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是与人（而不是狭义的“政敌”）为敌的制度与意识形态，它的使命是全面铲除人性，消灭“旧社会”，重建所谓“新人”“新社会”，而不只是满足于夺取和巩固政权。这是它的最本质规定，是它与所有其他历史上的专制独裁统治的根本区别。一般专制独裁统治的范围只限于政治领域，而对私人领域、日常生活领域还是留有余地，因为它满足于政权的稳定，并没有彻底重建社会和人性的企图。
正因为这样，正因为极权主义的野心太大，目标太高，因为极权主义的事业过于“宏伟”和“超越”，因此，它必须全面、彻底地控制日常生活领域（而不是像一般的专制和独裁那样只控制政治领域），全面彻底地铲除人性（一般独裁专制制度不可能也没有想要达到这个程度）。这是一种反人性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任何正当的做人要求都会为这个制度和意识形态所不容。
然而所谓物极必反，极权主义的危机也在这里。当极权主义对人性与人的日常生活的控制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引起人的反抗，因为极权主义不仅要求人们拥护其政权，而且要他们安于其非人处境（不仅没有政治权利，而且没有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私生活等方面任何权利）。
于是出现了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现象：即使在掌权之后，极权主义当局仍然觉得危机四伏，觉得“阶级敌人”无处不在，“阶级斗争新动向”无时不在。看“文革”时期各种大字报和官方社论，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它对形势之严峻、斗争之艰巨、敌人之顽固的极度夸大。这种夸大看似到了荒谬的、令人可笑的地步，其实是符合极权主义内在逻辑的。
比如，明明建国后不久对资本主义的“三大改造”已经完成，人民公社化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五类分子”也镇压得差不多了，知识分子早已老老实实俯首帖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制固若金汤，但最高领袖和当时的主流媒体仍然不断地宣称什么：“阶级敌人忘我之心不死”，“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资产阶级思想无时无刻不在侵蚀我们”，甚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这里所谓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思想”是什么呢？其实不过是老百姓做人的最底线要求，比如温饱，比如说真话，或者至多是保持个人自己对于日常生活（注意：仅仅是日常生活，比如在穿着打扮，在文学、绘画和音乐等方面的审美爱好）的基本选择权利与个性化爱好（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保留自己的艺术爱好，等等），而绝不是夺取政权、推翻当局统治之类的政治野心。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其说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不如说是生活与反生活、人性与反人性的斗争。比如“文革”时期要加以割除的所谓农村“资本主义尾巴”，不过是农民保留一点自留地，在自留地种点东西，养个猪，等等。极权主义的目标既然是要铲除人之为人的所有要素，包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于是这些就成为了“阶级斗争新动向”。极权主义要与这个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斗，实际上就是与人斗，与人性斗，就是与人为敌（失去了基本的物质保障和日常生活选择自由的人，已不再是人）。这是极权主义在实践中总是遇到反抗的真正原因，是它即使夺取政权之后也总是心惊胆战、觉得自己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原因。
由于自感危机重重，于是就要夸大敌情，就要“不断革命”，就必须无休止地搞各种思想改造运动，时刻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命”，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切都是为了防范人性的复苏，为了让人们彻底安于奴隶状态。这个“继续革命”的目标，与其说是为了清除政敌，不如说是迫使人永远放弃做人的任何希冀（比如物质生活的哪怕一点点改善），于是农民留一点自留地，拿自己养的鸡鸭到市场上交易，换来好看一点的衣服，就是必须革掉的“资本主义尾巴”。这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尾巴，而是低得可怜做人要求。
最后，极权主义与人为敌，使人陷于极度贫困，彻底丧失人性和人的基本尊严，但又要证明自己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正当性，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自己统治下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也就是说，极权主义要做的事情，是要把现实生活中的极度无理和荒谬说成是极度合理和美好，把歪理说成真理。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要做到这点，除了最终依赖暴力以外，还要求一套特殊的合法化论证策略，这就是彻底摆脱常识和经验现实来论证一个社会制度是否合理，转而诉诸最高的、看不见的、无法经验和感知的“意志”“终极”，放弃眼下的今天，着眼所谓“未来”。这些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价值和目标的最大特点，就是无法通过经验进行检验，无法用今天的现实证明其虚妄和荒谬（“大跃进”时期“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失误”就是把目标定得太过具体，具体到可以量化，比如钢产量多少，粮食产量多少等等，结果在经验事实面前不堪一击.从此以后，好像再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具体的跃进数字），因此，它在经验现实面前变得刀枪不入：一个饿死几千万人的制度仍然是一个人世间最美好的制度！
事实证明，这样的“社会主义”作为空想和批判话语常常显得非常诱人，能够迷惑大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因为它有一套迷人、高远的理想），但一旦付诸现实就暴露其本性：它远不如自己所要取代的那个“万恶的”制度和社会。
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文化研究,,有论文和随笔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