出国领奖。多亏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以个人身份致函中国国家主席，时任国家主席的胡书记和副总理吴仪作出批示，河南地方官员才不得不同意放行。只是，一从美国领奖回到家，马上又处于被河南当局严密的监控中。直至2009年5月“密谋出走”美国。 高耀洁说：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己，不会隻身出走在外，这次盲目外出， 不知所从，只是為了把这些资料（爱滋病疫情的三本书）留给后人，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的归宿？ 五 在这样一个国家，个人的顽强不屈非但不能打动一些人的心灵，还会诱使他们做出更残酷不仁的行为。 你不服没有关系，但你总有亲人，总有孩子，有的是你的软肋，有的是钳制你的办法。 河南官僚为阻止高耀洁揭穿艾滋血祸黑幕，不仅对她进行非法软禁，更是连同她的儿女一并牵连。她的小女儿为此失去工作，重压之下生计维艰，最终只好移民加拿大，宁可在那里领救济金生活，也不愿再回国内。她的儿子郭锄非也曾因她坐过三年牢。 高耀洁曾请求《环球邮报》的记者帮忙寻找她的外孙女。 “她现在有15岁半了。”提起孙女，高耀洁老泪纵横。 “我太想念她了。可是我不能放弃我的工作。” 六 时至今日，我们还是对艾滋病有着相同的误解，认为不去嫖妓，也不卖淫，就不可能得艾滋病，更令人不安的是我们认为艾滋病患者都有性乱行为，艾滋病是“脏病”。 高先生说，在全国范围内仍然有很多地下卖血站，有许多卖血者每两天到这类站点卖血一次，输污染艾滋病病毒的血液，感染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现在我们知道，十多年前的河南“艾滋血祸”黑幕，当初的肇事官员们，最高的今日已然位居常委之列，大鱼小虾各有去处，没有一个人因这场悄无声息的世纪灾难遭受处分。而那比战争伤亡更惨烈的，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因着“卖血”、“输血”而毁了一生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们，还在用他们苟延残喘的无辜生命为这些利益集团买着单。 七 在2006年以前，高耀洁的丈夫郭明久还没有离世，那时候他曾问她为什麼要做这项工作，“我们在家安度晚年岂不更好吗？” 高耀洁告诉老伴：“作为医生，我们不能眼睁睁看人死而不伸出援助之手。” “人为自己活着的时候，也应该为帮助他人而活着。” 高先生在纽约的居所经常有学生拜访，大家都亲切地叫她高奶奶。一次，学生问：奶奶，如果还有下辈子，你会选择做什么呢？还会走上“防艾”道路吗？ 高耀洁说：我想做癌症，但是永远也不会参与政治，也不想再做艾滋病了，太苦太难了。 她永远也不愿参与政治。可她又何尝不知道，很多时候，实非你我愿意不愿意，而是政治早已蔓延到生活的每一角落，参与戕害着我们的生活，它不由你我左右，它生根发芽，长在每一寸土地里，我们甚至都不能奢求一份踩地雷的侥幸，常常是脚踏到哪里，哪里就踩到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