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伟江：通向正义之路，道阻且长

穹顶之下，直面人祸和天灾引发的灾难，就是直面我们自己，以及未来与我们生活在同一道法律之门的子嗣后裔！困境倒逼，有一大洋彼岸的名律师以法律之名打响史上最艰难的公益诉讼之战，最终赢在法庭。重温美国这一经典法学案例，一睹法律人如何以勇气、魄力和睿智挽救破局！短兵相接间探秘美国人治矿难时代正义何以实现之际，也扣响中国环境公益诉讼之门！

《正义永不决堤》杰拉尔德.M.斯特恩/著 许身健/译

看1972年时发生在美国的诉讼，如果拿1972年的中国司法状况来比，没有任何可比性，好在人总是会在当下，以当下的中国司法经验来比对，还是挺有启发和感触的。本书作者作为一个哈佛法学院毕业的精英，执业于一个华盛顿大律师所的律师，花几年时间去参与一个法律援助，在美国是常态，因为之前出现过民权运动律师南下。在我国，很少看到一个大的商业律师事务所，会出现在此类的案件中，垫资去做这种劳苦累心的诉讼，目前出现在大众媒体面前的维权律师、公益律师，多数出自中小的律师事务所，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看来还未必。但从本书作者的经历来看，中美的受害者，在各自的司法遭遇中，要实现正义，均非易事。

本案中，作为被告皮茨顿公司，其建筑水坝时，丝毫没有考虑到下游居民的安全，最终在大雨之下，大坝垮掉，吞噬了125条生命，几千人流离失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125，但在家人眼里，这都是，慈爱的父亲，挚爱的妻子，小脸红扑扑的孩子，最亲爱的弟弟，娇气的妹妹，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当我读到，还有三个孩子的尸体，因为无从辨认，最后葬在一起，他们的墓碑上写着：这里埋葬着三个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和另外一个男孩。他们是1972年2月26日水牛湾灾难的遇害者，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们的天父知道他们是三个小天使。我不禁泪水模糊了眼睛。灾难穿越时空，仍能打动人，所以说爱能穿越。

我们做法律援助，并非出于是要出名，或要人感谢，更多的是出于同情心，爱心，每一个人都很珍贵，每一个人的苦难，我们的心理都能感受到一些，虽然做不到感同身受，在自己的邻居、同胞，向你伸出手，如果力所能及，很难忍心拒绝，但如圣经上说的，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中国业务水平最高的律师，自然多在一些大的商业事务所，如果他们能和美国同行一样，不仅仅是去设立一些奖学金，而是，以合伙人级别的律师，抽出一年以上的时间去投入公益，中国的受害者，将会得到更多的援手。如克林顿总统在序言中说，如果法律系统向每一个人开放，法官务实而清明，律师们也愿意以免费或者低收费的标准接受疑难案件的话，这个法律系统就是行之有效的。幸运的是，我们国家（美国）的许多律师正在如此践行。可以说，第三个要件而言，在中国并没有多少律师在践行。（中国的法律援助体系看似覆盖面很大，但真正做体制内法律援助的，多是经验不足的律师。笔者所指的法律援助，多指体制外的援助）。

在《水牛湾惨案》一书中，作者精心选择法院和法官，在中国很难做到，尤其是法官，因为中国的法官太多了，一个法院里有时有几十个上百个法官，而且，分案子没有规律可言，领导甚至可以指定一个自己喜好法官来办特定案件，以实现自己的旨意。而且研究判例似乎价值也不大。至于法官的务实和清明，在如此大数量的法官中，鱼龙混杂，要遇到，也只能靠运气。在书中，虽然他们只需要在三个法官中选择，但，仍然需要运气，这是司法系统无法避免的，因为，只要是人，就会有偏好。不过，如书中原告精心选择的第一个法官：克里斯蒂法官，居然自动决定退出本案，因为他自己是被告皮茨顿公司总裁的老朋友。要是发生在中国，我很难敢想象会这样，这大概是精英法官，自己爱惜羽毛，也或许是怕以后新闻媒体的挖掘。在中国这一级别的法官，往往是院长，虽然不审案子，但可以决定案子的结果，而且就算是总裁的老朋友，法律上，没有院长回避，案子是具体审判员审理的，院长哪怕是总裁的亲戚，法律上都没有回避依据，自己更不会要求案子指定移送到别的法院去。

幸运的原告们遇到了一个有同情心的法官，霍尔法官，作者强调了霍尔法官出身贫苦，理解小人物的悲苦世界。令人吃惊的是，霍尔法官已经55岁，却是当地最年轻的联邦法院法官。在中国显然不可思议。可以想象，当美国最高法院的七老八十的大法官，遇到中国最高法院的一些小年轻法官，会不会目瞪口呆，这也算cluture shock ?，不过，好在美国人也早接受这种新常态了。估计也已经知道中国最高法院的很多法官，是不用办案的。坦白说，中国很多法官，其实是司法官僚。最近在提及的司法改革，不知道能否精简法官，提高待遇。目前看来，最高法院关起门来的改革，其难度，和最终的成功率，几乎和闭门造车一样，不靠谱。况且，在司法生态链中，法院位于刀把子的第三位中，观念不变，机构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被捆绑和自我捆绑着的法律人，目前而言，只能独立西风里，努力加餐饭。

比尔克林顿说的第一个条件，法院向所有人开放，在中国是很需要改革的，中国的法院经常把中国的受难者拒之门外，立案难，是因为法院缺乏足够的权威和权力，很多案子，看似可以进入法院审理，但法院最终缺乏能力判决胜诉，甚至开庭来辩一个是非曲直。美国的法官都可以解释宪法，这个问题居然仍会存在，恐怕是司法成本问题了。但，同样，只要是人组成的法院，就会有偏差，在西弗吉尼亚州发生的事情，作者们要起诉到联邦法院，是因为西弗吉尼亚州法院和被告关系好。人情，在中西概莫能外。不过，美国有联邦法院可以选择，在中国，只能吊死在一颗歪脖子树上。

书中提到的新闻媒体的监督，前期给了被告很大的压力，在中国，如果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或许遇到的是宣传通知。本案最终能够和解，靠的是律师不懈的努力，和司法的公正。因为这件事情，到开庭前已经二年多，新闻也变为旧闻了。中国的互联网和媒体，有时能给司法很大的压力，司法的对策是拖延时间，最终关注度下降，法院依然可以随心所欲。可见，日常的案子，最终需要日常的司法机构的公正，无法寄希望于一时的媒体关注。

但美国的司法进程实在太冗长，成本也很高，怪不得哈佛教授德肖维茨赞赏德国的司法，德国的司法体系，更注重于法官的主动性，而美国的基本上是完全的对抗制度。在巨无霸的公司面前，如果缺乏像作者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的支持和投入，本书中的受害者们，是难以赢得这场诉讼的。就连书的最后，作者也认为，被告选择和解，也是让原告和律师们觉得如释重负，否则，原告们能否熬过这漫长的诉讼。很多事情，就如作者说的，我能感觉到上帝之手在这件事上的安排。对于被告来说，也怕引发连锁反应，以及最终判决的天价数字，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天价赔偿，我们的赔偿，和西弗吉尼亚州一样，是封顶的，一条生命大概也就最多不到一百万。念斌坐了8年死囚冤狱，也就赔偿113万元。书中提到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发生在念斌身上，在发生在被纪委双规的某些家属身上。书中谈到的reckless（不计危险后果），也让我想起，对复旦投毒案中对被告主观故意的争论。但无论如何，书中提及的美国的专家证人出庭制度，也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复旦投毒案缺乏足够的专家出庭，且审理时间只有一天，和美国的冗长诉讼比，却是走了另一个极端。念斌案中，两方的专家多次出庭，对澄清事实，起到了关键作用，当然，这对律师的考验和压力，也是非常巨大的。中国律师也迟早会遇到这样的考验的。

这世界，通常是犹如皮次顿公司等巨人掌控的，他们崇拜强力和钱财的。而学法律的人，犹如祭司一般，应该是想到真正的法律是神圣的、是公正的，犹如上帝刻在人心中的律法，也就是中国人说的良心一样，在这个红尘滚滚的世界，所有的法律人，凭良知和所学的法律，克服钱财和权力的引诱，其追求司法公正，这是一条窄路，但也只有这条路，才通向正义的源头。水牛湾类似的灾难不会杜绝，法律人的努力也永远不应停止，爱是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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