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手机、换汽车、换房子、换二奶换得很勤的中国人，政治上却长进不大，坚持制度上不冲水、不换水，导致人治制度养虎为患，反贪沦为一把越刷越脏的马桶刷子，打虎成了祖传折子戏。
两千年中国历史有一条主线：始终坚守着挖贪官、揪坏蛋的千古不变规则——两千年来中国人兵不厌诈，特痴迷“皇上圣明，臣罪当诛”的古戏，特爱手淫宫廷权争，特爱意淫打虎英雄与除恶义士——如今真得蜜，每天都能抓两个贪官！
其实，挖出的贪官越多，除了证明人治制度已养虎为患，已蜕变为成批制造贪官的流水线，还能证明生产的副产品，就是纳税人养肥了老虎后再转身当看客，欣赏三个回合打翻大老虎的折子戏。
老虎、苍蝇也是人，围观打虎、拍苍蝇的也是人，而“专制主义的本质是不把人当人”（马克思语）——人治制度就是一部人整人的绞肉机。
林语堂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热衷于看“皇上圣明”也热衷于看“臣罪当诛”的看客们，不仍是些“弱智的东西”吗？
“千里做官，为了吃穿。”一个人忍辱负重、克己复礼兼溜须拍马，好不容易才能混上个或大或小的乌纱帽。在专制制度下，一个人卖身为官与卖身为奴、卖身为妓其实也差不多。所以，小科长也不愿意被人称作“苍蝇”，大常委更不愿被人叫做“老虎”，对不对？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凡是人，谁都愿为官平安，不愿“露多大脸就现多大眼”地犯案。但“权力会败坏良知，麻木心灵，使人失去对环境的理解力”（阿克顿语）。也就是说，并不是道德，而是制度潜规则能把人变成了老虎或苍蝇：一个人被不受制约的权力腐蚀得变狂、变傻，变坏，变得招人恨，跟江青变成“白骨精”，变成“毛主席的一条狗”其实是一样的。
把制度弊害归咎于个人恶德是转嫁罪恶。比方说，江青先是被丈夫当成夺权工具，后来又被大众当成泄愤工具，导致她既替丈夫担了罪责，又替制度担了罪责——中国人曾把现代版本的“君贤臣佞”“夫贤妇佞”“女人祸水”“内宠乱国”归咎到她身上，她就成为人人想打的大老虎，也成为维护“权贵恶政”（孙立平语）的替罪羊。作为政治绞肉机的权贵恶政，对于一个女性的糟践与不公，江青不是一例吗？
统计显示，仅1978年至2010年间被问罪的省部级官员已有120人（我所知重罪轻罚的远不止这个数字），全都堪称大老虎吧？这一百多个案子里，老婆、子女、情妇、秘书、司机、副手、下属被抓被判的，自杀的、病死的，许多案子里都有一堆吧？可以说，被制度绞肉机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伦悲剧比比皆是。
贪官当然罪有应得。但为什么前浪死在沙滩上，后浪比前浪更猖獗呢？凡是人，不管他是官是民，都会趋利避害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是个政治学、经济学常识。政治制度上的分权与制衡，选举与轮替，监督与弹劾，既能遏制权力滥用，也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官员人权。
布坎南早就指出，“人就是人，不能说一个人当了总理或部长就会改变自己的经济人本性，不能说同一个人在经济上是利己主义者，到了政治上就变成克己奉公的利他主义者了。”
每个官员，都会追求个人威望、任职业绩以及资源与财富最大化。仅就政治人与经济人本性一致而言，每个官员这么做不一定犯罪。犯罪会犯在哪里呢？犯在“权贵恶政”上——集权制度使官员有条件恣意妄为，所受到的监督制约少到近乎无，人就会变成食肉的老虎或食腐的苍蝇。
谁都知道，贪腐是我国集权、特权的人治制度的变种——干部训政制度的孪生物，是“官治、官有、官享”取代了“民治、民有、民享”所派生的。“缺乏法治的权力”也即人治，作为中国人的“阿琉克斯之踵”，才是我们泥足深陷贪腐的制度性根源。离开了法治取代人治的制度改革，反贪不就成为一把越刷越脏的马桶刷子吗？
朱元璋的扒皮揎草是绞肉机，毛泽东的群众整干部，干部整群众；干部整干部，群众整群众的运动也是绞肉机，亲历者谁能忘记？用整肃和更换干部的办法反腐肃贪，死在沙滩上的前浪与汹涌而至的后浪比，不是小巫见大巫吗？
显然，养虎为患的制度，使得反贪像是愚公移山的低效劳作：人道成本与财务成本双双高企，看客们收获了宫廷窥秘癖的满足，报应了比自己混得好的人的倒霉遭殃的同时，也把当官弄成了比下井采矿、上山伐木、出海捕鱼、消防灭火还危险的职业，变成了好人变坏人、变老虎、变苍蝇后的大变活人马戏。
我们常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做坏事，好制度也能防止坏人做坏事。也就是说，只办贪官不改制度是治标不治本的。难道习惯了历史死循环里打转转的中国人，真的喜欢养虎为患后再不断打虎，永做自娱自乐的看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