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春节，不少在城里工作、生活的人，都要返回农村老家过年。过完年后，不少人照例要对农村的变化感慨一番，失落于“民风不再淳朴”、“拜金主义盛行”云云。今年年后，一篇题为“故乡病在哪里：一个新闻民工的返乡手记”（作者孙旭阳）影响颇大。这篇文章尽管也包含了对民风变化的些许失落，但却以较大的篇幅，谈及权力运行对农村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让人读来有耳目一新之感。
在这篇文章的启发下，我也想谈谈自己对所谓“故乡病”的粗浅看法。在我个人看来，农村地区“拜金主义盛行”，并不是什么值得忧虑的问题。我甚至认为，农村地区开始以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地位和价值，与以前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有人抱怨说，乡下亲戚只关心返乡者挣钱多不多，不关心他们对社会贡献大不大。但其实，一个人挣钱多少，通常就是服务社会的回报，不求回报地贡献社会（比如做慈善），终究是少数挣够了钱的人，或者人格极为高尚的人，才可能专注的事情。
也有人抱怨说，乡下亲戚不再像以前那样关心你考上什么大学了。但问题是：一个人考上什么大学，为什么比一个挣了多少钱，更值得乡下亲戚关心？要知道，以前他们关心前者，并不是出于对知识的纯然热爱，而是钦羡与此相伴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在过去，农村人把考大学看成是不得了的事，主要是因为一个人只要考上大学，他就跳出农门，成了一名踏上仕途的国家干部。也就是说，人们以前重视大学生，不过是重视官僚权力的自然结果。
相对于仕途上的成功（当官），商业上的成功（挣钱）在人们价值排序中的地位上升，往往是一种重大的社会进步。因为，后者意味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以及个人自由的扩展。这种价值排序的变化，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风尚的变化。比如，在以前，农村中贫富差异状况和社会权威分配，一直都是非常稳定的；如今，随着择业渠道的拓宽和商业机会的增加，这种稳定性就不可能再继续保持了。
但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危机的存在。实际上，中国各地的农村正面临各种极其严重的危机。正如孙旭阳的文章所揭示的那样，由政治权力主导的对农村土地及其它自然资源的野蛮征收与粗暴开发，不但在农村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甚至开始引发威胁人们生存的环境危机。
这些危机的根源，不在于人们价值观念的退化，而在于一党专政体制剥夺了乡村自治的空间。这意味着，一种外来的、不对当地村民负责的政治权力，可以随意而专横地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况。而这种不向当地人负责的政治权力的运作，当然不可能以当地人的利益为旨归，而只能是主要服务于当权者及其追随者的私利。
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农村社会的特殊危机，只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普遍危机的体现。故乡的沦陷，只是国家沦陷的缩影。只不过，中国的农民较其他阶层的社会地位更低，话语权更加缺乏，他们面临的生存危机，因而也就更加严重，更加触目惊心罢了。
2015年2月25日