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翰：“怀着温情热愛正义”

第四十九期 “怀着温情热愛正义”

“黑暗时代的人们”按：

其实，我到现在都还不是很明白，柴静《穹顶之下》播放之后，整个舆论状态怎么也会被搞成现在这种雾霾状态的。除了针对片子内容本身的正常批评（这部分公允的舆论极其罕见）之外，冲着柴静本人的人身攻击此起彼伏，对此，我实在是极度纳闷，难道有那么多人喜欢被雾霾呛死？

看起来好像也不是。

那么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阴谋论甚至发达到这样的地步，就在《穹顶之下》已经被“有关部门”明令封杀之后，还有人说要判断《穹顶之下》是不是官府的阴谋，还要看柴静会不会入狱。我想，对于这些人来说，如果柴静真的入狱，他们还会说，要判断是不是官府的阴谋还得看柴静会不会被枪毙。阴谋论是无止境的。在中国这个迄今没有正常政治的国家，对官府进行阴谋论猜测许多时候是不得已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一个普通人是不应该这样的，哪怕她是公共人物。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说，城邦的原则是正义，而主要善德是友愛，没有友愛作为基石，正义是不可能的。许多新兴民主化国家之所以路途跌宕，是因为之前的专制惯性过于强大，急刹车导致翻车的事故在政治里比比皆是，因此，处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以见习民主的自觉，进行以公民之间的友愛为基础的正义追求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然而，被专制甚至极权毒化的社会中，人们往往缺乏这一自觉，原先那种你死我活的思维惯性在很长时间里依然会是包括公共议论在内一切公共言行的主流。

所以，我的想法是，公共议论的良性健康发育既然不可能一蹴而就，那只能期盼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做见习公民，实践见习民主，像加缪说的：

“怀着温情热愛正义”。

于是，我想起这篇三年前写的书评，这个观点可能至少暂时还不会过时。

2015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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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温情热愛正义”

 

萧瀚

 

我们数百名兄弟牺牲，

就是要让人知道并不是一切都是允许的。

——《正义者》安南科夫台词

 

革命要脱离荣誉，我就会脱离革命。

——《正义者》卡利亚耶夫台词

 

 

加缪在《反抗者》中说：“革命只在文明中而不是在恐怖或暴政中被肯定。我们的时代由此向一个走进死胡同的社会提出两个问题：创造是可能的吗？革命是可能的吗？这两个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它关系着一种文明的再生。”

或许可以将加缪这段话中所谓的创造视为人们渴望的善政——例如当代许多国人所认为的只有用革命行动推翻暴政才能建立的善政。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革命行动是否包含着暴力，还是必须严格地遵循彻底非暴力精神？解决这些问题的主体到底是谁？是谁在这里会备受煎熬？

这个问题，加缪在之前的五幕剧《正义者》（1949年）中已经以加缪式的哲学、加缪式的审美精神以及加缪式的人道主义发出疑问：在这部剧作里，加缪对于是否以暴力手段进行革命的态度虽然存在很重的游移性质，更多是将暴力革命作为一种现实来讨论的，因此他认为即使因革命而使用暴力也不得伤害无辜，同时，他也认为暴力革命者应当勇敢地承担暴力责任，而加缪的深刻在于，他认为即使这些问题都处理得相当好，对于革命者本身来说，依然是荒谬的。

这是加缪根据真实的历史，即1905年发生在俄国的一个社会党人五人小组刺杀塞尔日大公事件改编的。加缪不是以有罪的英雄来讨论革命者，而是以荒谬的反抗者终而归于荒谬来讨论暴力革命者——然而，因为卡利亚耶夫不求赦免但求一死，从而用自己的生命超越了荒谬，因此，加缪笔下的卡利亚耶夫毫无疑问也属于加缪的荒谬英雄系谱中一员，如此一来，从哲学上，加缪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暴力革命，他就像个哲学警察，再次给革命贴了一张写着“荒谬”两字的罚单——当然，这是加缪哲学关键词意义上的“荒谬”，而不是别的荒谬。

从社会运动而不是哲学角度看，加缪的《正义者》提出了极重要但常常被忽视的革命伦理问题，这直接涉及什么样的革命才能被不得已的肯定，革命者如何对革命承担后果与责任，因为这还涉及“创造”，即革命者通过革命推翻暴政、建立善政，以及通过承担革命后果的责任为如何建立善政提供道德示范。加缪沿着70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提出的革命是否必然导致败坏一切伦常的虚无主义问题基础上继续思考，他在《基里洛夫》一文中说过“基里洛夫的枪声将成为最后的革命信号”（基里洛夫是《群魔》中的一个工程师，因为形而上的自由原因声称要自杀，从而替谋杀沙托夫的彼得掩盖罪行，在彼得给他的认罪声明上签字之后自杀，而基里洛夫也蔑视彼得所谓的事业），并且试图以西西弗精神超越虚无主义，以重建愛和创造的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塑造了这样一组群像：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和尼古拉.斯塔夫罗金这两个冷血的虚无主义者组成一个邪恶同盟，搜罗追随者，以革命为借口，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因此，如果从一种革命社会学的角度看待，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所质疑的是，如果革命可以使用暴力，那么由于暴力本身的突破伦常特性，无约束的暴力可能除了带来革命本身的毁灭，还会连锁反应地继而毁灭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于是用了整整一部小说来批判暴政以及被暴政所败坏的革命暴行，并且认为革命暴行在本质上是虚无主义，是没有信仰没有愛的荒谬冷漠的世界，它没有创造，只有毁灭。

在《正义者》中，当安南科夫向斯捷潘介绍刺杀小组另一个成员诗人卡利亚耶夫，斯捷潘嘲笑说这个名字与恐怖分子不相称时，安南科夫转述卡利亚耶夫的自辩辞：诗歌具有革命性。问题在于，诗歌具有革命性没错，而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是否以及如何具有诗意，则是另一个问题。

“干掉大公，推翻暴政！”这是斯捷潘的台词，而他还有一句台词“要炸毁莫斯科，需要多少炸弹呢？”斯捷潘和卡利亚耶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卡利亚耶夫说：“正因为我热愛生活，我才投身革命。”而斯捷潘则回敬说：“我不热愛生活，而热愛生活之上的正义。”在卡利亚耶夫第一次刺杀因马车上有孩子而拒绝投弹之后与斯捷潘的辩论中，卡利亚耶夫还说了一句：“人不仅仅靠正义活着。”但当多拉问他：“你怀着温情热愛正义吗？”卡利亚耶夫沉默无语，他没法回答，当多拉逼问他是否对她的愛高于对组织和正义的愛时，他说自己无法分开来去愛多拉、组织和正义。卡利亚耶夫是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人，如他所说，他热愛生活，也热愛正义，但他自始至终认为刺杀大公是正义的行动，是为了美好的俄罗斯。但他内心里也认为自己是个杀人犯，虽然嘴上不承认，并且对于别人（例如警察）对他这样判断怒不可遏——这怒不可遏从一定程度上说恰恰是因为击中要害，尤其在大公夫人探监之后，即使他一直用正义为自己辩护，并且不承认上帝——虽然斯捷潘看到他画十字，不向上帝忏悔，但他认为自己有自己的赎罪方式，就是无所畏惧地走向绞刑架，就是他自己说的所谓“清白”，如果他不死，他就因为刺杀大公这件事而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把绞刑架当作了自己的十字架，只是自己没发现。而大公夫人则以自己与大公一起的生活告诉他大公只是个普通人，他会跟农民一起喝酒，然而大公夫人并不明白，告诉他这些，只能促使他更加坚定地走向绞刑架，而不是请求宽恕，因为这使他从最初的标签化的正义行动中回归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你，卡利亚耶夫杀了一个人，血流遍地，残骸满街。但卡利亚耶夫所信奉的就如20世纪的上帝已死派基督徒们的信条，上帝已死，人类已经长大，人类得自己解决问题。塞尔日大公作为执政者犯下的罪恶理应得到惩罚，无论他是否跟农民喝过酒，无论他是否给穷人们施舍。这就好比后来的希特勒不管是否在街上亲切地抱起过孩子，但他残忍的屠杀和发动战争等罪行，使得朋霍费尔这样的圣徒也参与了刺杀他的行动。

于是，暴政无可避免地给那些热愛正义者制造了两难的伦理困境：如果你不使用暴力手段推翻暴政，暴政就不会结束，而你一旦使用了暴力手段尤其是杀人，那么革命会对这个手段本身提出质疑：你何以自处？你何以向你所向往的革命之后的美丽新世界交代？你和你所反对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区别？

加缪使用了两重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不能对儿童动手——这似乎来自《圣经》那句“你不可对那童子动手”著名的典故，这是剧情的安排，而事实上内容要丰富得多，概括地说，就是不能对无辜者动手，孩子只是无辜者的代表；第二，暴力革命者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从通常的伦理学角度看，加缪的这一方法，已经十分严格地符合政治革命的伦理要求——比我曾经谈过的政治革命伦理要严格得多，至少可以说已经给政治革命找到了一种几乎完美无缺的外部正当性支持。

但加缪的探索并不仅限于此——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哲学家了。

剧中暴力革命者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卡利亚耶夫自动接受绞刑。或许加缪的潜意识中会认为，从人道主义和平等精神出发，暴政的执政者和暴力革命者分处暴力两端，但两极相通，因此，在迫不得已时，以暴易暴如果无法绝对避免，那么针对暴政执政者实行了暴力革命的行动者，也应该自动地意识到自己的罪行，即使这种罪行是无可奈何的。因此主动承担责任，而不是被动地被施以惩罚才是暴力革命者在革命成功之后该做的。所以，剧中的绞刑并不存在惩罚性意义，即使是惩罚性的，也只是沙皇政府单方面的一厢情愿，对于卡利亚耶夫来说，这只是他主动承担罪责的一件道具罢了。即使沙皇政府和大公夫人愿意保留卡利亚耶夫的性命以换取他忏悔的灵魂，卡利亚耶夫也不屑一顾，他早就想好了，他既要实现正义，也要证明自己“清白”，甚至在绞刑架前，他都摒弃基督教的临终忏悔仪式，他要一切自主，不劳上帝帮忙。这正是加缪本人的哲学，他认为信仰宗教是心灵不够强大所致，虚无不可能用不存在的上帝（只是加缪或卡利亚耶夫的看法）来填充，人应该自己来面对荒诞，自己来面对命运，自己来面对自己行为的后果。

卡利亚耶夫无疑是个渴望正义，同时也渴望愛的人。作为他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剧中人斯捷潘，是个在监狱里受尽折磨的社会党人，由于这些经历，他成为了一个心中除了仇恨，完全视愛为可笑和脆弱的人。因此，同样是要刺杀大公，他和卡利亚耶夫有很大不同，卡利亚耶夫因为孩子而不愿投掷炸弹，宁可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宁可完不成任务——他是个人道主义者，五人刺杀小组里，除了斯捷潘不是，多拉、安南科夫、乌瓦诺夫都是这样的人道主义者，只是多拉和卡利亚耶夫是最坚定的。斯捷潘是个不择手段者，为了刺杀大公，对于他来说，什么样的恶都可以作，包括屠杀儿童，他的荒诞理由是，为了保护这两个孩子，俄罗斯还有数千万儿童在挨饿。也就是说，为了有些儿童的幸福，可以杀掉另一些儿童。然而，卡利亚耶夫说得很清楚：

“我热愛今天跟我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我要向他们致敬。我是为他们战斗，为他们牺牲。为了一个我没有把握的遥远的国度，我不会迎面打击我的兄弟们。我不能为一种不复存在的正义，再增添活生生的非正义。”

所以斯捷潘和卡利亚耶夫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斯捷潘所寄望的是个飘渺虚无的未来世界，为了那个世界可以血流成河，他并不在意那个未来世界是否真的存在，最多只是想象中的存在，一个幻觉——而他的伦理就是为了一个幻觉可以随便杀人。加缪当然熟知恰涅耶夫主义，这个斯捷潘基本上就是它的代言人。而卡利亚耶夫则不赞成恰涅耶夫主义，对他来说，即使这个世界已经邪恶透顶，需要用暴力来解决一些问题，但暴力永远不可能真的解决问题，在以正义者的姿态反抗暴政过程中，得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成为暴政本身。因此，他很清醒地看到，正义是当下的，不是未来的，是当事人本人的，不是旁观者的，大公因为是个作恶的执政者，所以应该被处死，但不能因他而累及孩子，不然就会是非正义的。因此，卡利亚耶夫对正义的热愛，有着他自己的边界，越界了，越了底线伦理之界的正义，就不再是正义，而是非正义，是邪恶。即便是在正义范畴之内，由于实现正义缺乏途径而不得不采取不符合正义本身的手段去实现，在实现之后，也得为此付出代价。

因此，卡利亚耶夫还提到了荣誉，革命者的荣誉。因此他有句朴实但掷地有声的话：“屠杀孩子不光彩。”他甚至明确表示为了不肯屠杀儿童，如果组织命令他继续不顾儿童的生命扔炸弹，那么他会“冲到马蹄下面”自杀。卡利亚耶夫说：“假如有一天，我还活在世上，革命要脱离荣誉，我就会脱离革命。……荣誉是穷人最后的财富。这你十分清楚，而且你也知道，革命中有荣誉，就是我们愿意为之牺牲的荣誉，就是使你，斯捷潘，当日在鞭子下昂首挺胸、今天还讲话的荣誉。”

于此，斯捷潘和卡利亚耶夫的分野就很清楚了，斯捷潘以一个堕落的仇恨者姿态去革命，因此他可以为了一个幻觉不择手段；而卡利亚耶夫则是因为愛而革命，仅仅为了铲除暴政而无畏，他像一个骑士一样骄傲地从革命行动中保持他的荣誉，绝不做猥琐败德苟且之事，因此，他绝不屠杀儿童，即使因此而使刺杀行动前功尽弃。这就是一个革命者应该持守的伦理。而刺杀小组的头目安南科夫则说得更简单明了：

“我们数百名兄弟牺牲，就是要让人知道并不是一切都是允许的。”

剧中人里，多拉，这个敏感多情、忧伤却坚定的革命者，对卡利亚耶夫的内心世界可谓了如指掌，她最能体会卡利亚耶夫的分裂，她也深知卡利亚耶夫的内心多么有温情，多么有愛，然而，她明知自己其实不是“适合”杀人的人，本应该像乌瓦诺夫一样离开暗杀小组，但她却继续留在暗杀小组。某种程度上说，她在理解卡利亚耶夫的同时，也有着对卡利亚耶夫的失望，就如她对自己的失望，卡利亚耶夫以死亡来弥缝自己的分裂，以超越荒谬，而多拉则以麻木和在具体刺杀行动中的回避人性与情感来消弭自我分裂，她甚至比任何人都知道“炸死大公的侄子侄女，并不能阻止任何儿童饿死。即使在破坏中，也有个顺序，有个限度。”当卡利亚耶夫下决心必须第二次杀掉大公时，明知道仇恨里没有幸福，但他只能孤注一掷，他说要走得比仇恨更远——那是荣誉，而他却说是愛。而多拉则否定了他这一说法：

“流血太多，暴力行为太多。真正热愛正义的人，是没有权利愛的。他们都训练成我这样，昂首挺胸，目不转睛。在这些自豪的心中，哪有愛的容身之处？愛，雅奈克，就是微微低下头。而我们，我们的颈脖都是僵直的。”

卡利亚耶夫于是说了句“但是我们愛人民。”但多拉则对此表达了足够深度的怀疑：

“的确，我们愛人民。不过，我们对人民的愛没有依凭，是博大的、不幸的。我们远远脱离人民，关在自己房间里，沉溺在自己的思想里。而人民呢，他们愛我们吗？他们知道我们愛他们吗？人民默然无声，多么寂静，多么寂静……”

卡利亚耶夫回答说：“然而这正是愛，全部奉献，全部牺牲，不图报答。”

多拉再次质疑：“可能吧。这是绝对的愛、纯洁而孤独的幸福，这正是使我神魂颠倒的愛。然而有时候，我心里不禁琢磨，愛会不会是另外的样子，是不是能停止单方表白，并时而得到回答。我想象这种情景，瞧：阳光灿烂，头微微低下，心摆脱骄傲，胳臂张开。啊！雅奈克，要是能忘掉人世的悲惨，哪管忘掉一个钟头，尽情生活也好哇！只给私心短短一个钟头，这你能够想见吗？”

多拉这两段话打碎了卡利亚耶夫所谓愛的神话，她说得很直白：我们这些革命者并没有愛人民的能力，我们只是一群为了所谓自己的荣誉而脱离人民，不会愛的可怜虫，我们只是一群自恋狂。我们既然没有能力愛人民，人民也就不会愛我们，我们的愛是虚假的，因为我们不是在生活中反抗暴政，而是把反抗暴政当作了生活，我们忘记了生活本身。如果我们将正义凌驾于生活之上——像斯捷潘说的那样，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幸福？追求正义原本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我们却因为追求正义而毁灭了生活，那么这样的正义有什么意义？这就是荒谬。而对于刺杀小组来说，如果自以为追求正义，而其实却本末倒置，那么包括刺杀大公在内的一切所谓正义，到底有多大价值？在随后与斯捷潘的交谈中，多拉在内心深处已经意识到这种追求正义的荒谬，因为他们太急躁，正义凌虐了生活本身，所以多拉呼唤人们“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正义者”，并说：

“愛需要时间。我们的时间刚够施行正义。”

这里又回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主题，愛与正义的关系。作为西方文明之子，加缪在其短暂一生的艺术成就中，时常探讨这个命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政治的基石是正义，但友愛高于正义。因为正义是城邦共同体生活的必要条件，而愛则是全部。愛与正义合一的政治才是人们欲求的理想状态，而在一个逼窄的暴政伦理空间中，愛与正义是分裂的，由于这种分裂，人们奋起而反抗暴政，问题在于，这种反抗本身若不自省，也会落入原先的窠臼，不但没能恢复原本追求的目标：愛与正义的融合，反而继承了暴政的遗产，愛与正义的人为对立。这依然是荒谬。

因此，即使如卡利亚耶夫自以为自己既实现了正义，也用死亡实现了自证的清白，于是荒谬被超越；基里洛夫也自以为是地以为用自杀超越了荒谬；然而，荒谬依然如往昔顽强而在，暴政的荒谬在于反抗暴政者常常也无法摆脱这种荒谬，以至于在寂静中轮回。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暴力反抗暴力，无论从法律上如何证成其正当性，革命者无论多么高贵地承担了他们自己的革命责任，荒谬依然没有被超越，但承担革命责任已是对荒谬最大限度的超越，虽然它是失败的。

“怀着温情热愛正义”，这不仅仅是一种说辞，而更得是生活本身，即使如此倡导的多拉本人，也没能力真正做到，当卡利亚耶夫即将被执行绞刑时，她终于对于卡利亚耶夫之死是为了别人生活得更好的说辞有了更大胆的疑惑：“如果别人也活不了呢？如果他白白死去呢？”即便如此，多拉依然不得不在麻木中继续走向被暴政和革命双重异化的暗杀生活：“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作出这种选择，却怀着忧伤的心情坚持。”

最后，多拉谈及幸福，他认为卡利亚耶夫但求一死，是因为他无法获得人世间的幸福，因此，他必得同时获得死亡和幸福，不然对他就太不公正了。而多拉对自己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卡利亚耶夫之死，她因此失去了愛人，这也摧毁了她的生活，她也像卡利亚耶夫一样以求死之心继续暗杀生活，她甚至都不再认为自己是女人，因为她要做站在最前线的革命暗杀者。

加缪这部戏剧，真可谓百折千回，从探讨革命伦理到最终若隐若现地既非肯定也非否定革命。在他那儿，革命也是一场悲剧，是一场荒谬的悲剧，那些像西西弗斯一样的荒谬英雄，抛弃了人世间的正常幸福去寻求幸福，用死亡去寻求人世间的永生，用勇敢去掩饰愛的无能，当他们不幸地将正义凌驾于生活之上时，他们在荒谬的迷雾中成仁——但他们当然是英雄，让人钦佩的悲剧英雄。

加缪总是如此，当人们还在谈论无限度的革命对革命对象以及社会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时，他已经在提醒人们注意，革命者对他们自己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而这正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道主义者最深沉的慈悲。

 

2012年7月26日於追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