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德参与了四川杨柳村的灾后社区营造。灾后的杨柳村民自己搭起轻钢架构，完全不依靠包工队，自己建造出抗震环保的羌民族建筑。
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主任罗家德看来，中国有两个地方最应该率先发展乡村社区营造：一是长三角，二是珠三角。他认为，回到乡村的情结之所以越来越浓重，缘于城市人的追求正从“仓廪实”到“知礼节”。不过，他认为，不用那么有情怀地说一定要下到乡村，不限城市，不限乡村，社区营造，不妨从自己所处的小区做起。
重新找回人与人的关系
记者：如何让不断“空心化”的乡村重新焕发新的活力，这是个深刻的命题。您在乡村社区营造方面有着许多实践，您认为乡村社区营造应该怎么搞？
罗家德：我从事社区营造的研究，但是一直要求自己不要只顾埋在书堆里鼓捣理论模型，我们在各式各样的社区营造点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基地，也就是直接进入乡村、进入小区、进入街道，研究不同的社区营造该怎么做。
汶川地震之后，我去了四川杨柳村。杨柳村的灾后社区营造项目已经做了四年。到了当地，发现那里“好山好水好无聊，大家都在往外跑”。如何把这个村的文化和人都留下来，过上和城市一样美好的生活？社会学者都以为发展靠政府、市场和社会齐头并进、平衡发展。选择进入灾区、社区进行社会学实践，我们想探索的是找到一条社会治理创新的未来可以走的路。
记者：社区营造的意义是什么？
罗家德：社区营造不是什么新鲜事，最早从英国开始。其本质就是重新找回人与人的关系，让在工业化、城市化后原子化的个人重新融入整个社会生活中。
在我看来，所谓“社区营造”，就是社区居民自组织起来，政府提供一定经费，给予一定引导，再由公益组织提供专业知识帮扶。它的理论最核心部分是社区居民，社区居民怎么形成他们的协会、我们外来能人怎么和内部能人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提供政策，提供资金，提供足够的动力，让民间组织活起来。在民间自发、政府引导中，让很多公益组织能进入其中，最终使社区能有自己的能力，生生不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地解决问题。
“青蛙观光”的故事
记者：您经常介绍我国台湾桃米村的社区营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能否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罗家德：桃米村本来是很穷的村子，留守的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台湾9·21大地震后，出台政策，让桃米村每家每户可以贷款建房，很多本来在外打工的农村青年都回来盖房，一大批桃米村青年返乡了。他们一边盖房子，一边讨论：我们的家乡到底怎么办？如果没有人，盖这些房子有什么意义？他们开始重新深思：我们的家乡要到哪里去？我们的根是否能保存？
这时候，新故乡基金会来帮助桃米村做社区营造。他们发现全亚洲有51种青蛙，台湾有29种，而桃米村就有23种。为什么呢？桃米村从前是日月潭旁的一片沼泽地，后来变成生产稻米的地方。大量年轻人到都市就业后，稻田就一片片荒了，恢复成了沼泽地，各种青蛙都跑回来了。所以，桃米村新的社区营造就是做“青蛙观光”，售卖青蛙知识。
新故乡基金会人员带了许多人来做培训，教村民辨识各种青蛙，让他们知道这种青蛙叫什么名字、学名是什么、俗名是什么，最后村里的老公公、老婆婆都来接受培训了。村里做导游的绝不是雇来的年轻小伙，而是自小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村民，这就变成了桃米村的观光特色。
桃米村的民宿
后来客人多了，每家接待多少客人，大家轮着以求公平。自从各家建了网站后，就不用分配客人了。新故乡基金会人员还从台北市找来法国餐大厨教大家怎么做菜。渐渐地，大家发觉这里真的形成了一个自组织。为什么自组织那么重要？如果一位村民不懂得自组织的话，大家都想赚钱，我家盖7间房，他家盖8间房，明天另一人盖30间房。新问题就来了：过度开发，水源没有，青蛙跑光，这个村子也完了。一位社会学系老师到贵州做少数民族研究，就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很好的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被地方政府包给商人搞观光，5年后，村寨里只有小商小贩，没有人过日常生活，民族特色文化也没了，观光客自然不来了。
桃米村就自己组织起来规定，村民之间通过互相监督、互相议论，形成一种“乡规民俗”。最后大家用公共经费做各式各样的公共建设，创造出更多适合青蛙生活的栖息点，成为观光地。他们创造各种各样的办法，让都市人帮他们挖泥土、开发池塘，不亦乐乎，一晚还能收500元的住宿费，用各种方法营销文化理念，这些都是靠着社区营造，靠着村民自组织的力量，慢慢创造出来的东西。
所以说，台湾后工业化社区营造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把农村变为都市人“养生”、“养心”、“养灵”的地方。我们太忙了，人生变得很茫然，目标很模糊，需要找一个地方搞“三养”。台湾最好的住宿，不是五星级饭店，而是民宿，不是卖住一晚多豪华、多高级，而是卖感觉、卖文化体验：比如白天主人带着客人到薰衣草田地学习种植，做薰衣草香料，晚上陪客人聊天，或是带着客人看青蛙。
保留下“活的文化”
记者：在您看来，哪些乡村最迫切需要进行社区营造，有什么条件吗？
罗家德：乡村社区营造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我认为，中国有两个地方最应该优先发展乡村社区营造：一个是长三角，一个是珠三角。这两个地方的城市都已高度开发，经济不成问题，城市人的追求就可以从仓廪实到知礼节—追求精神生活，附近的乡村刚好成为都市的涵养基地可以得到发展。
其次，在乡村做自组织改造时，如何发展出自治理机制是关键，公平、公开非常重要。关系是一个好东西，但不是那种走后门、搞特权的关系，而是民间自组织的关系，可以发展出社群伦理，找到相互监督的机制，再有法律的制约，才改变了“人没有底线、只追求经济利益”的状态。就像前面提到的青蛙村，如果大家不守规矩，那只会出现过度开发竭泽而渔的状态。除了民间行业协会内部伦理相互监督，还有消费者自组织出各类消费者联盟监督，最后是政府对行业的监管，三重关卡一起努力才能解决食安问题。
记者：从自组织角度来看，如何建立平衡的治理模式？
罗家德：村民自组织起来，政府提供一定经费，给予一定引导，公益组织提供专业知识帮扶，这种“社区营造”被称之为自组织治理，管理学界叫网络，社会学界叫社区。我称之为自组织的原因是借用物理学家自组织的概念，是一个系统从无序自己演化成有序的过程。
如果是企业内的管理，有三种治理机制发挥作用，一是层级，就是命令规章流程为主的官僚系统，一是市场，就是引入市场机制到内部交易系统中，我们可以用内部价格相互交易，或在内部中间有好多不同竞争机制。一是自组织，就是在企业中鼓励员工自组织出自我导向团队或内部创业团队，这正是今天特别热门的“平台管理”、“生态系统管理”，管的是很多自主经营体。一个企业内，其实都会使用这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要是把它变成了社会管理的话，就是市场、社会，核心就是社会自组织团体，这时候层级治理主体是政府—由上而下用权力控管的就是政府。我们现在最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市场搞坏了，然后再政府控管。控管不好，又放给市场，一直没让社会发挥它应有的功能。
现在不少地方喜欢搞大拆大建，把原来的房子拆了，土地征了，这个叫做文化园区，那个叫产业园区，民怨很多。如果在规划前，有了好的社区营造，跟当地社区居民有了很好的沟通，建筑师和当地居民一起下去设计，结果会完全不一样。社区营造就是要把政府的想法和居民的想法进行一定沟通，然后体现在规划里。这就是文化创意，保留了居民，才保留了活的文化。靠社区营造，把我们的传统也保留下来。
文化没法山寨
记者：在您看来，一些成功的乡村自组织经验，对其他农村的社区营造有什么借鉴意义吗？您觉得这种村民的自组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罗家德：我们有些农村的问题在于：面对文化资源，政府或企业会将它们圈起一个游乐园，收门票，开酒店，自己的村子却被卖掉。不出几年，本来淳朴的村民就会转变为或到村口拉客收费照相，或成为小商小贩开小饭店、小旅馆。这样你还如何看到乡村文化？遗留的只有和城市一样的人情缺失和商业化。一个地方的文化就这样被赶尽杀绝，在标榜文化创意产业的今日，我们正剿杀着文化多元性的基因。
国内惠州有个社区“拷贝”了一个奥地利小镇，外国人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会山寨别人的文化。我们可以山寨街景，但无法山寨文化。小镇所拥有的特殊气质，每家人家的不同故事，都无法被山寨。
村民和商人是不同的，商人会把一切做成假的，村民则给你看最深入骨髓的东西，告诉你这与他们村庄过去、未来的联系。只有站在这个角度思考，我们才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以社区营造的角度把社会这个维度加进去，政府与商业就不再成为主导角色，而是引导与汇接功能，社会应用自有的组织抵御商业对本地固有生活的侵蚀。
在桃米村的案例中，自组织的困难是：被重新赋予意义的沼泽，钱又来自哪？一是来自自组织协会，村民非常团结，搞民宿外，还请大厨来教当地人把当地菜做到很精致。15%的民宿、10%的饭菜收入要交给协会。大家联合合作，还能将协会经费用于养老福利设施。换而言之，如何让自组织有共同意识，这是社区营造的最大难点。
记者：中国的社区营造应从哪开始？城市还是乡村，东部还是西部？现在不少年轻人很有返乡的愿望，您认为年轻人该怎么做？
罗家德：现在谈到回乡返乡，似乎有一种非常“高大上”的情调。而在我看来，不用那么有情怀地说返回自己的故乡，也不用那么有情怀地说一定是下到乡村，甚至下到边远山村。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能不能从自己身处的社区做起。如果你连自己的社区都不想去，那还能说自己有情怀？
可以问问自己你平时关心过你自己的社区吗？不限城市，不限乡村，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社区入手。在城市社区，你住的地方就是社区营造开始的地方。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人情味变得淡薄了，远比不上过去乡村中的人情味，但在大都市里，一定也可以培育出那样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