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宁:老虎是怎么养大的?

换手机、换汽车、换房子、换二奶换得很勤的中国人,政治上却长进不大,坚持制度上不冲水、不换水,导致人治制度养虎为患,反贪沦为一把越刷越脏的马桶刷子,打虎成了祖传折子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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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年中国历史有一条主线:始终坚守着挖贪官、揪坏蛋的千古不变规则——两千年来中国人兵不厌诈,特痴迷“皇上圣明,臣罪当诛”的古戏,特爱手淫宫廷权争,特爱意淫打虎英雄与除恶义士——如今真得蜜,每天都能抓两个贪官!

 其实,挖出的贪官越多,除了证明人治制度已养虎为患,已蜕变为成批制造贪官的流水线,还能证明生产的副产品,就是纳税人养肥了老虎后再转身当看客,欣赏三个回合打翻大老虎的折子戏。

 老虎、苍蝇也是人,围观打虎、拍苍蝇的也是人,而“专制主义的本质是不把人当人”(马克思语)——人治制度就是一部人整人的绞肉机。

林语堂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热衷于看“皇上圣明”也热衷于看“臣罪当诛”的看客们,不仍是些“弱智的东西”吗?

 “千里做官,为了吃穿。”一个人忍辱负重、克己复礼兼溜须拍马,好不容易才能混上个或大或小的乌纱帽。在专制制度下,一个人卖身为官与卖身为奴、卖身为妓其实也差不多。所以,小科长也不愿意被人称作“苍蝇”,大常委更不愿被人叫做“老虎”,对不对?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凡是人,谁都愿为官平安,不愿“露多大脸就现多大眼”地犯案。但“权力会败坏良知,麻木心灵,使人失去对环境的理解力”(阿克顿语)。也就是说,并不是道德,而是制度潜规则能把人变成了老虎或苍蝇:一个人被不受制约的权力腐蚀得变狂、变傻,变坏,变得招人恨,跟江青变成“白骨精”,变成“毛主席的一条狗”其实是一样的。

 把制度弊害归咎于个人恶德是转嫁罪恶。比方说,江青先是被丈夫当成夺权工具,后来又被大众当成泄愤工具,导致她既替丈夫担了罪责,又替制度担了罪责——中国人曾把现代版本的“君贤臣佞”“夫贤妇佞”“女人祸水”“内宠乱国”归咎到她身上,她就成为人人想打的大老虎,也成为维护“权贵恶政”(孙立平语)的替罪羊。作为政治绞肉机的权贵恶政,对于一个女性的糟践与不公,江青不是一例吗?

 统计显示,仅1978年至2010年间被问罪的省部级官员已有120人(我所知重罪轻罚的远不止这个数字),全都堪称大老虎吧?这一百多个案子里,老婆、子女、情妇、秘书、司机、副手、下属被抓被判的,自杀的、病死的,许多案子里都有一堆吧?可以说,被制度绞肉机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伦悲剧比比皆是。

 贪官当然罪有应得。但为什么前浪死在沙滩上,后浪比前浪更猖獗呢?凡是人,不管他是官是民,都会趋利避害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是个政治学、经济学常识。政治制度上的分权与制衡,选举与轮替,监督与弹劾,既能遏制权力滥用,也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官员人权。

 布坎南早就指出,“人就是人,不能说一个人当了总理或部长就会改变自己的经济人本性,不能说同一个人在经济上是利己主义者,到了政治上就变成克己奉公的利他主义者了。”

 每个官员,都会追求个人威望、任职业绩以及资源与财富最大化。仅就政治人与经济人本性一致而言,每个官员这么做不一定犯罪。犯罪会犯在哪里呢?犯在“权贵恶政”上——集权制度使官员有条件恣意妄为,所受到的监督制约少到近乎无,人就会变成食肉的老虎或食腐的苍蝇。

 谁都知道,贪腐是我国集权、特权的人治制度的变种——干部训政制度的孪生物,是“官治、官有、官享”取代了“民治、民有、民享”所派生的。“缺乏法治的权力”也即人治,作为中国人的“阿琉克斯之踵”,才是我们泥足深陷贪腐的制度性根源。离开了法治取代人治的制度改革,反贪不就成为一把越刷越脏的马桶刷子吗?

 朱元璋的扒皮揎草是绞肉机,毛泽东的群众整干部,干部整群众;干部整干部,群众整群众的运动也是绞肉机,亲历者谁能忘记?用整肃和更换干部的办法反腐肃贪,死在沙滩上的前浪与汹涌而至的后浪比,不是小巫见大巫吗?

 显然,养虎为患的制度,使得反贪像是愚公移山的低效劳作:人道成本与财务成本双双高企,看客们收获了宫廷窥秘癖的满足,报应了比自己混得好的人的倒霉遭殃的同时,也把当官弄成了比下井采矿、上山伐木、出海捕鱼、消防灭火还危险的职业,变成了好人变坏人、变老虎、变苍蝇后的大变活人马戏。

 我们常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做坏事,好制度也能防止坏人做坏事。也就是说,只办贪官不改制度是治标不治本的。难道习惯了历史死循环里打转转的中国人,真的喜欢养虎为患后再不断打虎,永做自娱自乐的看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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