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冤成功的吴昌龙，站在自家阳台上，对着天空展开双臂（资料图）
2015年1月29日，福建高院门前。两年前送红薯的“死磕”律师伍雷又来了，不过这次，他手里拿的是面锦旗。布面鲜红，五个明黄色的大字——“平冤好院长”，获赠人是福建省高院长马新岚。2014年，福建省高院判决念斌无罪释放，轰动全国。
院长马新岚没有亲自出面，一名庭长替她接受了锦旗。送完锦旗，伍雷在院子里碰到了几名法警，他叫出了他们的名字，攀谈了几句。
计划顺利得有些出乎伍雷的预料。“这次挺好的，他们没打我们。”在回程的路上，他一直念叨着。“不过送锦旗，是夸他们，他们自己也高兴的。”在伍雷送锦旗后第二天，念斌案平反被写进了福建高院的工作报告里。
近几年，各地平反冤假错案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全国似乎掀起了一场平反冤案的浪潮，十八大成了起点。如伍雷这样奋战在一线的洗冤律师们，开始嗅到了大环境改变的气息。
自十八大将“依法治国”提高到重要政治任务的层次之后，“平反冤案”就成了高频热词。2015年初，各地两会召开，在各省高院和高检的工作报告中，平反冤假错案也被当作重要成果来提及。羊年春节前后，全国两会前夕，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纷纷出台全面深化改革意见，对2012年的“依法治国”方针进行细节规定。
民间行动
对伍雷和他所在的“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团队而言，2014年是个值得庆贺的一年：
7月14日，在牢中度过5年春秋的少年欧阳佳被宣判无罪，当庭释放，锒铛入狱之时，他只有19岁。
8月22日，与死神4次擦肩而过的念斌，经过8次审议10次开庭后，8年后，终于迎来了无罪判决书。
2015年2月9日，这个团队又迎来了一个好消息——福建高院宣布陈夏影案再审。接到消息后的伍雷哈哈大笑，激动心情溢于言表。他长叹一口气，像是终于卸下一块巨石：“哎呀，真是压力太大了。”而就在十几天前，这个山东汉子还一直絮叨着：“陈夏影案还没结果。唉，团队太需要一个案子来鼓舞士气了。”
作为全国首个民间洗冤行动组织，“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于2013年底成立。项目启动日那天，成员们还到西南民族大学法学教授林义全的墓前祭拜。原先为拯救吴昌龙而设立的“超期羁押案件援助基金”正式更名为“吴昌龙基金会”，而2014年被无罪释放的念斌，成了基金会第一位受益者。
自2011年北海案后正式踏入刑诉领域的伍雷，觉得自己已经停不下来了。在2011年8月6日的博客日志中，他写道：“会见室被铁栏杆分为内外。我的当事人杨炳棋被两个警察带进了看守所。很不幸，他甚至不敢抬头看我一眼。恐惧，压抑，给我深刻的印象。两个警察对着杨炳棋相向而坐，怒目而视。”此案之后，伍雷原先知识产权的老本行渐渐被抛在一边，因为“感觉再做其他案件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
而成立“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除了“不忍无助者眼神”的侠肝义胆，也是因为“律师们感觉国家司法大方向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自2013年开始，一系列轰动全国的冤假错案被平反。据媒体不完全统计，2013年全国共平反重大冤假错案5件，包括浙江叔侄案、河南李怀亮案、福建吴昌龙案等。14名当事人，平均每人在狱中煎熬了十多年。
2014年全国平反了12件重大冤假错案，念斌案就是其中之一。13位冤假错案当事人中，4人一审被判死刑，5人一审被判死缓，1人一审被判无期徒刑，最终都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法院宣告无罪或检察院撤回起诉。12月15日平反的内蒙古呼格案，更是震惊全国——18岁小伙在案发短短61天之后，被立即执行死刑，18年后终得昭雪。
随着司法改革进程的深入，民间推动冤案平反的力量也在集结。2014年，除“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外，另有三个洗冤计划也先后启动：北理工法学专家徐昕发起的“无辜者计划”；杨金柱律师发起的“冤弱法律援助中心”；张青松律师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家吴宏耀合作发起的“蒙冤者援助计划”。
改革与阻力
“孟建柱对他们评价比较高，所以他们现在有点上瘾了，想要解决冤案。”伍雷如此评价他们纠缠死磕了几年的福建高院。“听说他们为陈夏影案向上面写了100多封请示报告，应该说，马新岚院长他们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在某种程度上，他倒是理解福建高院的处境：“上面对他们表扬了，但他们在福建省压力很大很大。”在伍雷看来，推动冤案平反，民间舆论施加压力和体制内的力量，二者缺一不可，两者并不是完全相互对峙的。“司法要改革，你绝对不可能抛下体制不谈，不可能的。进步本身也包括体制内的进步。”
十八大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为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最高法院内部人士称，周强上任后在内部会议上曾多次强调在现时法治环境下司法公正的重要性，并要求最高法迅速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
然而最高层的决议精神，通过庞大的体系层层向下传递时，总会遇到来自各方的阻碍与桎梏。伍雷直言，福建高院在平反念斌案时受到了来自公安的压力，“当地公检法之间的协调，比从中央到地方还难”。
在念斌案宣判后，代理律师张燕生也曾对媒体表示：“他们（福建高院）这次能纠正，我还是希望表扬他们，表扬他们这一次还是顶住了压力，其实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面临的压力……所以还是应该感谢法院，纠正错误就是一种勇气。这种勇气难能可贵。”
似乎一切根源都还是归结于体制。“命案必破”和“限期办案”的压力之下，刑讯逼供变得几乎不可避免。一旦嫌疑人做出有罪供述，公安机关就会高调宣布案件告破。翻阅当年报道，不出意外的，无一不在赞颂公安“办案神勇，命案迅速告破，真相水落石出”。
而司法制度在运行了几十年后，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扭曲的生态系统。宪法中规定，司法体系中的公、检、法三家相互配合，互相制约，但在多年的“侦查为中心”的理念下，形成了“公安做饭，检察院端饭，法院吃饭”的“饭局”。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樊崇义教授曾对媒体说，他在各省调研时，有人总结目前公检法三方角色是“强势的公安、优势的检察、弱势的法院”。公安局长时常兼任常委，兼任政法委书记，这时常被人诟病“干预司法”。
当重大案件发生，上级部门“挂牌督办”，政法委介入，公检法三家协调，但“协调”时常就成了冤案的起点。1998年陈夏影案第一次开庭审理时，福州人大和福州中院人员就曾明确对三名被告人家属说：“本案已经由市政法委牵头，调集了几个部门进行协调，已经定了。你们不用到处跑了，再跑也没有用了。”
但制度在发生转变。据《新京报》梳理报道，十八大后，全国14个省份的政法委“一把手”进行了调整。省级政法委书记通常由省级党委中的一名常委兼任。在31个省份中，省级政法委书记依旧兼任其他职务有12人，其中兼任公安厅长的仅2人。根据以往惯例，通常地方政法委书记兼任地方公安系统一把手。而如今，公安系统一家独揽的格局被打破。
改变并非一蹴而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看来，近年来的冤假错案平反潮是以往改革累积下的结果，是量变的积累最终导致质变。这位挂职最高检副厅长的学者建议，政府可以仿照“文革”之后的大规模政治冤案平反计划，对过去几十年来特别是在历次“严打”中所可能出现的刑事冤案进行平反，建立一套受理、发现和救济的机制，“无疑这将有助于赢得民心。”
“谨慎的乐观”
2014这一年，伍雷天南海北地跑。
4月，他在天寒地冻的建三江绝食，和三个律师裹着军大衣，在黑夜里点着小蜡烛。回来之后，他在微博里发了一张瞪着眼睛的自拍，配了一句话：“从建三江回来，我每晚睡前摸摸我的肋骨，数量正确，于是我便幸福的睡着了。”而到了2015年1月，他罕见地发了一条“温情”的微博，配上9张鲜艳锦旗的照片——“向平冤好院长送大锦旗”，还有一颗跳动的红心。
在伍雷的微博里，依旧充满对公检法行为的怒火、鞭挞和嬉笑怒骂。但他也承认，如今社会舆论高度关注冤假错案平反，给推动司法进步带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央高调平反冤案，至少在态度上形成一种姿态，让民众看到希望。”
纵观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司法改革，虽然缓慢，但仍能看到旧体制松动的迹象。单就死刑而言，自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开始，曾有一位接近法院系统的学者对媒体透露，“与2007年相比，全国（每年）的（死刑）数字减少可能超过三分之一，有些地方（减少了）将近一半。”而即将在2015年通过的刑法第九修正案中，在继承第八修正案的基础上，更是将死刑罪名初步减少9个。
2013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了首个关于防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直指司法执法过程中产生的突出问题。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紧随其后，纷纷出台对应的细则措施。2015年春节前后，三家各自出台了深化改革意见，最高法、最高检都将“建立健全冤假错案追责机制”当作改革重点。
然而，看似如此声势浩大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叫好声。北理工法学教授徐昕发表文章直言，最高法改革意见“偏重审判权运行机制与人事制度的改革，并未触及司法独立的根本问题，整体上仍属于过渡方案”。
律师界对目前司法改革的态度，仍是“谨慎的乐观”。
伍雷形容自己的心境是“既有希望又失望”：“相比较30年前，相比较严打时期，司法制度绝对性上肯定是进步了，但在相对性上，进步的速度无法达到人民群众的期待，没跟上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现在对死刑案件倒是更加重视了，但造成冤案的因素依旧存在。你不能用平反冤案去掩盖制造冤案。”
“只听到楼梯响，还没看到人走下来。”在被问到“如何感受司法改革”时，有位律师答道。“办理普通的刑事案件时，律师们确实感觉到比以前顺利多了，但遇到重大案件时，这一块还是撬不动。”
就连体制内，对司法改革前景也是“谨慎乐观”。
伍雷的“战友”王万琼律师说，曾有体制内的同学告诉她，之前政府也有好多次讲“司法改革”，可最后都不了了之。他甚至反问王万琼：“这个你也信啊？”而在目前的改革措施中，最被他们看好的是“取消刑事拘留数、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项目”，而其他措施，在他们看来还未触及到本质。“希望不要是一阵风，然后一切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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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晔：司法改革——谨慎的乐观
洗冤成功的吴昌龙，站在自家阳台上，对着天空展开双臂（资料图）
2015年1月29日，福建高院门前。两年前送红薯的“死磕”律师伍雷又来了，不过这次，他手里拿的是面锦旗。布面鲜红，五个明黄色的大字——“平冤好院长”，获赠人是福建省高院长马新岚。2014年，福建省高院判决念斌无罪释放，轰动全国。
院长马新岚没有亲自出面，一名庭长替她接受了锦旗。送完锦旗，伍雷在院子里碰到了几名法警，他叫出了他们的名字，攀谈了几句。
计划顺利得有些出乎伍雷的预料。“这次挺好的，他们没打我们。”在回程的路上，他一直念叨着。“不过送锦旗，是夸他们，他们自己也高兴的。”在伍雷送锦旗后第二天，念斌案平反被写进了福建高院的工作报告里。
近几年，各地平反冤假错案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全国似乎掀起了一场平反冤案的浪潮，十八大成了起点。如伍雷这样奋战在一线的洗冤律师们，开始嗅到了大环境改变的气息。
自十八大将“依法治国”提高到重要政治任务的层次之后，“平反冤案”就成了高频热词。2015年初，各地两会召开，在各省高院和高检的工作报告中，平反冤假错案也被当作重要成果来提及。羊年春节前后，全国两会前夕，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纷纷出台全面深化改革意见，对2012年的“依法治国”方针进行细节规定。
民间行动
对伍雷和他所在的“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团队而言，2014年是个值得庆贺的一年：
7月14日，在牢中度过5年春秋的少年欧阳佳被宣判无罪，当庭释放，锒铛入狱之时，他只有19岁。
8月22日，与死神4次擦肩而过的念斌，经过8次审议10次开庭后，8年后，终于迎来了无罪判决书。
2015年2月9日，这个团队又迎来了一个好消息——福建高院宣布陈夏影案再审。接到消息后的伍雷哈哈大笑，激动心情溢于言表。他长叹一口气，像是终于卸下一块巨石：“哎呀，真是压力太大了。”而就在十几天前，这个山东汉子还一直絮叨着：“陈夏影案还没结果。唉，团队太需要一个案子来鼓舞士气了。”
作为全国首个民间洗冤行动组织，“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于2013年底成立。项目启动日那天，成员们还到西南民族大学法学教授林义全的墓前祭拜。原先为拯救吴昌龙而设立的“超期羁押案件援助基金”正式更名为“吴昌龙基金会”，而2014年被无罪释放的念斌，成了基金会第一位受益者。
自2011年北海案后正式踏入刑诉领域的伍雷，觉得自己已经停不下来了。在2011年8月6日的博客日志中，他写道：“会见室被铁栏杆分为内外。我的当事人杨炳棋被两个警察带进了看守所。很不幸，他甚至不敢抬头看我一眼。恐惧，压抑，给我深刻的印象。两个警察对着杨炳棋相向而坐，怒目而视。”此案之后，伍雷原先知识产权的老本行渐渐被抛在一边，因为“感觉再做其他案件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
而成立“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除了“不忍无助者眼神”的侠肝义胆，也是因为“律师们感觉国家司法大方向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自2013年开始，一系列轰动全国的冤假错案被平反。据媒体不完全统计，2013年全国共平反重大冤假错案5件，包括浙江叔侄案、河南李怀亮案、福建吴昌龙案等。14名当事人，平均每人在狱中煎熬了十多年。
2014年全国平反了12件重大冤假错案，念斌案就是其中之一。13位冤假错案当事人中，4人一审被判死刑，5人一审被判死缓，1人一审被判无期徒刑，最终都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法院宣告无罪或检察院撤回起诉。12月15日平反的内蒙古呼格案，更是震惊全国——18岁小伙在案发短短61天之后，被立即执行死刑，18年后终得昭雪。
随着司法改革进程的深入，民间推动冤案平反的力量也在集结。2014年，除“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外，另有三个洗冤计划也先后启动：北理工法学专家徐昕发起的“无辜者计划”；杨金柱律师发起的“冤弱法律援助中心”；张青松律师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家吴宏耀合作发起的“蒙冤者援助计划”。
改革与阻力
“孟建柱对他们评价比较高，所以他们现在有点上瘾了，想要解决冤案。”伍雷如此评价他们纠缠死磕了几年的福建高院。“听说他们为陈夏影案向上面写了100多封请示报告，应该说，马新岚院长他们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在某种程度上，他倒是理解福建高院的处境：“上面对他们表扬了，但他们在福建省压力很大很大。”在伍雷看来，推动冤案平反，民间舆论施加压力和体制内的力量，二者缺一不可，两者并不是完全相互对峙的。“司法要改革，你绝对不可能抛下体制不谈，不可能的。进步本身也包括体制内的进步。”
十八大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为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最高法院内部人士称，周强上任后在内部会议上曾多次强调在现时法治环境下司法公正的重要性，并要求最高法迅速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
然而最高层的决议精神，通过庞大的体系层层向下传递时，总会遇到来自各方的阻碍与桎梏。伍雷直言，福建高院在平反念斌案时受到了来自公安的压力，“当地公检法之间的协调，比从中央到地方还难”。
在念斌案宣判后，代理律师张燕生也曾对媒体表示：“他们（福建高院）这次能纠正，我还是希望表扬他们，表扬他们这一次还是顶住了压力，其实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面临的压力……所以还是应该感谢法院，纠正错误就是一种勇气。这种勇气难能可贵。”
似乎一切根源都还是归结于体制。“命案必破”和“限期办案”的压力之下，刑讯逼供变得几乎不可避免。一旦嫌疑人做出有罪供述，公安机关就会高调宣布案件告破。翻阅当年报道，不出意外的，无一不在赞颂公安“办案神勇，命案迅速告破，真相水落石出”。
而司法制度在运行了几十年后，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扭曲的生态系统。宪法中规定，司法体系中的公、检、法三家相互配合，互相制约，但在多年的“侦查为中心”的理念下，形成了“公安做饭，检察院端饭，法院吃饭”的“饭局”。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樊崇义教授曾对媒体说，他在各省调研时，有人总结目前公检法三方角色是“强势的公安、优势的检察、弱势的法院”。公安局长时常兼任常委，兼任政法委书记，这时常被人诟病“干预司法”。
当重大案件发生，上级部门“挂牌督办”，政法委介入，公检法三家协调，但“协调”时常就成了冤案的起点。1998年陈夏影案第一次开庭审理时，福州人大和福州中院人员就曾明确对三名被告人家属说：“本案已经由市政法委牵头，调集了几个部门进行协调，已经定了。你们不用到处跑了，再跑也没有用了。”
但制度在发生转变。据《新京报》梳理报道，十八大后，全国14个省份的政法委“一把手”进行了调整。省级政法委书记通常由省级党委中的一名常委兼任。在31个省份中，省级政法委书记依旧兼任其他职务有12人，其中兼任公安厅长的仅2人。根据以往惯例，通常地方政法委书记兼任地方公安系统一把手。而如今，公安系统一家独揽的格局被打破。
改变并非一蹴而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看来，近年来的冤假错案平反潮是以往改革累积下的结果，是量变的积累最终导致质变。这位挂职最高检副厅长的学者建议，政府可以仿照“文革”之后的大规模政治冤案平反计划，对过去几十年来特别是在历次“严打”中所可能出现的刑事冤案进行平反，建立一套受理、发现和救济的机制，“无疑这将有助于赢得民心。”
“谨慎的乐观”
2014这一年，伍雷天南海北地跑。
4月，他在天寒地冻的建三江绝食，和三个律师裹着军大衣，在黑夜里点着小蜡烛。回来之后，他在微博里发了一张瞪着眼睛的自拍，配了一句话：“从建三江回来，我每晚睡前摸摸我的肋骨，数量正确，于是我便幸福的睡着了。”而到了2015年1月，他罕见地发了一条“温情”的微博，配上9张鲜艳锦旗的照片——“向平冤好院长送大锦旗”，还有一颗跳动的红心。
在伍雷的微博里，依旧充满对公检法行为的怒火、鞭挞和嬉笑怒骂。但他也承认，如今社会舆论高度关注冤假错案平反，给推动司法进步带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央高调平反冤案，至少在态度上形成一种姿态，让民众看到希望。”
纵观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司法改革，虽然缓慢，但仍能看到旧体制松动的迹象。单就死刑而言，自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开始，曾有一位接近法院系统的学者对媒体透露，“与2007年相比，全国（每年）的（死刑）数字减少可能超过三分之一，有些地方（减少了）将近一半。”而即将在2015年通过的刑法第九修正案中，在继承第八修正案的基础上，更是将死刑罪名初步减少9个。
2013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了首个关于防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直指司法执法过程中产生的突出问题。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紧随其后，纷纷出台对应的细则措施。2015年春节前后，三家各自出台了深化改革意见，最高法、最高检都将“建立健全冤假错案追责机制”当作改革重点。
然而，看似如此声势浩大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叫好声。北理工法学教授徐昕发表文章直言，最高法改革意见“偏重审判权运行机制与人事制度的改革，并未触及司法独立的根本问题，整体上仍属于过渡方案”。
律师界对目前司法改革的态度，仍是“谨慎的乐观”。
伍雷形容自己的心境是“既有希望又失望”：“相比较30年前，相比较严打时期，司法制度绝对性上肯定是进步了，但在相对性上，进步的速度无法达到人民群众的期待，没跟上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现在对死刑案件倒是更加重视了，但造成冤案的因素依旧存在。你不能用平反冤案去掩盖制造冤案。”
“只听到楼梯响，还没看到人走下来。”在被问到“如何感受司法改革”时，有位律师答道。“办理普通的刑事案件时，律师们确实感觉到比以前顺利多了，但遇到重大案件时，这一块还是撬不动。”
就连体制内，对司法改革前景也是“谨慎乐观”。
伍雷的“战友”王万琼律师说，曾有体制内的同学告诉她，之前政府也有好多次讲“司法改革”，可最后都不了了之。他甚至反问王万琼：“这个你也信啊？”而在目前的改革措施中，最被他们看好的是“取消刑事拘留数、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项目”，而其他措施，在他们看来还未触及到本质。“希望不要是一阵风，然后一切照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